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与任务刍议

史学领域中一门久遭冷漠的学科——中国近代文化史，正日益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重视。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研究队伍的扩大和若干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整理编纂专题资料、组织撰写专题论著的规划的制订，是这门学科即将日趋繁荣的征兆和讯号。

在这种十分喜人的形势下，进一步明确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更具有了紧迫的意义。因为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还不能说已经有了清晰而确定的认识。

为了参加讨论，下面准备对这个问题谈一点极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

一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专门的研究对象。毛泽东同志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如果不确定不同科学研究的对象的特殊本质，也就“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那么，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根据上面的说法，如果做一个笼统的回答，似乎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历史上文化现象的领域的特殊矛盾运动，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但是这样的回答并不解决问题，因为人们对什么是文化、哪些社会现象可以算作是文化现象，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中外学术界曾经对“文化”下过各式各样的定义。有的说，文化是“指一定社会的社会生活全部内容而言”；有的说，“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有的说，“文化普通是与 ‘自然’相对而言的词汇”,“一般地说，文化就是人类以自然为素材，设想着一定的价值（文化价值）并为其实现而努力”；有的则认为，“人们通常根据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两种基本生产形式，把文化分成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全部物质活动及其结果，精神文化包括意识和精神生产”;“文化这个术语从较狭义的意义来看，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据说，有人曾做过统计，有关“文化”的定义，共有一百六十余种之多。

说法虽然纷繁，但粗略地归纳，大抵不出两派：一派主张广义的，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并认为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一派主张狭义的，认为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的观念形态或者精神生活领域。

我没有评判这些说法的是非曲直的能力，只是觉得，不论根据上述哪一种主张去确定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困难。

前一种主张失之于太泛。世界无非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部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活动——生产活动，说到底也只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种。按照上面的分类法，文化就变成了无所不包的东西；文化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文化。文化史也就是全部社会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也就与中国近代史没有什么区别了。范围无限扩大的结果，反而取消了文化史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对象与任务的研究领域的存在资格。

后一种主张又失之于太窄。事实上，有些文化现象并不能为观念形态所包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谁都会承认，长城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悠久文化的伟大象征，但总不能说长城是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吧！推而广之，一切建筑，诸如亭台楼阁、竹篱茅舍、城垣村寨、塔桥园苑，都是文化的表征，但却明明白白都是物质的实体。而且，如果文化即观念形态，那么中国近代文化史也就是中国近代观念形态发展史，那它又无法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相区别了。

近来，赞成文化即观念形态的同志似乎逐渐多了起来。持这种意见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这样一句话：“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有的同志指出，这句话确切地表现了唯物史观对文化的解释。我对此却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重要著作的开头，毛泽东同志还讲过这样的话：“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后面加了一个括号，特地强调“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几个字。这括号里的短句，单纯从文字上来讲，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意思是说，文化是“当作观念形态的”；另一种意思是说，这里所讲的文化，是指当作观念形态的那部分文化，言外之意，当然是说还有一些文化现象是不当作观念形态的。如果仅讨论当作观念形态的那部分文化，那么，文化和经济、政治的关系，就是“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我以为，正是因为有把问题限制在一定范围（仅讨论当作观念形态的那部分文化）之内的必要，毛泽东同志才特地加了这样一个括号，这恰巧表明了在理论问题上的严肃性。

为了印证这个理解，我们可以谈一下列宁对文化是否就是观念形态这个问题的态度。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曾围绕着“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展开过一场持续数年的争论。以波格丹诺夫等为代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宣扬文化虚无主义的“左”倾思潮，受到了列宁和俄共中央的坚决批评。1922年9月，“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健将普列特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观点。列宁对这篇文章作了详细批注，在该文的第一句即“文化问题，广一点——意识形态问题”的旁边，一连用铅笔划了三根黑道。根据列宁的委托，并参照列宁批注的精神，雅柯夫列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反驳文章。文章在谈到普列特涅夫关于“文化问题，广一点——意识形态问题”的意见时认为，“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文化是一系列社会现象（从道德和法直到科学、艺术、哲学）的总和，是当然比阶级或人类集团……的社会意识形态更为广泛的概念”。在这篇文章的撰写过程中，列宁曾多次接见雅柯夫列夫，同作者交谈，并审阅了原稿。据此，我们说列宁并不同意文化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而赞成“文化”是比社会意识形态更为广泛的概念，大概不能算是臆测之词。

