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东瀛之石 可以攻玉

2018年的夏天，我正在大阪大学做研究，收到了理想国编辑马希哲先生的来信，询问我能否为即将出版的石泽良昭《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以下简称《东南亚》）的中译版作序。尽管我百事缠身、文债如山，但还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原因是，从宏观上来讲，我历来主张文明需要交流，学术也需要交流；而从微观上来讲，我三十多年来一直对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兴趣浓厚，最近十年来经常前赴日本做研究，对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深刻体会到日本学者的研究功底深厚、严谨认真，非常值得国内学者借鉴和模仿。

石泽于1937年出生于北海道，大学本科就读于上智大学的法语专业，而硕博期间专攻东洋史。毕业后，石泽受日本学术振兴会派遣，分别于1974—1975和1978—1979年前赴法國高等研究院第四系，在格罗利埃（B. Ph. Groslier）、拉丰（P. B.Lafont）、克洛德·雅克（Claude Jacques）和萨瓦罗·博（Saveros Pou）诸位学者的指导下专门学习柬埔寨碑铭。这些系统的教育和学习机会为石泽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学术基础，这些对研究外国史的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语言基础，研究外国史，尤其是古代碑铭，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从1971年起，石泽分别在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鹿儿岛大学和上智大学任教，并于1992年担任日本东南亚学会会长、1997年担任上智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2005—2011年间出任上智大学校长。此外，从20世纪末期开始，他还组建“上智大学亚洲人才教育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成立“吴哥遗迹国际调查团”并担任团长。

石泽学术生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身体力行、重视实践。他结缘吴哥遗迹已近六十年，将毕生献给了吴哥的研究和保护事业。但他绝非一头扎进柬埔寨碑铭堆里，只是纸上谈兵，而是理论结合实践，两条腿走路。他抱有柬埔寨文物必须要由柬埔寨人保护的坚定信念，于1996年在暹粒市成立“上智大学亚洲人才教育研究中心”，培养柬埔寨的文物保护和修复人才，最终使柬埔寨人能够独立自主保护吴哥遗迹的伟大遗产，恢复柬埔寨人的民族自信（By the Cambodians, for the Cambodians）。该中心多年来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包括七名博士，十一名硕士。吴哥遗迹国际调查团多年来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举行了多次调查报告会，出版了大量调查报告，包括1995年在吴哥东北的塔尼村发现的大型黑釉陶器窑址，证明了吴哥时代存在陶瓷业。最值得称道的是，石泽团队在2001年发现的274尊废弃佛像，系19世纪中叶年法国人重新发现吴哥以来的最重大考古成就，为吴哥王朝末期的废佛运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世纪大发现”。

石泽带领的上智大学团队为吴哥遗迹群修复和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多年连续获得日本国内外的多项奖项，计有日本外务省嘉奖（1991）、柬埔寨王国友好勋章四枚（1998、2007、2018）、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奖（2003）、日本天皇瑞宝重光勋章（2012）、日本外务省属下的大同生命国际文化基金的地区研究奖（2014）以及菲律宾的拉蒙·麦格塞塞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2017）。后者以菲律宾前总统的名字命名，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奖励亚洲地区在政府工作、公共服务、社区领导、新闻、文学和创造性交流、和平与国际理解与新兴领袖各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士。麦格塞塞奖评奖委员会为石泽颁奖，就是为了表彰“其对柬埔寨人民做出的无私且持久的贡献，其在鼓励柬埔寨人民成为自己文化遗产的自豪守护人方面表现出的杰出领导才能以及其展现出来的智慧。从中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像吴哥窟这样的文化建筑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保护它们是全世界的责任”。柬埔寨政府在2018年授予石泽先生友好勋章时这样说到：“石泽教授自1961年开始的五十多年间，在吴哥遗迹的保存和修复、解释吴哥王朝历史、热情培养遗迹保护人员方面功勋卓著，柬埔寨王国对此深表感谢并授予友好勋章。”如此多殊荣，对石泽先生来说实在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而石泽的学术成就，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著译等身”。这些著作和译著大都是有关吴哥遗迹的，也有少量关于整个东南亚地区。最能代表石泽先生水平的是其皇皇巨著《古代柬埔寨史研究》，初版于1982年，2013年增订再版，篇幅几乎增加一倍，扩展到766页。已故东京大学教授、日本东南亚研究的元老级人物与东南亚学会首任会长山本达郎（1910—2001）称其“新见迭出”，“代表了高水平柬埔寨古代史研究”，是“研究柬埔寨古代史的最佳指南”。对古代东南亚史素有研究的桃山学院大学教授深见纯生盛赞新版“是日本国内东南亚史学界学术成就的一座丰碑，对开辟东南亚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此外，日本研究蒙古史的著名学者杉山正明也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对该书不吝溢美之词，大加赞赏。由此可见，石泽是日本东南亚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是日本研究柬埔寨碑铭的第一人。

