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龄：奋斗70载的“90后”
“放心吧，从细胞核的形态和细胞排列来看，这是横结肠管状腺瘤伴随轻度不典型的增生，是不会恶化的。”王泰龄耐心地跟一位前来询问病理结果的患者家属说。对王泰龄来说，这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可对于病人而言，这是明确诊断，能重燃生的希望。
面前的这位“90后”，耳聪目明，腰板很直，声音爽朗，精神矍铄，至今已从事病理工作整整70年，现在仍每天坚持工作12小时，奋战在肝病病理会诊的第一线。今天，王泰龄饶有兴致地与我们分享了她如何与病理结缘，如何成长，以及我国病理学科的发展过程。
一、名家引路，精益修行
现在，91岁高龄的王泰龄仍保持着每天阅读文献的习惯，“和专业有关的得抓紧看，多看文献，就会知道天下之大”。这个习惯的养成与她学医的引路人刘世豪不无关系。
刘世豪教授（1900—1974年）是协和内分泌奠基人，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我的父母亲和刘教授一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我年少时，我们两家在北戴河度假期间住在一个院里，我是早上9点去沙滩游泳，刘教授都是看书到10点半，才去海边。他连休假都带几箱书。那会儿，我觉得他言语不多，但就这个学习精神，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后来，我到北京读高中，平时住校，周末都住在他们家，刘教授对我选择医学的影响很深。”王泰龄情不自禁地说。
“1948年，我在协和医院做实习医生。开始我本来想搞外科，可是外科教授说，‘小祖宗，没有女孩搞外科的’，那我就想到妇产科，觉得能施展拳脚。妇产科林巧稚教授是我的老师，那时候，协和医院要求实习医生在做妇产科医生之前，都要先去病理科轮转一年，打好基础。林教授也特别重视病理，手术结束后都要和病理科医生一起阅片。后来在工作中，我越来越意识到，病理学是各临床学科发展的基础。刘世豪教授也建议我做病理。”
王泰龄自从到协和医院病理科以后，胡正详教授（我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给了她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胡教授让我认识到，医学就像一棵大树，树根是各基础医学，病理科就是树干，树枝就是内外妇儿等学科。病理科要把根的营养送到树叶，也要从树叶吸收营养，也就是说病理必须结合临床。”
王泰龄1950年毕业（此时已经在协和医院病理科做助教），那时的她非常自信，觉得已经有能力给学生上课了。有一次，胡正详让她给学生讲炎症。“我们的病理学课程都是胡教授亲自讲授的，我原原本本听了两遍，差不多都背下来了。胡教授问起备课情况时却严肃地问我：‘你看了几本书？’我说：‘上课的内容您都讲过了，我照着您讲还不行吗？’他说：‘不行，你去把这些文献全部看完。’这时候离上课还有二十多天，他让技术员推个小车陪我去图书馆，把当时相关的二十几本书全部借回来，要我把这些材料都看完才能讲课。”这个教训让王泰龄印象特别深刻：只有自己真正弄明白了，才能教别人。
跟随刘世豪、胡正详两位教授的学习经历，给王泰龄奠定了扎实的病理学基本功，养成了阅读专业期刊和文献的习惯，以及树立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做到最好。最好的标准就是，严谨、认真、坚持，再把眼光放得高一点。
二、默默耕耘，驰骋微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的病理学很落后，全国从事病理工作的还不到50人。许多院校想建立病理科，但苦于没有人。“胡教授就倡导：一是出书，二是积攒病理切片，还带领我们举办全国病理师资培训班。第一届高级师资班的学员只有十几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高年资的内外科临床医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的杰出病理学家。”
王泰龄在长春工作期间（1953—1984年），除了留大体、切片标本，同时还开展尸检和临床病例讨论。她特别强调，对于认识疾病，尸检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我记得，有一年一位北京医院住院期间的苏联专家突然死亡，为查明死因，胡教授带我去做尸检，结果发现是动脉瘤破裂引起的大出血。”
这段时间，是王泰龄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忆时，她声情并茂，兴致勃勃。“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愿意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人心齐，目标明确，工作效率特别高，工作积极性也比现在年轻人高。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984年，王泰龄调任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主任，负责组建病理科。“八十年代，我受命负责全国的病理技术，中日友好医院率先在我国成功开展免疫组化技术，做免疫组化时将冰冻切片改为石蜡切片。后来，病理学会制作了一系列小册子，在全国范围内把这项技术开展起来。”1992年，她还和刘彤华、佘铭鹏、严庆汉四人受邀赴日参加首届中日病理学会。此后，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与日本女子大学、日本大学、千叶大学和金泽大学建立学术交流，联合培养研究生。
王泰龄特别珍惜时间，最让她高兴的，就是每天都能过得很充实，多做一些工作。她退休后，致力于肝病病理的临床和研究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先后为我国《肝炎防治方案》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级分期标准，重型肝炎、脂肪肝及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等病理诊断标准。
三、芥子须弥，显微流芳
“病理科大夫并不比临床医生高明，只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直接观察到病变，而临床医生要‘隔着肚皮’分析病情。我觉得最有兴趣的就是，从病理分析疾病的临床过程，帮助临床确诊。我习惯把患者病情发展过程列一个曲线，有助于分析病情变化。”
说到这儿，王泰龄向我们展示了1例刚整理好的会诊病历，里面有一页记录肝生化变化趋势的表格。这是1例肝移植术后的肝穿病理会诊，患者肝生化中多项指标反复升高，经过好几年也弄不清楚病因。王泰龄和她的学生梳理了患者移植术后（2004年）至今的肝生化指标变化特点以及影像学信息，再结合肝脏病理改变，最后发现肝内病变是门脉小支闭塞引起的肝实质缺血性坏死。”
“这就说明一点，病理必须结合临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王泰龄让我们看书架上摆放着的一个个厚厚的文件夹，“你们看，我保留了所有来我这会诊的病例切片和临床资料，目前是6900多份。我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尽快把我了解的各脏器病变规律，告诉年轻医生，为他们提供学习肝病病理的平台。”
改革开放40年里，我国病理学科发展很快，全国各大院校、地方院校也很重视病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现在，随着中国医疗覆盖面的越来越广，县一级的基层医院也必须有病理科，王泰龄觉得，病理科还需要更多的人才。“我国的病理发展与国外还是有差距，国内真正的前沿报道还是不多。实际上，咱们国家病种多，病人多，假如我们好好总结，我相信，几年以后应该是全球都看中国的资料。”讲到动情之处，她脸上露出了少女般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