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的强弱是决定人体是否发病的最基本因素。中医所说的正气其实就是人体的阳气。陆氏在从师徐门重阳扶阳思想的熏陶下非常重视阳气对于人体的作用，并认为这种阳气为主的论点可以上溯到两千余年前。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后世医家通过临床实践有不少发挥。明代张介宾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

陆氏常言：以往对中医扶阳论，知之不多，认识肤浅，只在师从徐仲才先生以后，才逐步体悟到人体阳气的重要性，并付诸临床实践。

陆氏认为阳气的生理功能主要包括两方面：①“阳因而上，卫外者也”：阳气从早晨开始生发，日中最为旺盛，日落时则衰减，机体汗孔关闭，身体的活动量相对地减少。晚上，阳气潜藏于内，运行于五脏，是人体休养生息的时候。阳气用事，卫外抗邪，故种种气化活动完成人体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主要过程。②“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气的活动，上升于头面五官，扩散于躯干体表，使人精神焕发，意识清醒，感觉敏锐，温养形神，能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阳气是人体物质代谢和生理功能的根本动力，主要包括决定人体生殖、生长、发育、衰老、死亡的肾阳以及由此流布于脏腑经络，并实现其功能的“五脏元真”之气。所以阳气是人身立命之根本，也是人体病后善恶转化的关键。“阴为物质，阳为机能，阴生于阳，阳用不衰则阴气自然源源不断。阴之用亦在阳，一切营养物质只有在阳气的作用下，才能为身体所用。”

陆氏师承沪上名家徐仲才先生，徐氏亦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性，认为“阳以阴为体，阴以阳为用。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主力，而在儿科尤为重要”。陆氏不仅重视阳气在自然界和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又强调阴阳二者存在着互根互用的依存关系。陆氏师从徐仲才先生，为祝味菊先生再传弟子，祝氏传人都认为《黄帝内经》所谓“阴平阳秘”不是单指阴阳平衡协调，而是说“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理由是阴血津液等物质，目的在于供阳之用，当谋供求相等，以适用为平，过则无益，反成负担而有害；反之，阳不患多，而以潜蓄秘藏为贵，若倚势妄作，亦足以致病《伤寒质难》）。所以陆氏临证亦秉承师门“壮者滋阴为宜，怯者扶阳为本”“物质不足者滋其阴，机能不足者扶其阳”。强调阴阳二者之间存在着互根互用、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认为阴阳二者之间这种依存关系失调是疾病发生的重要机制。

陆氏在取法古人，总结师门前辈徐小圃、祝味菊医疗经验的基础上，继承了小儿以阳气为主的观点。古代医家有所谓小儿属于“稚阴稚阳”的说法，仅是与成人相比较而言，泛指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处于不断生长发育过程之中。也有人认为小儿属于“纯阳之体”，这与“阳热之体”在概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实质上是点明了阳气对小儿机体和生理功能的影响——阳气是全身的动力。换言之，小儿具有“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的生理特点，年龄愈小，生长发育的速度也愈快，犹如“旭日初升，草木方萌，蒸蒸日上，欣欣向荣”。“阳生则阴长”，明代儿科名家陈复正等倡导“扶阳抑阴”之说，正以小儿阳气稚弱，外易为六淫所侵，内易为饮食所伤，临证之际，注意扶掖阳气，阳气是抗病的主力，慎防稚阳剥而不复，生机索然，贻人夭折。

20世纪80年代初，陆氏在学习徐师仲才学术经验和温习文献的基础上，认为扶阳与藏象学说分割不开。他在引用徐师所云“扶阳首先是温补肾命之阳”后，指出：历代文献对肾和命门常相提并论，《难经》有所谓“左为肾，右为命门”之说，后世争论纷纭，莫衷一是，姑且勿论。但就命门涵义而言，无疑是人身先天元气蕴藏之所，生化之源泉。张景岳、赵献可都认为“命门为十二经之主”，即人体任一脏腑无不依赖命门而发挥其作用，实际上，颇多内伤杂病辨证为命门火衰的病人，与所谓肾阳亏虚的见证多属一致，而治疗上采用附子、肉桂、鹿茸、硫黄、胡芦巴等所谓补命火的药物，又多具有温补肾阳的作用，由此可见，肾阳与命火名称虽异而治法则同。