回到石泽的《东南亚》一书。首先这是一本通俗读物，而非学术研究专著，行文与语气也都是面向一般读者。书名虽然称为“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但实际上只是一部柬埔寨古代史，而且主要是9—15世纪吴哥王朝的历史，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和柬埔寨历史的其他时期或一带而过，或略而不详。但无论如何，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作者自己多年潜心研究吴哥历史的成果以通俗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向大众普及有关柬埔寨历史的知识。《东南亚》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通史类的著作，没有按照朝代、国王系统地论述柬埔寨的历史，而是突出柬埔寨历史的某些断面。这样安排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被大量的史实所束缚，而能就作者感兴趣的方面进行详细描写和讨论。

本书的十二章中，石泽使用八章之多的篇幅来讨论吴哥王朝历史的方方面面，从作为吴哥繁荣之根基的各种各样的水利灌溉设施，到吴哥王朝的政治、社会、军事、法律、经济，以及宗教、精神价值体系和美术思想，都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描述和讨论。吴哥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职业和阶层，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石泽的笔下，既有国王建寺征战的文治武功，也有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既有高棉占城军队血雨腥风的殊死鏖战，又有趁店主打瞌睡之际盗窃东西的顽童；既有婆罗门帝师对王子的谆谆教导，也有寺庙童僧的琅琅书声；既有王室选妃娶妻的庄重，也有村妇捣米煮饭的日常；既有首都集市上吆喝叫卖、讨价还价的男女老少，又有森林里上蹿下跳、追逐嬉戏的珍禽异兽；既有高棉人的杂耍摔跤，又有中国人主持的斗鸡赌博。阅读《东南亚》，仿佛是在观看一部黑白纪录片，时光倒流，人们回到了9—13世纪的吴哥，就像1296年访问柬埔寨的周达观那样，亲身体验高棉帝国的宏伟壮阔、繁荣富强，目睹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石泽论述吴哥遗址及其功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足见其深厚的功底。书中插图、地图和表格都让读者对吴哥帝国的宗教建筑、水利设施与贯穿全帝国的石桥、道路及其配套设施（例如医院和客栈等）等一目了然，大大便利了读者对本书内容的理解；以碑铭资料来还原法律机构和制度，对各种刑法进行介绍，其所举案例真实生动；对吴哥各种各样美术风格的观察细致入微，剖析深刻透彻：既有对雕像胖瘦、发型的有趣评论，又有对高棉宗教雕刻精辟独到的分析，证明作者多年研读碑铭、潜心调查的深厚功底，绝非东挪西抄、人云亦云。

