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培育人才，关乎国家兴衰；医师救死扶伤，关乎民族健康繁衍。在国内外，这两种职业都是神圣的，尤其强调尊师重教，教师为诸行之首。

唐代韩愈精辟地概括了教师的职责。他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传道德，传学问的规律。在医则是传医德，在师则是传师德，其次才是传医术、传技艺，以使门弟子德技双馨。我师从邓老已有半世纪之久，切身体验他非常重视从两方面培养学生。我们在认真学习他精湛医术的同时，尤应继承弘扬他“立德树人”的精神。

从和邓师平时的谈心及阅读《国医大师邓铁涛》得知，邓师在早年从医时代就是爱国的热血青年，往来粤港期间，于1940年在香港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文艺通讯社”活动。这时期他就购买并通读了二十卷的《鲁迅全集》，为鲁迅笔下的中国近现代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伤痛不已。后来他又读了高尔基《母亲》《童年》等外国进步文学作品。1941年读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相继阅读了艾思奇《大众哲学》、恩格斯《反杜林论》等，初步掌握了唯物辩证法，为后来深入研究中医理论打下了哲学基础。1942年，东江纵队与他建立关系，要他作地下交通员，他以医生身份为掩护，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军游击队购买军用物资并为之保管。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邓师参加土地改革，接受了革命锻炼，后来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1986年12月，北京部分学生闹事，上街游行，一些学生到广州串连，学校部分学生开始不安。其时，我到中医学院参加社会部研究生答辩，完毕，邓师与邓平修主任和我谈起当时形势，都忧心忡忡。邓师说：我要正面教育学生，警惕背后的国际黑手，劝导他们千万不能妄动，为人利用，破坏国家安定大局，要好好学习中医。

2012年，邓师赠我一册《国医大师邓铁涛墨迹》。他指着第169页的照片问我：“你知我为什么为‘曹颖甫故居’题字吗？”我说：“不知。”他说：“曹颖甫是爱国中医，抗战时日寇侵入他的家乡，他奋起斗争，被日军开枪杀害。他是一个有骨气、有热血的中医，值得人们景仰学习。”后来，我查相关资料得知，曹颖甫生于1866年，江苏江阴人，曾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老师，著名伤寒学家，1937年日寇入侵他家，他以73岁高龄，起而与日寇搏斗，惨遭杀害。曹颖甫曾与香港伤寒家陈伯坛友善，虽未谋面，但常介绍一些顽固痼疾病人，买船赴港求医于陈伯坛，陈则以大剂附桂为之治疗，往往起沉疴久疾而愈，曹氏盛赞之。

邓师告我，当前振兴中医要“两手抓”：一手抓继承，带有抢救性质。全国知名的老中医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人数一年比一年少，我建议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师带徒”传承经验。在广东省中医院，我帮助他们请来全国最著名的老中医，选择一批中西医根底坚实，有发展前途的中壮年医师拜他们为师学习，效果甚佳。另一手要抓好大学培育新人，要警惕中医学府自己培养中医的掘墓人，有个别学生掌握了中医知识后，反而想消灭中医，决不能出这样的事。他要我看他用毛笔楷书书写的《铁杆中医论》，并送我一本铅印的小册子，要我认真读。“铁杆中医”的要求是：首先要决心献身中医事业，矢志终身，坚定不移；其次是要有良好的中医基础，临床能用中医辨证论治治好疾病；再次是能用传统的方法和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方法研究创新。我们的中医事业需要成千上万这样的“铁杆中医”。

邓师说：至于社会上的某些无聊文人，根本不懂中医，借“中医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谬论，只是借此引人注意，提高“声名”，不过鼓噪一时，不置一驳，昙花一现而已。

