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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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学界的亚历山大形象

马基雅维利的绝赞

那么,近代历史学界又是如何研究亚历山大的?历史学作为严谨的实证科学诞生于19世纪。为弄清亚历山大传各自的特征,除去有悖事实的记述,探寻双重滤镜对面“客观的”亚历山大,古代史方向的研究人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历史学家也是所处时代的一分子,不可能完全脱离他们所生存时代的价值观。本以为取下滤镜,实际上又增添了其他的滤镜,甚至在古代亚历山大形象上,抹上浓厚的近代颜料。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在介绍近代历史学界的亚历山大形象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近代思想家们的认识。

16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在描绘理想君主形象的《君主论》中,多次以亚历山大的事迹作为例子。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为什么没有爆发针对其继业者的叛乱?在古代波斯,王与诸侯的关系就如同主人和用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统治。因此,哪一方一旦获得胜利并切断君主的血统,要维持其后的统治就很容易了。马基雅维利冷静而透彻地观察到,比起胜利者的力量,统治安定的关键更是在于臣民的存在形式。进入启蒙思想时代,对亚历山大绝对的赞扬成为主流。人们对于他的缺点,不仅不进行辩解,反而视这些缺点为衬托优点的材料。

16世纪法国思想家蒙田在《随想录》中写到最伟大的三名希腊男性时,把亚历山大排在了第二位(其余两位是叙事诗人荷马和公元前4世纪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他认为,亚历山大在一般人的半生时间里达成了人类所能达成的全部成就,让人不能不认为他超越了人类的范畴。正义、节制、宽容、信义、对部下的爱、对败者的仁爱等,他的一身集中了那么多崇高的品德。亚历山大虽也有种种异常行为,但普通的正义准则不可能铸造如此伟大的功绩。蒙田认为,不能用人类社会的一般准则去衡量亚历山大(第二卷三十六章)。

18世纪的孟德斯鸠也持有同样看法。他认为亚历山大努力消除征服者和隶属民之间的差别,礼遇波斯王国的女性,因此在他死后,被他征服的所有人都进行了哀悼,被他击败的王族甚至还落下眼泪。这正是亚历山大的特别之处,是他人无法比拟的地方。那么,如何看待亚历山大的恶行?不论是放火烧毁波斯波利斯王宫,抑或杀害亲信克莱特,他都发自内心地后悔,因此人们才不憎恨他,反而同情他,从他暴躁的性格、缺点中发现了灵魂的美(第十篇第十四章)。在孟德斯鸠看来,亚历山大的各种缺点是使他更伟大的佐料。

高举崇高的理念

近代历史学不进行上述主观的道德评价,而是以严密、实证的态度对待各类事实。但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有二,一是观察亚历山大的视角,二是在长期的视野下亚历山大的历史意义。

在19世纪中叶的普鲁士王国,亚历山大因建立了统一、多民族的世界帝国而获得极高的评价。获得同样评价的还有征服希腊各国的腓力二世,以及统一了地中海世界的罗马人恺撒。当时的政治背景是:德意志尚未统一,而普鲁士作为领军国家,推动着德意志的统一进程。因此,对于普鲁士的历史学家而言,把分散的众多民族和国家统一为一体,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从这个视角出发,亚历山大的远征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意义。

1871年,德国在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实力下实现了统一。与此相对应,亚历山大的世界帝国形象也具有了浓厚的军事色彩。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也被认为是促进东西文明融合的旗手。早在19世纪初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论述道:“由于亚历山大,高度成熟的文化才得以传播到东方,被占领的亚洲土地也得以希腊化。”(部分字句有所调整)他认为,亚历山大将优秀的希腊文化带到了东方,在落后的东方播撒下了文明的种子,是文明化的使者。而这个为人们所熟知的口号,也与殖民地统治正当化,即由先进的欧洲统治落后的亚洲、非洲的理论相重合。

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学者塔恩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他把亚历山大描述为拥有人类同胞观念的先驱者。亚历山大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曾祈祷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团结合作,各民族齐心协力。对此,塔恩认为,这正是所有人类皆为同胞的宣言,在历史上,亚历山大是最先超越了民族界限的人。上述冠冕堂皇的解释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变化的国际形势。在当时,英帝国应在其统治下各民族的要求,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空间,成立了英联邦。另外,国际联盟成立,列强间缔结了不战条约和裁军条约,国际合作的势头高涨。与此相对应,亚历山大世界帝国的军国主义色彩有所减弱,换上了理想主义的外衣以便适应国际合作的潮流。并且,塔恩出身名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其结果是,在他笔下,亚历山大被塑造成与英国绅士相称的形象,如在性生活方面禁欲。塔恩的亚历山大形象与东西融合论相并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如上所述,亚历山大被塑造成胸怀世界帝国、融合东西、人类同胞等崇高理念,朝着远大理想迈进,然而最终未能实现的年轻天才英雄形象。