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学者既强调外来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又不忽视本地文化的包容能力和地方特色。石泽在指出印度文明对柬埔寨深刻影响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吴哥文化的独特性。例如，有关吴哥王朝的法律，他指出，“柬埔寨虽然从印度引入了‘死刑’的概念和用语，但实际上却似乎没有作为极刑的‘斩’‘绞’等死刑”；谈及柬埔寨的美术时，他又强调其独创性：“吴哥的雕像受到很多印度佛像的影响自然是既成的史实，然而从整体上看，它仍保持独特的倾向。例如，柬埔寨在佛像制作过程中，避开了印度教中恐怖、肉欲或令人害怕的方面，换成了柔和的表情。他们只选取与自己感性相吻合的题材制成雕像。”佛陀与娜迦组合的坐像也与印度雕像的风格迥然不同，表现出特有的高棉造型。石泽还引用法国美术收藏家在1875年对高棉艺术的评论，即“高棉人创造出的雕像是高水平的作品。他们对印度雕像再次塑造，最终转变为当地独特的平静优雅的美术样式。……这些雕刻作品明确展现出高棉人独特的感性，因此，我们不可能把柬埔寨古寺中放置的雕像与印度雕像混为一谈”，进一步强调高棉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正如石泽所说，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柬埔寨创建了印度所没有的、别具一格的吴哥窟。的确，吴哥佛像那种宁静、深邃、睿智且神秘的微笑为高棉人所独具，令人倾倒叹服。

《东南亚》从一至八章，读来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似涓涓流水，缓缓流淌。而第九章《东南亚史视野下的吴哥王朝史》则是水到渠成，渐至高潮，读来引人入胜，妙趣横生。本章试图寻找吴哥王朝灭亡的真相，重新解释阇耶跋摩八世的毁佛运动，并将吴哥史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联系起来。其中一个细节就是吴哥的青铜佛像和狮子雕像多方辗转，从高棉人到暹罗人，再到若开人和缅族人之手最后落户缅甸古都曼德勒的摩诃牟尼寺的传奇经历，彰显战争和宗教的关系以及与东南亚大陆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最后，石泽还试图以吴哥为例来揭示东南亚地区王权的统治艺术，即通过建造大规模寺庙和水利工程来提高国王的神圣色彩，“炫耀王权的力量”，弥补政权的脆弱和不稳定性。对吴哥王朝最后衰亡的原因，石泽也根据法、日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大致包括水利灌溉设施的破坏和废弃，宗教信仰的改弦易辙（上座部佛教代替印度教和大乘佛教），吴哥国王失去对土地权的控制，等等。

此外，在本章中石泽也对塞代斯和格罗利埃有关阇耶跋摩七世在位期间吴哥即开始衰落的论断提出质疑。两位法国学者指出阇耶跋摩七世大兴土木，建寺造庙，使得吴哥国力萎缩，元气大伤，高棉帝国也从此一蹶不振，国运不再。而石泽通过对阇耶跋摩八世井然有序的废佛运动的分析，结合周达观的文字记载，得出结论说：“在阇耶跋摩八世的统治下，国王的权威和日常政治发挥了相应的作用，都城富丽堂皇，国内物品流通正常。日常的政治发挥作用，王命就得以传达到全国各地。这样一来，村落也发挥着相应功能。”因此，石泽认为，吴哥王朝衰退的迹象在14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出现，这要晚于塞代斯和格罗利埃的推测，这也就是石泽提出的所谓对吴哥王朝末期历史的改写。这种观点不管对错，但勇于挑战权威、推陈出新的做法和精神是学术研究中最为宝贵的素质，而附和权威、因循守旧则会使学术缺乏生机、呆滞僵死。

石泽在第三章和第九章中对格罗利埃的“水利都市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提及日本和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使得读者能够清晰了解这个对吴哥历史意义重大的问题。吴哥王朝的水利灌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格罗利埃在20世纪70年代指出，水利灌溉系统即是吴哥王朝兴旺发达的基础，但这些设施的毁坏也是其后来衰落灭亡的原因。这一论点一经提出，即影响巨大，虽然从者如云，但反对者也多（其观点是不存在国家统一组织起来的灌溉系统）。这场争论相当激烈，持续近三十年，孰是孰非，不分轩轾。但到了21世纪初，这场论战似乎已经落下帷幕，因为自2007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支持格罗利埃的猜测。以澳大利亚、柬埔寨和法国三国为首的学者们（特别是Christophe Pottier、Roland Fletcher和Damian Evans）所主持的“大吴哥地区考古项目”（Greater Angkor Project）自1999年以来使用现代技术（特别是空中雷达遥感技术）证明在吴哥王朝的中心地区确实存在一个庞大而高效的水利灌溉系统。石泽《东南亚》一书初版于2009年，尚未能够来得及采纳考古新发现，希望将来补充进去，这样就可以更加支持、补充格罗利埃的开创性观点。

