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的分裂

尼孔的教会改革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位笃信上帝的沙皇。他严格遵守戒律，祈祷虔诚，还常常到访修道院。在耶稣升天瞻礼日的那个星期，他只有三天用膳，四天不食，每餐也仅以一片黑面包或白面包、腌蘑菇或酸黄瓜以及一杯低度啤酒充饥。他丰富的神学知识使他能够亲自检视过问宗教及教会问题。然而十分讽刺的是，他在位期间俄罗斯的教会发生了分裂。

当时的俄罗斯教会存在很多问题。俄罗斯正教里掺杂着许多民间的原始信仰和神秘主义，常被称作“二重信仰问题”。此外，地方上的祭司无知无能，对神学一知半解的不在少数。宗教利益的时间长短也成为争议的话题。针对这些问题，俄罗斯教会开始讨论对宗教进行改革，改革的焦点在于教会仪式和典礼书。俄罗斯从10世纪末开始接受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信仰，但在之后的数百年中，特别是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俄罗斯教会在礼仪与经典等很多方面越来越偏离原本的希腊正教，比如用两指画十字，赞美诗只唱两遍，祈祷时要跪拜，等等。

俄罗斯的神职人员一致认为“第三罗马”莫斯科应该对宗教进行改革。他们认为，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希腊人已经不能保证其信仰的“纯粹性”，因而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有义务承担起保护正教会信仰纯粹性的使命。他们有部分人希望以“莫斯科手抄本”为依据，改革宗教礼仪，修订宗教典籍。

但也有很多人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应该寻找希腊的手抄本，并以希腊手抄本为依据进行一系列改革。当时很多来自希腊、富有学识的修道士“亡命”俄罗斯，莫斯科唯一的“印刷厂”就是希腊流亡修道士帮助建立的。东方教会的牧首也常常到访莫斯科，并与沙皇或其亲信会谈。东方教会牧首希望俄罗斯帮助光复君士坦丁堡，甚至还私下承诺事成之后尊莫斯科牧首为全世界正教会的宗主。“第三罗马”的理念让俄罗斯走上追求成为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那样的“帝国之路”。

1652年，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出缺，阿列克谢以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尼孔叙补，这一年尼孔四十七岁。尼孔遵照沙皇旨意，以希腊手抄本为依据对宗教经典与宗教仪式进行改革。根据尼孔的改革方案，划十字需要三指，赞美诗需唱三遍，围着教堂列队行走的方向也改为自西向东。这些改革举措当然招致不少反对，但尼孔毅然决然实施了这些改革。

即使是之前赞成改革并与尼孔共同谋划改革的“虔诚信者们”，如若反对新的改革方案中的任何一点，都会遭到流放。沙皇的亲信司祭伯尼法切夫被禁止参与改革活动，大司祭阿巴科姆被流放到北方。尼孔高压且强行的改革引来同样强烈的反对，但他丝毫没向反对者妥协。像希腊人私下承诺的那样，尼孔把自己当作全世界正教的总牧首。

然而，好景不长，1658年阿列克谢以一个很小的借口解除了尼孔的牧首之职。尼孔满怀期待地认为他会得到沙皇的谅解，但最终未能如愿。两年后，教会会议选举出新的牧首。阿列克谢之所以这样做，是有缘由的。尼孔太傲慢了。他曾引用古代把世俗首领与宗教首领关系比作月亮和太阳的说法，认为牧首地位在沙皇之上。在莫斯科以西六十公里之处，尼孔修筑了壮丽的宫殿式修道院，并命名为新耶路撒冷。他还把剥夺教会特权的《会议法典》称作“恶魔之书”。非但如此，在阿列克谢撤销其牧首之职后，尼孔针锋相对地开除了阿列克谢的教籍。虽然后来尼孔服软低头，但他与阿列克谢之间的矛盾已是覆水难收。1666—1667年的教会会议上，再次确认对尼孔牧首之职的撤销。之后，尼孔被流放至北方苦寒之地。虽然如此，尼孔的改革措施却得到教会会议的承认，反对者被贴上异端的标签。

