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于哲学问题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曾说，哲学始于人的原初讶异。“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惊异，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产生疑问。”有了好奇和惊异，人便会生出疑问，继而开始思考和探究，古希腊哲学就是在这种思考和探究中走出了神话与宗教的世界。在古希腊，哲学最初的思考对象是自然，第一批哲学家也常常被称为自然哲学家。自然哲学家之后，苏格拉底等哲学家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方向，他们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开启了哲学关照人世的进程。哲学获得了扩展的空间，关于自然背后原因的探索（如宇宙论、本体论、形而上学等）和关于人事之理的探索（如伦理学、认识论、政治哲学等），共同构成了哲学的两个核心组成部分（逻辑学、宗教哲学等则可以被视为这两个部分的方法论基础和扩展）。

哲学离不开问题，这一点从哲学诞生的原因和过程中便可知晓。打开任何一部哲学著作，我们都可以轻松找到一些哲学问题以及不同哲学家对这些哲学问题的回答。我们如果按照时间或者逻辑顺序将这些问题和回答串联起来，那么看到的就是一部非常直观的哲学史。但哲学和问题的关系并非只是单向的，哲学可以提出问题，通过问题我们也可以反思哲学，如果我们把哲学提出的问题称作哲学问题，那么通过问题反思哲学便可以算得上元哲学问题，或者说关于哲学问题的问题。哲学家们虽然并不过多地谈论元哲学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元哲学问题不重要，相反，有些元哲学问题甚至比许多哲学问题本身更重要，比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问题，等等。当然，无论是哲学问题还是元哲学问题，首先都是哲学，或者说都是哲学的问题，只不过哲学问题是以哲学的方式探索问题，而元哲学问题是以问题的方式探索哲学。如果说前者构成了哲学的主体，那么便可以说后者构成了哲学的前提。就此而言，在追问中国哲学的问题之前，我们或许可以先从元哲学问题的视角就一些有关哲学问题的问题做一番考察，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后续的研究工作。

1.1 问题与哲学问题

问题是哲学澄明和显现自身的窗口。哲学常常以问题而始，问题常常因哲学而“终”（终极），但相比之下，没有问题的哲学比没有哲学的问题更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哲学天然是问题，但问题并不必然都是哲学。简单而言，问题之所以能够被提出，常常是因为人类的好奇、疑问或困惑，提出问题本是为了寻求答案，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或者都能得到有效的回答。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宽泛地把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认识论的，一种是存在论的。前者表现为对认识的疑问和对知识的渴求，而后者则表现为有关生存的焦虑和对价值的追寻。对认识论问题而言，问题的症结往往在于知识的匮乏，因此我们只需要通过建立或补充对认识对象具有有效解释力的知识体系便足以解决问题。但对存在论问题而言，只有知识是不够的，或者说知识在这种问题上常常是无效的。因为存在论问题关涉的不仅是认识，而更多的是人的生存，它需要的不是有关事实的解释，而是对价值和意义的支撑。在此意义上，问题便不再是单纯的需要回答（ask and answer）的问题（question），而成了要不要去做（to do or not to do）的难题（problem）。如果说前者的焦点还在于答疑解惑，那么便可以说后者的重心是安身立命。因此，有哲学家指出：“提出一个问题（question）是一种理智的活动；而面对一个难题（problem）则是涉及整个人身的一种处境。一个问题是渴求知识的产物；而一个难题则反映了困惑甚至苦恼的状态。一个问题寻求的是答案，一个难题寻求的是解决方案。”问题不解决，一个人顶多是无知；但难题不解决，一个人就很可能无法好好生活。就此而言，存在论问题乃是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处境中的难题，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共同命运。哲学问题便是这样的难题。

哲学问题虽然不像认识论问题那样能够产生“可靠”的知识和科学，但哲学并不会因此而成为无用之学，甚至遭到废黜。因为哲学是根植于人性最深处的形而上学冲动。哲学问题虽然也试图寻求答案，但与认识论问题不同，它往往没有标准答案，换句话说，哲学并不是为回答问题而生的。这不是说哲学问题不需要回答，而是说对哲学问题的回答往往超出了知识的范围，甚至超出了人类理性能力的承载范围。哲学问题常常是终极性的问题，比如关于世界的本原、人生的幸福、人类的命运等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超出了有限理性者的凡思。人类并不是上帝，并不具有“上帝之眼”，既不能跳出自己的身体和皮肤去感知与思考，也无法站在时空之外去筹划人类的总体命运。因此，对于哲学问题，人类所能提供的只有哲学的意见，而没有哲学的知识。对哲学问题的答案，我们常常只能说好与不好，而很难确定对与不对。这样的结果确实让人有些沮丧，但让人更沮丧的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甚至接受哲学的这种处境。哲学可以高傲地提问，但必须学会谦卑地回答；否则，哲学要么走向独断，要么沦为对生活无用的旁白。这一点从哲学的源头便可以窥出些许端倪。我们说，在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被视为“爱智之学”，哲学并不是知识，甚至不是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热爱和无尽追寻。智慧被称为一种“神技”，为神（智慧女神雅典娜）所拥有，凡人所能做的只是热爱并追寻智慧，由此便形成哲学，这是人靠近神的最安全的方式。否则，人类便有可能如苏格拉底所说，因直视阳光而弄瞎自己的双眼。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并成为神谕中最有智慧的人，但他本人对神谕的最佳解释则是：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这种诠释或许意味着，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才能学会谦卑，虚怀若谷，也只有摒除所有的偏见，才能真正开始向智慧之路迈进。因此，认识自己乃是哲学的第一步，而真正的哲学则只能在途中，在通向智慧的途中。

