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研究述评

孙中山的全部思想和社会实践，贯穿着两个最基本、最突出的核心内容：一个是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一个是炽烈的爱国主义。对于这两个方面，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十分有趣地反映出很大的差异。阐发和分析前一问题的论著，可以说是目不暇接，而专门研究后一课题的文章，却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不过，这种状况，并不表明研究者对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有任何忽略甚至漠视。正像孙中山本人并没有长篇大论去呼喊爱国主义，而把爱国精神渗透和融化到自己的所有言行中去一样，研究孙中山的论著虽然没有很多专论其爱国主义的篇章，而每一个重大问题的剖析，最终总不免联系或归结到爱国主义的内容上来。如果把那些十分广泛而又相对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综合、比较、概括、推求，我们就可以对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的全貌得到一个清晰的轮廓。在有关论著中，不仅揭示了孙中山的一生为什么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伟大爱国主义者的一生”，而且还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孙中山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特点，对近代历史上爱国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它在中华民族觉醒途程中的历史地位，等等，从而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认识和理解。

爱国主义是推动孙中山不断前进的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孙中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饱含着民族苦难和阶级苦难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的时代，是一个剧烈动荡和迅速变动的时代。孙中山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祖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同时，他始终站在正面指导着时代潮流的前进。

可以这样说：孙中山所从事的每一个斗争，他感受着时代脉搏而跨出的不断前进的每一个步伐，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下实现的。

下面的材料，是从大量不同的文章和论著中摘出的相同内容的一小部分：

“还在学生时代，孙中山已经表现出是一个关心祖国命运的人。”当时，“外国侵略者张牙舞爪地吞噬着中国的边疆和邻邦，亡国灭种的危机不时鞭挞着爱国人士的心灵”，也促使孙中山时时思考着国家的前途。

“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百事落后，农、工、商业受到窒息，民生憔悴，深为不满，亟思 ‘讲求新法’，进行改革。”

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改革政治以谋求国家富强的主张，虽然这些主张并没有超越改良主义的范围，但却“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孙中山“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感情”。

这年年底，孙中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透过在兴中会宣言中那些“充满着爱国激情的火热语言”，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位伟大爱国者当年的满腔悲愤和斗争意志”。

“二十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取代了改良派，在爱国运动中居于主流地位。究竟是什么力量，使革命派能很快地做到这一点？答案仍在 ‘爱国救亡’这四个字。”

到同盟会建立的前后，“孙中山把自己的学说、理论概括为 ‘三民主义’。爱国主义是产生这种学说、理论的思想动力”。

民国初年，孙中山一方面为形势所迫，一方面受到自己幻想的欺骗，将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自己集中力量从事振兴实业的活动。“孙中山的这些活动，反映了他为祖国富强而斗争的强烈愿望，表现了他对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真挚同情和关怀。”其要求和愿望本身，“不仅是善良的，而且是爱国的和进步的”。

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斗争，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最后，孙中山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伟大的转变。“关于孙中山发生伟大转变的主观原因，研究者一致肯定，首先由于孙中山是一个 ‘真诚的爱国者’，经常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来考虑问题。”

1925年3月，孙中山在艰苦奋斗了四十年之后，终于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孙中山直到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充分表现了他那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孙中山先生不愧为 ‘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我们不厌其详地摘引这么多文章和著作中的有关段落，目的是为了说明这样一点：从孙中山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一直到他最后逝世，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转折，每一个进步，都紧紧地同他的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爱国主义是孙中山全部政治实践的思想出发点，他的所有政治活动正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和外化——这无疑是大多数孙中山研究者不约而同所进行的共同思考。

