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哲学的学科历程及其结构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哲学”遭遇“中国”、中国哲学学科按照西方哲学范式建成以来，中国哲学便已埋下了“合法性危机”的种子。而且，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合法性危机”随着中国哲学学科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又出现了双重对象。如果说20世纪初期之前的“合法性危机”针对的主要是“传统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的话，那么21世纪初期的“合法性危机”更多的则指向“现代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即到底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的问题。如果第一场“合法性危机”我们能够通过对“哲学”内涵的开放性再诠释来加以化解的话，那么后一场危机则是更真实也更难以化解的难题。毕竟，现代中国哲学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没有产生什么能为世人所称道的哲学作品或体系，这乃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相比于20世纪西方哲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观，现存的大部分中国哲学著作要么不够“哲学”，要么不够“中国”，更难说有能与现代西方哲学家平分秋色的哲学人物。因此，对世界而言，现代中国哲学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它更像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符号，与其将它称作“中国的哲学”，不如说它是“哲学在中国”。正是这种贫乏的思想状况，最终引发了21世纪的这场中国哲学“合法性之论”。

然而，现代中国哲学何以至此？现代中国哲学的百余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纠葛，以至于产生了如此长久的思想留白？中国哲学学科建成以后是怎样开展工作，又是如何留下了如此之多的发展困难？这些就是我们在本章要追踪的问题。

3.1 中国哲学的学科历程

现代中国哲学的学科建制始于1912年的北京大学“哲学门”。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其前身是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可谓维新变法运动的“遗腹子”。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戊戌派的“新政”措施几乎全部被废，只有京师大学堂因为萌芽略早而得以保留。京师大学堂在当时既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国家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职能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统管当时全国的教育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给了风雨飘摇中的清朝致命一击，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帝溥仪逊位，当月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初，民国政府教育部颁令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后又加上“国立”二字，北京大学遂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以“国立”命名的大学。严复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兼文科学长。

北京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初名“哲学门”。哲学门的前身可以追溯至京师大学堂时期的理学门，当时的理学门下便已开设“理学研究法、程朱学派、陆王学派、周秦诸子学派等”哲学性质的课程。1914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对北京大学的预科和本科进行了调整与充实，在文科方面，除了原有的中国文学以外，增设了中国哲学和英国文学两门学科。是年秋，北京大学哲学门正式招生。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类，但起初由于没有讲授西洋哲学的教授，所以在1914年招生时有“中国哲学门”之称。中国哲学门起初设学长一人，负责哲学门的各项工作，再聘请一些教授为学生讲课。由于没有讲授西洋哲学的教授，所以中国哲学门的课程起初只限于中国哲学史方面，“而讲课又仿效朱熹讲解理学的方式”，直到后来那些被派往欧美和日本的学生陆续回国，把新的思想和哲学观念带回国内，那种“寻章摘句”式的研究和授课方式才有所改观，“此后，以西方理论和学术范式理解中国传统的风气渐成主流”。

具体来说，这种转变主要发生在1917年前后。1916年12月，曾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办学方针，开启了对北京大学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民主改革。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整顿和改革是从延聘教员开始的，而延聘教员的具体工作又是从文科入手的。1916年12月26日，在被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签署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当天，蔡元培便拜访了来北京为《新青年》募款的陈独秀，并邀请陈独秀前往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1日，蔡元培致函教育部，要求教育部批准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13日，教育部复函批准；15日，陈独秀到任。此后，以《新青年》为阵营的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如周作人、胡适、刘半农、李大钊、鲁迅等，陆续来到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的文科教员焕然一新，从而既活跃了北京大学的思想氛围，同时也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提供了人员和思想准备。与此同时，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到来也使中国哲学门在教员上获得了新鲜血液，在课程设置上有了极大改观。

1917年前后，北京大学哲学门在课程的授课方法和内容设置上都出现了变化。比如，在哲学门成立之初，“中国哲学史”课程只有陈黻宸一人讲授，1917年陈黻宸病逝以后，改为马叙伦、陈汉章、胡适三人讲授。其中，陈汉章讲中国哲学史是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也只讲到商朝的《洪范》。而到了胡适，他一改以往讲中国哲学史从上古三代讲起的做法，径直从老子和孔子讲起。胡适“以可考的史料为依据，用西方哲学史的方法解释中国哲学”的做法使当时听课的学生极为惊骇，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以至于当时还是学生的顾颉刚后来回忆道：“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胡适看来，哲学乃是对于“人生切要的问题”“寻一个根本的解决”，按此标准，“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孔子的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到了第二年，胡适将他的哲学讲义加以整理，请蔡元培作序，并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因为这部书在内容、形式上，都使人耳目一新，所以这部书一出来就风行一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此外，哲学门于1917年前后在课程的内容设置上也有了显著变化。由于哲学门在成立之初没有人讲授西洋哲学，所以1917年9月，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后，便在北京大学同时开设“中国哲学史”和“西洋哲学史”两门课程。在伦理学方面，虽然北京大学哲学门自1917年起便在本科课程中设置了“伦理学”，讲课教授为康心孚，但康心孚“主要是从中国哲学传统中重视人的品德修养入手来介绍有关的观点”，因而“对西洋伦理学的新成果反映与吸收不够”。对此，蔡元培于1918年聘请了当时在湖南教书的杨昌济为哲学门教授，专门讲授“伦理学”课程。杨昌济虽然熟稔西洋伦理，但在授课时并不局限于西洋伦理，而是“中西对照”“汇通中西”，同时他还能做到“将伦理学与哲学基本原理有机地结合”，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一批进步青年。与此同时，哲学门的课程设置开始溢出哲学思想，而扩展至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1915年，哲学门在课表上增加了“生物学”“教育学”“社会学”。1916年，增设了“人类学”“人种学”“美学”“言语学”“印度哲学”等课程。到了1918年，哲学门不仅举办了“最近欧美哲学”（胡适）和“近世心理学史”（陈大齐）的演讲，而且开展了有关“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与此同时，还把外语列为哲学系学生的必修课。到了1919年，则开设了西洋近代哲学和西洋现代哲学的有关课程，从而大大拓展了哲学系学生的学术视野。