我们说，哲学研究问题但并不研究所有的问题，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具有哲学性，这一点从上文对问题的二分中便已知晓。哲学问题与一般问题的最大不同在于，哲学问题是对终极性问题的追思，是一种特殊的“元”（meta-）问题。一般问题可以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但哲学问题则必须深入事物的背后和根基。因此，哲学问题常常是终极性问题，这是由哲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哲学问题是由谁提出的？通常而言，我们并不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提出哲学问题，即便未受过严格哲学训练的人也可能提出有意义的哲学问题，比如著名的“高更（Paul Gauguin）三问”：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确实是三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凡是这般提问的人都是哲学家，因为他们的这种提问在哲学意义上未必是自觉的，即便是自觉的，他们也无法哲学地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而哲学地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甚至比哲学问题更重要。因此，在回答谁才能提出哲学问题时，我们必须把能够思考和回答哲学问题视为能提出哲学问题的构成性条件。如此一来，如果我们把那些能够进行哲学思考并能以哲学的方式回答哲学问题的人叫作哲学家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就只能说是哲学家真正提出了哲学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哲学问题就是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提出的问题。这个结论虽然与我们通常的印象有些出入，但却是经过理性反思所达到的。在保留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是合理的。在人类历史上，我们通常把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视为第一个哲学家，因为他最先有意识地提出了第一个哲学问题并给出了哲学的回答。他的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也就是说：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世界从哪里来，最终又去向哪里？泰勒斯给出的答案是：水。这样的回答多少有些让人气馁，我们也无从得知他为什么会得出此结论，也许是因为看到所有的生命都离不开水，也许是因为整个希腊世界都被海水包围，但无论如何，他提出了第一个哲学问题，并给出了哲学的回答。泰勒斯之后的哲学家们接过了这一问题，并对他的回答进行了完善，从而导致世界上第一个哲学词汇和第一种哲学形态的诞生，这就是“本原”概念和“本体论”形态，本体论也即对世界本原的哲学追问。虽然哲学家们对本体论的回答见仁见智，但这并不影响本体论被发扬光大，这一最初的哲学问题也没有因为缺乏一致的答案而退场。相反，本体论不仅成为哲学的最初形态，而且成为哲学的最基本形态，其后的哲学形态，如认识论、价值论、语言哲学等，都可以从本体论中衍生出来。

1.2 哲学问题的生长力

哲学形态的改变往往意味着哲学问题的转移，而哲学问题的转移往往又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通常而言，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哲学问题都要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时代，没有哲学的时代是可悲的，没有时代的哲学是可笑的。哲学的时代性不仅仅体现为如上所述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哲学与时代的宏观把握，它首先而且更真实地体现为哲学如何在具体的时代中提出有意义的哲学问题。泰勒斯及其后继者们在哲学诞生之初追问世界的本原，于是方有自然哲学；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追问变动世界背后的不变者，于是有形而上学；到了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公元前322—公元529年），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人不如犬，哲学家们纷纷开始追问人生和伦理问题，遂有伦理学的繁荣；而后宗教哲学、认识论、先验哲学、经验主义、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存在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等，都是哲学在面向具体时代而提问时所产生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而追问如何复礼，遂有“仁”；老子看到治乱兴衰而发问，遂有“道”。在印度，释迦牟尼看到人生疾苦而发问，遂有“佛”。总之，所谓哲学离不开时代，主要是说哲学问题离不开时代，而哲学问题离不开时代主要是因为提出哲学问题的哲学家离不开时代。哲学不像数学和物理学等科学可以有独立于时代的问题域，哲学自身没有问题，哲学的问题都是时代的问题，离开时代，哲学便不能开口，哲学一旦开口，便已有一个时代在其中。

需要指出的是，哲学问题离不开时代并不意味着哲学问题必然是时代的前沿问题。哲学可以有自己的前沿，但这未必是时代的前沿，相反，哲学前沿很有可能是非常古老的东西，比如古典哲学之于文艺复兴时期。因此，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哲学的前沿这一前提性问题。那么，什么是哲学的前沿？是英语中的advance guard（前卫）、frontier（前锋）、pioneering（领先），或是hottest（最热门的）、newest（最时髦的）topics（话题）之类的？当我们提到哲学的“前沿问题”时，到底哪一个“前沿”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前沿”？或者由此我们也会想到，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会被认为是不“前沿”的、“落后”的，或者是过时的？如此，我们如何判定一个问题到底是所谓的“前沿”问题还是所谓的“落后”问题？这些都是问题。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五首·其二》）经典的问题和思想尚且会成为历史，更何况那些仅仅是时下最热门、最时髦的问题？如果哲学总是热衷于追逐所谓时下最热门、最时髦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哲学研究就很可能始终是非常浅层次、非常表面化的思考。哲学如果只是停留在追风逐波的层面，那么最终就很可能随风飘散。所以，哲学问题的前沿不可能指的是这些东西。当然，哲学的前沿也不应当是比较新潮和前卫的东西，如前卫艺术等，这种前卫式的“前沿”与哲学的“前沿”并不相同。按照我们的理解，哲学的前沿应该是接近探索性和开拓性的“前”。当哲学在特定的时代对哲学问题有了新的探索和开拓，比如发现了新的哲学问题，或者找到了回答原有哲学问题的新思路，便可以被理解为哲学的前沿。因此，哲学或哲学问题的前沿比较接近英文pioneering，用这个词表达哲学前沿也许是比较合适的。

就此而言，当我们在考虑哲学问题的时候（因为哲学研究总要有哲学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而不是追逐那些时下最热门、最时髦的问题。在哲学的世界中，重要的不是前沿问题，而是我们回避不了的问题，只有回避不了的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这种回避不了的问题，大体而言，至少有两类。一类是我们称之为永恒的问题。所谓永恒的问题，并不是说它们真的永恒，而是说它们总是在场，无论人类生活在哪个时代，这些问题永不退场。就此而言，永恒的问题实际上是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人类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或者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哲学中的那些最经典的问题基本上都属于这类问题。比如说有关真理的问题，虽然人类已经讨论了两千多年，但作为哲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始终在场，即便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热门问题。所以，只要是能够始终在场的问题，都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问题，都是值得慎重而认真地思考的问题。另一类回避不了的问题或者说真正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未来必定在场的问题。这类问题是具有未来性的，是属于未来的问题。并且，通常来说，这类问题会在时代的转型期大量出现。我们现在正好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因此我们会碰到许多具有未来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回避不了的。

