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时期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

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次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又是一次惊世骇俗的政治改革运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的斗争，交错迭出，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可以这样说：没有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政治改革就无由发生；反之，不经过政治领域中新旧势力的激烈搏斗，维新思潮也难以造成深广的影响。本文着重从政治改革的角度，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历史状况做一点勾画、剖析，以便从一个侧面来估量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作用。

一场深刻的社会震动

人们常常批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十分狭小的范围之内，并认为这是导致他们的事业最终失败的致命弱点之一。这个批评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是合理的和公正的。诚然，维新派所能依靠并直接组织到运动中来的活动分子，确实寥寥无几。正如严复所说的：“（维新党）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但是，如果就他们的活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来说，却是极其巨大的。维新派推行的政治改革，在当时成了社会各个阶层注目的中心，并且真正引起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震动，其强烈的程度，在一潭死水似的封建政治生活中是极为少见的。

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变法维新的人，都一致承认以下的事实：在政治改革趋向高潮的一个短时间里，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关心着国家大事。人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人接触中，都把变法维新作为议论的主要课题。梁启超形容当时的情形是：“上自朝廷，下至人士，纷纷言变法。”谭嗣同的描写则是：“人思自奋，家议维新。”欧榘甲的说法是：“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而唐才常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则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方新政甫行之日，明诏一下，欢声雷动，学会林立，万众沸腾。风雨杂沓，衿鳞萃，人怀召见之心，士冀特科之选。以变法改制为口头禅，以揣摩风气为绵里针。于时有目以旧党者，辄踧踖不敢任受。”这种情形在反对者的笔下也有所反映，而在语气上不免带着一点伤感的调子：“朝局岌岌不可终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今其时矣。”政治改革的旋风是如此强劲，甚至把一些平素安分守己、不问国事的人也卷了进来。有一个材料说：“至戊戌春康君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这样一句话：“神通广大的历史锅炉全部沸腾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社会地位很低的小人物、变法维新事业的设计者和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骤然进入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了众目所视的历史主角。当然，他们不仅是在一片赞扬欢呼声中，同时也是在一片詈骂诅咒声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但不管怎样，他们在当时的巨大影响，正是他们所从事的政治改革运动引起的社会震荡的确切反映。变法维新运动触及的社会生活面愈广，人们对康、梁的议论也就愈多。我们先来看看康有为。有人说，戊戌春夏，“朝野议论，无处不谈康有为”。又有人说，康有为“博学多才，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者”。还有人说：“自康有为平权改制之说兴，一时年少轻浮无识之士，趋之如市，邪说横流，几若狂澜之倒，不易挽回。”梁启超的情况也同他的老师差不多。自从他发表了《变法通议》等文章后，“此论一倡，遂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他主编的《时务报》也“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梁任公之名，由是噪起”。有的材料甚至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可以看出，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们对康、梁的态度是很不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但不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都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言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曾经激起了怎样的波澜。

上面这些材料，主要是说明变法维新所引起的社会震荡的广度问题。至于深度呢？我们不妨先引用一份外国报纸的评论。1898年11月7日《字林西报》的一篇文章说：“维新党在各个部门中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直到举世都为之震惊，认为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来，就是日本的维新速度也瞠乎其后。”

这个评论无疑带有夸张的成分，但毕竟不是无中生有。应该承认，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推行的改革运动，确实在很多方面触动、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

剧烈的震动首先反映在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维新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向朝廷上书、报章撰文、学会演说等，反复而详尽地提出并宣传自己的一系列变法改革的主张。几乎每一种宣传方式都得到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拿上书来说，本来这主要是以争取和说服皇帝为直接目的的，而且康有为的上书在起初大部分都“未达九重”，但在实际上，这些奏稿却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京师一时传抄，海上刊刻，诸大臣士人共见之，莫不嗟悚”。“原文传布，登沪上报章”, “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至于本来就以向公众宣传为目的的报章论说，其社会影响自然就更大了。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曾说：“甲午款夷后，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严，屡兴大狱，无敢轻掉笔墨讥时政者。自《时务报》出，每旬一册，每册数千言，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李提摩太也说，《时务报》的刊行“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的帝国”。维新派创办的其他报刊，也同样引起了社会的瞩目，因为用报纸议论时政，本身就是“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的创举。此外，维新派又“分日夜之力，往各会宣讲”，他们在一些学会组织的集会上演说时，常常是“楼上下人皆满，听者有泣下者”。维新派慷慨激越的呼喊怎样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我们只要看一看文悌参劾保国会的奏折中的一段话就会了解：“康有为不知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一会。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中国必亡！'……以致士夫惶骇，庶民摇惑，私居偶语，亦均曰：‘国亡国亡，可奈何！'”文悌从这种社会现象中得出“四民解体”“势必乱国而后已”的耸人听闻的结论。我们却从这种历史现象中看到了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总之，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维新思想深深地扣动了人们的心弦。

