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篇

总论

一、中医外治疗法在耳鼻喉科疾病的应用沿革

中医治疗方法总体而言，可分为内治和外治两大类。其中，口服药物以外的治疗方法统称为外治法。《中医大辞典》对外治法所下的定义为：泛指除口服药物以外施于体表或从体外进行治疗的方法。中医外治是以突出“中医”和“外治”为特色的中医药治疗手段，中医外治疗效独特、作用迅速、历史悠久，具有简、便、廉、验之特点，通常包括了针灸、按摩、熏洗、针刀、敷贴、膏药、脐疗、足疗、耳穴疗法、物理疗法等百余种方法。治疗范围非常广泛，遍及内、外、妇、儿、骨伤、皮肤、五官、肛肠等学科，与内治法相比，具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对“不肯服药之人，不能服药之症”，尤其对危重病症，更能显示出其治疗之独特，故有“良丁不废外治”之说。因而中医外治在耳鼻咽喉科应用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中医外治法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总结、丰富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外治一词在现存的古文献中最早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内者内治，外者外治”，但其实外治疗法起源于何时，现在已无从考证，不过肯定早于《内经》成书时代，例如在帛书《五十二病方》里，已经有应用灸法治疗耳鼻咽喉科疾病的记载，如《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载：“灸足太阳脉治颜寒、产聋、耳前痛、枕痛、鼽、衄，灸臂少阳脉治产聋，灸臂阳明脉治齿痛，灸足少阳脉治聋、耳前痛，灸足阳明脉治鼽、衄、颜寒，灸足少阴脉治舌肿、嘶哑。”《五十二病方·阴阳十一脉灸经》载：“灸耳脉治耳聋、嗌肿。”这是中医外治疗法应用于耳鼻咽喉科的最早记载。

在《内经》中，有记载的外治技术有砭石、九针、火焫、导引、按摩、灸、熨、渍、浴、蒸、涂、嚏等，并开创了膏药的先河。其在中医耳鼻咽喉科应用的记载也种类繁多。《灵枢·九针十二原》强调“先立针经”，《素问·八正神明论》亦指出：“法往古者，先知针经。”《内经》记载了治疗耳聋、耳鸣、耳妄闻、头眩、鼽涕、衄血、喉痹、嗌干、喑等耳鼻咽喉科病症的针刺治疗方法，如《灵枢·杂病》中介绍了“聋而不痛者，取足少阳，聋而痛者，取手阳明”的针灸疗法。除针灸疗法外，还记载了一些耳鼻咽喉疾病的其他外治方法，如《灵枢·经筋》“以白酒和桂”涂治口僻，也有以草棒或纸捻等物刺激鼻黏膜以取嚏来治疗其他病症的记载。

东汉时期，中医外治手段在耳鼻喉科的应用进一步丰富起来，华佗在《中藏经》有如下记载：“风中五脏”危重证（可出现五官急症），宜急灸五脏俞穴，缓急救治。如《中藏经·卷上·风中有五生死论》载：“肺风者，胸中气满，冒昧汗出，鼻不闻香臭，喘而不得卧者，可治；若失血及妄语者，不可治，七八日死。肺风宜于肺俞穴灸之。”《伤寒论》中记有塞鼻、灌耳、舌下含药、润导、粉身等法。《金匮要略》中有用皂荚末吹入鼻内及用薤汁灌入鼻内或耳中以抢救危重病患者的方法，这可以说是吹鼻法、滴鼻法及滴耳法的最早记载。

西晋皇甫谧所著之《针灸甲乙经》对于耳鼻咽喉口齿疾病的针灸治疗相关配穴方案、验穴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使得耳聋、耳鸣、耳痛、鼻窒、鼻鼽、鼻衄、不知香臭、喉痹、喉痛、暴喑等多种耳鼻咽喉病的外治方法在后世得以广泛地运用，其中大部分关于耳鼻咽喉疾病的针灸穴位至今仍在沿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也录有不少耳鼻喉科外治疗法。如“细附子末以葱涕和，灌耳中，良，单葱涕亦佳，侧头令入耳”。这也是一种很详实而有效的滴耳法的记载。对酒渣鼻主张用珍珠、胡粉（即铅粉）、水银和猪脂涂治。该书还首次记载耳道、食道、气道异物疗法，治记载了百虫入耳及气道异物、食道异物之处理方法，例如用韭菜取食道鱼骨等，还提出了用药液（或药末）滴耳治疗耳部疾病。