1917年6月，哲学门第一届学生毕业；12月，哲学门研究所成立；1918年2月，哲学门依据北京大学校方颁布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成立哲学门教授会，并推选陶履恭为哲学门第一任主任，任期两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年夏，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主持下改“门”为“系”，并对北京大学的课程制度进行了改革，“哲学门”遂改称“哲学系”，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世纪20年代的前半程，中国哲学的学科发展虽然仍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但此时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始被打破。1919年春，几经周折之后，著名的私立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合并成立，“哲学系为第一批24个学科之一”, “最初，与心理系联合办公”, “至1921年分立门户”,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自建校之日起“便设有哲学学门”，分属哲学及社会科学组，1923年改称哲学系，但“当时之学系，非行政实体，常视教授延聘情况而定，故变动较大”。1920年，中法大学西山学院成立，中法大学哲学系“属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二系之一，1937年停办”。1920年，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创立，此即南京大学哲学系前身。就在同一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文、理科，其中文科便包括哲学系，此为东南大学哲学系前身。1922年9月，成立于1913年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将原来的四个部改为八个系，其中之一便是教育哲学系。1926年，教育哲学系改名哲学系，此即武汉大学哲学系前身。成立于1924年的中山大学哲学系为中山大学创建之初最早培植的学系之一。著名学者冯友兰、李达、吴康、朱谦之、罗克汀、马采等都曾为其成长浇灌了血汗，故此闻名岭南。1926年4月15日，清华大学教职员大会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校学程以学系为单位”；26日，学校第一次评议会决定设立17个学系，哲学系便是其中之一。清华大学哲学系虽然正式建系是在1926年4月，而且直到是年9月“金岳霖被聘为清华大学部哲学教授，负责创办清华学校大学部哲学系，至此哲学系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实际上“哲学课程从清华成立之始便已开设”，故而其哲学传统甚为悠久。1928年，辅仁大学建立哲学系，该系“设置在文学院之中，是大学本科四系之一”,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1919年至1928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哲学系便由原来的一枝独秀发展到多点开花，可谓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史上的一个“哲学之春”。而且，现在中国高等学府的一些主要哲学院系此时也都基本完成初建，从而为后续中国哲学学科的更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这种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蒋南翔语）的时间并不长。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北京后，于1927年8月取消北京大学，并将其与北京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其中，“原国立九校除北大分为两个科外，其余各校均为大学校的一个科”, “原北京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改为京师大学校的文、理两科”。国民大革命以后，1928年6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将京师大学校更名为中华大学，后又于是年8月将中华大学更名为北平大学，隶属北平大学区。南京政府的这一做法激起了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游行抗议，经过前后大约一年的斗争，“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七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决定大学区制停止实施，但北京大学校名仍迟迟不予恢复”。8月22日，北京大学学生召开全校代表会议，自行宣布恢复北京大学校名，并通电全国。“八月六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决定将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自此，北京大学正式恢复独立。恢复独立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迎来了新的系主任张颐，这在中国哲学学科史上也算得上一个重要事件。1913年，张颐考取了四川省公费出洋留学，1919年在美国拿到哲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于1923年在牛津大学再次拿到哲学博士学位，从而成为第一位取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张颐于1924年回国，执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开设了“西洋哲学史”“德国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四门课程，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1926年，迫于时局等原因，张颐离开北京大学前往厦门大学任教，1929年重回北京大学任教并担任哲学系系主任。在张颐任系主任之前，北京大学虽有哲学系，但“文史哲实际上仍然处于浑然不分的状态，哲学系开的课也与其他系开的课重叠”。张颐“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之后，依照现代意义上的英美哲学系的建系标准进行学科和课程体系的规划与建设，终使北京大学哲学系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系，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也就是说，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至此方才与文学和历史等学科区别开。以至于贺麟后来回忆说，直到“张颐先生归国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时，我们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就此而言，张颐执掌北京大学哲学系对哲学学科的独立具有重大意义。

总体而言，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政局虽然动荡不安，且北京等地的高校颇受影响，但整体来看，哲学学科还是处于发展和上升阶段。这一时期，尤其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哲学系为代表，不仅在学科建设和课程安排上不断丰富完善，而且大师云集，成果丰富。在学科建设和课程安排上，不仅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和“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而且，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清华大学，都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哲学课程体系，其中既有中哲、西哲、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一般哲学课程，又有具体的专题研究和人物研究等课程，已经与现代大学哲学系课程相差无几。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哲学系的教授们也步入了一个哲学创作的高峰期，他们不仅纷纷出版了自己的代表性著作，有些哲学家甚至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如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金岳霖等，从而奠定了他们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学科体制的完善和学术思想的创新为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使思想的薪火在动荡的岁月里继续延传。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直接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而又极为显赫的一所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平津地区，北平、天津纷纷陷落。“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设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北方三校开始南迁。10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第四次常委会通过了学系设置，“文学院设四系，其中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三个学科并设一系，合称哲学心理教育学系”，随后任命冯友兰为系主任。但由于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哲学系不久便随文学院一同迁往南岳圣经学校办学，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11月16日，文学院公告开学，19日开始上课。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课程设置是由冯友兰最终敲定的，“三个专业分别设立三个教学组，总共开设了31门课程，其中哲学组课程有15门”，必修课8门，选修课7门，共计72个学分。