不夸张、虚饰的亚历山大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研究,对上述亚历山大的形象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这些研究否认亚历山大具有崇高的理念、目的,认为他的行动和政策都是应不同时期的状况而采取个别判断的结果。新研究着眼于小状况而非大状况,不依靠先验的观念而重视一个个事实关系。这类研究被称为极简主义(minimalism)。这与时装界去掉礼服多余的装饰、保持简约风格的简约主义是一样的。这种研究认为,亚历山大不是一直遵循着某一大原则,而是就不同的状况,在不同的时期做出最合适的决断,因此他是一名能冷静辨别目的和手段的有为政治家。亚历山大的英雄光芒也因此被削弱,超凡魅力被剥夺,成为一个不加以夸张和虚饰的大帝。这样的亚历山大,也许可以说适应了大众民主主义时代的要求,因为这个时代警惕强势的领导者登台。

极简主义的研究方法带来了微观视角,这一点确实促使亚历山大的研究产生了飞跃性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从根本上对现存史料重新进行探讨,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极简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由于极简主义将亚历山大这一人物和功绩分解为一个个的要素和局面,反而隐藏了另一个危险——无法把握一个整体的亚历山大。也许正因为如此,最近出现的数种研究著作都提出了是否应该对亚历山大进行整体把握这一问题。本书开头也曾提过,亚历山大是一个包含巨大矛盾、极为复杂的人物。以近乎显微镜般的视野观察,再加以合理解释,就能把握如此复杂的人物吗?现在,专家中占据主流的研究方法依然是将亚历山大非理性的情感和冲动涵括在内,试图把他作为一个人从整体上进行理解。这种方式也符合目前这个时代的状况——不论哪里,领导者的资质都被质疑;不论哪里,都需要优秀的领导者。人们正在寻求一个符合当今21世纪时代背景的亚历山大。

探寻21世纪的亚历山大形象

读到此处,各位读者的心中大概会油然生出一种失落感。因为不论怎样的亚历山大形象,都不过是各个时代不同作家、学者的主观创造,大家一致认同的亚历山大形象根本就不存在,可能将来也不会出现。不是这样吗?一方面来讲,的确如此,因为历史学只能依据现存极少的线索去靠近历史,无论积累多少合理的论证,结论却往往只能停留在假设的阶段。这可以说是历史研究的宿命。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历史学研究也是社会工作的一种,要从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中为当代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历史形象,这是我们承担的职责。而构建上述历史形象,需要基于实证研究,而不是没有依据的推论。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那么,怎样才能构建与21世纪初叶相符的亚历山大新形象呢?

第一,不陷入片面的英雄史观,而是尽可能地在客观的历史条件中把握亚历山大这一人物。的确,亚历山大是旷世奇才,但任何伟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不论东征是多么空前绝后的伟业,亚历山大只不过是最大限度地活用了当时他拥有的条件,与当时面临的课题展开较量,不断攻克,不断前进。笔者认为,通过探究清楚这些条件、课题和具体的解决策略,可以让亚历山大的人物形象建立在更为客观的基础上。

第二,在长期的框架中考察亚历山大的业绩。亚历山大以短短的十年完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伟业,如果以短期的视野进行考察,那么只会对他的功业瞠目结舌。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关键在于长期观察,即他从前一个时代继承了什么,又给后一个时代留下了什么新的东西。并且,像亚历山大这样的征服者,必须仔细探究他在各个征服地继承了什么,又留给各个征服地什么。总而言之,要在时间和空间的二重框架内评价亚历山大的东征。

当然,亚历山大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本书不可能包含所有的主题。再者,本书也不是他的传记。与亚历山大的内心世界相比,本书更侧重于以时间、空间为视点,重点探究其帝国的实际状况。这是因为直接展现他本人主观意图的史料十分稀少,大多数情况只能通过当时的证据来进行推断。与此相比,笔者认为以下研究更有建设性:通过现存史料来研究军队的构成及权力结构、亚历山大的人事等各类政策、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各地区面临的课题等,不断构建相对可靠的侧面,以此来呈现亚历山大帝国的实际状况。通过这样的研究,如果能从历史中的亚历山大那里找到指向未来的指针,那么本书或许可以说有些许存在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