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改革运动，也对人们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拿组织学会一事来说，在维新运动以前，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除了封建时代早已存在的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以外，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性组织，人们是连想也不敢想的。由于封建专制统治一向“严禁结社”, “疾党如仇，视会为贼”，所以人们对于“党会二字，当时视如蛇蝎”。维新派开始筹组学会时，许多人不是裹足不前，就是望而却步；即使有些人心表赞同，也“惮会之名号，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在维新派的坚持努力下，这种带有鲜明政治性和浓厚学术性的社会群众团体，终于艰难地然而富于生命力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到变法维新的高潮时期，更是“学会之风遍天下”，出现了“学会如林”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又如，在百日维新时期，维新派曾经争得了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的权利，这一件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事，在当时却非同小可。梁启超说：“国朝天泽极严，君臣远隔，自内而公卿台谏，外而督抚，数百十人外，不能递折。……故虽有四万万人，实数十资格老人支柱掩塞之而已。”“故疾苦如山，积弊如海，九重万里，无由闻知，向来譬之如十七重浮屠，层层塞隔。”一般小民，不仅不能向皇帝上书，就是对王公、大臣、督抚、司道，也是侯门似海、蔽塞难通。一旦由上谕明令许天下士民上封奏，在政治上引起的巨大震动自然是可以想见的。维新派说实行这个政治措施的结果是“嘉谟入告”“民隐尽达”。这未免言之过甚。其实，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取得了多少政治民主化的实际效果，而主要是借此造成一种政治改革的浓厚空气，表示对于封建专制政治的某种冲击而已。这一点，当时已经做到。“于是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又从前仪式最严，一笔违误，即至议处，至是下僚寒士，皆不谙奏折格式，随手写折，或奏或呈或上书，或跪或不跪，或上款或下款，种种新式，杂沓可笑。至有野人渔民上书，纸有二尺长条。言及皇上，亦不抬头。”这种情况，实质上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万马齐喑、死寂沉闷的政治局面的一种抗争。

变法维新的改革运动，也深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明显的例子是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所引起的巨大震动。多少年来，读书人所习惯的生活道路，就是治帖括、习八股，然后通过科举考试，极少数侥幸者经过狭窄的孔道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绝大多数人则皓首穷经，潦倒一生。戊戌变法时发布停废八股、改试策论的上谕后，“一时缙绅士庶，田夫市侩，以及识字妇女，学语小儿，莫不交口而訾曰：八股无用，八股无用”。广大封建士大夫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得不从走惯了的老路上踅回头，重新探索一条陌生的人生道路。“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购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虽仅数月，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此外，维新派在社会习俗方面所提倡的一些改革，如兴女学、废缠足、摒弃烦琐的封建礼仪等，也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瞬息即逝的现象，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一反扑，政变一发生，封建政治即恢复旧观，改革的成果全都成了子虚乌有。这种说法，我认为并不全面。人类已经获得的东西是不会轻易失去的。且不说思想影响无法抹去，就是具体的政治成果，也不能一概废除；已经废弃了的，经过一个短时期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会重新显现出来。上引梁启超所说的“旧藩顿决，泉涌涛奔”八个字，是很能说明这一场社会震动的深刻含义的。

来自两方面的阻力

当变法维新运动刚刚失败的时候，社会上许多人士，包括维新派自己在内，都有意无意地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权力之争。康有为在逃亡途中就说过：“反维新运动，是西太后和光绪帝之间争权的结果。”王照更说：“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他甚至埋怨康有为等人不知“调和两宫”，以致引起了慈禧太后对变法运动的恶感。这种认识当然是极其肤浅的，根本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变法维新运动既然是一场改革，就必然要遇到阻力。恩格斯说：“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而旧秩序的代表总要竭力维护旧事物，以拼死的反抗来制止改革的进行。因此，把政变的发生仅仅归咎于像慈禧太后这样的个别反动分子的恶意，是不够的；事实上，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的，是整个腐朽的旧制度。慈禧太后不过是这种旧制度的最高代表。