无论是永恒的问题还是属于未来的问题，都是有生长力的问题。一个问题只有具有生长力，才需要并且值得哲学认真思索和探究。所谓有生长力，就是说具有开放性，能够延续下去，就像种子那样有生机和活力，能发芽、开花、结果，从而最终枝繁叶茂。至于那些没有生长力的哲学问题，即便不能说它们是无意义的，但就整个哲学发展史而言，也很难说它们是多么重要的问题，从而也就难以引起人们长久的关注。因此，真正有生长力、有意义的问题，肯定会有大批的学者在研究，并且自古以来就有人在研究。当然，这并不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属于未来的新问题，因为这些新问题是属于未来的，古人是没有办法遇到或听说它们的。在此意义上，生活在转型期的那一代人便可以说赶上了好时代。哲学工作者应当很能理解这样一种感觉，即：在哲学研究中，我们很难说有哪个哲学问题是前人没有谈过的，甚至随便说起某个哲学理论都会感觉像是两千多年前就说过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个事实。正如《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彼时，人类的生活刚刚展开，人类所有重大问题都摆在眼前，还没人想过，就像开荒一样充满创造性和开拓性。而且我们要知道，人类的生活一旦展开，问题就并不是一个一个出现的，而是同时出现的。关于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问题总共也就那么一二十个，它们同时摆在那里，于是当时的哲人、圣人或所谓的先知，他们敏锐地看到并回应了这些问题。由于这些基本问题是每个时代的人类都会遇到的，所以他们遇到的那些问题，我们是回避不了的，但他们能够提前回答这些问题，并将之上升至哲学的高度，从而为后来哲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哲学家很幸运赶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们会遇到一些初始性问题，一些古代人乃至同时代人都没有遇到过、没有想到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新问题。时代的转型既会带来许多问题和挑战，也会给这个时代的哲人们提供许多机会。总之，那既是一个好时代，也是一个坏时代，但对哲学来说，这终究会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因为我们不但会面临过去的老问题，而且还有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对哲学思想而言，有了问题便有了希望和机遇。

既然只有那些回避不了的、有生长力的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那么重要的就是“挖出”这些深藏于生活中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当知识的训练变得越来越规范化的时候，这既是一个优势，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误导：很多人以为问题就在书本里，于是都在文本里找问题。比如，因为康德说过某个问题，所以人们就研究这个问题；或者说，因为罗尔斯说过这个问题，所以它就是个问题，人们便去研究这个问题。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所接触的问题就只是书本、文本里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所存在的世界就是这个文本，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文本对我们的实际生活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受困于书本，我们的思考便被限制在前人告诉我们的一个又一个故事里。康德说了康德的故事，罗尔斯说了罗尔斯的故事，施密特（Carl Schmitt）说了施密特的故事。但如果我们的思想世界只囿于别人的故事，那么我们如何确保这些故事真实和有意义？此时我们应该保持苏格拉底式的警惕：没有经过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没有经过理性深思的故事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必须对那些看似重要但实际上很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和世界没有多大意义的故事持审慎态度。这样的故事也许吸引人，但却未必是真实的故事、真正的问题。儿童可以把童话当作现实，但如果一个人过了儿童的年龄还依然把童话当作真实的世界，那么他多半会成为他人的笑柄，甚至有可能成为他人的灾难。事实上，所有真正的问题都是在生活中，而不是在书本里，书本里的问题只不过是人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的倒影，是人们对生活中的问题的回应，有时候是对它的一个模型化，有时候是给它设定的一个实验状态。比如，罗尔斯有关“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那个众所周知的思想实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其实罗尔斯本来要面对的也是生活中的问题，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促使他从理论上研究与重新建构正义的概念和理论。起初他是从自由、平等这方面去找，结果越找越远，最后，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正义问题，他就假设了一个思想实验状态，这就是“无知之幕”，但正因如此，他就显得有些脱离实际生活。因为这个状态在生活中是没有过的，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实验状态、实验条件很有可能是没有临床应用的。那么，如此一来，做这些思想实验的“意义”又何在？但这确实是哲学的一个特点：哲学可以设想实际不存在的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个非常漂亮的理论。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悬置纷繁现实中许多不必要因素对理论的干扰，从而提升理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另一方面是为了磨砺人的思想，促使理论朝着彻底和完善的目标前进。这也是思想实验的一个功用之所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确实可以合理地表达我们的“遗憾”，因为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虽然漂亮且具有启发性，有助于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但它毕竟不是生活中已有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一个故事。总之，在所有哲学问题上，我们都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和反思，唯有如此，我们的哲学才能不断前行。当然，允许一种与现实不符的理论存在乃是哲学制度化的产物，也是哲学令人着迷的地方。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哲学家们可以继续讲他们的故事，但我们不能未经反思就将这些故事信以为真。我们需要把这些故事、把这些我们在书本里读到的问题带入生活，使之接受生活的检验，如果这些问题在生活中依然存在，那么它们就是真实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

1.3 哲学问题的性质

知道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藏在什么地方，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即哲学问题的性质。我们知道，数学问题是可以演算的，物理学问题是可以观察、可以实验的，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那哲学问题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前些年，网上流传过一个笑话，说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孙永泉画了13张图来表示13个专业，其中就包括历史学、数学、新闻学、哲学等专业。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表示历史学专业的图：

