一次爱国的政治运动

——“公车上书”

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甲午战争”。在这次战争里，虽然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很坚决，士兵作战也很勇敢，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统治集团中投降派的从中破坏，结果还是失败了。清朝政府被迫派出头号卖国外交家李鸿章，到日本去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不但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而且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也被割给日本；不但开放了沙市、苏州、杭州、重庆等地为商埠，而且还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另外，中国人民还要支付2亿两银子的赔款。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不能不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这以前，中国就几次被西方列强打败过，如今又被东方的小国日本打败了，而且条约订得那样苛刻——割地、赔款、开商埠，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广大人民都反对投降派，反对李鸿章，一时爱国情绪在全国迅速高涨起来。人民群众愤怒地喊出：“身可灭，家可毁，而台湾尺寸之土，断不能畀之于日人！”特别是台湾同胞，更一致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同时，对于卖国投降的统治阶级，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讽刺。当时《申报》上有人写文章说：“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这表达了当时人民的呼声。但是，在这种群情激愤的形势面前，腐朽的统治阶级却无动于衷，继续过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慈禧太后带着她的满朝文武，仍然在颐和园张灯结彩，庆祝她的六十大寿。有人在北京的城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这副对联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慨和对清朝统治者的痛恨。在全国人民斗争形势的影响下，很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参加到斗争的行列里来。“公车上书”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人民群众爱国热诚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次爱国政治运动。

甲午中日战争的第二年，也就是1895年，北京举行会试，这正是李鸿章到日本去谈判求和的时候。就在这一年的4月15日，李鸿章准备答应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等地和赔款2亿两白银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件事在参加会试的举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于是以康有为为首，发起了一次“公车上书”的政治活动。康有为是广东省的举人，他在青年时候就读过西欧各国政治经济方面的翻译书籍，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他希望清朝皇帝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样子，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当他听到李鸿章准备卖国求和的消息以后，立即联合了广东省的举人，准备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清朝政府拒绝日本的要求，反对向日本屈服，并且把这封书文交给了都察院。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其他各省的举人也都纷纷上书请愿。这时候，都察院门前真是车水马龙，应接不暇。特别是台湾的举人，听说清朝政府要把自己的家乡割让给日本侵略者，很多人都痛哭流涕，表示誓死不愿离开祖国的怀抱。康有为等人看到大家反侵略情绪的高涨，就决定再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请愿运动。4月底，他邀请各省参加考试的举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松筠庵里集会，研究联合上书的问题，会上推定康有为执笔起草。他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奋笔疾书，写成了一篇一万四千多字的“万言书”。因为当时没有印刷条件，这份“万言书”就由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抄写了几份，然后分送各处传阅。大家情绪激昂，在“万言书”上签名的举人有一千三百多人。

在这封“万言书”里，康有为沉痛地指出，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国家前途岌岌可危。他要求清朝政府惩办“主和辱国”的卖国官僚和“丧师失地”的投降将帅。他要求清朝政府迁都长安，将2亿两赔款改作军费，激励天下，联合四万万人民的心成为一条心，和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纵然打一百次仗失败一百次，也不与日本讲和，最后必定“扫荡日本，大雪国耻”。

除了这些内容以外，“万言书”里还提出，要真正地挽救民族危亡，达到立国自强，还需要“变法”，也就是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改革，实行君主立宪，由人民选举议员来管理国家大事，等等。实质上，这些都是改良主义的主张。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抱着敌视的态度，对于改良政治的要求也十分害怕。他们甚至无耻地说：“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因此，他们风闻“公车上书”这件事以后，就立刻阻止破坏。在“上书”的前一天晚上，派人到各个会馆去向各省举人进行恫吓，企图阻止他们参加这个运动。阻止没有成功，又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无头告示，企图陷害参加“上书”的人。他们更集中地攻击领导这个活动的康有为，到处宣传康有为是疯子，是狂人。一时京中谣言四起，议论纷纷。果然，有一部分人在反动势力的面前动摇了、退却了。有些人就请求在“万言书”上除掉自己的名字。但是，在爱国思想的激励下，康有为和绝大部分的爱国士人都没有动摇。5月2日，大家正式把“万言书”递到都察院，参加递书的各省举人，在都察院门前排成了一里多长的队伍。清朝统治者无可奈何，只得推说光绪皇帝已经在和约上用玉玺盖了印，没有办法挽回，对于举人们所上的“万言书”，终于拒不接受。

要向腐朽的清朝政府去请求抵抗侵略、改良政治，这本来是办不到的事情，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公车上书”的举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清朝统治者身上，这种希望只是虚妄的幻想。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公车上书”这件事却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完全是正义的，这些要求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见，因为那时候人民并没有自己的舆论机关。“公车上书”以后，这封洋洋万言的《上今上皇帝书》不但传遍了北京，而且随着各地举人返回家乡，也把它带到了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受到它的鼓舞和启发。同时，“公车上书”这个行动本身，就已经冲破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严厉禁止知识分子集会、结社和议论国家大事的禁令，具有一定的斗争意义。这是清朝政府统治二百多年以来的一件大事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群众性运动。在这以后，以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改良主义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就进一步发展起来了。但是，领导这次“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却在维新运动失败以后，逃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成了反动的政治派别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