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读《曾国藩全集·家书》随想

社会生活错综复杂，充满矛盾。作为人们物质生活的直接产物的观念、思维、精神生活，自然也不可能是简单划一的。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曾经说，人们的精神活动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它较之“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具有更多不同的色彩。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在确定自己的实际活动之前，总要受到一定的动机的驱使，总要有各式各样的筹思、谋划、打算，并且常常是在许多相互冲突的观念中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因此，人们的内心世界永远要比我们所能看到的具体实践活动更为复杂、更为曲折。

内心世界是一块相对隐蔽的领地。它不是那么外露，不是那么容易捕捉，但是，却也并非完全神秘莫测。一些历史人物，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打开内心世界的窗户，让人们能够窥视其中的若干奥秘，从而使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得到更为深切的认识。

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家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对曾国藩这个中国近代社会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更加细致地做一番观察和了解。家书较之公开的政治文件毕竟少一些矫饰做作，多一些真情实意，因而能较多地流露其内心世界的真实活动。这里所写的，就是读了这部书之后，零星想到的一些问题，用以说明即使像曾国藩这样一个在近代史上起着复杂作用的人物，平时道貌岸然，其内心世界也并非只是一潭死水，没有起伏，没有涟漪，没有波澜；恰恰相反，在他的思想里，各种矛盾和冲突随处可见。用简单化的态度和方法，并不能揭示他灵魂深处的底蕴。

怎样看待曾国藩的“爱民”思想？

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在给他的家人的书信中谈到“爱民”的问题，如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二日（1860年6月11日）给弟弟曾国荃的信说：“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同年六月初十（7月27日）致四弟国荃、五弟国葆的信中，叮嘱他们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同年七月初三（8月19日）给这两个相同收信人的函中说：“凡养民以为民，设官亦为民也，官不爱民，余所痛恨。”过了九天，在给这两个人的另一封信中，曾国藩又强调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从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两弟以为然否？愿我两弟亦常常存此念也。”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1861年4月22日）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称：“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一直到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临死前两三个月，在给他两个儿子的信中还说：“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上面的这些材料足以表明，曾国藩标榜“爱民”，并不是一时的随口敷衍，而是在他思想上占有相当地位的一种观念。

但是，十分显然，这种观念同我们头脑中的曾国藩的历史形象似乎完全不能相容。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在镇压捻军中，乃至在处理天津教案中那个残酷屠杀、草菅人命的刽子手，怎么大谈起“爱民”“仁民爱物”来了呢？甚至在当时不就有人给予曾国藩“曾剃头”“曾屠户”的称号了吗？难道不正是他创建的湘军，野蛮地生吃被俘的太平军战士的心肝吗？难道不是连曾国藩自己也公开申明“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使“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吗？“残忍严酷”同“仁民爱物”，形同冰炭，二者怎么能统一起来呢？

可以找到一个最简单的解释，那就是：曾国藩大谈“爱民”，无非是一种虚伪的欺骗，其目的恰恰在于掩盖他的嗜杀成性的血腥凶残。这种解释用于曾国藩的身上，似乎是尤其相宜的，因为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另一些人，在政治派系斗争中，就曾经着重地揭露曾国藩的“欺”与“伪”。我们确实不能排除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细读上面所引的信，曾国藩在谈到“爱民”的时候，常常联系到他“带兵”“杀人”“扰民”，多少存在着某种以“爱民”的呓语来作为自己“杀人”“扰民”的一种补偿，以求得到一丝灵魂的自我慰藉的意味。

不过，用“虚伪”和“欺骗”作为问题的全部答案，毕竟也还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层。因为这个答案无法解释，曾国藩有什么必要向自己的兄弟子侄做这种“欺骗”，为什么要在私人信函中做这种“虚伪”的表白。曾国藩曾屡次表示不要将这些家书发刻刊行，因此说他存心想利用这些信件去欺骗世人，也好像说不大通。