对历史学专业的解读是：数据虽然很多，但能用理论把它们统统连起来！

其次，我们可以看一下表示数学专业的图：

对数学专业的解读是：数据很少，但只要有两个点，就能建立起一种理论。

再次，我们可以看一下表示新闻学专业的图：

对新闻学专业的解读是：只要有一个数据，就能建立起一种理论。

最后，我们来看看表示哲学专业的图：

对哲学专业的解读是：没有数据，依然能够建立理论。

类似的调侃还有很多，都十分有趣。我们说，这虽然只是个笑话，但其对哲学性质的把握和概括还是相当生动有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做哲学基本上做的就是这种似乎是闭门造车的事情。我们经常是先编一个理论，然后又期望这个理论对生活碰巧是对的、有用的。这种实验状态下的理论如果只停留在实验状态还好，然而为了兑现自身的价值，它又不得不走出实验状态，与现实生活加以对比，但一旦进入生活，问题就立刻出现。问题之所以出现，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或许还是生活本身就是混乱的。也许人类早期（比如原始人时期）的生活还是比较简单的、清楚的。但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到了今天，人类的生活不仅混乱，而且常常自相矛盾。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矛盾是无处不在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是自相矛盾、混乱且不断变化的。如此，我们怎么能指望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还永远有效的哲学理论来解释这样的生活？如果有哪个理论声称自己具有永久的真理性，那么哲学本身的逻辑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对其表示怀疑乃至拒斥。这个结论应该是能够理性地推导出来的。这就是说，哲学问题的性质或者说特点就是，没有现成答案，或者有许多答案，有无穷多答案。但如果我们说一个问题有许多答案，这其实在学理上是不能成立的。当我们说答案时，一般指的是必须只有一个答案，具有唯一性的才能被叫作答案。哲学问题可以有许多个解决方法，有许多种视角或解释方案，但它并不只有一个答案。这是哲学问题的一个特点。我们必须能够容忍这一点，否则在看到他人的不同观点时就容易气愤。因为如果只有一个答案的话，人们一般会认为自己相信的那个答案才是唯一正确的，如果这个时候看到他人的不同解释或观点，就会以为他人的解释或观点是错的。但真相很有可能是：你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同时都是对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具有局限性，或者说，因为人类的智力处理不了“无限”的问题。人类可以懂得很多东西，但人类不可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无限，因为无限的东西是有限的人类所不可能说明的。能够作为无限而存在的只有一种，我们称之为“上帝”。比如，在莱布尼茨看来，只有上帝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尽收眼底，清点每一种可能性，而每一种可能性又都是无限的，因此只有上帝才能清点无限多的可能性，才能（按照数学上的说法叫作）走遍无限的可能性。只有走遍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才能知道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即便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尚未清点，我们也没有资格说知道最终的答案，因为也许真正的答案就是那种我们没有清点到的可能性。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无限性，主要是时间上的无限性。假定我们是半个上帝，我们知道此时此刻的无限的可能性，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并没有什么用，因为时间在继续，事情在不断发生，也许下一秒就会出现新的可能性。时间上的无限性证明了有些东西是人类的智力所不可能超越的。就像对于自然数列，我们永远没法指望数到最后一位。时间上的无限性对知识所构成的挑战，当年休谟的怀疑论已经论证过，即人类的智力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上帝的。

但对哲学而言，更有意义的也许是另外一种时间上的无限性，这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发现的，叫作时间的分岔。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叫《小径分岔的花园》（A Garden of Forking Paths，1941）。但是他的这个path，其实暗示的是时间，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应该是the forking time（分岔的时间）。博尔赫斯发现，我们所处的时间上的每一个点都面临着许多种可能性，所以时间是分岔的。既然时间上的每一个点都是分岔的，那么就可以想象在每一个分岔点上又有无穷的分岔点。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没法说什么是答案，没法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就像一个哲学家的哲学理论，在一个时间点，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可能是最前沿的，但分岔到下一个时间点，他的理论就可能被边缘化，而到了再下一个分岔点，他的理论又可能再受到人们的关注，重新回到哲学的最前沿。所以，时间的分岔意味着答案永远都具有未来性。我们如果回忆一下哲学史，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一个哲学问题得到了终极解决，人类从来没有解决过任何一个哲学问题。如果有人说有一种理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哲学问题，那么这个人若不是故意要说谎的话，就有可能是真诚的无知。

如果说有某种理论对于解决哲学问题具有真理性，那么它也只能是提出了否定性的解决方案。关于否定性的解决，我们可以举出休谟的例子。休谟提出了两条否定性定理。第一条否定性定理是：从以往到此刻所发生的所有经验不可能推知未来。第二条否定性定理是：从“是”（to be）推不出“应当”（ought to be）。但第二条否定性定理稍微复杂些，而且不一定对。学界对此的讨论很多，在此我们姑且不论。

哲学家为了让人们理解一个哲学问题，常常会写很多书或文章。但我们或许会注意到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在某个哲学家所写的书或文章中很少看到他所举的例子，即便偶尔碰到，这些例子也十有八九都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多学科，即便像数学这么抽象的学科，都能举出许多非常有趣并且极其生动、准确的例子，可为什么哲学却举不出来？一个理论声称自己对生活是有效的，但却举不出例子，这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不能举出好例子。比如，经济学所举的例子很多就是合格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很精彩的。哲学家们有时候为了说明哲学问题，甚至不得不借助于经济学的例子，比如说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以及“反公地悲剧”等，都非常生动、非常有趣。哲学的例子当然也有，有些还非常经典，西方的哲学教材会经常使用，比如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那个叫作“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的著名思想实验。在这个例子中，他想象把一个人的大脑切下来，放在营养液里，然后把大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通过计算机的程序向大脑发送信息，使大脑保持一切正常的幻觉。最后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定自己不是处于这样的困境中？我们说，这已经是哲学中非常好的例子了，是所有哲学教材都一定要用的。但我们发现，即便如此，这样的例子也仍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十分遥远，没有对我们的生活进行很好的说明。