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着巨大的意义。任何一个历史活动家，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支配之下、抱着一定的动机和目的从事行动的。当然，归根到底，社会思想、社会观念、社会的精神生活，终究不过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无论如何，准确地判断历史人物的思想动因毕竟是评论历史人物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在孙中山研究中，有不少论著曾经去努力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能找到接近历史真实的说明。有的把孙中山描写成“神”，认为他之所以杰出和伟大是因为他与生俱来就有着非凡的、“超人”的特质；也有的过于强调西方教育以至西方社会生活对孙中山的影响。如前所引，这些意见并不为国内大多数孙中山研究者所接受和赞同。对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过程，有的文章指出：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孙中山同情人民的善良愿望，便上升为爱国和救国的热情，革命思想于是乎生”。“由同情人民到爱国、救国，再到革命，构成了孙中山思想发展的一个鲜明脉络，构成了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酝酿、发生、发展的完整过程。”有的文章则做了这样的概括和描述：“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国外的生活和所受的西方近代教育，使他对祖国危急的命运和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有着更痛切的感受。长时期内，他苦心焦虑地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一切其他的尝试都失败了。这就不能不驱使他最终下定决心，拿起武器，走上革命的道路。爱国，必须革命。这正是孙中山从自己切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

爱国主义成为孙中山思想中最突出、最带有根本性质的内容，这一点，不仅对研究孙中山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揭示那一场由孙中山领导和发动，并以孙中山为旗帜的辛亥革命的某些特点，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李泽厚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提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西方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是否有所不同？为什么辛亥时期的革命派并没有把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作为最重要的旗帜和口号高高举起，更没有做到深入人心？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发展的主流是由爱国而革命，即由抵抗外国侵略要求祖国富强而必须推翻满清政府，是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而革命，这与洛克、卢梭等人强调个人的自由、平等、独立、人权，为这些东西而斗争的革命，并不完全相同。国家的独立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主题。所以孙中山用国家的自由（即不做外国的奴隶）来界说他的民族主义一点也不偶然。”“在中国，蹈海以死激励人们的是为了救国、爱国。至于人权、民主等等，虽然辛亥前有过一些宣传，但既未真正深入人心，也确非当时现实迫切要求所在。”可惜的是，这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展开。

充分估计爱国主义在孙中山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孙中山的道路，在近代中国具有普遍的、典型的意义。诚然，孙中山的道路是一条极其光辉的道路，孙中山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典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轻易达到的。但是，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在旧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热爱祖国，不能忍受伟大的祖国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凌和蹂躏，为了振兴中华，才奋起革命的。这在近代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中，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有多少人像孙中山一样，在爱国主义的推动下，投身于改造中国的斗争，参加了革命者的行列，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在孙中山以及他的后继者的身上，我们充分看到爱国主义精神的巨大威力。理解这一点，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依然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爱国主义可以使孙中山从改良走向革命，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进而成为社会主义的真诚朋友，在今天，我们自然更可以和应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祖国的统一、富强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有的研究者从相反的角度提出问题，指出：“每当运动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化、发展的时候，不少原来的进步人士由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被抛出运动之外，成为旁观者，甚至成为企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分子……而孙中山却光荣地、胜利地通过了一切重大的考验，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和历史共前进。孙中山为什么能够不断前进、艰苦奋斗呢？因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不是从个别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从个人的狭隘利益来考虑问题的。因此，为了救国救民，他没有什么陈旧的公式和个人的东西不舍得抛弃。”这就是说，要跟上历史的前进步伐，不致落后于时代，为时代所抛弃，就应该像孙中山那样，执着地、坚韧地做一名真诚的爱国者。

孙中山把近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爱国主义，这种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最深厚的感情，并不是突然出现、突然产生的。在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传统源远流长。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与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爱国主义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之一”。孙中山继承了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伟大传统，但这种继承并不是简单的因袭和重复，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孙中山为爱国主义注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内容，把近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如有的文章指出的：“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光荣的爱国传统，更是起了发扬光大和承先启后的作用。”“这种革命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在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发展史上，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有哪些方面是以往的历史活动家所未能提供的新的东西呢？孙中山对爱国主义做了哪些历史发展呢？