唐宋时期，由“药王”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首次将鼻、口、舌、唇、齿、喉、耳病归为七窍病，列为专卷，所用外治技术，共有27种之多，“变汤药为外治，实开后人无限法门”。如治鼻息肉，用矾石、藜芦、瓜蒂、附子四味研末，以小竹管吹药少许于鼻孔中，以棉絮塞鼻中，反复应用直到愈合为宜。治疗鼻出血可利用韭葱塞鼻，这可以说就是压迫疗法治疗鼻出血的雏形。同时，《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也记载了大量耳鼻咽喉科疾病的针灸用穴，同时将药物制成丸、散、膏、煎液、油等，“变汤药为外治”，通过敷、塞、吹、灌、摩、贴、灸等方式治疗耳鼻咽喉科疾病。王焘在《外台秘要》记载了较多的小儿耳鼻喉科外治法，用塞鼻疗法治疗小儿鼻出血，有“烧桑耳至焦捣散”塞入鼻中以止血，或以马矢绵裹塞鼻中治小儿鼻衄不止，或以烧发灰、末吹入鼻孔中以止血。治疗小儿误吞异物的方法有“小儿误吞钱在喉中，取麸炭末以指弹入喉中，其儿当便咯出，妙”。这种方法刺激咽部，所以有使患儿呕出异物的治疗效果。宋代《太平圣惠方》中对咽喉异物、鼻息肉、耳中异物、耳冻伤等疾病的外治方法都有较多记载。如治疗耳冻伤的外敷疗法，药用柏叶、杏仁、乱发、盐、乳香、黄蜡、清油，先将油煮沸，加入乱发，然后加诸药同煎，至色焦黄滤去渣，再以慢火煎之，然后加入乳香末、黄蜡末，搅至稀稠，涂敷在冻伤处。此外，窦材的《扁鹊心书》中有关于切开咽喉排脓治疗方法的记载，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中详尽地收集了治喑选穴。《扁鹊心书》中也有大量运用灸法治疗耳鼻咽喉疾病的记载，如《扁鹊心书·喉痹》载：“喉痹……咽喉闭塞，汤药不下，死在须臾者，急灌黄药子散，吐出恶涎而愈。此病轻者治肺，服姜附汤，灸天突穴五十壮，亦好；重者服钟乳粉，灸关元穴，亦服姜附汤。”

金元时期，涌现出以刘完素、李杲、张从正、朱丹溪为代表的一大批医家，形成了相应的学术流派，他们也注重内外治相结合治疗耳鼻咽喉科疾病。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首载用纸卷成筒，伸入口内，用筷子缚住小钩，把吞入的铜钱勾出，这是内腔镜取异物的原始启蒙。又如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记载了耵耳的外治方法：用猪油调葱汁灌入耳中，以湿润软化耵聍，然后把耵聍取出来。

明清时，外治技术趋于成熟，也趋于泛化。明代名医戴原礼曾首创使用卷棉子清洁耳道脓液之后，再向耳道吹入药粉以治疗耳部疾患的外治办法。王肯堂在《疡医证治》一书中详述耳鼻咽喉各种外伤的处理，其中提到的喉外伤的分层缝合至今仍有临床价值。陈实功《外科正宗》载有鼻息肉摘除方法：“取鼻痔秘法：先用茴香草散连吹二次，次用细铜箸二根，箸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箸相离五分许，以二箸头直入鼻痔根上，将箸线绞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拔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烧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这一方法与现代采用的鼻息肉圈套摘除的手术方法十分相似，时间却提早了300多年。《景岳全书》记载了鼓膜按摩法：“凡耳窍或损或塞，或震伤，以致暴聋，或鸣不止者，即宜以手中指于耳窍中轻轻按捺，随捺随放，随放随捺，或轻轻摇动，以引其气。捺之数次，其气必至，气至则窍自通矣。”曹士珩在《保生秘要》中记载了耳鼻咽喉疾病的多种导引法，如治耳胀：“定息以坐，塞兑，咬紧牙关，以脾肠二指捏紧鼻孔，睁二目，使气串耳通窍内，觉哄哄然有声，行之二三日，通窍为度。”此即今之咽鼓管自行吹张法。明清时期的针灸在耳鼻咽喉科的应用也是有了很大发展，薛己强调内治、外治相结合，善针灸，如薛己在《外科发挥》中提到：“大抵咽喉之症，皆因火为患，其害甚速，须分缓急，及脓成否……治喉之方固多，惟用针有回生之功。”杨继洲的《针灸大成》汇集历代针灸学术以及自己丰富的临证经验，是我国针灸学的又一次重要总结，也是明以来三百年间流传最广的针灸著作；其中记述了各种耳鼻咽喉科病证的配穴处方。郑梅涧治喉病主张针药结合，对针灸尤为推崇，其《重楼玉钥》书中除上卷许多病证述及针灸治疗之外，下卷专论针灸，详述了取穴、进针、出针，以及73个喉科常用穴的部位、取法、作用、主治、刺灸法等，在理论上不乏新的见解，在实践上有不少独到之处，提出了“开风路针”“破皮针”“气针”等针法。其中，“开风路针”主要用于叉喉风、咽疮风、鱼鳞风、双松子风、帝中风、双燕口风、重腭风等喉风重证；“破皮针”主要用针刺破患部及其附近出血，主要用于木舌风、重舌风、合架风、爆骨搜牙风、悬旗风、驴嘴风、瘰疬风、穿颌风、牙痛风、鱼腮风、双搭颊风、乘枕风等喉风重证；“气针”即通过对十四经穴“调气”的针法。

到了近现代，各种中医外治方法结合现代西医学的诊疗技术，在耳鼻咽喉科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鼻丘割治法、扁桃体啄治法等治疗方法的出现。对于针灸而言，皮内埋针、埋线、针刀等新的针灸技术也在中医耳鼻咽喉疾病的治疗中发挥着作用。同时，中医外治方法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在临床中的使用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