旧礼仪派的诞生

俄罗斯的这场宗教改革本质上是宗教礼仪的改革，与“信仰上帝即可得救”的路德宗教改革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俄罗斯的宗教改革只是对礼仪进行改革，并没有改变教义。但即便如此，改革引发的波动还是影响了全国所有人。最强烈的抗议来自位于北方白海孤岛上著名的索洛韦茨基修道院。修道院所在的索洛夫基岛自古就是流放政治犯之地。修道院里居住着273名修道士和服务于修道院的400多名“俗人”。这里的修道士拒绝接受俄罗斯正教会使者带来的新典礼书，“俗人”也支持修道士的行为。阿列克谢政府派来火枪队，包围了这座建筑坚固的修道院。此后，修道院里通过了“不再为沙皇祈祷”的决议，把这场对立染上了反沙皇、反政府的色彩。政府军的长期围笼使修道院内部分化出“激进派”与“稳健派”两大派别。最后，修道院里只剩下最顽固的350人。1676年1月，政府军对修道院发动总攻。经过激战，修道院的人有62人被捕，至少200人死亡，也有少数人逃出。逃出的人流散到全国各地，索洛韦茨基修道院之战的消息也传遍全国。

索洛韦茨基修道院的叛乱并非特例。拒绝接受尼孔改革的信徒依然遵守着尼孔以前的“旧礼仪”，被称为“旧礼仪派”（也有称之为“分离派”的）。旧礼仪派的信徒不可避免地遭到迫害，他们很多人逃亡到俄罗斯的边境地带，还构筑了很多小据点。俄罗斯北部广袤而人迹罕至的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荫蔽，“旧礼仪派”在这些地方修建了很多小规模的“隐修所”。“隐修所”之间互相联系，一以贯之地坚持着“旧礼仪”。但很快，很多“隐修所”被政府军发现并遭到清洗。当强大的政府军抵近时，走投无路的“古礼仪派”信徒只得以“火的洗礼”这种集体自杀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抵抗。一般认为，17世纪末有约两万人因此丧生，最多一次有两千人集体自杀。

除了这些公然叛乱和过激抵抗之外，更多的人采取的是和平抗争的方式，他们秘密地、默默地遵守着原来的“旧礼仪”。也有人以不参加教会的活动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思，但不参加教会活动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教会改革与司祭

当时的一般信徒以及地方城镇、乡村的司祭们是如何看待这场礼仪改革的呢？当时的普通人从来都没有读过《圣经》，对他们来说，宗教典礼与仪式就是信仰的全部。仪式即是信仰，即是救赎。而改革后，从司祭口中说出画十字时改两指为三指、绕堂行进时改成与原来相反的行走方向等新的礼仪，普通信徒是十分惊讶的。地方司祭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只能勉强读写，仅具备很少的神学知识。司祭们按照改革方针去做，只是因为他们服从了上级的指示。

17世纪70年代，在俄罗斯的很多地方，尼孔的礼仪改革并没有被深入地接受。很多教堂依然按照旧的典礼书进行宗教行事。1683年，梁赞教区主教帕贝尔在多地巡察，惊讶地发现很多村镇的修道院仍然使用过去的典礼书。但这并不能理解为新的礼仪在这些修道院里遭到了抵制，有的修道院是因为没有接到改革的指示，或者是因为新的典礼书还没有发放。毋庸赘言，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很多偏远的地方存在着交通不便、孤立的修道院。因而，有时候上级的指示不一定都能传达得到，新的典礼书未能及时送达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况且，从莫斯科把新典礼书送到偏远的乡村，客观上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新旧典礼书混用的状况直到17世纪末才得到根本改善。

反对使用新典礼书，坚守旧礼仪的司祭与教徒总体来说并不多。有时候他们反抗的并不是新礼仪，而是“强压”的方式。大部分郊区的司祭都很老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真正危险的是那些被剥夺神职的司祭，以及因种种原因逃亡的司祭等“边境地区的司祭”。他们为“旧礼仪”的正统性辩护，宣传着他们的主张，莫斯科里也有同情他们并为他们提供庇护场所的社会精英，比如莫罗佐娃夫人。当然，在国家与教会权力未能有效达到的边缘地区，交通不变的“隔绝”地带，“旧礼仪”的司祭不遗余力地开展着他们的传教活动。比如，顿河哥萨克地带便是他们很好的传教场所。

司祭必须独身还是可以结婚？

1666年的教会会议不仅决定改革宗教仪式，在“丧偶的司祭”可否结婚的问题上也做出了新的决定。司祭丧偶后，如能得到主教的特别许可，可以再婚并继续从事神职，但年轻的司祭有时会被要求“降级”。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过去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法并没有禁止司祭再婚的规定。现代，有些人提到基督教就只会联想到天主教或基督新教，因此较难理解东正教允许神职人员结婚、再婚之事。在此，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基督教关于司祭结婚问题的历史。