具体一点说，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凭借旧制度和旧秩序而取得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由于改革必然给他们以损害，因此，他们就必然要敌视改革。这部分人形成了一股盘根错节的反改革的守旧势力。光绪皇帝说守旧衰谬之大臣“盈廷皆是”，宋伯鲁说“中外诸臣，半属守旧”，指的就是这些人。

关于这一点，在当时，其实不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都是十分清楚的。

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向其政府报告戊戌政变的经过时，就毫不含糊地指出，大多数满洲贵族和汉族官僚之所以要“摧毁维新派”，根本原因就是：“光绪采纳热心变法的年青一派的建议从事改革，不但危及他们的权利，甚至危及到他们的地位。”他还表示赞同地转述康有为的话说：“这些改革，将削弱他们的权力，减少他们的薪俸，甚至使他们冒着免职的危险，以便让位给热烈赞同光绪意见的年青人。”

如果这只是概括的、结论性的看法，那么，当事人梁启超的分析就更加具体、更加深入了：

今守旧党之阻挠变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于国病于民也。吾所挟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变而务实学，则吾进身之阶将绝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今一变而任才能，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吾所借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变而核名实，则吾子孙之谋将断也。然犹不止此，吾今日所以得内位卿贰，外拥封疆者，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而始能获也；今者循常习故，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乐极欲，己可以生得大拜，死谥文端，家财溢百万之金，儿孙皆一品之荫。若一旦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吾将奉命而办事耶？则既无学问，又无才干，并无精力，何以能办？将不办耶？则安肯舍吾数十年资俸奔竞，千辛万苦所得之高官，决然引退，以避贤者之路哉？故反复计较，莫如出死力以阻挠之。盖全国千万数之守旧党人，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他事不顾，而惟阻挠新法之知。

对这个问题讲得最精彩、最透辟的，倒是在改革运动中比较温谨、比较保守的严复。如果说梁启超还只是做了一些静态的分析，严复则对此进行了动态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守旧势力与敝法、私利之间的因果关系：

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者愈益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盖法之敝否，与私利之多寡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与变之难易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矣。

梁启超和严复都指出，守旧势力并非不知道改革对国家和社会是有利的，但个人和阶级的私利却是个更为现实的因素；对于这些人来说，私利在天平上的砝码是远远重于国家民族的公利的。严复进一步指出，越是迫切需要改革的腐败陈旧的“敝法”，某些人能够从中牟取的私利也就越多，因而他们也就越拼命地维护其存在，从而改革的阻力也越多，改革的困难也越大。

这些论断完全符合变法维新运动的客观实践。几乎每一项改革措施，都不免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因此他们就出而反对和抗拒。最引起他们反感的是像立制度局、裁撤冗官这样一些涉及封建统治机构的改革，由于那关系到他们的乌纱帽问题，当然反应特别强烈。康有为提出“请立制度局于内廷”的建议后，立即“朝议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于是纷纷反对，最后终于使这个建议搁置起来。裁撤冗官算是部分地实行了，在百日维新期间，发布了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及广东巡抚、湖北巡抚、云南巡抚、河东总督、各省粮道等衙门和官职的诏谕。本来，这些衙门的官员“皆无事可办，任其职者，皆养尊处优，素餐尸位，朘民之脂膏，以养此无谓之闲人”。然一旦裁撤，可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此诏一下，于是前者尸位素禄、阘冗无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皇皇，更有与维新诸臣不两立之势”。有人估计，因裁官而受到牵连失去职位的（包括一些属吏，这些人大都是大官的亲友）“将及万人”，也有的说“不下五千余人”，这些人便都成了改革运动的积极反对者。