总之，对于文化，似乎一时还难以找到一个简明、概括而又为大家所接受的确切定义。在这种情况下，较为切实的办法，是不妨考虑更为具体一些的文化分类，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历史的大千世界中，确定究竟哪些属于文化现象的范围。我以为，是否可以归纳为下面三大类：

第一，观念形态。包括哲学、政治思想、宗教、道德规范、文学艺术、美学、科学等等。这部分当然是文化的主干。

第二，传播和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媒介和方式。如文字、语言、教育、新闻、出版等等。

第三，群众日常活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要素。如风俗习惯、衣着、饮食、建筑、礼仪等等。这方面的范围比较广泛，最近有的同志就提出，饮食文化中，又可细分为酒文化、茶文化、烹饪文化、副食文化等等。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都可以算作文化，而必须是本国、本民族具有特色的那部分内容。例如吃饭，世界上的人都要吃饭，不能说吃饭就是文化；但中国的烹饪艺术，什么苏式菜、广东菜、四川菜等等，可就成了烹饪文化了。其他也一样。

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那么，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这三个方面的状况，它的发展变化，它的矛盾斗争，它的形形色色的表现。这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应该去占有的阵地。

二

上面所说的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仍然是十分广泛的。它涉及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艺术史、建筑史、教育史、法制史、民俗史等等。门类众多，头绪纷繁，简直使人有无从着手之感。其实，文化史既不是这些专门史的简单相加，也不是要去替代这些专门历史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任务，是探究和揭示中国近代社会中各种文化运动发展的历史规律。一方面，它要综合和概括各种专史，从宏观方面把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去分析各个领域的相互结构和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它又要在整个社会史的范围内，去着重分析近代文化怎样反映近代政治和经济，又给予了近代政治和经济以何种伟大的影响、作用。简单说来，前者是研究文化所包含的各个领域之间的内部关系，后者是研究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外部关系。

这样来确定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任务，既能较好地处理近代文化史与近代思想史、近代哲学史、近代文学史乃至更专门一些的如近代报刊史、近代绘画史等等各种专史的关系，又能较好地处理近代文化史与近代政治史、近代经济史等的关系，使中国近代文化史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容、特定范围，足以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别开来的学科门类。

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矛盾运动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发展过程。离开了对每一具体文化现象的了解和分析，文化史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史的研究也就变成为无米之炊了。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史的研究理应包括文化领域各种专门史在内，使这些专门史成为文化史的不可或缺的分支；甚至可以说，文化史研究的开展正是要以各种专门史的研究的深入作为前提的。但是，文化史研究的任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回答所有文化领域的各种具体问题。例如，研究每一个教派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对于宗教史来说，无疑具有第一位的意义，而对于文化史来说，却首先应该着眼于一定社会的宗教和神学，对于那个时代的各个文化领域，产生了哪些影响，发生了哪些作用，从而确定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价值。研究每一种艺术形式的流派和风格，对于艺术史来说，无疑是首要的任务之一，而对于文化史来说，却更应该重视特定历史时代艺术发展的共同特征，并探究形成某种艺术特色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他领域也是一样。我们强调要研究文化的内部关系，就是要突出文化史的综合性和概括性；近代文化运动的历史规律，也只有在对近代各个文化领域进行综合和概括中得到真实的揭示。