哲学系在南岳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南京沦陷和武汉告急，作为后方的长沙已然不安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搬迁。“1938年1月19日，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同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一样，昆明的教学资源十分有限，于是在3月15日，校方“开会决定在蒙自开辟分校，安置文学院与法学院，这里也就变成了哲学系新的所在地”,4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改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弃用‘临时’二字，以表示持久抗战的决心”。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就此诞生。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一职本来拟定的人选是胡适，但由于当时胡适正在美国从事外交活动，无法到任，于是由冯友兰代理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为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系主任。5月4日，哲学系在云南蒙自开学，两天后开始上课，课程基本沿用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下学期课程。8月4日，西南联大召开第八十四次常委会，决定“将原统合于哲学系的教育学部分抽离，与云南大学教育学系合并”, “因此哲学心理教育学系也更名为哲学心理学系”。8月23日，哲学系学期课程结束，并有6名学生毕业。暑假结束后，哲学系又经历了几次搬迁，先是搬回昆明，后又因日军轰炸而搬出，再后又因昆明城中有空余校舍而搬回，中间经历了不少折腾。10月18日，冯友兰被正式任命为文学院院长；11月15日，文学院开始了在西南联大的新学年，这是西南联大统一招生的第一年。到了1939年夏，“联大三分寺新校址的建设终于竣工，哲学系也随学院一道迁至”，与此同时，“北大、清华、南开分别恢复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学籍分属三校，课程则统一开设，经费自筹，不由联大支付”。西南联大哲学系自此开始进入正常的科研与教学轨道。

西南联大时期的哲学系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中国哲学学科之最，不仅大师云集，课程内容丰富，而且各种思想火光交互碰撞，成果迭出。在课程安排上，“联大实行学分制，学制定位四年。每位学生在校期间须修满132学分，即平均每学年33学分”。哲学系的课程分为三种，即学院共同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学生在修满本系规定的必修课程后，可以选修外系教师开设的课程。”从西南联大哲学系1938年冬季学期到1946年春季学期的课程表来看，一年级都是学院共同必修课，二年级有学院共同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两类，三、四年级则有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哲学系开设的学院共同必修课主要有三门，为一年级学生开设的是“逻辑”，为二年级学生开设的是“哲学概论”和“科学概论”。专业必修课大体包括“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伦理学”“知识论”“形上学”“美学”“儒家哲学”“人生哲学”等；专业选修课则包括“德国哲学名著选读”“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符号逻辑”“数理哲学”“魏晋玄学”“佛典选读”“西洋现代哲学”“胡塞尔原著习读”“亚里士多德哲学”“希腊哲学名著研究”等，不仅涵盖范围更广，研究更细致，而且在不同学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此外，西南联大哲学系十分重视学生的外语训练，“哲学心理学系的学生除规定英语为必修课（学二年）外，还规定德语为必修课”，许多著名学者（如王太庆、张世英等）的德语基础就是在这时打下的。在哲学成果方面，从1937年至1946年这近十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哲学系出现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学术论文和哲学著作，比如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印度哲学史略》、金岳霖的《逻辑》和《论道》、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和《当代中国哲学》等，其他哲学专著、译著、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另外，也有一些哲学家在此期间完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建立。这些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进行了结业典礼，即日起，西南联大师生陆续北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就此结束。10月10日，复校后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于同一天开学；17日，南开大学复校开学。此后，三校的哲学系也逐渐恢复。

从194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校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校的哲学系在当时北京高校的哲学系中最为典型，同时也各具特色。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大体沿用了西南联大时期的课程传统，不过北京大学侧重中外哲学史的研究，“重史的特点已习成风气”，清华大学哲学系则被冠之以“逻辑实在论”学派，它更重视“学生逻辑思维方式的熏陶和哲学体系的建构，也重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燕京大学本是美国教会学校，“七七事变”后选择留在北平，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日交恶，燕京大学一度被日军关闭，但随后又于1942年在成都复校。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于1945年在北平复校。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所以相比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的“哲学课多以讲解实用主义、新实在论以及社会学等内容为特色，在这里任教的张东荪号称为中国哲学界‘新唯心论派的领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8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通知：所有大专学生必修两门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1951年5月18日，政务院批准了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报告，确定要适当而有步骤地充实和调整原有的高等院校的院系。1951年10月30日，政务院批准了全国高校调整方案。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旧大学都要进行改造。”1952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在这一年，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把全国所有高等院校的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由此导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哲学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前后，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哲学系群贤满堂，盛极一时，成为西南联大后中国哲学教育史上的又一奇观。