就是一些看来并不直接伤害什么人的利益的举措，竟也为守旧势力所不容。例如前面提到的许士民上封章一事，仅仅由于上书言事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特殊权利，所以有损于特权阶层的尊严，打乱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关系，而被守旧势力认为是“第一切肤之痛”的事。他们恨恨地说：“欲天下无事，杜绝言路，自然安静，而办事者，亦可顺手。”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修理京城街道的。当时京师街道，脏乱不堪，“粪土载道，秽污山积，风即扬尘，雨即泥泞”, “洋人目之为猪圈，外省比之为厕屋”。在改革运动的高潮中，有人也想到了这件事，觉得应该加以改进。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说是件好事，既壮观瞻，又利卫生，该能够比较容易行得通了吧？谁知不然。尽管光绪为此发了专门的诏谕，但毫无动静，几经催促，最后才在宣武门前修了一小段路，算是应付一下门面。为什么连这样一件小事也难办呢？因为“修道岁支帑六十余万金，旗丁工部街道厅分之，若必修，则无可分矣，此所以不能行乎！”此类事尚且如此，其余的就更可想而知了。这使我们想起了列宁曾经引用的一句著名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何况改革并不是几何公理，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改革本身就意味着矛盾，意味着斗争，因此，任何微小的改革，也总要遭到一部分社会势力的抗阻。当然，像修理京城街道这样的小事尚且窒碍难行，则事实正好表明：封建政治的躯体已经完全僵化，毫无活力；它的腐朽已深入骨髓，实在是无可救药的了。改革的艰难正证明了改革的必要，而改革的迫切性却丝毫不能改变反改革者的顽固态度。

反改革的阻力还来自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这就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统治下造成的习惯势力。“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这种习惯势力常对新事物起着一种抗拒的作用。正由于这种习惯势力与改革格格不入，所以它对守旧势力是助纣为虐的。

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推行改革时处处感受到这种习惯势力的阻碍。梁启超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谈道：“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以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犹如仇雠。”杨深秀在一个奏折中指出：“夫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诚非一二言所能转易也。”康有为则深有感触地慨叹：“盖变千年之俗，诚不易也。”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面前，他们产生了某种孤寂之感，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在他们身上。《国闻报》有一篇文章，曾对习惯势力做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举国在于沉舟之下，覆屋之中。强盗入室，大火烧门，有壮者荷戈持锣，大声疾呼，而同室之人，不恶盗贼，不救大火，而反仇是荷戈持锣之人，骂之詈之，攻之讦之，缚之扶之，组织而锻炼之，甚且诬罔以为荷戈欲窃、持锣放火也。”在严重压力下，一些“向号开新之人”，也不免犹疑动摇起来，“惊惑于众论，或疑其无益，或哂其多事，或疑其虚论而无实事，或拟其不必骇众而卖名，或以为不必骜愚而饰智”，竟对改革事业进行冷讥薄诮。

习惯势力的特点，就是前引杨深秀奏折中提到的“积久成是”四个字。习惯势力之反对改革，往往并不是由于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只是由于改革违反了旧的传统，这种传统因为有其悠久的历史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在被传统观念紧紧束缚住头脑的人们那里，宁肯安于现状，不愿改弦更张。维新派的议论中常常使用这样一些词句：“积习相沿，深而且固”,“人之安常，如水就下”, “人情常乐因循，而惮改作”，等等。有时，他们还发些诸如“凡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一类的牢骚。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轻视人民群众的唯心思想，但也反映了他们在改革中遭到习惯势力抗拒的严重情况。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情况，仍然可以举废除八股取士一事为例。八股之害，人们论之已久。从国家说，固然是“驱天下有用之才，而入于无用之地”；就士人说，也是蔽聪塞明，弄得“目不通古今，耳不知中外”。极少数人虽可以此为敲门砖登上仕途，但绝大多数人终不免困于科场，老死牖下。有清一代，不少有见识的思想家、文学家曾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过声泪俱下的控诉和揭露。因此，不但维新派把废八股看作实行改革的头一件大事，而且“八股一事，守旧大臣中稍明事理者，亦不谓然”。可是，当废八股、改策论的诏谕公布以后，“远近帖括之士，惊怪不知所为”，因为制艺自宋、元、明至清代，“行之且千年，深入迂儒骨髓”，他们再也想象不出除了习八股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事业可做。所以，他们尽管是受害最深的人，却总觉得自己与八股“性命相依”，一旦废八股，似乎就绝了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于是，全国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汹汹然反对此种改革。“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几乎是随处可见。强学会成立时，“有闻强学会之名者，莫不惊骇，而疑有非常之举”；保国会成立时，“京师大哗”, “谣诼之起，遍于全都”。其所以如此，固然主要由于守旧势力的有意破坏，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人觉得这种举措于史无征，未免“非圣无法”。缠足“本非天下女子之所乐为”,“缠足之害”也几乎“无人不知”，但真要抵制缠足，却不免引起许多人的“骇奇疑笑”。康有为于光绪九年（1883）在南海家乡最初组织之不裹足会，也因共同创办者恐怕立会“犯禁”而散去。其原因，无非是人们“拘于习俗，而无敢畔其范围而已”。连设立新式学堂这样的事，也遭到社会上习惯势力的攻讦。谭嗣同等欲将浏阳的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并已呈请湖南学政江标批准，“批出，而众论大哗，至诋浏阳为妖异，相戒毋染浏阳之逋毒”。梁启超也谈道：“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证之以谭嗣同等办算学馆的遭际，这话显然并不过分。