研究文化的内部关系，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列宁曾经阐述过每个民族都存在着两种文化的思想，指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 ‘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列宁这里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至于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存在着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文化，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研究文化的内部关系，就是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这些不同文化成分之间的联合和排斥，矛盾和斗争。有同志主张，文化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研究文化的精华部分，或者说进步文化的一方面；一些文化的糟粕，或者说反动文化的一方面，则不应该作为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至少不应当作为研究的重点。这个意见我以为是值得斟酌的。一则，精华与糟粕，进步文化与反动文化，都不是孤立自在的东西，它们互相矛盾，互相斗争，当然也就互相发生着影响。只研究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明于知己而暗于知彼，当然不可能对一个社会的文化面貌有总体的、全面的了解。二则，“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列宁在前面所引的话里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文化正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同样的道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恰恰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尽管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在近代社会是进步的文化，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决不能因此而使我们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旧文化有丝毫的忽视。因为就其对当时社会所发生的作用来讲，不管你注意和重视与否，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比那些进步的或革命的新文化更加经常起作用的客观存在。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另一个任务，是研究文化的外部关系，即近代文化与近代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十分明显，不仅哲学、道德、艺术、宗教、学术等社会意识方面的东西，不过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就是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等较之意识形态更加稳定一些的事物，也无不受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强烈影响。马克思说，作为古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的古希腊神话，只会出现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古代社会，而决不能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同样，西欧各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只能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萌生和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日益激化的时期，而决不能产生于奴隶制时代或中世纪初期。在中国近代社会，全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状况，包括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旧的经济关系的解体和新的经济关系的产生，阶级结构的变化，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形形色色的斗争，统治阶级的政策影响，以及社会进步势力开展政治斗争的客观需要，这些方面的总和，成为决定近代文化面貌的基本因素。反过来，文化领域的种种变化、发展、矛盾、斗争，又给予上述各个方面以深刻的影响。离开了近代经济、政治和近代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揭示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历史规律，也就只是一句空话。

三

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确实具有重要的地位。加强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迫切性，不仅因为以往对这方面注意很少，基本上还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急需填补空白；而且还因为文化史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中，是个特别重要的领域，本身具有某些难以由其他方面替代的特殊作用。

第一，文化最能够集中地反映和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特点。加强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阐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

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最主要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特点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概括。这里所说的“历史特点”，当然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最集中、最生动的是反映在文化方面。最足以表示中国历史特点的，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聪明才智的集中表现。它最有个性，最丰富多彩，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民族气派。要了解和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各种历史事件，要分析和评论中国近代社会的各种历史人物，离开了中国近代的文化背景，往往不容易得其要领。我们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尼克松在《领袖们》这本书里，在对我们的周恩来总理表示他的由衷的钦佩时，曾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和中国文明的精华的结晶。”“周恩来还具有其他中国人的品德——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它来自中国人民享有的几千年的优越的文化传统。”尼克松还认为，中国人的自信心“表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哲学的绝对优势坚信不疑”。我们可以不赞同尼克松在那本书里的许多观点，但毕竟应该承认他对周恩来这个历史人物的评论同中国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的看法是颇为深刻的。

第二，加强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的多样性和生动性，极大地丰富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大大克服过去近代史论著中呆板、干瘪、枯燥的毛病。

过去近代史论著容易写得枯涩沉闷，原因很多，但和研究领域的狭窄有极大关系。例如，不论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一般对社会状况和普通群众的活动状况都较少注意。一场政治斗争，对社会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震动？某些经济措施，对群众的日常经济生活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影响？某几个思想家的认识和主张，在社会上有些什么样的反响？这些问题，往往语焉不详。而文化史，由于它研究的对象就是一定社会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因此，它就自然要求把目光注视到社会生活和群众生活的各个角落。不论社会风习、礼仪俗尚、道德伦理、宗教心理、服饰衣着、文学艺术等等，都要求具体而深入地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这样，社会历史的研究就必定会更加有血有肉，绚丽多彩。

第三，加强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助于提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性和应用性。

文化同经济、政治相比，除了其他特点之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对于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比起对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历史现象来，要求采取更谨慎、更细致地批判继承的态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只有在批判地继承了全部民族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健康地发展。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另一方面，历史上反动的、落后的旧文化的瓦解、消失过程，要远远比旧政治、旧经济的瓦解、消失过程，缓慢得多，旧文化对人们的消极影响，也要比旧政治、旧经济强烈和深远得多。这两个方面，都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有很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对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愈深入，对近代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做得愈细致，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就愈能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