还有重要的一点，曾国藩一面在家书中大谈“爱民”，一面同时又毫无避忌地在这些信函中多次强调对造反作乱的农民军要“斩尽杀绝”。例如，咸丰八年（1858）五月，曾国荃久攻吉安不下，曾国藩恐怕他弟弟急躁冒进，特地写信劝他要“忍耐谨慎，勉卒此功”。并强调说，问题不在破城之迟早，“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若似瑞、临之有贼外窜，或似武昌之半夜潜窜，则虽速亦为人所诟病。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虽迟亦无后患”。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1861年6月25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另一封信里杀气腾腾地说：“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弟意如何？”有一次，大概连凶暴残忍的曾国荃都因杀人太多而流露出了某种悔惧之意，曾国藩连忙在信中打气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不久安庆被湘军攻陷，曾国藩听说阖城太平军被“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立即写信表示“差快人心”。他甚至公开主张和赞美连封建政治准则也视为不义的杀俘杀降。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十（1861年8月15日），他写信给曾国荃，指出“前此弟于投诚之贼，凶悍者一概杀之”，现在周万晫营对“投诚之贼”不杀，未免“办理两歧”，且易“误事”。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在苏州杀降，引起反动阵营内部的一场风波，曾国藩却在给二弟曾国潢的信中表示：“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如果曾国藩果真想利用家书中关于“爱民”的言论来掩饰自己的凶残行径，那他为什么同时又在家书中大谈杀人，自己来拆穿自己的“欺骗”宣传呢？

只有一种解释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曾国藩的内心世界里，“爱民”和屠杀农民起义军是一致的，是并不矛盾的，也许还可以说，是相反相成的。

《曾国藩全集·家书》中有一句话，似乎可以作为说明这个问题的一条线索：“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在曾国藩看来，“爱民”是重要的，是做官的“第一义”，但这里所说的“民”，必须是服膺、顺从封建统治秩序的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如果违抗或蔑视了封建统治秩序，那就不是一般的“民”而是“刁民”了。“刁民”是“不必爱”的。至于参加了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造反者，那根本就不是“民”，而是“贼”；对于“贼”，在曾国藩看来，自然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而是应该“斩刈殆尽”的了。在咸丰元年十月十二日（1851年12月4日）的一封信里，曾国藩极口称赞湘乡知县朱石樵“为官竟如此之好，实可佩服！”因为他在“盗贼四起”时，身先士卒，缉“盗”捕“贼”, “至于铳沙伤其面尚勇往前进，真不愧为民父母”。他说：“现在粤西未靖，万一吾楚盗贼有乘间窃发者，得此好官粗定章程，以后吾邑各乡自为团练，虽各县盗贼四起，而吾邑自可安然无恙，如素之桃花源，岂不安乐？”这个实例为我们说明了曾国藩的这样一种思想逻辑：“好官”应该爱民，同时应该“治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治盗”即“爱民”。按照封建统治者的传统政治术语，这叫作“以杀止杀”。

曾国藩是一个理学家。他的思维模式受到传统理学的强烈影响。其实，在宋明理学中，“爱民”的思想从来就是同坚决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张联系在一起的。理学大师朱熹在任官时，很注意赈恤灾民，蠲减赋税，修筑堤塘，兴办水利。还创议建立“社仓”, “以纾民之急”。他“访民隐，至废寝食”。对贪污赈米的赃官加以弹劾，对兼并土地的豪右进行抑制，处处表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但是，他对泉州同安县的饥民起义，对湖南潭州（今长沙）的少数民族起义，则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另一位理学名家陆九渊，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民为邦本”说，尖锐地抨击“今时郡县，能以民为心者绝少。民之穷困日甚一日。抚字之道，弃而不讲；掊敛之策，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他强调“诚有忧国之心者”，应该“恤民”，而不应该“日蹙其本”。但是，他在知荆门军任上，却致力于组织义勇，成立“烟火队”，以“防民患”。根据“建炎间，盗贼蜂起，所在为保伍以自卫。郡每被寇，必檄以捍御”的历史经验，“始至，即修烟火保伍。盗贼之少，多赖其力”。在对人民反抗的严格防范镇压下，他自豪地声称，“境内盗贼绝少，有则立获，讼谍有无以旬计”。这两个例子清楚地说明，在和平时期，在阶级斗争相对缓和的时候和地方，理学家们不仅主张而且实践着“爱民”，但一旦阶级斗争趋于尖锐和激烈（即使是在局部地区），他们对于胆敢叛逆封建统治秩序的人们，就力主镇压了。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前，曾国藩一直在做京官，并且职司闲散，并无临民之责。等到他带兵并逐渐成为独当一面的疆臣时，如他自己所说，则始终是“以杀人为业”，即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为职志了。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悬揣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曾国藩究竟将会是一个清官还是酷吏，更不是想证明曾国藩的思想中既有残忍的一面，也有仁慈的一面，只是想说，仅仅从曾国藩的个人品质和性格中去揭露他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的罪恶，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个正统封建主义者在特定阶级斗争形势下合乎逻辑的行动。君不见，甚至像林则徐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民本”思想、曾经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的清官和好官，对于云南的回民起义、腾越的彝民起义，不也是力主“多调重兵”, “非重惩数处，难挽积惯颓风”, “非重办无以扫清”的吗？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不也是认为“粤匪猖狂已极”，在受命前往镇压前就自动地“与同志诸公悉心计议，攻守兼施”，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迫切心情吗？

