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日强医案精华

谭日强（1913—1995），湖南湘乡人，17岁拜师学徒，1936年毕业于湖南国医专科学校。著名中医学家。湖南省名中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学术顾问、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导师。

谭老从事中医工作50余年，其中医学术造诣深厚，擅长内科、妇科。曾任湖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全国中医学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是湖南省中医界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名老中医。

谭老数十年来研究中医理论，结合临床心得，著有《金匮要略浅述》《传染性肝炎的辨证治疗》等书，对于冠心病、血液病、流行性乙型脑炎及痰证等颇有研究。

谭老在晚年曾撰文《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比较详尽地回忆总结了自己的学医生涯，对后学者很有启发，也算是其人生的自传，兹录于下。

我八岁开始念书，上了八年私塾，读了《幼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左传》《诗经》《易经》《古文观止》等书。十七岁从师学医，在老师的指点下，第一年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经络歌诀》《濒湖脉诀》《医学三字经》，并参看《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等书。第二年读《素灵类纂》白文、《伤寒论》白文、《金匮要略》白文，并参看《灵素节要浅注》《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等书。这些书读起来枯燥无味，特别是《内经》白文读不懂，开始有些畏难情绪。第三年随同老师临证实习，并参看《时方妙用》《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等书。我的老师在医学上是崇拜陈修园的，所以他指导我看的参考书，多是陈修园编著的。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在临床上治疗伤寒，杂病，多用经方，疗效颇好，但对温病就不是他的所长了。

三年学徒期满，我才二十岁，由于年轻没有经验，就诊者无几。一九三一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有远房本家邀诊，其弟因上午修路，搬运砂石，汗出湿衣，又受风凉，中午暴饮暴食酒肉过多，下午腹痛，按之甚剧，我诊为感寒伤食，用藿香正气散加保和丸治之无效，及夜半竟然死亡。翌晨检视其尸，发现背部瘀癍累累，不知为何病，深自内疚。认为患者之死，实由我之失误，虽其家属不曾责怪于我，但我内心实为难过。从此对于学医，信心尽失，乃改行当小学教员。旧社会教小学，也和其他工作一样没有保障，今年在这个学校任教，明年又不知能否找到工作，经常处于失业恐慌之中。我的家境，仅系小康，没有固定工作，生活便无着落。为了生计，只有发奋图强，努力深造，从原来所学医学知识的基础上打开一条出路，舍此别无息图。

一九三四年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招生，我决心去报考，得到了家长的支持。这个学校的老师，都是湖南比较著名的中医。我因原来在医疗上有过失误的教训，这次重新学习，自觉性高，不懂的地方，尽量发问，做好笔记。在学《内经》的同时，参看《医经原旨》《张氏类经》，学《伤寒论》的同时，参看《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学《金匮要略》的同时，参看《金匮要略心典》《医宗金鉴·订正金匮要略注》，学内科的同时，参看《医学心悟》《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学妇科的同时，参看《傅青主女科》《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温病一课，是我以前没有学过的，除听课外，参看了《通俗伤寒论》《寒温条辨》《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书。

第三年每日上午分组到各老师的诊所去实习，我根据各老师辨证用药的特点，详细记录下来，下午自习。这一年看的参考书比较杂，如《兰台轨范》《东医宝鉴》《类证治裁》《临证指南医案》《王氏医案》《冷庐医话》《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等，但杂而不专，深入不够。毕业后，留校工作。

一九三七年元月，为了抗议国民党不许中医办学校设医院，与校长吴汉仙代表湖南中医界赴南京，参加全国中医请愿团，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国民党迫于中医界之义愤，为了敷衍应付，通过了中医列入教育学制系统的决议案。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迭遭轰炸，我另找了一个工作，离开母校，辗转于湘西、湘南等地。其时，传染性疾病，到处都有流行，我参照《时病论》《温疫论》《霍乱论》及《温热经纬》有关湿温、疫证的治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认为我在学徒时，学了治疗伤寒的一套，在医校时又学了治疗温病的一套，牛刀小试，果然得心应手，于是飘飘然放松了学习。一九四一年，我在湖南省地方干训团中医组担任传染病教学，因无教材，就自己动手写了一些讲稿，但是东拼西凑，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多，所以没有付印。其后湖南相继沦陷，疲于奔命，书籍衣物丢失殆尽，景况相当狼狈。总之，我在八年抗战期间，医学上进步很少。