这种习惯势力，不仅存在于封建统治阶级身上，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于社会其他各个阶层中间。究其根源，仍然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维新派不止一次地指出：人民群众中的“顽固嚣张之习”，并非中国人民所固有，而是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造成的。“中国人之聪明，本不让欧西，特千年以来，君上务以愚民为术，抑遏既久，故日即于固陋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要浸淫、毒害人们的头脑，封建统治阶级所固有的那种维护现存统治秩序、反对任何变革的守旧因循思想，也必定要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人们，因此，社会上的相当一部分人，“其见改革而惊讶，固所当然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自然，人们在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终究会逐渐挣脱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但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走过漫长的、曲折的、艰苦的道路。不妨说，戊戌维新运动，正是这条漫长道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守旧势力的反改革活动

戊戌时代的改革运动，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守旧势力对改革活动的每一步都进行了顽强的抗拒。慈禧太后发动的反动政变，不过是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最后一幕和合乎逻辑的结局。

守旧势力反对改革的活动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有公开的和隐蔽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等等。分析一下这些五花八门的手法，对于我们认识当时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首先是公开的反对。尽管某些人反对改革的言论夹杂着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诬陷，但较之隐蔽的破坏似略胜一筹。强学会成立时，杨崇伊进行参劾，说是“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保国会成立时，李盛铎、潘庆澜、黄桂鋆等进行参劾，说是“包藏祸心，乘机煽惑”。光绪召见康有为后，许应骙、文悌等又立即奏劾康有为“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要求立予罢斥，驱逐回籍；曾廉甚至上书请杀康、梁。湖南实行新政比较积极，徐树铭、黄均隆等即相继“入奏严劾”。这些都是比较突出的，此外还有许多。可以说，守旧势力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进行了公开的非议和攻击。

守旧派的公开反对，显然给维新派的改革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最终表示支持变法，守旧势力的公开阻挠未能全部奏效。于是，他们便改变策略，采取了拖延的手法。据不完全统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发布的严责各地官僚对新政敷衍搪塞的诏谕有十二次之多。中央的和地方的许多大吏，对于诏谕要求举办的新政，或者根本置之不问，或者借口“不懂”“从未办过”而“模棱不奉”，有的甚至“无一字复奏”。最典型的一件事是处理康有为请立制度局的建议。自康有为上折后，光绪即交总理衙门研究，自戊戌正月一直拖到五月，没有回音。光绪怒促数次，总理衙门才写了个复奏，其中不是说“迹涉纷更，未必即有实际”，就是说“不必更变名目”,“毋庸置议”。光绪阅后，大为不满，朱批“著该衙门另行妥议”。总理衙门回奏说，“事关重要”，请加派王大臣一起会同“议奏”,“以期妥慎”，把皮球踢了过去。光绪立即令军机大臣与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一起“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二十天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联名写了个议复的奏折，这个奏折是一篇颇能表明封建官场中如何玩弄文牍游戏的相当有趣的妙文。文件在抽象肯定康有为的建议“切中事情”之后，对康有为的具体主张条分缕析，说明有的“已经举办”，有的“应请缓办”，有的“不便施行”，有的“尚须推广”，而总的意思是说，只要现有的各个衙门“果使各勤职业，办理自可裕如，正不必更立名目，转滋纷扰”。总之，转了一个大圈，最后是不了了之。正如张元济所说：“近来臣工条奏，凡有交议，廷臣多不能仰体圣意，切实议行。或诡称已办，或极称不便。无非欲行驳斥，即有一二议准，亦复支吾影射，貌合神离，迥失原奏本意。”梁启超也说：“自四月以来，明诏累下，举行新政，责成督抚，而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寡有能奉行诏书者。上虽谆谕至于三令五申，仍复藐为具文。”