“盈虚消长之机”和“持盈保泰之道”

曾国藩的一生，总体说来应该算是仕途坦顺、宦海通达的。早在做京官的时候，他就在家信中自豪地宣扬：“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以后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血腥事业中，他逐步飞黄腾达，久居大学士、两江总督或直隶总督的高位，被封建阶级誉为“中兴第一名臣”。但颇堪玩味的是，具有这样一种政治经历的人，却在家书中反复表示了对功名利禄的淡漠和厌倦。

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说：“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一个多月后，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落，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自己“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1856年10月27日），曾国藩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后来，随着名望与权位的日隆，他虽然不再讲不做官的话了，但仍多次表示：“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体面下场，斯为万幸”。他还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自称“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他不仅对自己作如是观，而且还以此劝人。如对“欲考供事，冀得一官以养家”的王率五说：“宦海风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机。”不如“勤俭守旧，不必出外做官”。就是在儿女婚嫁问题上，也多次反对与有“富贵习气”的仕宦之家缔姻。

这种心理状态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从思想上来说，曾国藩显然不是一个主张出世的人。他也并不是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有这样一件事：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为子侄辈起名排行，他们起了甲、乙、丙、丁四字，每字排十人，曾国藩子纪鸿，列名丙一。曾国藩得知此讯后，给诸弟复信说：“予意不必用甲、乙、丙、丁为排，可另取四字，曰甲、科、鼎、盛，则音节响亮，便于呼唤。”从这样一件小事中，颇可以反映出曾国藩的内心深处对“甲科鼎盛”的向往。还有一件事：同治元年（1862），曾国葆病逝，曾国藩的挽联中有“痴心说因果，望来世再为哲弟、并为勋臣”的话，可见他对于能够做一个“勋臣”，是看作莫大的荣耀的。此外，每当亲友中有少年登第者，他也往往流露出欣羡之色。

那么，前面所引的那些表示鄙薄功名利禄的话，全都是言不由衷的无病呻吟么？那倒也不是。那些言论有一个思想根源，就是曾国藩自称一向留心的“盈虚消长之机”，时刻恪守的“持盈保泰之道”。

曾国藩认为，世界万事万物，“未有常全而不缺者”。“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这正是“盈虚消息之理”。他认为，最好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常处于一种不完满的状态，本此志以行之，则“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所以，他把自己的居室起名为“求阙斋”。他仕途一帆风顺，得意之余，却也不免产生一种“满则招损，亢则有悔”的恐惧感，深怕泰极否来，福盈祸倚。所以，他时时提醒家人：“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家运如果“极盛，则有盈满之惧，亦可畏也”。随着官位愈来愈高，这种恐惧心理也愈来愈浓，所以他在家书中多次说：“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遐迩观瞻，深以为惧。”“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余三年以来，因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他特别强调说：“总之，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今家中境地虽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余蒙先人余荫，忝居高位，与诸弟及子侄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

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对“盈虚消长之机”的默察和虔信，对曾国藩的政治行为显然产生了颇深的影响。不过，曾国藩也并非只是根据某种抽象的哲理原则行事。他关于“功名之地，自古难居”、身膺高位必须“时时省惕”的想法，还明显地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现实的刺激而加强。