邓师经常强调，“学我者必胜于我”，要求学生治学要像“金字塔”那样，打好坚实广博的基础，否则难以攀登高峰。他对他的研究生关怀备至，在学习方面，帮助他们选题立题，提供读参考书的单子，解决疑难，修改论文等等。我曾参加不少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同门中刘小斌、郭桃美、李剑、粟俊、郑洪等同学的论文都非常优秀，至今仍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在生活方面，有困难的帮助解决，有病痛的帮助治疗，体现了“亦师、亦友、亦亲人”的情谊，这一方面，拜师的邱仕君同学体会得最深。如今邓师的不少传人已成为知名的医史家和临床家。

我们59级高级研究班，在第二学期的时候入住解放军157医院进行科研实习，邓师和同学们吃住在一起，不但教授理论，带教临床，还特别关心大家的生活。他命我与医院联系，力求使同学们吃饱吃好。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学院，同学们只能每早喝蒜苗柴鱼汤，中晚吃“双蒸饭”，部分同学出现了浮肿。学院给我们的粮食定量为每月20斤，其余粮票须全部交给校办食堂，补助给新入学的年轻同学。当时解放军157医院种稻、养猪、养鱼、养鸡，给我们师生每月定量22斤，早餐能吃到馒头，中晚有时可吃到白米饭，而不全是双蒸饭，每周可见三五次荤腥；同学们节省下来的粮食，假日还可带回帮补家人，大家非常满意。邓师说：“我必须关心同学们的生活，吃饱了，让他们好好学习中医，科研也会有劲头，出成果。”

1963年，邓师因冠心病、高血压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住院休养，我去看望他时，他教我学习中医登堂入室之法。他说：“一是要坚持临床，首先要能辨证论治，能看病，看好病。没有临床功底，不能深刻领会中医典籍。另一方面是，要研究医史，有医史的根底就能知中医学的源流，学派的特点，医家的独到见解，医学发展的方向。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后来邓师把它归纳为“临床史观”。我终生守住“临床史观”这颗“树”，邓师每见必察问我：“你看病没有？”所以我一生践行“临床史观”，得益良深。邓师给我一把走入中医殿堂的金钥匙，“授我以渔”，使我有独立学习、看病、研究中医学的能力。深厚的师恩，终身难忘。

1983年，我和邓师一同赴京参加第二届中国中医药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我们又同是常务理事。在选举过程中，我看到一些会员代表暗地里串通拉票。我是军人，从没见过这种行为，深感这是不正之风，不免忧心忡忡。邓师要我“莫急”，说：“中医有流派由来已久；文人相轻更是常见之事，要改进需要有一个过程。我将在会议末尾的祝酒词中强调团结。”结果在会议结束的晚宴上，他提出：“中医药想发展进步，在学术上要提倡争鸣，在队伍上要加强团结，那种毫无价值的派别之争，互相排斥、互相贬低的不良之风应当清除，中医内部要团结，学会不能一盘散沙，要成为特别团结的集体，要成为先进的学会。”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博得热烈的掌声。

邓师以他崇高的威信和人格的魅力，把全国的名老中医团结起来，共商振兴中医的大计，请他们来广州为抗击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共同出谋献策。我们中医药大学原徐校长说：邓老是中医界的“领头羊”，信非虚语。

邓师以其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态度，博大的胸襟，使西医、中西医结合学术界、学者愿意与之往来、求教、请他当顾问，与他合作。如出任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顾问；与北大医学院医史教研室程之范教授共同写作《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与医史文献研究所李经纬教授等共同编著《中医大辞典》；与全国对诊断学素有研究的西医、中西医结合、中医学者等共同写作《实用中医诊断学》等等。

邓师说：“中国医药学宝库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它应该为人类健康作贡献。”他经常举“《肘后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一条单方，经我国“523计划”中西医家的共同努力研究，获得青蒿素而为全球治疟、灭疟作出杰出贡献的事例，鼓舞医人要用中医中药、针灸按摩等各种方法创造更多更好的新方新药，解决世界医学的难题。