但哲学从一开始就不会举例子吗？并不是，恰恰相反，在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中，有很多很生动形象的例子和故事。比如，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将灵魂比喻成理性驾驭的双马车，其中激情是驯服的马，欲望是桀骜的马；他在《理想国》中提出了那个寄托着哲学家使命感和政治理想的“洞喻说”。又比如，培根用以批判阻碍科学发展与进步的传统心理和社会根源的“四假象说”，其中提到的“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都是十分生动的哲学例子。中国哲学家孟子用“鸡犬之放”比喻“心之放”，从而鼓励人们“求其放心”；用“牛山之秃”比喻“四端之遮蔽”，从反面证明“仁义礼智”乃“我固有之”。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和故事。《庄子》一书几乎通篇都是生动的故事，并且都讲述了很多深刻的哲学道理。凡此种种，再加上古今中外的一些神话故事等，都说明古人能够在这些例子和神话中表达真正的问题，包括真正的哲学问题，即便是现在我们也很难超出这个水平。也就是说，人类最初在使用神话进行思考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问题都已经被考虑到了，而神话就是例子，是一个个非常生动的故事。那么，为什么古人能够讲出故事，而我们今天却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更别说构造神话的能力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值得深思的问题。

举不出例子这个现象本身多多少少暗示着我们的理论和实际生活之间的断裂并没有为我们所克服。我们说，古人的生活世界相对而言要简单一些，他们能够通过朴素的神话和故事来思考他们的生活世界，从而创造出许多精彩的例子。但随着现代生活的复杂化和哲学思维的抽象化，生活世界和哲学理论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通过简洁明了的故事来描述复杂的生活现象变得愈发困难。于是，现代哲学家们不得不发明一个个思想实验，通过悬置杂乱生活中的枝蔓元素来达到拷问思想、构造理论的目的。如此一来，才会出现我们前文所举出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例子。然而我们需要明白，理论和实际生活之间的这种断裂虽然仍未被我们克服，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哲学中的这些例子和思想实验就是“无用的”或没有意义的。哲学构造故事的原初意义是为了使人理解生活，在人类整体抽象思维能力尚未达到较高层次的时候，这种理解导向的构造便处于突出地位。但随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升，“讲故事”的目的便不止于理解，它更期待思想的对话、碰撞和交锋，一旦思想得以凸显，故事便淡出视野，退居次要地位，所谓“得鱼忘筌”即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故事引发的思想难题才是现代哲学思想实验的鹄的，或者说，现代哲学虽然也面向生活，但它们“讲故事”的直接目的不是理解生活，而是磨砺思想、推进理论，并最终达到通过理论来透视生活的目的。也正因如此，理论和实际生活之间的隔阂乃至断裂就成了哲学思想的一个现代性特征。

1.4 哲学问题的传承

在哲学研究中，除了例子以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问题链。如果一个哲学问题和其他哲学问题之间不能串成问题链，那么这个哲学问题自身的意义就会比较有限。我们说，重要的哲学问题是具有生长力的，哲学问题既然没有答案，那么它的生长便只能是由一个问题生出另一个问题，哲学的生命就是这样延续下去的。它不是靠真理，不是靠答案，而是靠问题生问题，从一个问题通向另一个问题而获得延续。如此一来，我们便有了问题链。

前文说到，在人类的文明生活初步展开的时候，古代的哲人们把哲学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都谈论了。他们之所以能发现好的问题、创造出好的哲学，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所面对的乃是赤裸裸的生活，处于一个初始的状态，因而一下子有很多问题可以谈。古人的哲学阴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过去有一个说法：整个欧洲哲学传统其实无非就是“对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脚注”。当然，这么说或许有些夸张，稍微准确一点来说，应该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个人的学说的脚注。中国可以有类似的说法，即中国传统哲学其实都是孔孟老庄之学的脚注。在这一点上，中西有可以类比的地方，这就是说，我们很少能够谈论到超越他们的问题。大多数问题都是老问题，我们所谓的推进，就是不断地产生各种理论来解释或扩展这些老问题。比如说，关于真理的理论，人类已经提出来的就有几十个。我们就是这样靠着产生和提出的理论一点点往前走。有一个笑话，据说是个真实的故事，说某诺贝尔奖得主，在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他的母校觉得很光荣，于是就请他回校指导。他已经二十多年没回去了，回去之后，校领导带他参观学校，还带他参观学生的考试现场。他很好奇，就看了一下卷子，看完之后就不高兴了，说：这都二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考试题目还跟我当年的一样，还是同样的问题？那个校长很有智慧，跟他说：虽然问题没变，但是答案都变了。其实，哲学的推进也有与这类似的地方。问题都是老问题，但是我们会在答案上不断翻新，所以产生了很多似乎是不同的理论。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反思的就是：在理论和问题之间，是理论产生的传承或者说继承一个理论对思想的生产力高，还是问题之间的传承对思想的生产力高？如果我们传承的是理论、学说或主义，那么这种传承基本上就是“注经”的走法，这是中国传统很擅长的方式。两千多年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中国的思想进步不大？因为中国的伟大思想基本上在先秦都说完了，之所以后来很少有新思想，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继承的是学说、是主义。继承学说和主义，就是要不断地注释它，不断地加注，尤其还要不断地重复，不断地批评，这是一种生产知识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所谓的思想创造性就要差一些。