处于封建末世的曾国藩，一方面混迹于官场之中，一方面又亲身体察到当时吏治的腐败。作为一个正统的封建主义者，他颇想竭力振刷一番，以挽颓风，但又感到封建统治者的衰朽已及肌里，自己也缺乏起死回生的信心。他不但对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甚至愤激地认为“事经官吏，则良法美政，后皆归于子虚乌有”10。前面已经引过的一条材料表明，曾国藩在“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之后，竟对能否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表示怀疑，甚至认为“天下似无戡定之理”，也就是说，曾国藩对当时的官场和吏治，已经完全失去信心，近乎彻底失望了。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深切感到封建政治中派系斗争的尖锐和严酷，争夺、倾轧、嫉恨、暗算弥漫于官场。曾国藩从当京官时起，到后来在湖南筹建湘军，在江西、安徽等地与太平军作战，在江北地区“剿捻”，直到最后处理天津教案，曾不断受到封建统治集团中异己力量的排挤攻击，朝廷对他也始终采取既想依靠又存戒心的态度。对于这一切，曾国藩虽“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如他自己所说，采取“打脱牙和血吞”的办法，但毕竟给他留下了“宦海真可畏耳”的深刻印象。他时时“存一临深履薄之想”, “饱阅世态，实畏宦途风波之险”。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想法，确实也是极其自然的事。

怎样才能实现“持盈保泰之道”呢？曾国藩在家书中，对他的兄弟子侄做了一系列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包括：第一，戒奢惰，注意勤俭。他强调，“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所以“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他规定“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他要求家中妇女“每日纺绩有常课”，甚至在安徽指挥作战时，在安庆寓所中还专门“办棉花车七架”，令家中妇女纺纱，“每日纺声甚热闹”。他提出“早”（早起）、“扫”（洒扫）、“考”（祭祀祖考）、“宝”（善待亲族邻里，系无价之宝）、“书”（读书）、“蔬”（种菜）、“鱼”（养鱼）、“猪”（养猪）八个字，为治家之道的八字诀，其要旨也在勤俭二字。第二，戒骄矜，注意谦敬。曾国藩强调，立身治家，“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即使确有才能，也不能恃才傲物，因为“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他特别针对自己家子侄辈的骄矜习气，不断地提出警告：“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现象。”因此，必须要讲一个谦字，讲一个敬字，对人谨慎、恭敬，始能免败家之厄。第三，家属不得干预公事。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曾国藩还在做京官时，就在给父母的一封家书中叮咛：“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以后，他不断告诫家属，不得干预公事。如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1845年10月31日）在给他叔父的一封信中说：“凡乡绅管公事，地方官无不衔恨。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设或敢于侮慢，则侄腼然为官而不能免亲之受辱，其负疚当何如耶？以后无论何事，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咸丰五年三月二十六日（1855年5月11日）致诸弟的信中说：“凡县城、省城、衡城之事，一概不可干预。”“且军中事件，家中亦不宜干预。”“凡有信托商大营事者，弟概辞以不管可也。捐项事尤不可干预。”咸丰六年九月十七日（1856年10月15日），的家信中说：“家中一切，有关系衙门者，以不与闻为妙。”类似这样的信函还有多件，应该说对于这一点曾国藩还是防范颇严的。第四，不贪财，不肥私橐。曾国藩颇以“不贪财”“军中银钱，不敢妄取丝毫”自许。他时常说：“家中却不可过于宽裕。处此乱世，愈穷愈好。”“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他主张家中不积钱，不买地，有裕可置义田，以赡本乡之贫民。他在京城做官时，曾定例“每年寄银一百五十两至家”，后虽带兵，仍循此规。直到他丁父忧在家，始知“家中日用綦繁”，颇受窘迫，还为此发了一通“不明事理，深亏孝道”的感慨。此后虽寄银稍多，仍尚有节制。据他自己向诸弟解释：“我在军中决不肯多寄银回家，改向来之样子。一则因父母在时我未多寄，二则因百姓穷困异常，我不忍独丰也。”当然，曾国藩倡言“不贪财”，在当时腐烂的封建政治环境中，究竟有多大实际意义，实在是很可怀疑的。至少，乃弟曾国荃就是一个著名的贪黩之徒。但也应该承认，曾国藩本人，对这一点大体还是能够遵行的。

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也不去深究曾国藩提出这些“持盈保泰之道”的思想动机，那么，可以说，这些思想和主张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在当时的封建政治中，可以算得上是难能可贵的了。

曾国藩的内省功夫与骑墙的天人观念

曾国藩十分注意内省功夫。所谓“内省”，实际上就是内心世界的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一种在封建意识形态制约下微妙的思想冲突和斗争。

曾国藩的内省功夫，最初是从晚清理学名家倭仁那里学来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42年11月28日）他给几个弟弟的信中说：“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以后，虽然在具体方法和形式上没有能完全照办，但时时“省躬责己”，却毕生不懈。

