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略规划能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其众多的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的特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就是长期执政带来的政治谋划的长期性和战略性。毛泽东常常会为100年后的中国规划蓝图，邓小平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常常提及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最新的对未来愿景的期待与努力。十九大报告又对未来中国30多年的发展做了新的战略安排：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用15年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后再用15年时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比较之下，众多西方国家政党领导人只能并且也只想着在其本届任期之内如何施政。长期执政带来的掌权自信和战略抱负，使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大的，甚至令许多国家政党羡慕的战略规划能力。这种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而复杂的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没有共产党理性的、充满智慧的、非常平稳及循序渐进的政策和措施的话，中国可能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至少赶不上现在的发展局面。”得益于长期稳定连续执政，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大的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能力。比如对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规划），中国是从1953年开始以五年一个时间段来作国家的中短期规划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于1953—19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目前实施的是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在60多年的时间里，接续不断地制定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短期规划，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在地方和部门乃至各单位，都相应地有与中央大体同步的规划，这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具体决策方面，比如，三峡水电站1992年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建设完工；西部大开发开始实施于2000年，从此成为事关改革发展大局的国家战略。这无不需要坚定不移、长期不懈的努力。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政党都很难禁绝其执掌政权的“短期行为”，因此西方有“选举经济周期”的说法。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实践中基本上有效地避免了“短期行为”，从而保证了国家大政方针的长期稳定性。“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之谜，部分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戒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利用强大的战略规划能力长期稳定地推行政策决策呢？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政治制度方面来说，比如，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法定、长期的执政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有着明确而肯定的执政预期；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从制度化层面限制和约束了个别执政者心血来潮的“短期行为”。中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尽管人民代表大会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但人民代表大会毕竟对政府机关的工作发挥着监督制约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同级党委的领导，起到了限制和弥补的作用。从具体政治设计来说，比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各级党委领导机构，实行的是委员会制，尽管党委书记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他毕竟是“班长”而非家长，这种委员（常委）平等讨论决定的机制，毕竟对防止个人专断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并且，越是到中央层面，这些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所发挥的作用就越明显。

“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中国的高速发展至少说明这个制度是有效的。这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卓越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能力，为她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能力，为她的组织肌体整体上保持生机活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能力，为她全力以赴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足够的驱动力量；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规划能力，则为她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进提供了持久的方向。“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懈怠、不自满、不畏惧、不迷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以不断锻造和强化这四个方面的核心执政能力为中心，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其执政地位必将是长期稳固的，其执政目标必将是可期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