而另外一种继承，就是由一个问题过渡到另外一个问题，这时我们就能观察到所谓哲学的推进。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哲学传统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两千多年来，欧洲哲学好像推进很大、很多，其实就是因为欧洲哲学的继承路径是由问题到问题，继承的是问题而不是理论。西方人对思想遗产的理解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思想遗产理解为已有的理论，于是我们学习理论，把理论继承下来，然后传给后人，这是一种理解。还有一种理解是，接过前人留下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没有解决的。接过问题，就有可能给出新的解释，而所有新的解释一定包含新的问题。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既然哲学问题没有答案，那么这条问题链就断不了，所有的解释（解释本身就是问题）就一定会出问题，而且一定会产生更多的疑问。比如说，康德对休谟的继承就不同于儒家对代代相传的那些学说的继承，康德想解决的是休谟提出的怀疑论问题，这个问题使他感到十分不安，如果休谟是对的，那么康德自己的先验哲学就不可能成立，所以他必须回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问题的继承、对问题的回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哲学家们向前辈致敬的方式是接过前辈的问题，而不是接过前辈的学说。这一点是我们可以也应当学习的，这其实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如果一个人总是轻而易举地相信某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他比较喜欢某一个理论，所以他就认为它是正确的），那么他所想到的事情就是好好学，把这个理论中的所有东西都学明白。但实际上是学不完的，新的学说、新的解释层出不穷，一个人很有可能学到老的时候还在学。他年轻的时候学的可能是西方两个世纪以前的大师的东西，到60岁的时候学的可能是西方30多岁的人所推出的理论，这不是很奇怪吗？一个人如果认为老师都是别人，那么就会永远学下去，而等到自己写文章、写书的时候，就会把学到的东西重复一遍，我们称之为介绍。或许有时候他也会进入所谓的争论，比如面对他人的质疑时，他会为他支持的主义辩护，但实际上这些东西的进展并不大，因为他在讨论之前就已经预定了答案：这种意见是对的，那种意见是错的，我为这种意见辩护。总之一句话：我认为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然而，如果我们追踪问题链，由一个问题走向另一个问题，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深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在一层层地深入。问题链走得越长，问题的意义越大，问题就越有生长力。当然，问题链是不断会有新问题加入的，虽然有些所谓的新问题其实只不过是原有问题的变种，但有时候一些新问题确实是具有突破性的，这时我们就要注意这些具有突破性的新问题，它们常常是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节点。

如果社会生活有重大的变化，那么一般都会出现这种重大的哲学问题的转变。以西方哲学来讲，比如说当年霍布斯对政治的重新理解，就和古希腊以来的解释传统不太一样，这就是一个大的突破。还有休谟，他对怀疑论的理解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以至于从中逼出了康德。还有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罗尔斯，尽管他的“无知之幕”作为例子是虚构的，但他的正义理论却相当不简单，而且他的理论中也有一个重大的突破，那就是颠覆了对公正（justice）的传统理解。自古以来，人类对公正的理解都内含一种对称性：“在古代社会，公正指的都是古典公正，它表现为对称性标准：（1）每个人配得什么就应得什么，不配得什么就不该得什么；（2）一个人如何对待别人，别人就可以如何对待他。”这就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杀人偿命，诸如此类，这是我们古典的理解。这是一种数学上的对称性，是数学中的等号，对称性、等号就是公正。或者说它就相当于逻辑上的“当且仅当”，两边互相蕴含就是公正。如果两边不对等，那就是不公正。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罗尔斯告诉我们，这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公正不是对称。他试图把公正还原为一些其他价值，想用其他价值来定义或者解释公正，这个时候只有一种价值当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价值中的每一种价值都比公正小一点，所以他必须发明一种组合，从而正好跟公正这个概念达成一种平衡，这就是他在《正义论》中找到的那两个原则。其中最具突破性的就是，把平等引入公正，使平等成为公正的一个关键性元素。因为平等跟公正其实在古代人那里是很对立的，如果一切都平等了，那还有公正可言吗？所以，罗尔斯把平等引入公正，使之成为公正概念所蕴含的一个必要元素，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且，罗尔斯对公正的理解也被广泛地运用于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制度里。这种制度曾经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被认为是最好的制度，典型的现实场景就是欧洲的福利制度。什么叫福利制度？其实就是平等观念的贯彻。但是由于难民问题，这种福利制度所隐含的危机如今提前爆发了。当然，这是另外的问题。

我们想说的是，问题在一个特定条件下总会有一些新突破，而新突破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实际上，这条问题链才刚刚开始，我们始终可以继续往下拓展。所以，开拓一个问题，才是哲学真正的创作，哲学不是要给人一个答案，那是哲学的一个不合时宜的梦想。哲学的最高成就是发现一个问题，而非发现一条真理。比如，笛卡尔所确定的“我思”这个问题。当然，准确地说，第一个说到Cogito（我思）的哲学家是奥古斯丁，但奥古斯丁没有将其诉诸理论，所以我们就把“我思”这一问题的专利权算作笛卡尔的。再比如，莱布尼茨对“可能世界”的发现，以及黑格尔对辩证法的天才改造和马克思对历史的重新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古希腊时期的辩证法完全是两回事，虽然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改造存在很多问题，但它却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可以到处使用的方法，并兴盛至今。马克思对历史的重新理解也是极大的问题突破，以至于他的历史观成为各种历史观中最有力的一种。还比如，福柯对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的发现，以及海德格尔对“存在”的重新发现，这些都是极具突破性的哲学问题。

虽然大多数问题都是老问题，留给现代人的机会不多，但还是有一些很有才华的现代哲学家居然能够发现古代人遗漏的一些问题。比如列维纳斯（Levinas）对“他者”的发现。当然，这一点对中国哲学并不适用，中国哲学自古就是基于“他者”的，“他者”在中国是一个最普通的既定问题。但是对欧洲传统哲学来说，这个问题一直受到忽视，以至于直到列维纳斯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才被提出来。尽管列维纳斯的理论本身并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他发现的这个问题却是一流水平的问题。还有就是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是一位极为奇特的哲学家，他基本上没看过什么哲学书，但他的成就却是绝顶的、一流的。如果问有哪位现代哲学家能够直面赤裸裸的生活，发现原创性的问题，并达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水平的话，那恐怕就只有维特根斯坦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重新发现是一大突破，虽然语言哲学后来成了一个最正常的问题，但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没有谁会把语言当成一个哲学问题来讨论。还有就是游戏，这是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更厉害的发现，游戏就是博弈，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发现早于那些经济学家，而且角度不一样，他发现的这个游戏问题和我们后来称之为博弈论的问题不太一样，但二者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我们说这些都属于天才的发现。