邓师重视出国讲学，传扬中医。东南亚地区多有邓师的同学和学生，这些地区的中医学历来同岭南，邓师曾多次访问，帮助建校、授课，促进他们的中医事业兴旺发达。他还两次访问澳洲，到美国、加拿大讲学，建议当地中医组织校友会，加强团结，凝集力量，努力弘扬中医学。

日本的汉方医与中医同出一源，但多宗仲景伤寒之学。近年来，受中国振兴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影响，从20世纪末掀起了学习现代中医的热潮。邓师友人伊藤良博士办了第一个神户中医研究会，至2003年，日本全境竟发展至53个。邓师多次赴日讲学，并在《汉方研究》上发表文章，在日本有一定影响。2004年，“邓铁涛学术思想国际讨论会”，伊藤良派其弟子河田佳代子发表他们使用大剂附子的经验，近畿大学教授新谷卓弘报告了他用中医汤剂治病的临床路径。

邓师不辞辛劳，海外奔走，讲学诊病，其目的就是弘扬中医，使之为人类造福。

邓师认为，中医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于现代化，在于不断进步，要把中医开上“高速公路”，与西医学并驾齐驱，向前发展。

1959年，他带我们59级高级研究班80名同学，与解放军157医院科室中医骨干结合起来研究中医“后天之本”的脾胃学说，组织百余人的科研队伍，以与脾胃相关的疾病如慢性痢疾、慢性肝炎、小儿营养不良等为观察对象，辨证分型论治，采用无损伤、少损伤整体指标如臂容积、疲劳试验、自主神经紧张度测验、白细胞吞噬指数等，收效甚好。最后邓师总结成《脾旺不易受病》的论文，得到了彼时广州儿童医院张梦石院长这位西医知名大专家的肯定与赞许。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实开当时全国中医理论研究之先河，这又为中医学院后来设立脾胃研究所打下了基础。

21世纪开展研究的“脏腑相关学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理论研究的一个大课题，邓师作为首席科学家指导研究，殚精竭虑，实在不易，历时数载始得完成。这个课题触及的是中医的核心理论。辨证、论治、中药、针灸，无一不涉及脏腑；研究内容涉及的是多个功能单位和相关关系，又要运用中医传统研究方法与实验研究方法相互比较印证，难度之大，可以想象。要把这样一个大课题，分解成若干子课题，每个子课题又分解成若干小课题，然后落实到单位和个人。最后还要把这些小课题、子课题汇总起来，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加以分析，综合比较，系统化进行总结，是多么艰巨。但是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取得了经验，提高了理论认识，创造了许多新观点、新内涵，可以启发后人，在中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邓师致力于创立中医岭南学派久矣。他问我：“绘画有岭南学派，中医为什么不能有岭南学派？”1976年以后，我省召开的第一次医史学会会议，研讨的中心就是岭南医学，与会的有广东、广西、海南、香港医家，会议开得甚为成功。2006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拨款整理出版《岭南中医药文库》，共有3个系列（典籍系列、医史系列、医家系列），邓师为总顾问，现已陆续出齐，为岭南医学的存续研究、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创立中医岭南学派并非易事，需要长期经营，要有一群学者，要有突出地区特色的理论，治疗要符合岭南的地理气候，人民体质，生活习惯；用药要能善用当地生长的物类。宋代以来，岭南医家已积累了大量异于中原医学的经验。今天条件更臻成熟，广东省已建立了岭南医学会，邓师已有一支庞大的弟子群，在诊疗上也都具有岭南特色。岭南各地又各有研究岭南医学的庞大学者团队，成果卓著。2013年在召开陈伯坛《读过伤寒论》学习班时，邓老半夜打电话嘱我参加会议，要大家努力建立“岭南伤寒学派”。

人生在世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于实现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实现自我的目标。在中医事业中，不求获取，只讲付出；不怕艰辛，只讲贡献。这就是邓师高尚的品德风范，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弘扬的。

最后贺邓师九十九岁诞辰，祝立德树人，松柏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