在研究孙中山的论著中，大体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孙中山的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在历史上第一次从革命立场阐明了爱谁的国、爱哪个阶级的国这个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在近代历史上，许多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的人都曾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从事过各种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的爱国斗争。但是，在孙中山以前，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把国家和政权明确区分开来。就大多数人来说，甚至常常把爱国与忠君视同一理。爱国必须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中几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论是民族战争中坚持反抗列强武装进攻的抵抗派，还是领导变法维新以改革政治、谋求国家富强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都“把挽救民族危亡和维护清王朝的久安长治联系在一起，他们所爱之国，仍然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大清帝国”，无法跳出“爱国主义立足改良大清政权的窠臼”。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虽然反对清朝皇帝的统治，但他们本身仍然是皇权主义者，他们所爱的也还是实行君主专制政体的新王朝。孙中山勇敢地冲破了这一个框框，表现了他出类拔萃的远见卓识。首先，他提出了“爱大清国”还是“爱中华国”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把爱国与爱封建政权的界限区别开来”。其次，他“坚持爱国必须打倒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傀儡的清政权，釜底抽薪，走革命的道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爱国必须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政治方针。最后，孙中山在革命的前期就已明白主张，中国人民应该“要爱独立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国”，到了后期，他更前进一步，“他所认为要爱的国，客观上是民主主义的国、人民大众的国，性质就更鲜明了”。

这样，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区别了所爱之国的不同性质，规定了爱国主义的阶级内容，找到了一条适合当时历史条件的爱国斗争的正确道路，阐明了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与实质。正如刘大年在前引论文中指出的，由于孙中山的爱国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相结合，“第一，它与林则徐以下的封建阶级的爱国思想区别开来了”,“第二，与太平天国、义和团那种单纯的农民革命、农民思想区别开来了”,“第三，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区别开来了”。正是在这个方面，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第二，不仅要求在政治上改造中国，而且要求在经济上建设中国，真诚地追求祖国的富强昌盛，成为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的另一个鲜明的特色。正是孙中山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使中国近代化的设想和方案。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孙中山对于祖国的热爱，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共和国，而且还表现在经济上企求迅速实现大的飞跃，努力赶上先进的国家，争取社会经济的繁荣。这二者，同样都表现了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英雄气概。早在1956年，李泽厚在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孙中山不仅以革命而且也以建设富强祖国为己任，他苦口婆心地再三说明，中国必须摆脱穷困和屈辱，消灭愚昧和落后，要做到这些，必须在革命后实现工业化，努力兴办规模巨大的工业，建立高度发展的交通线和铁路网，生产大量的农产品和日用物。”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一些有关的论著“相对忽略了”孙中山在经济上“建设伟大祖国”的思想。这个批评在当时是颇为切要的，但现在可以说已经失去时效了，因为近几年来已经有不少文章比较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有的文章指出：孙中山充分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国病民贫”“国贫民瘠”的状况，“只有政治革命是不够的，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中国只有迅速地赶上和超过欧美、日本等列强，才能获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一思想，集中地“表示出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争取独立富强的殷切希望”。孙中山坚信，只要推翻了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创造一个能够保证经济发展的良好政治条件，只要中国人民“奋发自雄”，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爬行，而是“取法乎上”, “迎头赶上”，学习外国最先进的经验和长处，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时期内实现一个大跃进，不但可以“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而且可以超过他们。孙中山把这种宏伟的远见和细密的计划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设想”。宋庆龄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就“草拟了许多计划，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国家工业化的计划”。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决心从事“经济革命”，提出了用十年时间修二十万里铁路以奠定中国富强之基的宏伟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奔波操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中山又精心编制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实业计划》，其中包括修筑十万英里铁路、一百万英里公路，建设三个巨大海港以及许多大工厂、大矿山等等。这是孙中山使中国现代化的最精致的设想，充分显示了这位大革命家的高度爱国热忱和为中国迅速富强而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孙中山的这些计划，当时并没有实现的必要条件和客观可能性，但作为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却仍然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第三，反对国家分裂，要求国家统一，是孙中山爱国主义的又一重要内容。

