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主流的观点认为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是遗传性大脑疾病，其发病是神经发展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因素如果有作用，也仅仅是诱发因素，只是对许多生物决定因素加速的作用。一旦发病后，社会环境和经历，特别是家庭关系，对疾病的发展和预后起一定的作用。然而，以往有关社会因素对精神疾病影响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大量研究的患者多生活在城市，社会阶层较低，并经历较多的精神创伤和生活磨难。较难确定这些因素是病因（或暴露于致病过程的指标）或仅仅是反映起作用的遗传或生物易感性通过社会因素而表现出来。其次，社会环境和经历增加个体患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危险的机制的深入研究较少。至今，随着遗传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提示了可能的机制，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因素和精神病相关性的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提示了精神疾病发病的独特的基因、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联合模式。

城市的社会环境对精神病的患病率有影响。证据显示，社会发展如城市化可能增加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危险性2倍，城市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较农村平均增加70%。这样的结果不能完全用年龄、性别、种族、社会阶层或遗传因素来解释。同时，尽管有研究显示情感性精神病在城乡间的差异不明显，但亚临床精神病的情况在城市地区更为常见，提示城市环境可能增加人群患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对美国芝加哥精神病患者的长期研究发现，居住地不同，精神病的发病率有明显的差异。在社会秩序较差和混乱的地区居民，精神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最高。在布里斯托的研究也发现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与一个地区单亲家庭的比例有关，这可能提示社会分离或隔离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在丹麦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了出生地、15岁以前的居住地与患精神分裂症危险之间的关系，结果与在荷兰的研究结果类似。结果发现：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随着城市化的程度而增加；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随着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时间长度而增加，提示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将会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而不断积累；个体生活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较生活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患病的危险高。反过来说，在生长过程中移居到一个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生活可降低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如果城市化是一个危险因素，同时有其他致病的危险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可导致约3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该结果提示所有的社会环境危险因素累加在一起，成为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患病的致病因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对学术成就的期待提高，同辈的竞争压力增加，以及文化的不和谐均可导致儿童和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Boydell等发现，在社会经济较差的伦敦东南地区，区域的不均等与较高的精神病的发病率有关。这可能反映了社会内聚和社会支持的减少，以及不信任和隔离增加的影响。在苏格兰，Allardyce等发现，城市化和首次入院的相关性，主要可用社会碎片化（基于上一年的流动，单个人的家庭，未婚人口的数量）和剥夺（基于Carstairs评分）指数来解释。在英国的首发精神病的研究中发现，各种精神病的发病率在都市化程度最高的伦敦东南部最高（54.5/100000），而另外两个都市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发病率较低（25.1/100000）。在荷兰的一个利用登记系统资料的研究发现，对于那些本身是单身而生活在单身人口较少的地区，其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性较高。可能的原因是如果单身的人生活在多数人有伴侣的地区，可能加重其隔离感。

但是，还不清楚什么样的城市生活或人口密集地区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患病危险增加。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未能发现一致的结果。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未能发现城市化和精神分裂症之间相关。至今，有限的证据的确显示了社会环境的作用，特别是城市化的作用，但是，这方面有待深入的研究探讨，特别是前瞻性随访研究。

1.移民的特点、移民的精神卫生状况及其对应激的反应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1）人口学特点（如年龄、性别）。

（2）移民的原因：例如因为经济原因而移民的人可能较好地面对不同的应激，而难民或寻求庇护者可能经历更多的应激。

（3）自愿或非自愿的移民。

（4）单独移民或是和其他人一起移民。

（5）移民的时间：一般而言，移民出现心理问题有两个高峰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在移民初期，移民可能发现难以适应新的环境。第二个时间段，是在移民10～12年以后，已经安顿下来，但没有达到或实现预期目标的时候。这种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将使自尊心受损，并可导致抑郁或其他精神疾病，有充分准备的移民将有助于他们较快适应新的环境。

（6）移民的距离：移民到较远距离可能影响移民一定时间间隔能回家的情感需要。然而，由于最新交流技术的发展（如网络和微信）和社会支持形态的变化，移民的孤独感或隔离感可能有所减少。

（7）移民的重新安置这可能包含语言、政治、技术、社会和家庭的变故，而在同一个国家的移民这些变故较小。

（8）对新环境的适应由于新旧居民之间的巨大差异，如对不熟悉的社会制度、天气、交通、居住形式和邻居等方面的变化，将可能影响移民对应激的反应。与移民地人群的交流和语言也会导致应激，职业的改变也可能导致挫败感，由于找不到工作，可导致自尊心受到损害。

（9）移民的文化价值观和移民地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也可导致心理冲突和心理问题。