陆氏接着从扶阳论中肾命之阳推论他脏之阳，他指出：人历来认为肾寓元阳元阴，如果仅从阳气推论，可知一身之阳无不根源于肾，而扶阳首先是肾命之阳，而人身是一个整体，当然也包括心阳、脾阳及其他脏腑之阳。徐师在总结其父小圃先生治疗经验时提到：小儿不论外感、内伤诸症，最易累及脾肾阳气，因此，特别强调温培脾肾在儿科治疗中的重要性。陆氏更从历代文献整理中深深体会到不少医家对培补脾肾的若干认识。昔人谓：“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而从扶阳法来讨论脾肾兼治者不乏其例。如宋代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在“二神圆”方“补脾补肾证治”按语中，分析了一位“全不进食病人”后精辟地指出：“此病不可全作脾虚，盖因肾气怯弱，真元衰劣，自是不能消化饮食，譬如鼎釜之中，置诸米谷，下无火力，虽终日米不熟，其何能化?”又如人们只知李东垣擅长调理脾胃，其实李氏不是单一的脾胃论者，在某些病证中也主张脾肾并治，类如他治疗“肾之脾胃虚”，采用所制沉香温胃丸（附子、巴戟天、干姜、茴香、官桂、沉香、炙甘草、当归、吴茱萸、人参、白术、白芍、白茯苓、良姜、木香、丁香）治疗中焦气弱，脾胃虚弱引起诸证，既健脾温胃，又以温补肾命而燠土，处方遣药脾肾兼治，体现了中医整体治疗的观念。为此，陆氏在儿科及内科临证时，对于慢支、哮喘、泄泻等病证属于阳虚为主者，常在扶阳益肾为主的前提下，辅以补气健脾，使脾肾相互资助而生化不息。

陆氏通过多年临床实践推崇“久病不康，必养必和”理论，认为是治疗慢性病、疑难病的要领，而“协调气血，燮理阴阳”则是治疗的中心环节。清代名医吴鞠通有言：“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而对于慢性疑难病的治疗，犹如治疗内伤，必须“治内伤如相”，陆氏主张治虚为本、兼治标证，主补辅攻、缓急相济，刻意提高机体抗病能力，促使患者及早康复。陆氏还认为，在进行中医药的临床科学研究中，应该追求卓越，不断创新，根据自身条件，充分利用新兴科学技术，参西衷中，病证结合。陆氏身体力行，在临证时将病理诊断与辨病相结合，生化检查与辨证相结合，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并将调畅患者情志贯穿始终。

陆氏进一步指出中医辨证论治的出发点是其整体观、动态平衡观、天人相应观、情志与脏腑内在联系观等，故而对于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如能遵循中医学的理论或集中西医之长，扬长避短，往往能起到“摘疑解难”的效果。在某些场合，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运用中医的四诊八纲方法，对病情进行分析、判断、辨明病证，然后干预，中医药不仅能够治疗疑难病，也可以成功地治疗现代医学所称的“难治病”。清代名医徐灵胎辨析了疑难病可治的道理，如说：“有从古书所无之病，历来无治法者，而其病又实可愈。”为此，作为医者，就应当效法“大医精诚”，为患者的康复而竭尽全力钻研探索。

辨证首先要分阴阳，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这正是体现了《黄帝内经》“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精神和张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思想，具有高屋建瓴、执简驭繁的辨证特点。万病不出阴阳，发病损伤各有不同，总以阴、阳两字为主。阴盛则阳必衰，阳盛则阴必弱，不变之理也。陆氏认为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可以使医者提纲挈领，不被复杂的症状迷惑，不至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在辨证论治中，坚持突出阴阳这个总纲，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只在阴阳上求根本，体现的是以治人为本的医学思想。证候再多仍是局部疾病之表现，仅是诊断上的参考资料，解除病患痛苦，不可治病而忘人，人体之阴阳盛衰才是用药上的进退准绳。