1.5 哲学问题的循环与消失

如前所述，所有的哲学问题其实也就是难题，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没有哪一种事物能够真的成为可以永远捍卫的。除此之外，我们甚至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哲学问题之间是会循环的。一个问题貌似解决了，但是转了一圈之后它又重新回来，仿佛有一个咒语在讲述这个问题的命运似的。最早发现这一点的应该是柏拉图。“柏拉图建立了一个政治退化的分析模型，其基本理由是：一种政治制度总有其缺点和弊病，除非遇到有如神助的特别幸运，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够对付得了它的先天缺陷，那些缺陷总有一天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导致政治改变。”在柏拉图看来，假定人类有幸，政治从一个最好的政体开始，我们把它叫作贵族政体（实际上就是贤能政治，因为“贵族”这个词在当时指的是出身好、有智慧的人）。贵族政体是贤能政治，它的德性（virtue）是智慧，但即便如此，这个政体或制度也一定挡不住腐败、堕落的命运，再好的东西也会因为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点而堕落。于是，贵族政体堕落为荣誉政体。荣誉政体的德性是荣誉，大家都看重并追求荣誉。不过，荣誉政体也会进一步堕落，于是就变成寡头政体。寡头政体追求的是财富，而且它还会进一步堕落，于是就堕落为民主制。民主制在古希腊时期名声不太好，尤其是在苏格拉底被民主制处死以后，不像今天，民主制好像是一座灯塔。其实，民主制成为灯塔的历史很短，准确地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变成一个完全正面的词汇。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民主通常是个贬义词，意味着平庸和暴民。柏拉图说民主制的德性叫自由，不过古希腊时期的自由与今天的自由不太一样，那时的自由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平等。民主制再进一步堕落，就变成了僭主制，也就是暴君制度，即专制。所以，不管怎么说，柏拉图还是认为民主好过专制，专制是最坏的。到了专制的时候，社会就退化到底了，就可能崩溃，陷入彻底的混乱和失序，而在天下大乱的时候，英雄就很可能再次出现，所谓“乱极必治”，于是社会就会回到贤能政治。当然，柏拉图的理由和论证或许并不充分，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柏拉图关于政治退化的分析包含着某种深刻的道理：当精神性的追求（比如荣誉）减弱了，物质性的追求（财富）就会被加强；而财富的追求往往促进对自由的追求。这似乎已经天才地预告了现代社会的产生逻辑”。

所以，哲学问题之间会循环。我们不能固执地认为，某一个问题就是永恒的、最好的问题，或者说某一个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因为好的东西是需要条件的，而且是会堕落的。中国古话中也有类似的洞察，比如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似乎是一个神秘的人类命运。事实上人类所有值得思考的问题都和这种堕落倾向有关，人类总是忍不住地由一个好的东西向次的东西堕落，等堕落到底的时候再力挽狂澜，然后再堕落，如此往复。

现代哲学在当代的表现其实离柏拉图所说的问题相差不远，尽管并不完全一样。在当代，自由、公正、平等、专制这几样东西，其实也是在循环的。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幸见证了这种实际的变化。我们说，现代西方一开始追求的最核心价值是自由，直到20世纪后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宣传的依旧是自由，这一点通过一些好莱坞电影能够被反映出来。晚近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气候的变迁，美国才把自己引以为傲的自由世界改成民主世界。由此可见，这些问题都是在变化的。至于民主和平等，实际上，这二者是非常协调的一对政治哲学范畴。民主的核心观念就是平等，而非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的主流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走向平等的社会，除了美国以外。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欧洲逐渐衰落而美国依然非常强劲。因为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施行需要承担巨大财政赤字的福利制度，所以它保持了强劲的生命力，而欧洲却老年化了。在不久前，平等仍然是最光辉的词汇，但是当欧洲的福利制度爆发危机后，人们突然发现，平等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因此现在的欧洲对平等乃至民主的质疑开始多起来。总之，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是在循环的，不能简单而草率地判定哪样东西是好的、哪样东西是坏的，所有的好和坏都是相对于所要处理的问题和条件的，给定了问题和条件，才可能做出判断乃至解决问题。