比拖延策略更坏的，还有一种阳奉阴违的办法，按照当时人们的说法，叫作“迁就弥缝，阴怙旧习”。这个说法见于王照的奏折：“惟两月以来，皇上振厉，志在风行，而诸臣迁就弥缝，阴怙旧习。上以诚感，下以伪应。”前面我们曾两次提到，废八股、改策论一事如何引起了社会上包括赞同和反对两个方面的强烈反响。其实，这件事本身，与其说是维新派改革运动的一大胜利，不如说是一大失败。因为光绪虽然发布了废除八股的上谕，但只是讲了一个原则，具体实施办法，仍须由礼部详细具拟。礼部就采用了“迁就弥缝，阴怙旧习”的手法，表面上赞成和支持改试策论的原则，而实际上却偷梁换柱，在乡会试的内容和方法上玩弄了许多花招，结果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所以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钞》中说：“（六月初二日）见礼部所议改试策论章程，束缚驰骤，甚于旧制，无怪康门之反唇也。”这就是某些封建政治家的一大本领，他们对于有关改革建议的奏折，“似无一语驳者，似无一条不行者”，但弄来弄去，却使之“皆成为虚文”。

以上列举的并没有囊括守旧势力反改革手法的全部内容，但仅仅这些，也就足以使我们相信，幼稚质直而缺乏政治经验的维新派，远不是那些老谋深算、久于官场的守旧派的对手。何况，卑劣的动机往往要借助于卑劣的手法，这里我们不能不简单地提一下守旧势力曾广泛使用的一个伎俩：制造政治谣言。戊戌维新时期，各种各样离奇荒唐的谣言到处传布，什么光绪病重啦，什么光绪入天主教啦，什么光绪吃了外国人的迷药啦，什么康有为兄弟出入宫禁、“秽乱宫闱”啦，什么康有为要“尽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啦，什么朝廷要“设立鬼子衙门”、伊藤博文要入军机当“客卿”啦，甚至还有“陈宝箴拜跪洋人，使妇人易西种”等不堪入耳的话。有人说：“正月以来，都中上自王公，下及士庶，众口哗然，谣言四起，多由显者口中传出，故信之者众。”“内言传于外，外言又传于内，愈出愈奇，不值识者一笑。”当时的报纸也说：“新政甫颁，流言竞起，虽非显行违抗，实已阴为阻挠。”这些政治谣言，或者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耸人听闻的奇闻怪事，或者把合情合理的改革夸张为不近人情的蛮干，混淆视听，惑乱人心，煽动社会舆论对改革的不满，弄得“人情汹汹”“一夕数惊”，起着十分恶劣的作用。

《时务报》上曾登过一篇题为《论阴挠新法之害》的文章，归纳了守旧势力反对改革的种种手法：“彼所以阻新法者，无他术，曰延之，限之，混之，孤之，阱之，阳誉而阴绝之，假他端以弃之。”“延”，就是拖延；“限”，就是竭力缩小、限制改革的范围和内容；“混”，就是鱼目混珠，“相似而实非也”; “孤”，就是极力孤立维新派，“使其行孤、言孤、势孤”; “阱”，就是划定一个藩篱，尽量使维新派的行动不逾越它；“阳誉而阴绝之，假他端以弃之”，则是封建守旧派惯用的两面三刀的阴险而恶毒的手法。这个概括，生动地刻画了守旧派的丑恶面貌，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

维新派立志改革的斗争精神

资产阶级维新派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守旧势力之间力量的悬殊，也清楚地意识到改革事业的艰难。但他们仍然知难而进，英勇搏斗，表现了一种极其宝贵的立志改革的斗争精神。

杨深秀在一个奏折里曾这样说：“开新者通达中外，其人本寡，其势甚孤；守旧者承袭旧习，其人极多，其势甚大。”梁启超认为自己的改革活动“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显然，他们深感自己力量不足，改革事业成功的希望是很小的。而且他们也懂得，所谓改革，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不能只布新，不除旧。而除旧就必定会触犯某些人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嫉恨，所以梁启超说：“变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旧尤急。”又说：“变法之事，布新困难，而除旧尤难。”如果为个人的荣辱安危、成败利钝计，是大可不必冒如此重大的风险去推行改革的。然而，他们终于勇敢地向旧势力发起了挑战，并没有因为困难而畏缩退却。

