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中焦论治肺癌学术思想

贾师业医30余年，推崇温病，遥承吴瑭之学，喜用三焦辨证，尤擅从中焦论治肺癌，屡获良效，现将其介绍如下：

一、从中焦论治肺癌的理论基础

1.从经脉循行角度

《灵枢·经脉》曰：“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隔属肺”指出肺脉起源于中焦，肺与中焦密切相关。

2.从生理、病理角度

脾为肺之母脏，脾属土，肺属金，土能生金，所以脾为肺之母，肺为脾之子。李东垣提出了“脾气一虚，肺气先绝”之论；李中梓则言“肺气受伤者，必求之于脾土”；张璐曰“脾有生肺之机，肺无扶脾之力”；黄元御从中气升降的角度阐述积聚产生的原因“溯其原本，总原于土。己土不升，则木陷而血积。戊土不降，则金逆而气聚。中气健运而金木旋转，积聚不生，癥瘕弗病也。积聚之病，不过气血……气不得血则不行，血不得气则不运，气聚者，血无有不积，血积者，气无有不聚，但有微甚之分耳”。可见，肺癌的产生与中焦脾胃功能失常密切相关。

二、治取中焦法在肺癌不同阶段中的运用

贾师认为肺癌的发展与温病三焦辨证“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的规律颇为吻合。治疗时，始终立足中焦，顾护脾胃之法贯穿始末。

1.上焦证阶段

肺癌初期，病在上焦，以实证为主，热、毒、痰、瘀壅肺，至肺气不利，以千金苇茎汤合小陷胸汤为基础方，酌加理气健脾，和胃消导之品，此期重在“治肺”，中焦之品为点缀，意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邪气深入，殃及中焦。

2.中焦证阶段

肺癌中期，病及中焦，以虚实夹杂证和实证为多，常见肺脾气虚证或肺热腑实证，前者重用健脾和胃之品，培土生金，土为金母，土气虚馁，则肺金失其资化，故此时宜大补脾土，重用四君辈（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后者则运用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主以大黄，斩关夺门，通腑泄浊为要，中医谓“大黄无枳实不下”，遂常佐降气之品以助将军。

3.下焦证阶段

肺癌晚期，病及下焦，而肺、脾、肾三脏俱虚。贾师常谓，病在上下者，治取中焦，治疗时，补脾为主，补肾为辅，一则先后天相资，二则培土生金，三则金水相生。脾肾同治，双管齐下，以扶助正气，扭转虚损之势。贾师认为善治虚者，惟在调理中焦，中焦不运，真补亦难奏效，中焦健运，不补之中亦有真补存焉。

三、用药法度

贾师认为，中焦为枢，可旁及四维，遂医家用药，应首重中焦。中焦枢机一转，大疴乃散。临证时，常谓用药如用兵，善点将布兵，因用之得当，常旗开得胜。

1.调燮升降，尤重“通降”

脾胃共居中焦，为气机升降的枢纽。李东垣在《脾胃论》中强调医者不可不调升降浮沉，叶天士亦提出：“脾胃之病……其于升降二字，尤为紧要”。肺癌患者常伴有咳嗽、喘憋、胸闷等一派肺气壅滞之象，贾师认为：“中、下焦道路壅塞，则上焦通降无由。”“肺胃一家，一降俱降。”遂贾师喜用枳壳、厚朴、炒莱菔子三药通降中焦气机。中焦为三焦之枢，枢机运转，则三焦道路畅然无碍，肺气得以肃降，咳嗽、喘憋之症随之而消。

2.健脾和胃，活用“消导”

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贾师常将肺形象地比喻为“痰盂”，认为痰之生成，其本在中焦脾胃，脾胃失于健运则痰湿内生，贮于肺中，久之，则为积为聚。遣方用药时多采用药对的形式，如白术与茯苓、焦三仙与鸡内金、檀香与砂仁、枳壳与莱菔子等。贾师认为消食之品，亦有消积之功，临证喜用鸡内金、焦槟榔、焦山楂等消导之品，谓其既有消食开胃之效，又有消癥散结之功。此法之妙在于既起到了软坚散结之功效，又避免了软坚散结之品的伤胃之虞。

3.寻找时机，调转矛头

贾师常将患者喻为“黑箱”，善采用投石问路之法，寻找转折点，处方立法往往先渐变，一旦奏效，则调转矛头，集中兵力，全力为之。因此能合理掌握中焦药物在处方中所占的比重。

贾师认为治取中焦，为治疗肺癌的核心，并贯穿于始末，是谓“占据中焦，方可一统天下”，因此，治疗肺癌时立定中土，灵活应用扶正、解毒、祛瘀之法，旨在使枢机轮转，四维周流，则一身之气亦畅流无碍。

（李小江 许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