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永葆朝气(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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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大一统政治传统的继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立足点和着眼点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质。“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公羊传》。“大”解作“尊”“贵”,“统”解为“始”,是以“大一统”之义应释为“尊一始”,这是它最初的含义。在中华文化的源头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但殊途同归,无不指向天下的安定,而安定的前提就是统一。儒家基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认识,呼吁“四海为一”;法家也看到“道无双,故曰一”,李斯更是明确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道家更以自然为宗,气象博大,主张“抱一为天下式”;墨家言兼爱、尚同,提出“天子壹同天下之义”;《吕氏春秋·谨听篇》提出“乱莫大于无天子”,诸此不一而足,都反映了要求统一的迫切愿望。在周朝,这种统一体现在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即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封建的一统”,而经历了礼崩乐坏、征战杀伐的春秋战国后,周朝共主与诸侯的封建模式被破坏了,再次实现统一的是秦始皇嬴政。秦始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一扫六合,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相对于周朝的“封建的一统”,可称为“郡县的一统”,具体措施包括:在中央创建皇帝制度,实施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又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可以说,秦王朝开创了不同于周朝的全新的大一统时代,并由此而奠定了此后中国政治两千余年的基本格局,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先生曾赞道:中国人是政治的天才,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维持此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以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参见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中国的大一统格局,既不同于希腊式的城邦,也不同于罗马式的帝国,还不同于近代以来的美、俄等联邦国家,其规模和人口远非西方国家可以比拟。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以几个简单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就可以归类的,尤为不妥的是,用粗糙且经不起分析论证的“专制政体”来给中国传统政治贴标签,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界定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概念。

大一统的中国创造了巨大的人类文明,它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资源,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抵御外来侵略、组织水利工程、防止分裂割据、加强民族交流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一统的独特性中所蕴含的优越性不可否认。“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261-2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近代以来,由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原因,中国又陷入四分五裂中,重新让中国统一,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协调各方、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核心,特别是随着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旧矛盾交织,避免社会陷入困境,更需要一个能够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个阶层普遍拥护和共同认可的政治领导核心来组织和领导,否则,政治发展就难以平稳进行,再加上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干预,会导致大一统分崩离析,民族陷入灾难。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维护中央权威是大一统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治理大一统的国家有赖于相应制度体系的建立。在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中,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原则和相关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主要制度保障的现代政治制度。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融入民主法制建设之中,明确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方向。我国的四大制度也具有独特的优势,与大一统相契合。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动员和组织人民作为主人翁投身国家建设、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从权力上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体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国家权力机关,而西方的议会主要是立法机构;从代表上看,我们的人民代表是来自人民群众各个阶层的优秀分子,西方的议员是职业政客;此外,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契合大一统政治对领导者一元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适应了政党政治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而是适应了中国大一统政治这一根本的国情,实现了统一领导与广泛民主、富有效率与充满活力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的创造。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根据我国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等具体情况做出的制度安排,它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有效解决了国内民族问题,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

第四,基层群众自治,体现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同时也体现出大国治理的经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指广大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城乡基层广大人民的直接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也体现大一统国家的管理智慧。西方国家也在基层社会发展民主,如社群民主、协商民主等,但没有将基层民主制度化。

不少西方学者断言,中国的政治和政党体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负。现实证明,中国的政治和政党体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执政近70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有史以来任何国家,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套政治体制与大一统政治传统相匹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因此,与体制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的制定和运作具有适应性和体制内纠错的能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