人们常常责备维新派过分热衷于向皇帝上书，并把这一点作为他们缺乏斗争精神的一个例证。殊不知上书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康有为在光绪十四年（1888）第一次上书时，由于从来没有如此卑微的人物竟敢向皇帝进言，并且居然提出了变法的请求，于是，“朝士大攻之”，而一般守旧的人亦“皆大哗，乡人至有创论欲相逐者”。康有为不顾这一切，在著名的公车上书后，“四年之间，凡七上书，其不达也如故，其频上也如故，举国流俗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中，或斥为病狂”。但康有为“若为不闻也者，无所于挠，锲而不舍”。后来，有一个奏折终于送到了光绪手中。据传闻，当光绪看到奏疏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文字时，曾对左右说：“康某何不顾死生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耶？”光绪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姑置勿论，但康有为竟敢把这种犯忌讳的话写给皇帝看，无论如何是要有很大的胆量的。因为如果皇帝看了这些话而大怒，自己是会立刻掉脑袋的。总算好，光绪看到这些话，并没有生气，反而受到了感动，这是由于光绪具有爱国心的缘故。

维新派所从事的其他改革活动，特别是那些带有开创新局面意义的活动，其所受的压力、遇到的困难、经历的艰辛，自然更是要大得多。梁启超曾慨叹地倾吐个中苦衷，非当事人是很难体味的。关于这一点，还是拿建立学会为例加以说明：康有为等组织学会，是自觉地带有向封建政治挑战的意味的。立会之初，一些人主张回避“会”的名称，但康有为“龂龂持之，不肯迁就”。他说：“吾所以办此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有大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很显然，如果没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对这一类事情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这种斗争精神，就连维新运动的反对者也不能不承认其难能可贵。如有一个名叫李宣龚的人，在一封信中大肆攻击了保国会一通之后，说：“当时辇毂之下，何施不可，康、梁诸公乃敢犯冒严谴，成此异举，实在不能不钦佩。”

守旧派对维新派的斗争精神表示“钦佩”是不难的，但要理解它就不大可能了。当时，有一些高级官僚完全凭猜测帝后之间谁可得势，维新与守旧的斗争结局如何，来决定自己是倒向慈禧太后一边，还是倒向光绪一边。但维新派与这些人完全不同，明知自己力量弱小，成功的希望渺茫，为什么还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呢？对于像李宣龚这类人物来说，他们是找不到答案的。

维新派立志改革的斗争精神，来源于对民族危亡的忧愤、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一句话，来源于爱国主义。康有为在一封信中说：“当是时也，谣谤盈廷，弹劾继踵，自非至愚，谁不知其险难者。仆诚哀中国之危亡，悯生民之涂炭，思振救之。”从康有为等在戊戌时期的全部社会实践来看，这个说法并非虚夸，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戊戌维新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都表现了一种不求名、不求利甚至“卓厉敢死”的献身精神。康有为说自己“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政变发生后，当被捕的危险尚未过去时，他在上海吴淞口的轮船上致书李提摩太说：“至于我个人的死活，全置之度外，我将尽我一生的时光，为国人效力。”梁启超在戊戌夏由湘返沪时，曾在轮船中与同行者谈论救国志愿：“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同此意者，皆为同志。”到政变发生时，他从容地说：“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至于谭嗣同甘愿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变法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在反动派的屠刀面前，从容就义，视死如归，就更是“有口皆碑”的事。人们称颂他“久于生死等鸿毛”“慷慨悲歌气若虹”，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我们在评价戊戌维新运动的时候，总是要指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诚然，软弱的一面无疑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政治主张方面：他们不敢（也不可能）与封建主义实行彻底的决裂；对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他们既热烈向往，又隐隐感到某种疑惧，既认真追求，又在一些方面做出某种保留。这种软弱，无疑是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但是，对于自己已经确定的政治理想，包括他们认为在当时可以而且应该推行的改革事业，他们是勇敢的、坚决的。既软弱又坚定，既怯懦又勇敢，这是当时特定条件下维新派的特定阶级性格。只强调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既不全面，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