2.移民的精神健康根据移民的不同情况，对其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则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移民通常缺乏社会支持、贫穷，并多存在潜在的被剥夺和歧视。移民个体可以被新的移民社会融入、同化、分离和排斥。受过迫害、折磨或未接受良好养育和教育的人更倾向于缺乏良好的技能，对歧视更敏感，并更容易遭遇到更多的歧视和种族主义行为。另外，移民后代的自尊可能较差。例如，在布雷德佛，儿童暴食症的发病率增加，此现象与亚洲移民儿童较差的自尊有关。一般而言，移民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PTSD）的发病率也较高，如在奥斯陆的一项研究发现，46.6%的难民患有PTSD。

来自英国、荷兰、瑞典、丹麦、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研究证据显示，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的发病率在移民和少数民族人群中较高。在英国和荷兰的加勒比黑人中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较高，而在这些移民的祖居地却没有相应的发现。另一项研究发现移民人群精神分裂症发病的相对危险（ RR=2.9）远远高于当地原居民，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 RR=3.3）、移民的第二代（ RR=4.5），以及来自多数为黑人国家的移民（ RR=4.8）。该结果支持移民和少数民族人群可能经历更多的种族主义和歧视。最近一些更为严谨的研究采用综合发现病例的方法、精确的人口学资料、标准化的诊断方法和盲法评定，仍然发现相关人群有很高的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率。例如，在AeSOP的研究发现，在英国，与英国白人比较，来自加勒比的黑人中各种精神病的发病率高出6倍，而来自非洲的黑人各种精神病的发病率高出4倍。

然而，在AeSOP研究中，在英国的亚洲和其他非英国白人中精神病的发病率并未显著增加。在另一项研究中，在伦敦东部，与大多数移民和少数民族中精神病的发病率较高的现象不一致的是，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移民中，只有女性精神病的发病率较高。在荷兰，在摩洛哥移民中精神病的发病率最高。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推测可能是由于暴露于歧视的程度不同，以及家庭支持和社会网络的缓冲作用的不同。

中国国内移民的精神健康：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目前有大约2.74亿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他们形成了最大的移民群体。通常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状况普遍较差，可能遭受歧视和差别对待。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对其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多数证据显示他们的精神健康问题较为普遍，如抑郁、焦虑、自杀等。而当他们出现精神健康问题时，由于其经济状况较差，多数人缺乏医疗保险等原因，导致他们多不能及时获得恰当的治疗和服务。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农民工的亲属，如父母、子女、配偶，仍被迫留在农村，这些留守人群的生活状况及精神健康状况也堪忧。农民工及留守人群的精神健康状况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应高度关注移民的精神健康问题。为提高对移民的精神卫生服务水平，不论何种移民，医生均应摈弃自身的偏见，以专业的态度与移民建立良好的交流，消除对移民的不信任和疏远感，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同时，仔细评估和处理移民的精神健康问题，如仔细观察和评估移民文化所特有的衣着和行为，以及语言和情感，采取有文化特异性的干预服务措施等。对一些心理问题的不同归因将影响个体的适应过程，如归因为外部原因（如命运）而不是内在原因将有助于移民较好地适应新环境。

全球化意指全球范围内从简单的经济资源的转移，到复杂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由于交通和交流的革命而发生的转变。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全球化改变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方式和使用。个人的空间让位于经济空间，个人生存活动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而被排挤；城市为经济的利益取消了更多个人的空间，更多的空间给予了发展商业活动，个人或公共绿化空间的进一步减少，可能导致拥挤和生活应激增加。这些改变影响到不同社会和个体，对人群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也有影响。

全球化的过程改变了国家间的技术、经济和情感的界限。社会和经济不融合、财富分配不均衡、个人提升机会有限，以及社会准则的改变，影响到人们对全球化进程的态度和反应。一般而言，全球经济在强化了富裕国家经济的同时，可能弱化了贫穷国家的经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政治和文化的碰撞可导致直接和间接的冲突。超出某一国家所能控制的被压榨和无助感可能导致愤怒、挫败感，甚至精神障碍。

全球化也需要付出许多社会内部的代价，如社会的撕裂和巨大的社会不均等问题。全球化导致人们的意愿、期待和现实的冲突，可进一步导致全球化的应激。证据显示，经济的不均等与较高的精神疾病发病率相关，如全球化增加经济的不均等，将进一步增加精神疾病的发病率。

全球化对精神卫生的影响是通过影响个体或人群的身份认同、卫生经济的不均等、精神病学知识的改变或传递而起作用。但是，对全球化与社会和个人精神健康问题的研究较少，有待深入研究。