曾国藩的“内省”，主要针对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和待人接物中的缺失。例如，他曾多次反省自己治学办事缺乏恒心的缺点。在给儿子纪泽的一封信中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就，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又说：“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为了改掉自己“无恒”的毛病，他把家中一室起名为“有恒堂”。经过多年坚持，终于在这方面有了长进。所以在同治元年（1862）四月的一封信中，他又说：“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在官场交际中，他严守一个“悔字诀”，不断地“省己之不是”。同治六年正月初二（1867年2月6日）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说：“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曾国藩在教育诸弟及子侄时，每当说道理时，通常总是联系自己的教训或不足，现身说法，不是那么生硬，这是他在家庭教育中的成功之处。

不过，这种“内省”毕竟是一种唯心的修养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服从于他的正统封建主义的政治立场的。内省的结果，无非是使得他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事业中更加坚忍狠毒而已。即使从封建道德标准来说，“内省”的结果也不一定总是使自己向着更高的道德水准前进，有时倒反而会随俗浮沉，向通行的官场陋习屈膝。例如，咸丰八年正月初四（1858年2月17日）给曾国荃的信中就说道：“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同年五月十六日（6月26日）给同一收信人的信中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这些事例说明，曾国藩的“内省”功夫，看起来清高脱俗，但最终还是不能摆脱封建功利主义的左右。

唯心的“内省”既然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和束缚，这就使得曾国藩在一些认识问题上不可能有鲜明的原则性，而时时表现出模棱两可的骑墙态度。这在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曾国藩常常表示，成大事者，谋事在人，应该“尽其在我”。所谓“吾辈不恃天人之征应，而恃吾心有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实”。又公开声言：“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他甚至多次表示厌恶“风水”之说和“占卜”之术，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又说：“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还说：“占验之说，本不足信。”从这些言论看来，曾国藩似乎是并不迷信天神观念的。

但是，他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又是另外一种说法。

曾国藩很相信命运。他反复申述，“天下事由命不由人”, “以余阅历多年，见事之成功与否，人之得名与否，盖有命焉，不尽关人事也”。“主持劫运，生死之早迟，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贴，断非人谋计较所能及。”

但是，曾国藩生活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年代，他需要组织力量，同试图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军进行殊死搏斗，因此，清静无为，乐天知命，是不符合曾国藩的政治信条的。他在给弟弟国荃、国葆的信中特别嘱咐：虽然“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但“父兄之教家、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奇特，仔细琢磨也就不足为怪，试想，假使和广大湘军将士大谈“万般由命不由人”，谁还肯为曾国藩的反革命事业去出力卖命？

于是曾国藩设法找到一种折中的说法，所谓“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 “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 “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有时则说：“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这种说法十分有利于曾国藩的政治需要。当他想用某种封建道德教条去熏陶别人时，可以强调“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当他希望别人为某种政治目标尽力时，可以宣扬“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而当需要为自己或别人的某种挫折与失败找到宽解的理由时，便可以声称凡事“仍有天定，不关人谋”, “人力虽尽到十分，而成功纯是天意，不可丝毫代天主张”10。真是左右逢源，黑白咸宜。

像曾国藩这样自诩在封建统治集团中颇有见识的人物，有时的思想脉络简直是十分可笑的，他不是说“平日最不信风水”吗？他母亲葬于木兜冲，葬后他多次升官，所以当家中有人提出要迁葬时，他坚决反对，说：“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但到后来他弟弟曾国华（温甫）战死之后，他就竭力主张要“改葬二亲之坟”了，说：“如温弟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又说：“温弟之事，虽未必由于坟墓风水，而八斗冲屋后及周壁冲三处皆不可用，子孙之心，实不能安。千万设法，不求好地，但求平安。”这就把“不信风水”的标榜忘得一干二净。他不是表示“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吗？可是碰到有些事态发展偶与乩语之意相类，或某些现象符合自己的幻觉意识时，他马上“又觉神异之不尽虚妄”了。

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他一方面是封建理学的最后一批代表人物之一，另一方面又是洋务运动的最初倡导者的一员。复杂的时代赋予他复杂的性格，养成他复杂的内心世界。我们集中了上面几个问题，尝试着做一些粗浅的分析。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他内心世界的全部，只是通过他的家书窥视到的内心世界的若干曲折流露，但仅从这些问题也可以说明，对任何一个人，用简单化的方法，是难以弄清他的庐山真面目的，如果有意强调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则有点像哈哈镜一样，照出来的大抵是扭曲了的畸形形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