《东南亚》的最后三章并非对柬埔寨后吴哥时代历史的系统叙述，而是从三个不同侧面来反映柬埔寨的历史。第十章主要讨论16—20世纪天主教在柬埔寨的传播，而第十一章则是专门讨论1612—1632年日本商人在吴哥窟留下的墨迹，反映在17世纪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前日本与柬埔寨和东南亚频繁的商贸活动与人员往来。后一章尤其是为他国学者所不易撰写，所以读起来饶有趣味，丰富了柬埔寨对外交往的内容。本书最后一章即第十二章侧重二战以后日本与东南亚（尤其是柬埔寨）的关系，其中最大的亮点是石泽对战争以及对日本人对东南亚态度的评论。石泽对二战期间日军在亚洲所犯下的罪行毫不掩饰，并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

在日本人对东南亚地区的态度方面，石泽更是不惜笔墨，从重下笔，批判日本人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倚仗自己国家经济的起飞，单纯以金钱和财富为标准，对经济落后的东南亚地区表现傲慢、不屑一顾，因此被国际社会讥讽为“经济动物”。他还强调东南亚人“在物质上绝不丰富，但内心富有”，“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冰箱，并不代表文化滞后、‘智慧’水平低下”，奉劝日本年轻人不要狂妄自大，嫌贫爱富，而是要虚心诚恳地向东南亚人民学习，并引用大阪大学桃木至朗的话，“我们需要以谦虚的姿态向被认为是贫困、落后的文化和生活环境学习”，学习他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所创造的世界奇迹与文化遗产。这一点对中国的读者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国的崛起，国民到国外旅行的人数日渐增多。面对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应该表现出谦虚尊重的态度和石泽式的人文情怀。柬埔寨自15世纪衰落之后，直到20世纪，国运多舛，屡蒙不幸，外国的频频入侵和国人的自相残杀（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红色高棉时期的种族灭绝运动）使得这个曾经独步东南亚大陆地区、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的古国奄奄一息，千疮百孔；自90年代以来的和平进程，国家才开始发展建设，但仍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帮助中国读者了解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也有繁荣的过去和强大的帝国。元朝的周达观也称柬埔寨为“富贵真腊”；他出使吴哥期间，即使是在吴哥的鼎盛期之后，还对其赞不绝口。中国人切忌成为石泽所批判的“经济动物”，避免以势利的眼光看待世界，而是应该培养同情心和同理心，像石泽那样认真研究、诚恳帮助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使他们从内心里感动并感激。

本书译者在翻译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值得肯定，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结合本书译文，此处举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对古代柬埔寨扶南的著名港口Oc-eo（Oc Eo），陈显泗在其《柬埔寨两千年史》中翻译为“俄亥”，姚楠在为其作序中则翻译为俄卮俄（“卮”应为“厄”之误）；贺圣达等翻译的《剑桥东南亚史》与梁志明等主编的《东南亚古代史》则翻译为“俄厄”，李庆新则翻译为“沃澳”，维基百科翻译为“喔㕭”（本书译者即采用该译名），另外也有一些其他译法。在我们翻译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第一版（2010）中将其翻译为“奥科奥”，三年后我们在修改过程中觉得“奥科奥”不妥，改为“奥胶”。真可谓百人百译、千差万别！在阅读石泽译稿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些译法都没有刨根问底，即没有追溯其最原始的拼法和发音。该港口的名字最早是高棉语（O Keo），意思是“宝石河”。法国人将其拼写为Oc-eo（Oc Eo），而据此衍生出来的中文译名都没有真实反映其正确发音。我请教了北外柬埔寨语专业的李轩志博士，他根据柬埔寨语发音将其翻译为“澳盖”。这样，该词的翻译以后就应该以此为准。由此类推，翻译地名、人名等等名称最好是追根溯源，不能望字生音。根据原音翻译出来的译名，就应该成为标准，否则则会造成百人百译的混乱。