抗战胜利以后，回到长沙开业，初起诊务不好。当时长沙市的西医院很少，大部分常见病、多发病还是靠中医治疗。我在抗战期间，因对这些病取得了初步经验，疗效较好，病人互为宣传，介绍来诊者渐渐增多。这些病人多属疑难重症，或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他医治之无效者，我亦不能愈之，这才使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学力不足，没有什么值得自满的。于是每日利用诊余时间，或温旧课，或读新书。所谓新书，我是指何廉臣、恽铁樵、陆渊雷、张锡纯等所著的书及皇汉医学等，颇有新的启发。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与曹伯闻等组织长沙市中医药界罢诊罢市，向湖南伪省政府请愿，要求拨发救济物资，恢复湖南国医院，幸而有成。但为了此事，从筹建到开院，费时将近三年，荒废了不少业务，耽误了许多学习时间。

一九五〇年，参加了由湖南省卫生厅举办的中医进修班。但实际上教的是西医基础课，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寄生虫学、传染病学、诊断学基础等。这些西医基本知识，对我后来参加中西医会诊，不无帮助。但在治疗上还是根据中医的理、法、方、药，进行辨证论治。一九五二年湖南国医院由人民政府接收，改为湖南省立中医院，我参加了工作。当时是我管病房及院外会诊，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在兄弟医院会诊中，学习和建立了我院的病房制度。为了提高医疗质量，我利用晚上时间及节假日，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参考有关医籍，进行了一些辨证分型工作。即把某个病或症，分成几个类型，系之以理、法、方、药，这对我的学习也是一个大的促进。

我是一九六〇年调来中医学院（编者按：指现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当时还在筹建阶段，困难不少，但我信心很足，决心也大，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把这所学校办好。当年就招了本科班学生，直至一九六六年止，每年都招了新生。在教学安排上，坚持了中医课与西医课的比例为七比三。我除管教学工作外，每星期二、五还看点特约门诊。由于接触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病人较多，从实践中初步体会到：急性黄疸型肝炎，起病较急，病邪方盛，应从阳明胃治；慢性黄疸型肝炎，多由急性迁延失治而来，应从太阴脾治；无黄疸性肝炎，初起即呈慢性经过，应从厥阴肝治；肝硬化由于肝细胞变性，纤维组织增生，应从疏肝软坚、活血化瘀论治。一九六二年曾研制了一种疏肝理脾丸，其方即当归、柴胡、白芍、枳实，鳖甲、青皮、茅根、茜草、地龙、甘草、猪肝、鸡内金等组成，以治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疗效颇好。与此同时，还写了《传染性肝炎的辨证治疗》一书，已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三年，我因患肝炎，回湘乡故里疗养，渐有好转。鉴于全国中医统一教材中尚缺《金匮要略讲义》，乃着手编写《金匮要略浅述》一稿，于一九六四年十月才完成。原拟作为我院试用教材，嗣因湖北主编的《金匮要略讲义》先我出版，所以把它搁置下来了。在“文革”期间，不敢接近书本。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特将《金匮要略浅述》一稿，重新加以修改和补充，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付梓。现在我分工管科研，我的自选项目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研究。一九八〇年经过对29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疗效观察，其中基本治愈11例，缓解7例，进步4例，无效7例，有效率占76.7%，目前这个项目仍在继续进行。

五十多年来，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是艰苦的，曲折的。总起来有以下体会：

（1）要学好中医，必须打好两个基础。首先是古文基础，最低要求繁体字能认识，文言文能断句。再就是中医基础，如《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白文要选读，药性、方歌、脉诀、经络歌诀要熟读，有了这两个基础，才能继续深入下去。

（2）要多看几种好的参考书。我在当学徒的时候，老师教我读古典医著是不错的，但是指导我看的参考书，只限于汪讱庵、陈修园两家，这就太局限了。后来我在国医专科学校时所看的参考书，就使我的眼界开阔多了，因而获益不少。

（3）要多跟几个好的老师，因每个老师各有他的长处。比如，我在学徒时的老师长于伤寒；我在医校时的老师有的长于温病，有的长于杂病，有的长于妇科，有的长于儿科。根据各老师辨证用药的特点，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大有好处。但这个条件如不具备，也可自学成才。

（4）学医要有坚强的意志，朝斯夕斯，持之以恒。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在顺利的时候，又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刻苦学习，继续前进。我在学医过程中，学习情绪曾有几次大的起落，教训是很深刻的。

（5）在医疗作风方面，对同道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对病人无论工人、农民、领导干部，都要一视同仁，详细诊察，不得草率。有时病人情绪急躁，要求过高，也只能耐心说服，体谅病人。但也不能迁就病人，投其所好。更不能乘人之危，向病家需索财物，这是起码的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