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原型世界形成

上座部佛教与伊斯兰教的本土化—14—16世纪

东南亚的历史形成受到印度和中国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从印度传来了两种新的精神价值体系，即伊斯兰教与上座部佛教，在这一世纪都有新的发展。伊斯兰教在岛屿区域、上座部佛教在大陆区域扎根于民众心中。无论是哪种宗教，都没有打败当地遗留来的泛神论，只是代替了之前的大乘佛教、印度教等思想，快速渗透到当地社会并发展起来。

地区统治者和实力派为了确立新的权威，吸收各种信仰，将其利用到政治上，并在村落里建设起新佛寺和清真寺。13—14世纪前后在爪哇东部繁荣起来的海洋王国满者伯夷，围绕王位继承，内部出现对抗，由此走向衰退，势力范围急速缩小。到14世纪末，马六甲苏丹王国逐渐崛起。

进入15世纪，马六甲苏丹王国（后文详述）加入明朝的庇护伞下，利用巧妙的外交政策，发挥了连接印度、爪哇、中国等地区的海上贸易中心的作用。在大陆沿海地区，缅族人建立的勃固王国作为连接马六甲海峡与波斯湾的中转贸易站而繁荣起来，向外出口大米等。首都勃固聚集了各地来的寻求佛法之人，上座部佛教取得了大发展。

大城（又名阿育陀耶）王国于1351年建国。位于三条河流汇集的三角洲地段的大城，既是河流港口又是王国的都城。大城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结构性联系在一起的港口国家。从它的选址条件来看：第一，三角洲地带具有广阔的耕作地；第二，通过湄南河、帕萨河、华富里河三条河流，可与泰国中部、北部联系；第三，作为内陆的河港，通过河流与南海相连，陆路上也与孟加拉湾相连。

大城是沟通南海与孟加拉湾贸易路线上的要冲，是经由孟加拉湾与南海汇集起来的东西方物产的配送中心。作为港口国家，大城此时极为繁荣，国王因极其富裕而被称作商人之王。17世纪前半叶，大城都城内的日本人街有一千五百多名日本人居住，山田长政（?—1630）得到颂昙王的信任，身居高职，但被杀身亡。

当时的大城国王行使着绝对的权力，一切都来自国王，也归国王所有。居民要服六个月的赋役，可通过支付货物豁免。国王投资孟加拉湾至南海的贸易，并垄断用于出口的货物，即实行王室管理的贸易。

18世纪的大城对外国逐渐加强警戒，同时向着锁国的方向发展。此时，缅族贡榜王国的创立者雍籍牙率领远征军包围了大城。1767年，大城陷落。缅族人的进攻致使大城被彻底地破坏，王国繁荣之处化为堆积成山的瓦砾。该国后来被郑信（1767—1782年在位）将军所救，由拉玛一世（1735—1809）迁都至曼谷。

柬埔寨的后吴哥时代

建国不久，大城就在1352年左右攻击了柬埔寨所属的东北泰地区。1371年，那里再度遭到大城的攻击，吴哥城沦陷。1431年，在经历了七个月的围攻之后，吴哥城再度被攻陷。

虽然缺乏有关吴哥城陷落的史料，不清楚其详情，但大城之后再次执拗地出兵柬埔寨。1470年以后，柬埔寨承认了泰国的宗主权，一直持续到1863年。

吴哥城陷落之后，吴哥王国还陆续迁都至金边、柴桢、洛韦、乌栋。大城王国于1794年合并了马德望、暹粒、诗梳风三州。

在柬埔寨东部地区，越南人逐渐移居到湄公河三角洲地带。越南黎朝也于1623年进入柬埔寨所属的普利安哥（现在的胡志明市附近）。结果，从18世纪后半叶起，柬埔寨处于越南和泰国两方统治的状态，1841年最终被越南的阮朝合并。柬埔寨的后吴哥时代处于泰国和越南的双重宗主权下，连存续都岌岌可危。

在越南统治下的柬埔寨在1845年因不满而发动起义。此次起义总算成为柬埔寨再兴的契机。其间，从曼谷回国的王位继承者安东向两国提出议和，于1847年在两国的承认下即位也就承认了两国的共同宗主权。

马六甲苏丹王国的繁荣—亚洲的大航海时代

在岛屿区域，从13世纪开始，爪哇化的印度教（湿婆派）与大乘佛教成为爪哇东部的信诃沙里王朝及后续的满者伯夷王朝立国的精神基础。满者伯夷在15世纪初发生的王位继承战争（1401—1406）中初现衰退的征兆，一些附属的地方势力也开始脱离。

16世纪初期，被爪哇北岸新兴的伊斯兰国淡目国所征服，残存于都城谏义里的势力也于1527年灭亡。12—13世纪，海上贸易的主导权主要由华人团体掌握，印度裔的伊斯兰商人也开始在海上贸易活动中具备实力。15世纪初，马六甲苏丹王国趁着满者伯夷的衰弱，在马来半岛马六甲海峡附近建国。

