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中医“治未病”理论蕴含着“防重于治”的健康医学思想，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愈后防复发三大主题，构成中医治未病的主导思想。

任何疾病都有其发生、发展、传变、转归等基本规律，中医治未病思想，就是要认识这个过程，把握这个规律，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

“治未病”思想是一种全新的健康观，而顺时节、调情志、节饮食、慎起居则构成了“治未病”的整个治疗思想体系，关注“未病”，即“阴平阳秘”的“未病”状态而提前干预，未病先防，同时重视既病防变，重点不在治而在防。中医“治未病”是一种全新的防治结合的健康治疗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治未病”是中医术语，中西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了解，否则望文生义，随文演绎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容易造成歧义。

1.什么是疾病？《辞海》：“疾病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有一定表现形式的病理过程。”显然这是指现代“疾病”。徐大椿认为：“凡人有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这是广义的“病”。此外，中医还有“生病起于过用”“因邪致病”等认识，具有独特的中医特色。

2.“疾”与“病”。《说文解字》：“疾，病也”；“病，疾加也”。“疾”是指小病；而“病”特指那些危重的疾病；《常用字字源字典》：“病，本指病加重，现在就指生病。”《汉字源流字典》：“疾，表示外伤轻病；病，表示人得重病躺在床上。”这是现代研究“治未病”时应该掌握的。

3.《周易参同契发挥》：“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人体阴阳的相互协调平衡是健康的关键，失去平衡就会发生疾病。“疾”和“病”本质相同，但在程度上有差别。

1.《黄帝内经》所谓“治未病”应有两层含义：一是治“疾”防“病”，即小病早治，大病先防。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二是防微杜渐，以防传变。如《素问·刺热》篇：“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2.众所周知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实际上也是一个“治未病”的过程，只不过是扁鹊没有机会施治罢了。故事反映了蔡桓公病情从“疾”向“病”的发展过程。扁鹊先期欲施之法，即“治已疾而未病”。厥后，桓公“病”已成而扁鹊遁逃。此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谓“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之所指，导致的后果就是“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淮南子》）。《抱朴子》中“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是对治未病的高度概括。

3.清代陆懋修见地尤精，一语道破《黄帝内经》“治未病”玄机。一是及早把握治疗时机，否则病情重笃，治而无功；二是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未染疾不可滥用药。他在《不谢方》中指出：“疾病二字，世每连称，然今人之所谓病，于古但称为疾，必其疾之加甚，始谓之病。病可通言疾，疾不可遽言病也。子之所慎者疾，疾者未至于病。病之为言困也，谓疾至此困甚也。故《内经》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经》盖谓人于已疾之后，未病之先，即当早为之药，乃后人以疾为病，认作服药于未疾时，反谓药以治病，未病何以药为？不知《经》言未病，正言已疾，疾而不治，日以加甚，病甚而药，药已无及，未至于病，即宜药之，此则《内经》未病之旨，岂谓投药于无疾之人哉？”

4.《黄帝内经》以降，历代医家如张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以及叶天士“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等发挥，都是对《黄帝内经》“治未病”理论的丰富完善与发展。

《黄帝内经》这种重视人体内在因素与疾病的关系，强调内外因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对治未病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医家在着眼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上，必先调理人体脏腑气血的偏盛偏衰，即培补正气。

1.张元素、李东垣等非常重视脾胃在治未病中的重要作用，脾胃为后天之本，人体气血生化的重要来源，所以，治病之未发、或已发未甚，始终勿忘脾胃。

2.朱丹溪认为，人体阴气难成易亏，人的视、听、言、行等生命活动都需要阴气供给，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既说明人体的基本生理和病理意义，更认识到早衰的重要作用。因此把滋阴降火作为主要治疗方法，并把养阴益阳作为贯穿人生从少壮到衰老全过程的主要养生原则。

3.明代李中梓提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著名论断，并强调在临证中治肾、脾的重要性。因此主张脾肾并重，若使两脏安和，则一身皆治。

4.赵献可、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则提出人体先天水火不足论，阐述阳气和真阴对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张景岳所论述的天年、先天后天以及治形诸论，比较深刻地阐述了人体的生命过程。由于人体阴阳先天不足，故在治疗各种疾病中，以照顾真阴真阳为要务。

