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中医药大学　邹　驰

2013年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医学本科生，刚刚进入医学领域的大门，基本的理论知识框架还在构建，生命、疾病、健康对我来说还是冰冷的概念。那一年，我无忧无虑的在外地求学，直到5月某天清晨的一个电话将我从美梦中惊醒。

电话是母亲打来的，我的父亲生病了，病得很重，我们县城的医院无法有效诊治。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刹那，我的头都是懵的！挂掉电话后我呆坐了几分钟，悲伤、恐惧、无助、忧愁、焦虑……心里的感觉特别复杂。突然在某一瞬间，我镇定了下来。我冷静的在网上查了省城最权威的专家号信息，给辅导员写了请假条，并通知母亲带父亲来省城看病。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平时被父母捧在手心，受到无限宠爱。家里环境不算富裕，但至少不需为生计发愁。这次外地求医，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首先，性格腼腆的我迅速成长为女汉子，扮演了“家长”的角色，带着人生地不熟的父母来省城求医，安抚他们、照顾他们。第一次在大医院就诊才知道，看病的流程原来那么复杂：挂号、缴费、做检查、取结果……几乎每一项都要排很长时间队，在大医院各楼层之间来回奔波，忙活了一上午，才拿到住院证。父亲是高位脊髓损伤，住进了脊柱外科。

之后，是和医生的接触与交流。管床医生询问病情并查体后，向我和母亲告知了初步诊断，并讲解了初步的治疗方案。住院期间，每天查房管床医生会带来各种检查结果的消息，他的一个神情，一句话可以影响我们一天的心情。记忆最深的是手术前的谈话，那天我跟我母亲坐在办公桌一边，主治医生与管床医生坐在另外一边，气氛很严肃。管床医生向我们阐述了病情严重性，必须手术治疗，然后开始一项一项念手术注意事项与并发症，条款写得面面俱到，也详细描述了最坏的情况，听完后，我已吓得泪流满面，战战兢兢的用颤抖的手签了知情同意书。

手术那天，父亲8点多就推进了手术室，家属在外面等候，感觉等待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特别漫长！除了我们，手术室外还有很多双焦灼的眼睛。每次手术室门开，有穿着白大褂的人出来，大家会蜂拥上去打探消息。有人喜极而泣，有人失望而归，每一次的围观都会使期盼更加强烈。5个小时后，终于听到有人在喊我爸的名字，我冲上前去问“请问手术怎么样？”，医生说“挺顺利”，就这三个字，让我一直悬着的紧张害怕的心终于放松下来，泪水夺眶而出。

我曾以为手术是最大的难关，然而后面还有更加严峻的考验。

医药费使家庭经济负担陡然加重，幸而这方面有亲戚朋友慷慨相助。手术后，父亲不仅在身体上有了反应，心理上也产生了变化。大手术使他非常虚弱，再加上限制固定的体位不能自由活动，让他的意志逐渐消沉。他不说话，不吃东西，没有办法，我只能再去请医生，父亲看到主治医生后终于吐露了自己的想法，他很痛苦，不想连累家人，甚至想要放弃生命。主治医生轻声细语的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手术做的非常成功。父亲流泪了，患病至始至终都没有流泪的他，此时在主治医生面前，抑到极致的心情终于得以舒发。

一个多月后，父亲终于出院了，他的病留有后遗症，走路不是很方便，手术植入体内的内固定物也限制了他的活动度。致命的因素可以纠正，可是用不一样的躯体面对生活却是一种考验。医生只能陪他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日子还是要他自己调整心态去面对。这时候家人的鼓励与关爱显得尤为重要。我与母亲一直陪着他，帮他重新坚强的战胜困难，适应生活。

转眼已经过去3年，现在我是一名临床专业型硕士二年级的研究生，新的规范化培训政策要求我们在3年学习期间完成各个科室的轮转，我跟着带教老师，工作在临床一线。

有了至亲生病的经历以后，我深刻感受到了生命沉重的分量，也更加明白身上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在我学习兼工作的三甲医院，每天会跟各种患者及家属接触。作为他们的管床医生之一，我时时会想起当年那个站在他们位置上的自己，因为经历过后我更深的体会：患者需要的不仅是生理上的治疗，心理上的帮助也很重要，有时候心魔远比病魔可怕，所以对他们要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关爱、多一份同情。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樊光辉教授非常注重医生的人文素质修养，经常教育我们医者不仅要有仁术，还要有仁心。

一位医生可能会管治很多患者，但是对住院患者来说，他只有一位管床医生，他将健康托付于你。对待疾病，他们不了解，甚至恐惧，会把医生当成救命稻草牢牢抓住，缠着问很多问题，这个时候医生的耐心对待是给他们的一颗“定心丸”。一位老中医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个病例：一位50岁女性，总觉得身体到处不舒服，胸闷难受，整夜整夜睡不着。这位老师看她诉说病情的时候总是叹气、眉头紧缩，就问了她是不是有很多生活上的烦恼。这一问患者不禁哭出声来，的确是家里的一些琐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她痛苦不已，老师于是让她把苦闷全诉说出来。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任何的顾忌，当她倾诉完后觉得病去一半。一位合格的临床医生还需要掌握基本的心理学知识，对患者耐心倾听，予以疏导。

患者需要医生的鼓励。常言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与疾病斗争的过程往往都是持久战，不免会让人感觉身心俱疲，医生的加油鼓劲会让他们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查房的时候，如果能多加一句“今天比昨天气色好多了，要再接再厉”，会给他们增添很多斗志。就像医学试验里面的安慰剂，有时候也能起到治疗作用。虽然家属也会陪伴，但是“医生”的话，哪怕轻描淡写，也往往更有分量。

医生要多多理解病患的处境，这一点在家属身上，我们可能会忽略。一场疾病给一个家庭带来的重创有时候甚至可以用天崩地裂来形容。曾经在神内监护室收治过一个45岁急性脑梗死的患者，上有老下有小，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两位老人得知儿子生命垂危的噩耗已在家中病倒，她的妻子每天在监护室的窗外双手合十为他祷告，来往于病房时总能在走廊上看到那个瘦弱女人的身影。他的丈夫病情实在很重，每一次主任及主治医师找她谈话告知病情恶化的消息，她的头就垂得更低了，我眼见着她眼里的光一点一点熄灭，惊叹一个人原来真的可以被抽空灵魂。带教老师每次跟她说话都很轻柔，安慰她要向前看，生活还在继续，不要放弃希望。一个家里一个成员已经垮掉，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帮助另外一个生命不被跟着摧毁。

特鲁多医生有这样一段墓志铭：“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行医人。我是这样理解其中文含义的：虽说医生的天职是治愈疾病，但由于医学自身局限性或者医疗技术水平等条件限制，治愈只是有时的概率，经常我们做到的只是帮患者缓解病痛，我们需要常常鼓励患者及家属，使他们身体和心理上都得到关照与安慰。

穿上白大褂，内心会有一种庄严的神圣感，虽然我们是医生，但也总有一天会切换成患者的角色，医生与患者之间相处，多一点感同身受，彼此之间才会更加的和睦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