针对哲学问题的这种循环性演变，维特根斯坦发现了一个现象：很多问题不是被解决了；一些所谓的解决，不是说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而是说问题本身消失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问题实际上是由于语言的误用而造成的误解，哲学推理的目标就是消除这种误解，从而达到“一种完全的清晰性”，而一旦误解得到消除，也就意味着“哲学的问题应当完全地消失”。也就是说，很多哲学问题最后不是找到了答案，而是问题本身消失了，哲学问题的消失就是对哲学问题的解决。我们虽然不必完全接纳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但它至少可以说明，有些问题是会消失的，杀死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问题消失，而这是需要有大天才的。如果借用刘慈欣小说《三体》中的词汇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杀死哲学问题的一个主要手法就是对问题进行“降维攻击”。所谓“降维攻击”，就是用低维世界（比如二维世界）生物的生存方式向高维世界（比如三维世界）的生物发起攻击，由于高维世界的生物（比如人）无法在低维世界（比如蚂蚁生活的二维世界）里生存，所以就能够达到打击对方的目的。在商业领域有时就会发生降维攻击。比如在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去掉了传统商业模式的地域维度限制，从而导致大量的传统线下商企消失，这种打击就是降维攻击。那么，在哲学领域，降维攻击的高手是谁？我们说一个高手是尼采，因为尼采说“上帝死了”，从而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哲学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降维攻击。另外一个能够对哲学问题进行降维攻击的高手是福柯。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则证明“人也死了”，也就是“主体死了”。像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降维攻击。但还有些时候，某个哲学问题的消失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被杀死了，而是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被废弃了。要想废弃一个问题，就需要超越这个问题，此时我们也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相反的“升维攻击”。所谓“升维攻击”，就是超越这个问题的循环而进入一个更高的维度，从而将原有问题废弃在低维世界里。这样的机会不多，而且一般也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够主动去做的。“降维攻击”可以是主动的，像尼采这种天才哲学家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想对哲学问题进行升维攻击，就一定需要世界的帮忙。也就是说，必须等到世界发生巨变，世界本身的存在论条件发生变化时，才有机会和可能进行升维攻击。所谓存在论上的变化，就是我们“存在”条件的变化，也就是“存在”本身的改变。这样的改变绝不是社会学、政治学或伦理学上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只能算是移风易俗，虽然移风易俗的变化常常会遭到批判，人们往往会以遗老遗少的心情来反对这些变化，但是人们很快就会习惯于这些变化。所以，移风易俗的变化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变化。只有存在论上的变化才真正超越了这种移风易俗，超越了革命和变革，也超越了进度。只有世界的存在论条件的改变，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如今的我们正在经历这场变革。我们的历史正发生着巨大的断裂，我们的世界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转折和巨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人类的生存处境和世界的存在论条件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说，在人类五千多年的文明中，这样的历史性断裂总共就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人类由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一次是人类从古代走向现代。而今，我们遇到的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历史性断裂。这既是我们之幸，也是我们之命。

那么，未来世界的哲学问题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真正的哲学前沿问题有哪些？在此，我们不妨进行大胆的预测。我们说，这些问题将可能分属于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政治哲学领域，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世界里，人类应如何处理政治的问题。既然随着人类的生存处境和世界的存在论条件的改变，人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且在这样的时代里政治存在的单位由国家变成了世界，那么此时人类的政治应当怎么办，应当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问题？与此同时，人类所进入的时代还将是一个智能的时代，在智能的时代里，人类每天所能接触到的很可能只是机器人。人类当然会得到很多非常优质的服务，但同时也会失去很多原本美好的事物，比如爱情、友谊、家庭乃至希望，因为人不再需要与他人交往，机器产品已经满足了人的所有愿望，希望也就成为空无。人类或许真的能够由此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即便人类会因此而变得绝对孤独。那么，在这样的智能社会里，政治会是什么样的，人类将如何面对政治问题？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会包含很多新问题的领域。另一个领域是科技哲学领域，它包含许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问题，比如科技伦理等问题。实际上，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现在已经在面对这些问题了，比如“克隆人”问题。当然，说未来世界的哲学问题将可能分属于这两个领域，并不等于说其他领域的问题不重要，而是说其他领域的问题很可能成为这两个领域的分支，比如说伦理学，伦理学的焦点将会随着政治哲学问题、科技哲学问题的发展而转变。因为只有时代和科技会提出真正的挑战，而其他挑战，比如同性恋等，实际上并不构成真正的挑战。因此，与未来兼容的前沿哲学问题也许会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领域。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大体可以进行如下总结：哲学问题不同于一般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哲学问题往往与人类的生存处境相关，是由“生”而生出来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难题。“生”的主体当然是人，但当主体被遮蔽或被消解之后，哲学便需要对主体加以营救，“生”的主体便不再单纯地指人，而是指“生生不息”之人，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周易》之所以成为中国哲学中的“群经之首”，就是因为它是对“此在”之“在”的总体性关照，所谓“生生之谓易”即是。哲学问题既然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难题，那么就必然隐藏在生活中，是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我们如果放宽视野，在人类的总体性历史中考察这些哲学问题，那么就会发现，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只有两种，或者说两大类：一种是那些永远在场的问题，即与人类的生存始终同在的问题；另一种是那些会在人类未来的生存中产生或出现的问题。只有这两种问题才真正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命运。哲学问题既然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难题，那么首先就需要每个人独自面对那巨大的存在，因为生存和生活本就是通过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展开的。人的生存当然是同他人共在的，因而需要和他人一起分享生活，但终究没有人能代替他人去生活。生活最终需要人们自己完成，哲学问题最终也由人们自己回答。这就决定了，哲学问题常常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哲学是没有一个普遍正确的答案的。每个人都会面临自己的哲学难题，也要根据自己的生活做出相应的回答。人们可以参照他人的生活，但最终需要由人们自己做出抉择。所以，存在主义才悲壮地指出，人在本质上就是自由的，选择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命运。生活仍在继续，问题也仍将被思考。哲学问题的继承方式多种多样，但对人们的生活和哲学思想更有益的，还是继承问题以便继续思考问题，而非继承理论转而皓首穷经。哲学问题既然与人的生存相关，那么便会不断循环和再现，一个问题在这个时代消退了，会在另一个时代卷土重来。或者，卷土重来的与其说是哲学问题，不如说是生存境遇。人们常常感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故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又云“读史使人明智”，但事实上，人类走不出历史，或许也走不出这种循环的命运。哲学问题是循环的，这就意味着真正解决一个哲学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哲学问题的归宿不是解决而是消失。人类只能在生活和生存中，要么废黜一个哲学问题，要么超越一个哲学问题，除此之外，很难对哲学问题有更多的解决办法。但无论是废黜还是超越，实际上都意味着生存的变革，都意味着把哲学问题留给“过去的时代”，进而把生活推向广阔的未来。

当然，以上对元哲学问题的考察并不意味着元哲学问题的全部，而只是就一些比较重要的且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元哲学问题做出的一般性考察。这种考察带有一丝方法论的意味，即在进行哲学探索之前，首先要对反思的前提进行批判和审查，这也是康德所谓的“清扫地基”的工作。总之，虽然这里开启的工作仍旧是初步的、试探性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有了对哲学问题的基本把握，而接下来的工作才是更具实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