全球化将会影响个体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和是否寻求精神卫生服务。一方面，在许多国家或地区，接受过培训的精神科专业人员数量不足；另一方面，多数培训是接受西方精神疾病的概念。因此，对精神卫生工作者给予有文化特异性、文化敏感性的文化精神病学知识的培训就十分必要，有利于他们更全面认识精神疾病，提高他们的文化能力，了解真实的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并提供恰当的治疗方法。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群受到许多不同的观念和信息（如网络）的影响，这些正在发生的改变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治疗和照管也会产生影响。接触这些信息，人的思想和观念也将受到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家庭和个人的精神健康。同时，人们对健康的解释模式将会改变，接受现代治疗将会变得更为普遍。另外，传统的观念也可能由于其他文化观念的影响而发生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疾病的观念可能从外部因素（如超自然力量）而转向内在因素（如心理因素）。这些因素也可导致对应激的发生和应激反应的认识改变，从而可导致个体与那些有不同认识的人发生冲突。例如，如患者有更多传统的观念，而患者的子女有更多现代的观念，可导致文化的冲突。

全球化与精神疾病的关系较为复杂。例如，在斐济，研究表明，电视的普及与控制体重的呕吐症状有关（尽管并未正式诊断为厌食症）。这可能是“全球”审美观及社会对个人外表的接受度导致了当地人群自信的损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某些精神疾病的发病率的上升可能是“医学化”了某些行为。例如，近年来ADHD的诊断有逐步上升的趋势。本来儿童的不成熟是一个生物学事实，但是对这种不成熟的理解方式，以及是否认为这种不成熟就是一个问题则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理解。虽然ADHD的评估已经标准化，但是评定者对行为的看法和解释则可因不同的文化而显著不同。因此，ADHD跨文化比较诊断的信度和效度将会受到影响。研究提示对学校老师报告的儿童ADHD行为需要小心看待，因为决定儿童行为是否为病理的临界点在不同研究中存在差异，而老师或评定者的种族差异很少被考虑。

虽然使用精神障碍的诊断手册能确保一定程度的信度，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效度问题却面临挑战。正如ADHD的注意力不集中、活动过多和冲动一样，人格障碍面临同样的挑战，因为在正常与精神病之间的界限不可避免存在人为界定的情况。人格障碍的诊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一社会及文化如何看待某些行为。由于全球化和移民的过程，临床医生和治疗师增加了对评定人格及社会功能的需要，包括对不同种族背景的患者和移民的评定。在发达国家的移民中，抑郁症患者可表现较多的躯体化症状，而文化对这些症状的影响是复杂的，这需要摒弃对种族的任何偏见。同时，有的文化对抑郁症的影响可能是正性的，而不是负性的影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应该掌握DSM-5中文化阐述访谈（CFI）的相关内容。

全球化对药物治疗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虽然多数患者不能旅行到国外接受治疗，但是许多的药物是在国外生产的。近年来，许多药物的生产已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使某些抗精神病药物的价格下降，有利于患者获得价廉的药物治疗。另一方面，在对非法的海洛因和可卡因的研究中，发现这些成瘾药物的价格也下降。而这对精神病学来说却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这导致了物质滥用情况的加重。例如成瘾物质Khat的使用在近年来已广泛增加。这些成瘾药物与精神病的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全球化增加了人群暴露于这些危险的机会。

全球化过程中，许多国家的贫穷得到了改善。而有的地区如非洲，贫穷依然严重。全球贫富悬殊增加。虽然贫富差距在人类的历史中并不是新现象，但是，在当今社会，由于全球化带来的信息革命导致了对社会不均等的认识增加，这些痛苦的信息可能给一些无力改变现实生活的个体的心理带来严重的负性影响，从而导致功能的损伤。

研究显示，社会不均等可能增加精神疾病发病的危险。如果全球化增加贫穷，就潜在性地增加心理问题的发生。在社会经济较差的社区，精神疾病更常见。如女性可能由于社会剥夺而影响其在家庭和儿童照管方面的职责，从而增加心理问题的发生。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精神疾病发病率也存在差异。例如，强调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中，常见精神疾病的发生率较高。

个人收入的不均等也可能影响精神疾病的发病。证据显示收入的不均等（收入高的20%人群与贫穷的20%人群比较）和各类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在发达国家中存在线性相关关系（38）。随着更多有关心理功能和社会不均等研究的增加，将进一步准确分析在高和低收入国家中收入的不均等与精神疾病和社会剥夺之间的关系。这些差异可能与社会内聚力和接纳、对自我和现实的负性感知以及对疲劳工作和生活失控认识的变化有关。研究显示抑郁更常见于女性，一定程度上自我伤害也多见于女性，提示全球化和移民的变化女性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多。

总之，文化精神病学，不仅要关注外在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也应关注自身民族的文化。每一种文化本身对精神障碍均有不同的影响。由于不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社会经济发展及各种移民的日益增多，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应该加强定性和定量的研究，针对不同文化，深入探讨文化因素对不同人群精神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及预后的影响，制定文化特异性的精神卫生政策，提供针对不同文化人群的预防、治疗和干预服务；同时，文化精神病学应加强与生物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合作，以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