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于1952年10月4日举行了开学典礼，金岳霖为哲学系第一任系主任。调整后的哲学系共有哲学和心理学两个专业，哲学系教师被编入四个组，分别是逻辑教研组、马列主义课程教学辅导组、中国哲学史料研究组和西方哲学编译组。此次的高校院系大调整主要是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来建设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教育部规定，哲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研究人员和宣传人员”。对此，中国照搬了不少苏联“经验”。比如，把全系的教师按学科组织成不同的教研室，在课程设置上以正面讲授马列主义为主，要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不分选修、必修，所有的课程学生都要上，公共外语一律为俄语；另外，一面聘请苏联专家，一面向苏联派送留学生，等等。北京大学1951级学生朱德生后来回忆说：“当时所说的‘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的哲学都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反面教材，严格地说，没有资格称为哲学。因此全部教授都学习马列和从事哲学史的备课工作，暂不开课。哲学课都由刚开始学习马列的青年同志来讲。”当时哲学系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调整后的哲学系虽然以马列主义的学习和讲授为主，但其他哲学专业在此期间并非毫无进展。比如，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院系调整前，北京大学哲学系重“史”（以汤用彤为代表），清华大学哲学系重“论”（以冯友兰为代表），由此“形成了双峰对峙的局面”，而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则渐渐“融合成‘史’‘论’兼重的新的学术风格”。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院系调整前，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方面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调整后，随着洪谦、熊伟等人的调入，“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主干，由此古典与现代兼重”。在逻辑学方面，院系调整前，现代逻辑学的重镇无疑属于有着金岳霖等人的清华大学哲学系，而随着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并入，逻辑学的中心也由清华大学哲学系转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另一主干专业”。在美学方面，院系调整前，北京大学的邓以蛰和南京大学的宗白华并称“北邓南宗”，随着宗白华的调入，“加上中山大学来的马采先生，或再加上虽隶属西语系但常在哲学系任课的朱光潜先生，美学专业一时称雄全国，并于1960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美学教研室”。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非没有遗憾，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自创建之初便拥有的宗教学研究传统，尤其是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随着高等院校院系的调整，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开展起来。总体而言，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的调整利弊参半，虽然它使中国哲学学科经过多年努力方才造就的多点开花局面一度消失，从而不利于哲学学科的多元发展，以至于各个院校的哲学系不得不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重新蹒跚起步；但毕竟瑕不掩瑜，因为1952—1956年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不仅集全国哲学名家于一堂，光彩万丈，而且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有生力量，这些都使此间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中国哲学学科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和“神话”；此外，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所逐渐形成的一些哲学精神与思想特色，如兼重史论、贯通古今等，也随着各高校哲学系的复建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的调离而得到发扬与传播。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便因为政治层面的原因而被打破。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指出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严重错误，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象。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指出要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过的弯路引以为戒，不能一概照搬，并提出了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双百”方针，从而“扭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以俄为师’的局面，是当时国家建设方针的一次大调整。高校哲学系集中统一的情况，也因为这一调整而出现松动”。当然，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已于1955年成立了哲学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之前身）。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范围内哲学系的建立是从1956年成立的三个哲学系算起的，它们分别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前身是1922年成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哲学系，1952年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之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便开始了恢复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筹备工作。“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武汉大学哲学系正式重建，李达兼任系主任，同时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来了江天骥、陈修斋和杨祖陶等师资。”复旦大学的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复旦公学，1942年由私立改为国立。“1949年，同济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哲学系并入复旦大学，学校特在原先的社会学系中专设哲学组，为后来哲学系的创建聚集了一批人才。”“1952年8月至9月，华东地区进行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成为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全国重镇。”可以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虽然使复旦大学流失了大量的哲学人才，但仍有一部分哲学骨干被保留在了复旦大学，他们成为日后复系的中坚力量。195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正式建立，胡曲园任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最早的前身是诞生于1937年的陕北公学，1950年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建成，它既是“新中国第一所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只设文科院系的大学”，因此“是一所地位特殊的高校”。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原先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的基础上”成立了哲学系，“何思敬任系主任，同时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来了苗力田等教师”。总之，三所高校成为1956年第一批建立哲学系的高校，既得益于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也与三校自身的先天优势密不可分。

此后，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到来，高校哲学系的建立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截止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除了原先4所高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哲学系之外，还有9所高校成功地建立了哲学系，分别是黑龙江大学哲学系（1958年）、吉林大学哲学系（1958年）、江西大学哲学系（1958年）、辽宁大学哲学系（1959年）、四川大学哲学系（1959年）、河北大学哲学系（1960年）、厦门大学哲学系（1960年）、中山大学哲学系（1960年）和南开大学哲学系（1962年）。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教材编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且采用的是先材料后教材的正确步骤，所取得的成效是极为明显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资料中，“有些资料直接起着教材的作用，其中《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最为典型”。该选辑共六辑，其中大部分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版了。中哲和美学也有类似的原著选编，这对于学者的学习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便启动了组织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工程，该工程从1961年6月一直持续到1964年春，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大部分都完成了初稿。遗憾的是，从1964年上半年开始，政治形势又紧张起来，这项声势浩大的工程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正式完成并及时出版，从而又不得不被搁浅了十多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的中、高等院校便完全停课，哲学系的教学和研究也全面停滞。直到1970年，停办4年多的高校哲学系才重新开始招生，招生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至197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共招了6届（1971年未招）工农兵学员，每届人数都在100以上。复旦大学哲学系于1971年开始招生，至1976年共招了6届，共300多人。“1973年，远在西南边陲的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成立了哲学系，这是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的哲学系。”在此期间，所谓的“教学仍然是大批判式的”, “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的模式没有变”。到了197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学点哲学史的号召，在系里设置了“毛泽东哲学著作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组、哲学史组、政治经济学组”等各种政治学习小组，并在1972—1973年编写了一些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这不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是第一次，而且当时在全国是最早的。但总体上，受大环境所限，哲学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作为。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底，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高考制度恢复，随后各高等院校逐渐恢复并开始招生，中国的哲学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一度停办，其哲学系于1973年“成建制地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师大哲学系，这样人民大学虽一度停办，哲学系却意外地保存了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人民大学于1978年正式恢复，哲学系才又回归人民大学”。从1977年到1991年，除原有高校所恢复的哲学系之外，全国高校中增加了13个哲学系，分别是山东大学哲学系（1960年成立哲学专业，属政治系，1966年停止招生，1977年建立哲学系）、广西大学哲学系（1977年设立哲学本科专业）、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恢复设立政治系哲学专业，1977年恢复哲学系）、兰州大学哲学系（1978年）、内蒙古大学哲学系（1978年）、安徽大学哲学系（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979年）、湘潭大学哲学系（1979年）、郑州大学哲学系（1980年）、杭州大学哲学系（1980年，现为浙江大学哲学系）、山西大学哲学系（1980年）、西北大学哲学系（1977年恢复哲学教研室建制，1979年开始招生，1984年建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1986年）。总之，这一时期的高校哲学系正在努力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高等教育的逐步兴盛，中国哲学学科事业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日趋繁盛的历史时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此后，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优化高校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率和培养人才，各高等院校纷纷走向社会和市场，从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教育体制改革。随着高等教育的系列调整和改革，高校哲学系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首先，一些高校的哲学系为了在新的环境下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放弃了独立建系的机会，转而与其他文科学院合并。由于哲学专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热门专业，学生毕业后不好找工作，收入也并不十分可观，因此，哲学系在专业生源方面陷入了种种窘境。对此，一些高校的哲学系放弃了独立建系的想法，纷纷并入其他文科学院，这样既能保持教学科研的独立性，又能在行政或财政方面更多地依靠学院的支持，从而保障哲学系的生存。如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1995年）、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00年），以及没有“哲学”字样的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1995年）、贵州大学人文学院（1998年），等等。其次，一些重点高校的哲学系升级为哲学院，并下设中哲、西哲、伦理学、美学等二级科系。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05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06年），等等。最后，一些有实力的工科院校纷纷建立了哲学系，从而使这些院校的综合性特色更突出。典型院校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等。其中，清华大学原本拥有同北京大学一样悠久的哲学传统，但由于种种原因，清华大学哲学系自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之后便一直未能恢复，直到2000年才通过人才引进成功复系。浙江大学在合并原杭州大学哲学系的基础上建立哲学系。但不管怎样，“工科院校哲学系及其他文科系的成立，对于培养复合型、通用型人才，对于增强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对于丰富校园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积极和有益的作用”。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壮大确实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高校哲学系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突破，而且许多高校的哲学系，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哲学系，无论是在办学水平还是在学科齐备程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为新中国哲学学科事业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2 中国哲学的学科建制