关于阴阳气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明代张景岳指出：“人有阴阳，即为血气。阳主气，故气全则神旺；阴主血，故血盛则形强。人生所赖，唯斯而已（《景岳全书·血证》）”。就一般概念而言，气与血都由人身之精微所化，而相对言之，则气属阳，血属阴，具有互根互用的关系。总之，血属阴，气属阳。气血阴阳之间协调平衡，生命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反之，“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调经论》）。久病不康，进而久病入络是病情演变发展的规律，疾病迁延不愈，不断发展，必然导致体内气血失和、阴阳失调进一步加重。陆氏指出以上情况，在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以及肺心病等一类肺系疾病中，不难窥见其端倪，尽管病情轻重迥别，但都有肺脾肾三脏功能逐渐减退的现象（其严重者，可出现心力衰竭或呼吸衰竭），都有阴阳气血失调，正气与邪气交争、互为消长的基本临床特征。陆氏在防治这类慢性病、疑难病时，历来重视“治未病”，即预防为主的思想。在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前提下，强调“辨虚治本”的观念贯穿于整个疗程的始终。具体地说，即不论疾病急性发作期、迁延期或缓解期，根据辨证论治及时地适量地采用益气补肺、健脾强肾等扶正固本药物，以期达到“祛邪可以安正，扶正即以祛邪”的目的。临床实践说明：慢性肺系疾病通常以反复感冒、鼻咽部过敏等为主要诱发因素，陆氏对于本病各期，常用《丹溪心法》玉屏风散（阳虚常加附子，拟为“附子玉屏风散”）合《金匮》黄芪桂枝五物汤化裁组方，旨在益气和营、通阳扶阳。多数患者服后增强了机体抗病能力，降低或有效控制复发率，从而提高了疗效。为此，陆氏体会到，“协调气血，燮理阴阳”对于治疗慢性病、疑难病来说，是一个重要治则，不是权宜之计，而要持之以恒，它是“久病不康，必养必和”的理论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是治疗慢性病、疑难病的中心环节，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是清代名医吴鞠通的名言。治病当明外感内伤。所谓“治外感如将”，是指外感病大多邪盛，应当用峻药开门逐贼，务必速去，以防留则生变。正如大将用兵，兵贵神速，克敌制胜。“治内伤如相”，是指内伤病多属七情所致，气血违和，阴阳失调，往往寒热虚实错杂，应当休养生息，安内为先，法宜圆通，诚如宰相谋国，主次得当，详略合宜，知常达变，从容不迫。陆氏主张慢性病、疑难病治虚为本、兼治标证，主补辅攻、缓急相济，刻意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等均是为相之道。陆氏还认为将相之道，更应是相互交叉的，陆氏强调治外感须于实处求虚，祛邪勿忘扶正，治内伤须于虚中求实，扶正勿忘祛邪。外感与内伤既要明辨又不能截然划分，正如通常所说的，做到将相和，则国运昌。陆氏在所撰《从治标与治本谈处理邪正的辩证关系》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以下观点：《内经》有云：“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为此，临证时要注意掌握标本转化的规律，恰当地运用轻重、缓急、主次、先后的治疗原则，从而始终如一地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现在再举陆氏治疗冠心病验案作为例证。本病属于中医“胸痹、胸痛”的范畴。陆氏辨证为痰瘀寒凝，以致心阳不振，心脉痹阻。处方遣药按“急则治标，缓图其本，或标本并行”的治则，初用《金匮》枳实瓜蒌桂枝汤合《医林改错》血府逐瘀汤，治标为先，一则温通心阳，祛痰宁心；一则活血化瘀而通心脉，双管齐下，首战告捷。继用鹿角片、附子等以温煦肾、督而解心脉之寒凝，法取标本并治而奏效，预后良好。

通过60多年行医的实践，陆氏深切地体会到，中医、西医各有所长，相互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就是既要考虑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又要结合现代医学的知识和各种检查，灵活运用，博采众长。陆氏一贯主张“参西衷中，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陆氏还认为，所谓“病证结合”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简称，这已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方法，其形式多种多样。尽管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就慢性疑难病而言，通过辨病和辨证相结合，可以集取中西两医之长，相互补充，有利于提高疗效。以下介绍陆氏临床几点体会和部分实例。

