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病-主证-主方诊疗模式

韦师构建“类病-主证-主方诊疗模式”诊疗痛证，源于仲景之《伤寒论》。如徐灵胎《医学源流论》总结仲景制方用药规律云：“但生民之疾病不可胜穷，若必每病制一方，是曷有尽期乎？故古人即有加减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如《伤寒论》中治太阳病用桂枝汤，若见项背强者，则用桂枝加葛根汤；喘者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白芍汤；更恶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汤，此犹以药为加减者也。”柯韵伯《伤寒来苏集》亦谓：“仲景之方，因病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这些识见均强调了仲景因病设方，随症加减的辨治特点。

韦师继秉承先贤这一学术精华，并受国医大师王琦教授“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启发，从病机、证候共性角度探索痛证的证治规律，构建了“类病-主证-主方诊疗模式”。这一诊疗模式具有“类病同证同治”的特点，即同类疾病，在其病机相同或相近，而主证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即以主方为基础，并随症加减组成类方进行治疗。长期的临床实践表明，“类病-主证-主方诊疗模式”符合疼痛类疾病病机、病位、证候相同或相近的特点，从而“类病同证同治”。同时，不同疾病在发展转归过程中可出现相同的病机而表现为相同证候，据此亦可采用相同治法及方药。此诊疗模式强调病和证的同质性，发挥辨病和辨证两方面的优势，使辨病治疗和辨证治疗具有更高的融合度，也有利于深化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和提高临床疗效，并且较好地避免了单纯辨证分型强调疾病的个性，而忽略其共性的不足。如韦师创制的通天笑痛类方治疗偏头痛、紧张性头痛、三叉神经痛等；通脉笑痛类方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之心绞痛、心肌梗死等；强督笑痛类方治疗脊源性腰腿痛，如腰椎间盘突出症、颈型或神经根型颈椎病、肥大性脊柱炎、颈或腰椎骨质增生等病；以及蠲痹笑痛方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反应性关节炎，肌纤维炎，强直性脊柱炎，增生性骨关节炎等结缔组织病、骨与关节疾病等；月舒笑痛类方治疗原发性、继发性痛经等，均系“类病-主证-主方诊疗模式”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

“类病-主证-主方诊疗模式”实质上是将“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病”是对某种疾病发展变化全过程的综合概括，每个病都有其各自的基本病因、病机、变化规律。“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本质所做的概括。因此“病”和“证”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同一类疾病，由于患者的年龄、体质、饮食习惯等个体差异，以及地理、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或处于不同的病变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特点，但其病机的基本要素是相同或相近的，如腰椎间盘突出症，诱因虽有寒、湿、热、扭挫伤之别，而表现为腰部冷痛、灼痛、重著、刺痛等，但其病理基础乃为肾气不足、督脉失和，病机演变不外乎邪壅经络，不通则痛，或肾虚督空，不荣则痛，因此韦师予强督笑痛类方分而治之。再如冠心病的治疗，其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证，其病机关键在于心脉痹阻，故治当以通脉宣痹之法为主。发作期以寒凝心脉为主者予以通脉笑痛方；气滞、血瘀、痰浊、寒凝等标实化热者予升降通脉笑痛方；缓解期心脾肾阳气亏损明显者，予以参鹿通脉笑痛方；若脾肾阳虚，痰湿内生，予平胃通脉笑痛方等。这些诊疗经验，充分体现出韦师在疾病的不同阶段，善于把握共性，抓主要矛盾，立足于基础方，随证加减的特色。

韦师理论素养深厚，临床经验丰富，在总结痛证诊疗经验，探索其证治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类病-主证-主方诊疗模式”，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痛证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既重视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运用中医学病因、病机和理法方药理论，制定出中医药的治疗方案，确立治疗的主方以及类方加减原则，也不忽视借助现代医学的手段认识、诊断疾病，以期不断提高临床疗效，促进中医痛证诊疗的客观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