众所周知，我国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拥有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根据不同专业及学科所属的学科门类授予学生不同的学位。根据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哲学作为当时12个学科门类之一，下设1个“哲学”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这8个二级学科。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虽然对该《目录》进行了修订，并发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但哲学1个一级学科和8个二级学科的建制并未变动，沿用至今。

中国哲学的学科建制有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早在“晚清官方与民间建立大学的各种方案中，因参照欧美和日本大学的学院和学术体系，哲学一开始就出现在若干设计方案之中”。王国维虽然也曾极力主张在大学设立哲学学科，但这种设计最终还是遭到张之洞和张百熙等人的反对。因此，在京师大学堂1902年的“壬寅学制”中便没有哲学一科，而只是“在文科之下的经学科和理学科包含了哲学的部分内容”。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教育部取消经学科，并于1913年颁布“大学规程”，将哲学归于文科之下。其中，哲学门分为两类，即中国哲学类和西洋哲学类。中国哲学类科目与西洋哲学类科目（各16种）在名称上大多相似，不同的是，中国哲学类科目下包括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概论；而西洋哲学类科目下则是西洋哲学、西洋哲学史、中国哲学概论。二者相同或相近的科目是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认识论、社会学、印度哲学概论、教育学、美学（术）及美术史、生物学、人类及人种学、精神病学、言语学概论。此外，哲学类的课程并不仅仅限于哲学门，文学门下的国文学类、梵文学类、英文学类等各种语言门类中也都会涉及哲学概论、美学概论、伦理学概论等哲学科目。这一方面说明该学制体系仍带有引进的性质，另一方面表明当时的大学教育处于草创时期，哲学未能与文学等学科有效地区分开。实际上，哲学学科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还是在张颐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20世纪30年代。但不管怎样，从“壬寅学制”到“大学规程”，中国哲学学科至少已经在大学初步建立起来，并且有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建制。

1919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改称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开始采用学分制和选课制。此后，中国大学哲学系虽历经波折、变迁，但哲学分为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大类的格局并没有太大变化，其余的哲学分支，如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在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门类下都有分布。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家独大，中西哲学史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对象，哲学的这种中西二分格局才被打破，从而为后来哲学的“一体两翼”格局奠定了基础。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了当时全国唯一的哲学系，“哲学学科的方向、机构和制度也接着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方向上，哲学学科转变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附庸，在机构上开始采用苏联式的教研室制度，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逻辑科学三个教学组。在课程设置上，虽然保留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和若干自然科学的科目，但无不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偏见，而课程的主干，也皆是苏式科目。在组织上，聘用苏联专家对所有中国教师进行粗暴的灌输式的教育，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禁止中国教师讲授西方哲学史等课程”。1953年11月，国家高等教育部施行《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195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招收研究生；1954—1955学年，只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专业招生；第二年，中国哲学史专业招生；第三年，西方哲学与逻辑学专业也开始招生。

“文化大革命”十年，高等教育中止，哲学系也停止了教学与科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校哲学系方才恢复招生。1978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向的研究生。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实施。该《条例》规定了我国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并规定了各级学位授予的标准和办法，从而标志着新中国学位制度的正式建立。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将学位授予门类区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十科，并对学位授予办法进行了更详细的规定。1981年11月3日，《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名单》公布，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共有9个哲学二级学科，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学。北京大学共有8个二级学科，没有宗教学。中国人民大学共有6个哲学二级学科，没有现代外国哲学、逻辑学、美学和宗教学，但有自然辩证法。可以看出，后来所谓哲学二级学科的主要内容此时已大体成形。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以下简称《试行草案》），其中，哲学作为10个学科门类之一，下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含宗教学原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民间秘密宗教、原始宗教）和自然辩证法这十个专业，从而将1981年首批哲学学科专业全部涵盖其中。至此，中西哲学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对象，而成了其“一体”之“两翼”, “这是一个历史进步”。