当孙中山投身于革命的时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趋严重；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相互矛盾和争夺而造成的军阀割据，又成为半殖民地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孙中山始终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捍卫祖国统一紧紧联结在一起。刘大年指出，孙中山一直认为，“爱国，就要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成了孙中山全部爱国斗争的一项迫切任务”。早在20世纪初叶，孙中山就明确指出，“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 “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列强“分割此风俗齐一、性质相同”之民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深切感受到全国人民“热望祖国成为强大统一之中国”的迫切要求，一再宣布新成立的共和国“当成为统一独立与兴盛之国家”，严正地抨击了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分为两国”的“卑劣之言”，坚决抵制了列强以“把国家划分为二”作为外交承认条件的威胁利诱。以后，孙中山对军阀的分裂割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陈胜粦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孙中山是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伟大的爱国者。他所要建立的新国是一个独立富强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对外要一洗清朝 ‘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使中国 ‘见重于国际社会’；对内则必须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他强调，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 ‘达革新之目的’，使 ‘国民蒙共和之福’。”在以往的爱国主义思想中，还从来没有像孙中山这样把国家的统一放到如此突出的地位。

第四，在孙中山的心目中，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以数万万祖国同胞作为实体的。真诚地热爱、关怀人民群众，深切同情劳动群众的苦难，为人民谋取幸福而献身，是孙中山爱国主义的又一个鲜明的特征。

钱远镕指出，孙中山在向别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充满了爱民的思想”。陈胜粦在两篇文章中都强调，“对清朝专制统治的强烈憎恨和对下层民众生活与斗争的真挚同情”，正是孙中山“对祖国的热爱”的“突出表现”。萧致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孙中山深沉、热烈、真挚地同情人民群众，尽心竭力谋求人民的解放，尊重群众，相信人民，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革命和建设都要靠四万万人的同心协力、共同奋斗才能成功。很显然，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孙中山比起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更加激进。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能达到同时代人所难以企及的水平呢？作者回答说：主客观原因可能有许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孙中山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虚心学习、善于学习的人。他全心全意救国救民，从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有的文章甚至认为，同情和热爱人民群众，乃是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得到不断升华的根本出发点。也有的文章从相反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正是爱国斗争的需要，促使孙中山同广大工农群众站在一起，以便从人民群众中寻找和汲取力量。“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打倒这个敌人，离开亿万工农群众的强大力量，是根本办不到的。一个真正为祖国独立解放而奋斗的爱国者，最后必然会同广大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否则，就不可能把斗争坚持下去。孙中山也是这样做的。”这两种意见虽然在讨论问题时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却都讲到了孙中山爱国主义与热爱人民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五，孙中山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并不把目光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而是把中国的民族运动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相互联系起来。这可以说是孙中山爱国主义的最后一个但远非最不重要的一个特点。

一些论著指出，早在旧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就不止一次地对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他表示，自己不仅要为“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而奋斗，而且还要“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尽力”。孙中山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曾在各国革命志士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赢得了他们的极大敬仰。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之后，进一步把自己的思想上升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高度。同时，孙中山还一再强调，中国将来强盛起来之后，绝不能与帝国主义“走相同的道路”, “去灭人的国家”，而是要“济弱扶倾”，共同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直到最后“把那些帝国主义消灭”，以达到“大同之治”。钱远镕认为，孙中山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在宣传爱国主义的同时，又把国际主义结合进去了”。其他文章虽然没有把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提到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高度，但也都注意到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既有迫切要求中国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内容，同时又包容着争取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处、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以达到世界大同的含义。这就远远超出了以往历史上爱国主义的狭隘范围，更不是那些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所能比拟的了。

从对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点的归纳中，可以看出，即使在同一社会形态和同一历史阶段，爱国主义也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抽象概念，它随着斗争的展开和深入，随着时代的演变和前进，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增添着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含义。孙中山在这一方面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在历史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多方面进行了开拓和创造，把爱国主义发展到切合时代需要的新的高峰。

爱国与反帝

刘大年在《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一文中曾经提到，近年来西方研究孙中山的论著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孙中山在为实现革命宏图而奋斗的过程中，喜欢同西方和日本的最富有冒险性的帝国主义分子结成联盟。这种情况，似乎很难说是爱国主义的。刘大年在文章中反驳了这个说法，指出：“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那是毋须讳言的。”“但是没有理由可以对这个侧面张大其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肯定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并没有无视那些幻想，或认为无可非议。归根到底，侧面并非正面，非本质的东西永远变不成本质的东西。”

