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忠震：一切研究都是为了解除患者痛苦
镜头前的管忠震教授目光平和温煦，朴实本真，不蒙粒尘。他是一汪静水——在他捻着细细的老花镜腿、笑着回忆过往时，你能从他毫无杂质的眼神、淡泊谦逊的谈吐中感受到他为医学、为患者奉献心血的决心。他是周而不比的君子——每句徐徐吐露的叮咛都能透过镜头渗进你的心，安抚了所有浮躁，让初心与梦想分外清朗。
一、开创中国肿瘤内科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是在1964年成立的，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外科和放射治疗两个科室。当时局限性、可手术的肿瘤基本都在肿瘤外科治疗，另一部分不能完全靠手术治疗的肿瘤，就用放射治疗。整体而言，治疗模式相对简单。
肿瘤医院首任院长谢志光是国际知名的放射学专家。虽然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肿瘤内科只是刚刚起步，但他知道，药物将在肿瘤治疗中愈发不可或缺。就这样，他凭借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肿瘤内科，并邀请当时在中山二院（现孙逸仙纪念医院）做内科医生的管忠震加入他的团队。
管忠震来自历史名城安庆，1964年底从中山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中山二院内科工作。“他对我讲：‘我希望你到肿瘤医院来，开展肿瘤内科的工作。我给你配两位助手。’”谈到这儿，管忠震笑了——那两位“助手”比他的年资还要高。
就这样，谢志光将摸索筹建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的任务交付到年轻的管忠震手上。这并非管忠震第一次接触化疗——1963年在医科院血液学研究所进修期间，管忠震学习了血液系统肿瘤的药物疗法。
“血液肿瘤是当时化疗的重要实践领域之一，但血液内科和肿瘤内科毕竟还是两回事，所以当时让我到肿瘤医院来创建肿瘤内科时，我内心是很忐忑的。”管忠震坦言压力，但更多是敢于直面挑战的沉稳与勇气，“我知道这是全新的工作，所以要尽自己的努力，一面学习一面开创、建设这个新学科。”
二、开拓霍奇金淋巴瘤的“中国路径”：向剖腹探查说再见
提到管忠震，就不得不提他对中国霍奇金淋巴瘤诊疗方案优化的贡献；他在40年前的工作使无数中国患者免于剖腹探查之苦。
当时国际上最著名的霍奇金淋巴瘤专家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强调对于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一定要查清楚肿瘤在身体内侵犯的范围有多广。由于有些患者有腹膜后淋巴结转移，在影像学检查不够清楚的情况下，他甚至主张对比较晚期的患者进行剖腹探查，清楚划定侵犯范围，再对所有部位进行放射治疗。
“当时我感觉到，这种诊疗途径虽然是由国际上很著名的专家提出的，但我国的患者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就积极开展化学药物治疗。”
管忠震和团队成功开拓出霍奇金淋巴瘤的肿瘤内科治疗方法，省去剖腹探查的步骤。1980年，他将相关实践整理投稿到第15届国际抗癌联盟大会，得到当时的大会主席、德国科隆大学的知名肿瘤学教授迪尔的高度赞赏，就这样，49岁的管忠震受迪尔教授邀请，在德国汉堡向全球肿瘤学者汇报霍奇金淋巴瘤治疗的“中国路径”。
回忆起这段经历，管忠震眉眼间洋溢着自豪：“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做报告。记得当时我们不断得到迪尔教授的认可。”他的报告引起全球临床工作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医生的强烈兴趣，“报告结束后，很多亚洲和非洲医生都围着我，问了很多问题。我非常高兴能代表中国，把我们肿瘤内科的成绩在大会上展示出来。”
三、提起肿瘤内科40年：引以为傲，常怀谦逊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管忠震开始和国际学界频繁进行学术沟通的时期。除了德国，他还曾赴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进行访问研究。走出国门，管忠震更清晰地感受到了中国在肿瘤学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我第一次参加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的时候，总共有上千人参会，日本有50名专家参加，欧美的专家就更多了，但中国只有5个医生参加！当时我就深深感觉到中国肿瘤研究和国际的距离仍然很大。但这也激励了我：既然我从事了这方面工作，就要不断努力让中国赶上国际的研究和临床治疗水平。”
管忠震的倔强，也是那一代医学人骨子里的要强。转眼40年过去，他们的努力已见成效。“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医学整体和肿瘤医学领域形势都有了很大改观。可以说，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和国际肿瘤学平起平坐；中国肿瘤医学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慰的。”
自豪之余，管忠震仍然保有如初的谦逊：“我们仍需继续努力——在新疗法和药物研发方面，国外仍处在领先地位。要通过参加国际大会，不断向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学习。当然，中国也要积累自己的经验。”
谈到40年来肿瘤内科的变化，管忠震很感慨。40年间，得益于肿瘤生物学的突破性发展，肿瘤内科学发展得十分迅速。“所以我十分有幸能在早年就加入这份工作。”管忠震说。在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得到不断壮大，如今已发展成与外科、放射治疗同样重要的团队，并且仍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
四、致47岁中年人：“我希望你们有担当精神”
改革开放那一年，管忠震47岁，正是事业刚刚开始收获成绩的时候。当被问及有什么想对现在47岁的医生们说的，他反复提到的词是“担当”。
“47岁是作为一个医生而言开始成熟的时期——你从事临床工作已经十几年了，临床工作经验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如果你不断追踪医学进展，那么你看的书也不少了。所以我希望47岁左右的医生有担当精神，要做中国肿瘤医学的主要担当者，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在学术上、在临床上取得相应的成绩，要不愧于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
面对自己“学者”和“医者”的双重身份，管忠震觉得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天然统一的：“无论是教授也好、学者也好，一切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患者的痛苦、挽救患者的生命，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动力。所以我觉得研究工作和治疗工作是分不开的。”
如今，青年医生们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的取舍和平衡。对此，管忠震的建议是：“作为医生，应该把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如果你能真正做到非常关心患者的生命和痛苦，就会不断去了解究竟有什么更新的研究、更好的方法，能使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如果没有这种动力，你的研究工作肯定做不好。”对他而言，将二者分开是不可想象的。
五、大爱：甲子光阴，静水深流
要尽最大努力救患者于疾苦——他不断地重复，他的目光诚挚到毫无保留。他自豪地说：“我在专业工作上没有什么遗憾。”然而，那无法言表的、深刻的遗憾深藏在他对家庭的愧疚中。
“要说遗憾，就是我没有很好地照顾父母，”他缓缓地、动容地回忆，“我记得我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家里面要是有个小医生还好一点。’意思就是说，你搞那么多的学术研究的工作，对父母的关心就比较少了。其实，我把我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追求学术、治疗更多患者身上，他们也会觉得安慰的。”他全部的爱、一辈子的心血，都倾注在他的患者身上。
年逾耄耋，管忠震说，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辈身上。“包括我曾经带过的学生、年轻医生，”他说，“希望他们在发展医学科学和救死扶伤的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后继有人是最令他自豪和高兴的事——作为导师，管忠震从教60余年，一生培养了不少弟子。“年轻一辈都学有所成，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泪光闪烁时，微笑已挂上他的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