随着高等教育的稳步恢复和快速发展，以及学科教育和研究的细化与科学化，高等教育所设置的专业点在逐步调整和增加。为了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满足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1990年11月2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该《目录》是在1983年《试行草案》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拟定的，与1983版《试行草案》相比，该《目录》中“有一批专业拓宽了专业面，调整、充实了专业内涵；同时，删掉或归并了一些划分过细、偏窄的专业，增加了一批新专业”。1990版《目录》将学科门类增加到11种，其中哲学门类的二级学科出现了较大调整。1983版《试行草案》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被合并调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史”改为“中国哲学”, “外国哲学史”和“现代外国哲学”被重新定位为“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 “自然辩证法”改为“科学技术哲学”，其余四种保持不变。这样一来，哲学二级学科便从1983版的10个合并调整为1990版的9个，各专业的名称已与现行名称基本一致。到1997年的修订版目录，除了将原来在研究比重方面过轻的“东方哲学”并入“外国哲学”之外，其余哲学二级学科都保持不变，“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不再只是哲学史学科，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没有史与论的界限”。1个一级学科8个二级学科的哲学学科建制就此定型。即便2011年再修订学科目录，哲学学科的这种格局也仍保持不变，并沿用至今。这说明，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检验，哲学的这种学科建制已经基本保持了内部的平衡，也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学科需要，从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在直观上很容易看出，这8个二级学科的划分并不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制定的。它既有空间地理上的划分，如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东方哲学），同时又有学理上的划分，如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甚至有人物与学派上的划分，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准的不统一暗示着学科定位的不清晰，也指示着学科结构的混乱，“学科分类目录是学术地图，分类标准不统一的学科目录就好像是一张没有统一方位和比例的地图。现在有一个口号，叫作‘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如果用一张糊涂的地图来指路，学科建设的方向和前途令人担忧”。8个二级学科的设置既是政治干预的产物，又带有历史遗留性，同时也为中国哲学学科的结构困境埋下了伏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2005年12月发出《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级学科，暂设置于“法学”门类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成为与哲学一级学科平级的学科。此外，除了学科目录上原有的8个哲学二级学科之外，中国人民大学还于2005年9月8日成立了管理哲学教研室，于2014年1月成立了政治哲学研究中心，并成为全国第一家招收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高等教育单位，从而不仅为哲学一级学科开拓出两个新的二级学科专业，同时也是哲学为适应时代变化、自主调节学科结构以实现哲学飞跃发展而做出的一种学科创新。

当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虽然在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了8个二级学科，但并不是所有高校都有能力组建这些二级学科，除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实力雄厚的哲学院（系）之外，大多数哲学系都是根据自身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水平等实际情况来选择部分二级学科进行优势发展，而发展的主要依托则是教研室或研究室（所）。教研室因此成了高校中最基层的教学研究单位。

严格来说，中国的教研室制度应当是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自苏联。在此之前，中国哲学学科只有一些类似教研室性质的研究所或学习组。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初建之时并没有设系主任，也没有专门的教学研究机构，而是由文科学长聘请教授组织哲学门的教学研究工作。1917年，哲学门成立了研究所，“旨在开展学术探讨、研究教学方法、译述西学名著。胡适、陈大齐、蒋梦麟先后担任研究所主任。1920年研究所停止活动”。1918年，哲学门教授会成立，“负责本部的教学事宜，参与讨论本门课程的增设与废止，应用书籍和仪器的添置”。哲学门研究所和教授会的成立，既标志着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可以被视作后世教研室制度的雏形与先声。西南联大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哲学学科属于哲学心理教育学系，该系共设立三个教学组，哲学教学组主要负责该系哲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39年，三校研究院恢复招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纷纷成立自己的研究院，下设文科研究所哲学部，负责哲学系研究生的招生、管理、教学与研究工作，哲学系恢复完整建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成为我国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指导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在具体的操作中出现了“一边倒”局面，“借助苏联经验”成了“全面学习苏联经验”。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全国唯一的哲学系，哲学系也开始照搬苏联模式进行改造，其中之一就是把“全系的教师按照不同的小学科组织成教学研究室，由它来组织这个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哲学系教师当时被分别编入四个组，即逻辑教研组、马列主义课程教学辅导组、中国哲学史料研究组和西方哲学编译组。这四个教研组实际上也即“哲学学科内部严格的专业划分的开始”。此后虽然中苏交恶，但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很多政治和文化上的相似之处，而“教研室（组）的组织，也符合把教师组织起来，‘党支部建在连队’的原则，便于管理和领导”，因此，1956年以后，虽然各高等院校逐步恢复哲学系，但基础教学单位仍是教研室。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前身就是1952年7月成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而这个教研室又是从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中抽调部分教师组成的。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立时，主要的教学工作都是由各教研室的教师承担的，当时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哲学史（包括中哲史和西哲史）教研室以及逻辑教研室。此后，虽然历经“文化大革命”停课、恢复高考以及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但教研室制度最终却被保留下来，并沿用至今。“高等学校的教研室以专业为单位，所有教师都按照自己的专业被分配到相应的教研室，他们共同备课，讨论本专业的学术问题，编写教材。”教研室成为高校教学科研活动的最基层单位。

总体来看，如果我们把8个二级学科视为哲学教研活动之“经”，那么，这些以不同二级学科为依托的各教研室便是哲学教研活动之“纬”；前者提供的是哲学教研活动的基本类别和大体方向，后者肩负的是哲学教研活动的实际运行和操作。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哲学研究的深化，许多跨学科乃至跨学院的研究所和研究机构在不断涌现，但它们始终没有成为基础性的教学研究单位，而只是一种松散的研究机构，或者说，更像是对教研室的一种学术和研究补充。它们既然无法代替教研室的作用和职能，那么也就不可能改变中国哲学学科“二级学科—教研室”这种“竖经横纬”的基本架构和行政模式。