首先，辨病可以扩大辨证论治的思路。众所周知，感冒引起咳嗽是一种常见症状，体质好病情轻时不药自愈，如体质差迁延失治，疗程可自数月至数年不等，酿成难治之证。若能通过辨病明确诊断与不同疾病相关的不同性质的咳嗽，则有助于增加辨证治疗的效果。比如继发于慢性咽喉炎的喉源性咳嗽，中医辨证以清肺利咽、祛风凉血法治标，滋肺肾补气阳治本，可提高疗效，缩短疗程；又如食管反流引起的咳嗽，多伴有烧心嗳气，胸骨后隐痛，中医学本着“正本清源”的治则，和胃降逆为主，肃肺理气为辅而取效；再如辨病诊断为“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患儿，除积极控制急性发作外，采用中医补肾健脾治则，有助于改善体质，控制复发或停发。其次，辨病用药可完善辨证用药之不足。有人认为治疗血证需病证结合。如放射性直肠炎的便血，按一般便血论治，收效甚微。但如考虑到放射性损伤的这一病因，而按“肛毒”“内痈”治疗，加用消痈疽、破恶血之药，疏利热毒而祛瘀血，则可获效。第三，辨证论治与生化指标相结合。比如慢性肝炎的降酶治疗，不仅要根据患者全身情况进行中医辨证论治，同时还须结合现代医学有关生化指标辨因用药。若系肝细胞通透性或反应性增强，长期有少量酶渗入血液者，可选用改变其全身反应性药物，如丹皮、三七、徐长卿、白毛夏枯草、龙胆草、苦参等；若系肝细胞酸碱环境失调影响肝细胞对酶的释放，一般pH越高，酶的释放既多且快，可选用一些酸味药，如白芍等。其中热盛者用酸寒之牛膝、鱼腥草、马齿苋、酢浆草等；气滞血瘀者，用生山楂、五味子、木瓜等。第四，辨证用药须考虑病变的不同病理改变。有报道，对中心性视网膜脉络膜炎的治疗，根据辨证属于肝肾不足，精血不充，目失所养，采用自拟的补益肝肾、养血明目验方主治，还根据眼底不同的病理改变，分别加药进行治疗。如黄斑区有水肿者，加入车前子、泽泻、茯苓、赤小豆等利水渗湿之品；黄斑区有渗出物及陈旧性病灶者，增入丹参、红花、赤芍等活血化瘀之药；水肿、渗出均出现者，两组药物同时加入，效果良好。

精神情志是人的思维意识活动。人的精神情志活动与内脏息息相关，不同的情志变化，对内脏有不同的影响。如过度精神紧张，或处于忧郁的心理状态，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人体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内分泌异常，免疫力低下等。中医学历来重视这种精神与形体的统一观。为此，陆氏结合疑难病谈了如何做好精神情志的调养的几个方面。首先，采用认识疗法：中医学对于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致病，早有深刻的认识，现代医学也认为患者对疾病的态度对其疾病的恢复有巨大意义，因此医者在分析病情时，既要合情合理，又要掌握分寸，注意保护病人隐私。临证常可看到有些患者一旦了解到自己所患疾病的严重性时，便精神崩溃，一蹶不振，教训是深刻的，值得记取。其次，自我调整情绪：中医有“七情内伤”之说，现代研究也证实人体大脑高级神经系统受外界刺激，就会激发脑垂体，进而刺激甲状腺和肾上腺分泌激素，从而发生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心脏负担加重等一系列变化，使原有疾病加重。为此，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更应保持情绪稳定，勿为琐碎小事而耿耿于怀，首先要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自我情绪的调整。再次，要强调的是作为医护人员更要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及时掌握患者的心理状态、情绪变化，以良好语言表情、态度和行为对待患者，及时疏导，共同和病人树立抗病的信心。正如清代名医喻嘉言所言：“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先哲箴言，可师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