马六甲苏丹王国起初从属于大城王国，郑和七下西洋远航时（1405—1433），它也提供补给基地。此外它赶上了香料需求扩大的时代浪潮，作为连接欧洲、印度和中国的国际贸易港口而繁荣起来。马六甲苏丹王国也提供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基地。苏菲（神秘主义者）信徒们进入穆斯林商人到达的地方，当地社会不久信仰起了伊斯兰教。1511年，作为要冲的马六甲苏丹王国被葡萄牙人占领。

伊斯兰教在岛屿区域、上座部佛教在大陆区域都扎根在民众当中。无论哪种宗教，都没有打败过去存续下来的诸信仰，而是与之混合并被替换。伊斯兰苏菲主义的长老们（指导者）和上座部佛教禁欲主义的僧侣，在各地提倡救赎灵魂并在许多民众眼前修行。地区统治者们积极吸收这两个带有明确理论的新宗教，为保持自身地位所需的权威而引进，并将其作为后盾。

值得注意的是，自15世纪前后开始，各地都以自己的民族语言编修法典、记录历史等。例如，较早的有宫廷编年史《爪哇史颂》（1365）、古马来语的《马来纪年》以及马来古典文学《亚齐志》（Hikayat Aceh）系列的传承文本、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1479），后来出现的柬埔寨《王朝年代记》（1796），泰国的《三印法典》（1805）以及与之相连的传统法集成及王国史等的《纪年》（Phongsawadan，帝王史）、《丹南》（Tamnan，古文书），缅族人的王朝史《琉璃宫史》（18世纪前半叶）系列著作等。这些著作不胜枚举，促进了各地民族的觉醒，宣告新时代的到来。15世纪以后的贸易网中，东南亚被裹挟到中央，以中转的方式成为连接中国南部到印度南部各个港口的东西贸易的主干道。

中世东南亚的大商人国王

对于到此为止的东南亚世界的历史发展，我通过那些瞩目的王朝、民族、地域等分别描述。这些是片断性的概论，或许属于囫囵吞枣式的描述。不过，至关重要的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农村、渔村等依旧存续，在任何地方都亘古未变，名字不为人知的普通民众在此生活。至此为止的历史叙述中，这样的居民并没有出现。

接下来，我想立足于东南亚式的历史基础，在世界史的脉络中解读，从15世纪开始，这里形成并发展了什么样的东南亚式的时代特色，呈现其大体的趋势。从古至今，东南亚诸国的经济基础都是农业。概括来说，拥有一定广阔统治领域和居民的区域王国，大致都诞生于三角洲的河岸周边，其腹地的耕地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带来繁荣，进而上演王国的盛衰兴亡。

在东南亚的农业生产中，形成高人口密度状况的是水稻耕作。建设灌溉设施就是借助地区居民的力量修建堰堤、运河、蓄水池和堤围地等。这些设施显示出跨越地区范围的统合力以及民众集团的力量等，同时，灌溉工事的惠及效果最终使地区的王权基础得以确立，并带来王国的发展。

王国的发展，意味着无论如何负担还是会重重地压在居民身上，他们要承担所有的租税和徭役。针对王国过于苛刻的负担，居民们以起义对抗，但并没有获得胜利。

15—17世纪，新王国在东南亚各地逐个兴起，崛起的背景是经济基础的扩大，以及迎接大航海时代的更加广阔的贸易网络的形成。比如，在大城国王手下负责贸易的人们未能形成中产阶层，部分原因在于：第一，相比货币经济，自然经济处于更加优势的位置；第二，资本积累不充足；第三，国王掌握所有的财富和军事力量；第四，庶民出身的官员负责商业，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作为商人也不具有独立性，一直位于社会的下层；第五，通过商业贸易而获得的巨大财富，用于满足国王、王公贵族奢侈的日常生活，建设华丽的王宫、涂有金箔的大型寺院。东南亚没能做到资本的积累。

此外，第六，王权强化所带来的各种约束和限制妨碍了通商自由；第七，国王出台针对特殊商品的专卖制度，提高租税和关税，甚至垄断原料的出口权。

从世界史的脉络思考，15世纪以前的欧洲是怎样的呢？确实，相比亚洲世界来说，欧洲在物质生产上远远落后。但是，大约在17—18世纪，欧洲积累面向产业革命的技术，成功实现棉纺织品的机械化，并取得爆发性的经济增长。这些是从印度等国掠夺的结果。

与之相比，东南亚如何呢？这里依然处于旧有专制的保守主义之下，技术开发和新思潮发展方面受到限制而停滞，原因大概是他们沿袭了低端技术和思考方式吧。此外，人口的增加以及开垦用地已经达到极限也是原因之一。17—19世纪，欧洲以武力等控制亚洲诸国，谋取利益，不断进行血流成河的争夺战，试图实行彻底的掠夺。在经历了被殖民地化之后，东南亚人明白了历史绝不是等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