现代人在教堂举办婚礼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圣保罗等第一代教会首领不仅对神职人员结婚持否定态度，对世俗人的结婚也持有否定的观点。《哥林多前书》里，保罗说：“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我对着没有嫁娶的人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保罗虽然如此告诫，但在当时不仅是世俗的人，教职的人结婚也是相当普遍的。401年罗马教会会议和535年克莱罗蒙教会会议都规定神职人员不可结婚，但这类规定并没发挥出很大作用，司祭结婚的现象到公元1000年左右依然如初，没有什么改变。马克·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指出：“农村郊区的司祭们本来就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也较低，他们的生活与教区的居民几乎没有不同……他们几乎全都娶妻生子”。其实，不光下级神职人员，司教、教皇等高级神职人员也有结婚的。

根据关口武彦的研究，自1073年即教皇位的格里高利七世开始，连续五代教皇都来自修道院，他们共统治教会四十六年，这期间他们对“神职人员的淫行”进行了严厉的弹压。培德鲁斯·达米亚尼在给教皇的信中对神职人员的妻子进行了强烈的人身攻击：“你在给别人行按手礼之时，圣灵便来到了你的手上，但你却用你神圣的手去触摸妓女的阴部。”他认为：司祭用手去触碰基督徒的身体，又去触碰妓女的身体，是疯狂的渎神行为。在这些修道院出身的教皇的主导下，已婚者不再担任司祭，并且把司祭的妻子称为“姘妇”“妓女”或“奸妇”。此后在拉丁教会中，独身不再是私人的义务，而是对神职人员的规定。如此一来，神职与世俗之间便划下了明显分界线。不过，很多农村的司祭仍然“事实上拥有婚姻”，村民虽会劝诫他们，但这些司祭也并未受到严厉的惩罚。

“丧偶的司祭们”

在神职人员结婚的问题上，东方教会与拉丁教会稍有不同。生活在5世纪前半期的埃及司祭帕拉努提奥斯说过：“不应对神职人员加以沉重的负担。因为婚姻并非丑事。如果未婚的人担任神职，那么担任后他不再结婚便可；如果担任神职前已经结婚的人，并不应该要他们与妻子离婚。”他是“神职人员可以结婚论的古典拥护者”。691年，特鲁鲁斯主教会议承认了“司祭的婚姻”。具体而言，倘若司祭在叙任前已经结婚，那么叙任以后也可以继续保持着原来的婚姻；但是主教以上的高级神职人员必须由修道士出任，这一规定事实上对高级神职人员提出了独身的要求，也等于认可了“结了婚便不洁”的思想。虽然如此，与西方教会相比，东方教会的这一规定仍显得缓和得多。俄罗斯正教会继承了东方教会的“思想”。

中世纪以后的俄罗斯，司祭或者辅祭不得不在受任神职前结婚。他们通常拥有一个人口较多的大家族，司祭的职位也常常由他们的子息世袭传承。对村里的农民来说，一个不熟悉的外来司祭还不如世袭的司祭。正教会的上层组织也清楚，不学无术的世袭司祭会给教会带来弊害，但考虑到亡故司祭遗族的抚养问题，有时村民们也会提出请求，因此教会也常常容许司祭世袭。

“丧偶的司祭”可否结婚？回答是，原则上禁止。但1667年的教会会议承认了691年特鲁鲁斯主教会的思想，在司祭再婚问题上有所缓和。司祭在丧偶后，若要再婚且继续任神职，需要得到主教的认可，并且级别会降低。

新的规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对年轻的司祭来说，再婚不是“受欢迎的选项”。因为，得到主教的认可比较难，而且降级后收入也会减少。最重要的是，再婚会招致“社会上的不信任”。再婚的司祭会被原先的同事批斗，还会被要求“赎罪”；社会上的人会认为他们“脆弱所以再婚”，因而蔑视他们。因此，极少有司祭冒着社会上和精神上的莫大风险而选择再婚。

丧偶的司祭有的还会要求进入修道院，在修道院里他们能够开启新的人生。进入修道院不用数年，他们便可以成为有身份保障的修道士，甚至还能获得更高的位置。在丧偶的司祭群体里，出了很多后来的主教、大主教乃至牧首。牧首尼孔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