这个问题提醒我们，当我们研究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的时候，有必要注意孙中山对帝国主义认识和态度的发展变化。

爱国和反帝是两个虽有联系却又并不相同的概念，既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理所当然地，每一个爱国人士必定是痛心疾首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凌辱并刻意追求祖国的独立富强的，不具备这样一点，绝不能称为爱国主义者。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表面的感性的认识到本质的理性的认识这样两个发展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了解往往只是看到一些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与此相适应，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不免存在着诸如笼统排外主义或抱有各种幻想等缺点。经过了第一阶段的不断摸索，才有可能进入第二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如果只有能够科学地提出反帝国主义的目标和纲领的历史活动家才有资格归入爱国主义者的行列，那就无异于一笔抹杀了近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

就孙中山来说，当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之后，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把帝国主义作为中国人民的最主要的敌人，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从而基本上达到了对帝国主义的清醒认识，这一点，在学术界是完全一致、并无异议的。但对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是否包含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则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大致说来，对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回答：

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始终是痛恨的，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对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却还没有感到深恶痛绝，更没有认识到爱国就必须反帝。因此，他的斗争纲领中“基本上没有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孙中山对旧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解释，“总是着眼于国内民族矛盾，从中并看不出反帝思想的痕迹来”。

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并没有提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同盟会的纲领中也“并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但“应当承认，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次推翻清廷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质上也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反满’，实质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这一历史的真实内容，孙中山当时就说得很清楚。”还有的文章指出，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虽然“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坚决的反帝内容，没有提出有力的反帝斗争的纲领和口号”，但却提出了个别的、不带根本性质的反帝要求。

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前期的民族主义思想目标不仅针对所谓 ‘异种’满清政府，而且针对 ‘外邦’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仅仅局限于着眼国内民族矛盾，还明显地包含着争取中国国家独立与中华民族解放的要求，具有反帝国主义的实际意义。”孙中山“在决心推翻清朝统治的同时，不但注视和警惕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而且敢于起来与之进行一定的揭露和斗争，在实际上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任务”。

看起来，意见分歧是相当大的。但是，这些互相歧异甚至对立的看法，在实际阐述中，却有两个共同之点：一是持任何一种意见的作者都承认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坚决反对的，对中华民族的独立是梦寐以求的；二是不论哪一种主张都不否认孙中山在这一历史时期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种种幻想和局限。观点的分歧正是在这两条界标划定的范围之内展开的。

显然，要对孙中山在旧三民主义时期反帝斗争的认识和实践做出科学的判断与估价，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比19世纪末叶人们的认识和觉悟已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胡绳武、金冲及在《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的民族觉醒》中对此做了论述，指出：第一，“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和性质作了比过去深刻得多的揭露和分析”；第二，“他们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同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第三，“他们指出：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将中华民族从危亡中挽救出来”,“爱国，必须革命”；第四，“他们还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进行了革命，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告诉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是否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那么，弄清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对待帝国主义的认识较之过去政治思想界有哪些发展和前进，自然是比起计较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更为重要和更值得注意了。

当结束这篇述评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稍稍花一点笔墨，谈一谈孙中山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是爱国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孙中山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的屈辱和苦难，国家的贫弱和残破，曾是激发孙中山爱国主义精神的催化剂。但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孙中山也从来没有丧失过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信心。对现实的巨痛深忧同对未来的乐观主义融为一体。他一方面大声疾呼“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但又“时时宣传中华民族有光辉的过去，有灿烂的明天”。他不断诉说“国贫民瘠”, “疮痍满目”，又竭力反对嫌弃祖国落后的思想，认为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丰殷，这“一片好山河”正是英雄用武之地。他“既坚决反对盲目排外的闭关主义，又理直气壮地反对盲目崇外的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虚无主义，在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辩证地处理这样一些关系，即使从今天来说，也并不是十分容易就能做到的。因此，研究孙中山的这一方面的思想和主张，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