3.3 中国哲学学科的结构困境

以哲学二级学科为依托的教研室组织既然能够长期存在，就说明它有一定的优点与合理性。比如，它把教学与科研的主动权下放到各教研室，使各教研室自行研究、决定本专业教师的教学安排和学生的培养方案，这样既减少了哲学系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同时又能赋予教研室一定的学术主动权，调动教研室成员的科研积极性，“有利于发挥教师的集体作用，保证教学质量，特别是能发挥老教师指导帮助青年教师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二级学科—教研室”模式作为政治干预的产物所具有的缺陷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后遗症。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系的规模和人数在全球所有高校的哲学系中都是首屈一指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中国人口基数大，考生数量多，大学招生规模大，这些都是实情。而且，哲学系为了保证生源，还会接纳一些调剂生，也就是说，即便在当年的高考中没有人报考哲学系，高等院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报考情况将部分未被第一志愿专业录取的考生调剂到哲学系。这样一来，哲学系的招生规模和市场需求之间便没有必然的关联，这也是哲学系可以始终维持一定规模的一个重要原因。哲学系的学生人数多，需要的教师人数自然会相应增加，而一旦教师的数量形成规模，就必然反过来要求学生的数量也要达到相应的规模。当教师规模和学生规模达到了一种稳态的平衡时，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扰，那么这种平衡便会一直延续下去。随着21世纪初的高考扩招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的研究生扩招，中国哲学系的师生人数在平衡中稳步增长。其二，哲学一级学科下设的8个二级学科，不仅门类齐全，而且涉及面广，因此哲学系的规模就比较大。但许多人或许不知道的是，“中国大学的哲学系相当于西方大学的四五个院系一部或全部”。西方大学的哲学系由于主要研究西方哲学，所以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两个二级学科的规模。西方大学也会研究中国哲学和东方哲学，但一般会将其放在汉学系或东方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政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科系；另外，宗教学系、科学史系和艺术史系全部或部分承担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和美学的教学研究。”因此，中国大学哲学系有今天这种规模，与哲学的二级学科设置是密不可分的。

大哲学系本身并不一定就是问题，相反，如果结构设置合理，大哲学系反而会促进思想的交流和对话，从而更容易产生新的思想成果。但问题在于，中国大学的哲学系虽然人数众多、规模庞大，而且哲学系每年产出的科研成果数量是举世瞩目的，但与之严重不匹配的是，哲学系科研成果的学术质量却无不令人忧虑。中国大学的哲学成果虽然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级别，但这些科研成果却往往没有什么国际影响力，能算得上国际公认的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哲学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更为吊诡的是，哲学系每个二级学科教研室都想自成体系，并且力求在古、今、中、外、马等领域都有所拓展和延伸，因此，各个教研室不仅无视这种叠床架屋的复合型结构所带来的冗赘和重复，反而觉得自己人手不够、缺乏规模效应，从而要求进一步扩充教研室！“由此形成的悖论是，哲学的行政化导致哲学二级学科的扩张，但这种扩张的冲动由于在学理上得不到消解，只能反过来靠行政化的手段来加以阻止。”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此外，在哲学“二级学科—教研室”这种学科结构中，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研究中的三重组合。第一，从时间层面看，每个学科教研室都希望或力图在师资与科研上容纳古今。每个学科都有它的历史，而且又在时间中不断创造和书写历史，因此，这就既需要传统研究，又需要现代研究，甚至需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跨时间研究。时间上的这种分布本无可厚非，毕竟任何哲学研究都离不开哲学史的研究，但问题是，哲学二级学科布局混乱，各教研室又自成体系，于是二级学科的研究之间便会产生相似与重复，但这种相似与重复并没有产生学科间的“相亲”，反而由于各学科早已习惯自说自话而导致彼此“相轻”，于是形成了学科间的孤立与隔绝。第二，从空间分布看，大部分学科和教研室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中—西—马的三维理论布局，比如伦理学中的中国伦理学、西方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三维布局本可以通过彼此对话与互动形成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但实际上这三者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研究整体，而更像三个独立的板块，不是一个有机的“民族”，而是一个被生硬地组到一起的“联邦”。如此一来，这样的布局反过来又加剧了哲学学科内部的张力。第三，从义理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同时又由于政治、文化等原因而渗透到其他各个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实现过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成为哲学8个二级学科之一。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只占据哲学的八分之一，但实际上各学科都或多或少存在中—西—马的三维理论布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其他二级学科仍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和渗透。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哲学学科领域还是在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实际上都拥有不小的话语权。这是中国哲学学科中的一个独特格局。

“二级学科—教研室”的结构布局和哲学研究中时间、空间、义理的三重分布，使中国的哲学学科产生了普遍的结构困境。第一，哲学二级学科及其教研室同质化扩张。我们说，大哲学系本身并不一定就是问题，如果展开充分的合作与交流，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学科优势，为中国哲学的探索与争鸣奠定良好的学科平台。但事实并没有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原因在于，各二级学科是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产生的，每一个二级学科单独来看都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即便这些领域之间存在着许多交叉和重复），因此它们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保持独立，并为了维持这种独立而不断要求扩张，直至形成一个“整大全”的二级学科。由此，同一个二级学科又可以分化出不同时间、区域、层次和方向的研究，如：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先秦、汉唐、宋明、当代等哲学史研究，儒、释、道研究，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研究，等等；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古代、中世纪、现代、当代等哲学史研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区域哲学研究，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体系研究；伦理学研究中的中国伦理学、西方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三大板块研究（与中、西、马哲学研究又有交叉和重复），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等义理研究，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物伦理思想研究，等等。其他二级学科也都可以做出如此这般区分。我们说，哲学研究的细化和深化自然会导致学科的分化，这符合“合久必分”的哲学“天下大势”。但很多时候，学科与教研室的扩张并不等于哲学研究的细化和深化，而往往只是一种单纯的规模与行政扩张。扩张的结果未必是某一领域研究的深入，而是该学科辐射领域的面化、宽化乃至泛化。如此一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便是学术研究的重叠以及学术资源和空间的相互竞争，有限的资源如果得不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和互享，那么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浪费。也就是说，二级学科及其教研室的扩张实质上是一种同质化的扩张而非互补性的扩张，它所导致的并不是哲学内部的和谐，而只是一种“单向度”的膨胀，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是。