因为中国到东南亚旅游者日众，民众对东南亚国家历史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石泽希望“激发学习吴哥王朝历史的乐趣”的初衷一定会实现。对国内普通读者来说，了解邻国柬埔寨的历史，理解古代高棉的繁荣辉煌及其近代的衰落与灾难，阅读《东南亚》一书都十分必要。对有志于从事历史学习和研究的读者来说，石泽的人生与学术生涯也提供了一种启发和选择：即使是像当代柬埔寨这样弱小贫穷的国家，像石泽这样的学者也能以研究其历史为使命，干出一番大事业，创造辉煌的人生。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石泽研究柬埔寨古代史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对国内专门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学者来说，《东南亚》的出版也有巨大意义。尽管多年来国内东南亚学术界对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有所了解，但都是一鳞半爪，浅尝辄止，全面深入的介绍尚付阙如。日本的东南亚研究起步早，学者素质高，语言基础扎实，研究成果质高量丰，此外还大量翻译东南亚各原文史书和史料，以及外国学术著作，等等，都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借鉴。根据我近年在日本做研究的经验，深切感觉到如果中国学者能够掌握日语，深入了解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并学习其研究方法与模式，必将对国内的东南亚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但国内精通日文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尚少，前赴日本学习东南亚研究的学者也十分有限，希望有志者前赴东瀛，采石攻玉，学成归国，推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就国内的柬埔寨研究、尤其是柬埔寨历史研究来讲，真正精通高棉语言（以及梵语）、阅读吴哥王朝碑铭或通过考古发掘对柬埔寨历史进行研究的学者尚缺，这样真正以掌握第一手材料研究、撰写出的扎实厚重的中文著作也仍然是零。前虽有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这样的筚路蓝缕之作，后又有段立生新近出版的《柬埔寨通史》，但通观国际学术界，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仍然落差很大、任重道远，需要急起直追、学习引进。段立生虽然在其书中断言，“由中国学者来重新撰写和诠释柬埔寨古代史，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以及“中文古籍是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的主要依据”（黑体为引者所加），但实际上则不尽然。中国东南亚研究者掌握汉语材料的优势固然存在，但写出东南亚研究的传世之作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以研究吴哥王朝为例，除了熟练掌握国际通用学术语言英语外，高棉语、梵语和法语也不可或缺。金边皇家大学高棉语教授让—米歇尔·菲利皮（Jean-Michel Filippi）对此问题的看法，应该是比较中肯的：要构建柬埔寨古代史，中文资料虽然价值巨大，但碑铭材料更是举足轻重。此外，实地考古和调查以及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也不可或缺。据我了解，像石泽《东南亚》这样以掌握第一手材料进行研究、全面介绍吴哥王朝历史的著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屈指可数，所以其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对东南亚专业学者来说，《东南亚》中文版的意义还在于，学者们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日本学者研究古代柬埔寨历史的深度，一窥日本东南亚研究的深度（除了石泽外，日本还有一批研究柬埔寨历史与考古的学者）。当然，石泽的巨著《新版古代柬埔寨史研究》更能反映其学术风采和深度，希望有一天国内的学者能将其译为中文。此外，日本研究东南亚的其他优秀著作尚多，值得系统介绍和翻译。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也会陆续出版一些日语著作，同时我也希望国内的出版社重视出版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译著，但在选择著作、物色译者方面务必要谨慎小心、多方了解。理想国出版《东南亚》一书，嘉惠学林、功在千秋！

本着东瀛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借《东南亚》简体版出版之际忝草此序，以表达对中国东南亚研究通过与国际接轨而发展深化的殷切期盼。本序在写作过程中也得到大阪大学教授桃木至朗、石泽良昭两位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孙来臣

加州州立大学富勒敦分校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