以上诸位医家之论，尽管侧重点、着眼点与切入点不同，但都是对《黄帝内经》理论的集成与发展，同时结合个人的经验，使其思想内容丰富完善乃至深化。

在养生时重视从神、气两方面着手，两者并重。即《黄帝内经》所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在调护上重视扶助正气。因为脏气的偏胜偏衰，是引起内伤疾病的主要原因。尽管各派所处的时代不同，各提出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根本都是扶正。

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用漆叶青黏散“去三虫，利五脏，轻身，使人头不白”；李东垣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不能充，诸病所由生也”，以补脾益气为治疗大法。以“劳者温之”“损者温之”为旨，以甘温之剂补其中焦，并由脾胃而益肺气，以升阳药升清气、升阳气，使阳气旺，则一身之气皆能生长，使元气来复，则内伤诸病可随之而愈。朱丹溪从阴阳相对关系上论相火妄动、耗伤阴精；张景岳从阴阳互根规律上论述阳气亏乏，真阴不足，二者互为因果，治病主张“不论有虚证无虚证，但无实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补以调营卫精血卫气，亦不必论其有火证无火证，但无热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温以培命门脾胃之气”。

早治之意有二：一是发现疾病、尽早就医，这是患者的事；一是早期发现，这是医患双方的事。《景岳全书·论治篇》：“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息休耗气，遗精不涩泄。”这是早识、明辨、治病求本，“上工救其萌芽”之意。防传、防变是指内伤病当明辨脏腑间的生理病理关系。只有掌握脏与脏、腑与腑、脏与腑及脏腑间的生克制化关系，方能明白内伤疾病的传化、转变规律，而达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高明境界。外感病当认证识因，掌握疾病的发展方向，截断扭转。

《伤寒论》阐明了寒邪致病的发展规律，在不同的环节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同时时刻莫忘顾护阳气这一宗旨，则不会导致坏证、变证、亡阳之证。在治疗温病中，对于温邪易化燥伤阴，时刻勿忘护津液，不管疾病处在卫、气、营、血哪一阶段，只要“留得一分津液，使有一分生机”，而使其或在卫分汗之可也，或透热转气、或清热凉血等治法有回旋余地，不至于发展成不治之证。

中医最早应用预防接种术是在16～17世纪，以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这要比英国人发明的牛痘法早200多年，这也是世界预防医学的一大创举。现在广泛开展的中医补脾、补肾、补气药物对人体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等，为中医治未病思想和方法的研究开拓出光辉灿烂的前景。

目前，中医治未病的理论与实践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卫生战略。为了贯彻这一发展战略，各级医疗卫生科研、临床与行政管理部门积极配合响应。有关治未病的科研课题被立项资助，治未病中心、治未病科、治未病门诊纷纷设立，中医治未病的理论与实践呈方兴未艾之势，前景广阔。

1.“治未病”的关键是探求病本，据“本”施治，这个“本”就是病机。阴阳为八纲辨证的总纲，盖因“万事万变既皆本于阴阳，而病机药性脉息论治则最切于此”，故主张“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此求其病机之说，与夫求于本，其理一也。”中医临床诊疗是围绕病机展开的，辨证、处方、用药贵在切中病机，因之可知病机是“治未病”乃至一切临床诊疗之核心。

2.疾病证候纷繁复杂，有时寒热虚实夹杂，真假难辨，辨证当析于疑似之间；而所谓的“未病”更是处于“未形、未萌”状态，辨析难度大，尤当审察病机于毫厘之间，做到知“机之本”，悉“机之要”。如临床见“火气内衰，阳气外驰”，此为至虚有盛候，当“急用炮熟附子助火之原，使神机上行而不下殒，环行而不外脱，治之于微，奏功颇易”，此辨病机之功。若“世医不明医理，不识病机，必至脉脱厥冷，神去魄存”。

3.医有上、中、下之分，而“良工”之专擅为求病机。疾病是不断发生、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未病”更是如此。只有明晰疾病的变化趋势，才能有效指导临床诊疗及预后判断。“机者，发动之由”，病势顺逆的表象体现着内在病机的变化。把握病机便把握住了病势变化的顺与逆。临证需把握病机，所谓“机不可失”，不可“坐失良机”。这也是人们重视“治未病”的缘由。

4.中医“治未病”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历代医家对此进行不断的补充完善，使得内涵日益丰富。随着全民养生热潮的兴起，有关“治未病”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对于临床科研工作者而言，如何正确地识“疾”认“病”，治“疾”防“病”，关键是知“机”治“疾”，理论与实践结合。如此方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中医“治未病”的思想精髓，发挥中医药优势服务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