第二，二级学科及其教研室由于自成体系而相互排斥。“受学科建设与评估的行政化制约，哲学二级学科一旦形成，通常会产生排他性。”哲学二级学科本就是行政干预的产物，虽然这些学科自1997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颁布以来便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从而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稳定性，但二十多年来，这种学科设置并没有使哲学教育变得更好，中国哲学研究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的思想创新。当然，哲学至今未能用汉语说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至少从侧面说明，这种学科设置方式实际上更像一种思维定式，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设置，因此也就适应了这种设置，而这种习惯反过来又为这种设置奠定了合理性基础，并最终导致一种惰性的思维与习惯。在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学科评估不仅未能发现这种多重标准下的学科设置的弊端，反而使二级学科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变得愈发突出。二级学科本身具有独立性，再加上以学科评估为导向的二级学科扩张，最终使二级学科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自成体系、越来越彼此独立。在学科资源相对有限的前提下，这种独立便会发展为同质性互斥，一个学科的加强便意味着另一个学科受到了削弱。这种同质性互斥导致的问题是，过分强调二级学科的专门化，各二级学科各自为营，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使哲学教师和研究者的眼界受到限制，而且极易使原本需要哲学基础训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陷于一隅，甚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种哲学教育导致的结果常常是偏狭的，甚至是有害的。哲学本是一种无立场、无偏见的彻底反思，它应当教会人谦卑与宽容，让人认识到“洞穴”之外的世界，但哲学的过度专门化会导致各二级学科教研室的师生常常自以为真理在握而容不得他见。这种观念对哲学的存在而言是危险的。“虽然近年来部分高校哲学院系已经开始尝试淡化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分野，强调本科阶段哲学的通识教育，但当前通行的评价和考核压力以及在学生培养环节对以往传统路径的依赖，使哲学二级学科的相对独立意识依然浓厚，打破教研室之间的壁垒依然困难重重。”当然，好的一面是，这些问题近年来已经开始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出了“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一些学者还在学科建设发展思路上提出四个转变，即从“布点”到“项目加平台”转变、从“二级”到“一级”转变、从“封闭”到“开放”转变、从“平行”到“相交”转变，从而试图在学科建设上打破二级学科壁垒，倡导学科间以及学科内部的交流、交叉与融合，以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这些思路为我们进行哲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三，知识传递凸显，思想批判淡出。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我们在理解这句话时，需要明白“哲学史”的两层含义。哲学史的第一层含义是哲学的历史，即历史上的哲学家留下的各种哲学理论的集合。就此而言，哲学史作为知识乃是哲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哲学教育必然离不开哲学理论和知识的传递。只有明白了哲学史，我们才能知道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思考了哪些问题，留下了哪些问题；只有知道了哲学史，我们才不至于愚蠢到把想出的每一个哲学问题都当作新问题，也不至于狂妄到认为哲学从自己学会思考的那一刻才开始。哲学史的第二层含义是哲学的历程，即历史上的哲学家思考哲学问题的过程。与前一层含义不同的是，这种哲学不是死的理论和知识，而是一种活的“在”，是哲学问题产生、批判、消失与循环的过程，是哲学思想之“流”，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只有从这两个层面理解哲学史，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哲学。因此，对完整而健全的哲学教育而言，史与论不可偏废。不学史，人就会无知；不学论，人就没有智慧。然而，遗憾的是，哲学教育的这种史论兼顾的含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哲学教育更多的还是注重理论和知识的传递功能，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直观、最有效的做法。相比之下，哲学教育中对学生问题意识、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既难以操作又不易衡量，而且在学科评估与建设方面无法带来直接的益处，因此常常在哲学教育中被忽视乃至遗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哲学教育为哲学事业培养了超额的从业人员，他们拥有相似的知识背景和理论基础，在就业上面临着同质性的生存竞争，知识越多，理论储备越深厚，生存的概率就越大，而这反过来越发加强哲学教育的知识传递功能。如此一来，不仅哲学变得越来越脱离生活，而且哲学教育无法有效地帮助学生反思和批判生活。哲学成了贩卖知识的营生，从而变得愈发知识化和专业化，也愈发成为名副其实的“无用之学”。正像罗蒂（Rorty）所说：“近几年以来，英语国家的哲学教授已经越来越难向他们的学术同行和社会详尽地解释他们为了谋生而做的事情了。哲学研究越是变得专业化和职业化，它就越少受到其他学术同伴或公众的尊重。到现代，它有某种被完全忽略的危险，像古典哲学一样被看作一种怪物，尽管很有魅力。”当然，哲学的知识化或专业化并非近些年才出现，也不仅仅是中国学界所面临的问题，而是自近代以来便在西方大学里出现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所说，“近代知识结构主要是在哲学院里（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在法学院里）确立起来的”，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学已经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所”。华勒斯坦等人还指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总之，“哲学在学科定位上所肩负的教化重负，致使哲学学科身份模糊、学生生源保障无定、毕业去向不明。如果说当代中国哲学身处危机，可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当代中国哲学确实面临重重困境，则所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