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门特色用药
（一）石膏药性辨及用法
石膏是中医临床上的常用药，也是金石类药物中应用最广泛的品种之一。临床上应用最多最广的是清热泻火的生石膏，经煅烧后称熟石膏，其性变为收湿、敛疮生肌而专供外用，通常说石膏系指生石膏而言。石膏常用而用途又广，因此善用者盛赞之，不善用者则多有诟病，称其质硬而重难于消化吸收，性又大寒有损阳败胃之虞。石膏的主要成分是含水硫酸钙（CaSO4·2H2O），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高等中医药院校《中药学》教材，皆称其性味甘、辛、大寒，功能生用清热泻火，除烦止渴；煅用敛疮生肌、收湿、止血。按照中医理论，寒凉药大剂量使用常有损阳败胃之弊，因此有的医家为避其寒凉之性，主张火煅后内服。清末民初中医大家张锡纯反驳说：“石膏医者多误认为大寒而煅用之，则宣散之性变为收敛，以治外感有实热者，竟将痰火敛住，凝结不散，用至一两即足伤人，是金丹变鸩毒也”。又说：“且尝历观方书，前哲之用石膏，有一证用至一斤者，有一证用至数十斤者，有产后亦重用石膏者。然所用者皆生石膏也。”
众所周知，孔伯华老先生是京门最善用石膏者，故有“石膏孔”之美誉。孔嗣伯老师继承了孔太老之衣钵，认为石膏是凉而微寒。考《神农本草经》，石膏列于中品，称其味辛微寒，确非现行教材之“大寒”，功能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等。医圣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用石膏者有11方，而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用石膏者多达207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尤其是明清以来，温病学派兴起，遂成为阳明气分实热证的首选药物之一。孔师认为，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吐四处着眼。如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肺胀，咳而上气，脉浮，烦躁而喘，即加用石膏；大青龙汤之用石膏，亦是在于有烦躁；白虎加人参汤之用石膏，是在于大烦渴不解，舌上燥而烦；竹皮大丸证之用石膏，是在于中虚烦乱；此乃针对烦、躁之用石膏者也。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渴，曰大烦渴不解，曰渴欲饮水；白虎汤是未明言渴而言里有热，渴亦在其中矣；此乃针对渴而用石膏者也。越婢加半夏汤之治其人喘，肺胀，以半夏与石膏为伍，小青龙汤加石膏以治烦躁而喘；木防己汤用石膏在于其人喘满；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在于其汗出而喘；此乃针对喘满而用石膏者也。竹叶石膏汤证之欲吐；竹皮大丸证之呕逆；此乃针对呕吐而用石膏者也。孔师深谙石膏之疗效，认为其质重能泻胃火，其气轻能解肌表而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斑，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使热邪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过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为胜。所以孔师坚信：“石膏一药，遇热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可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
对于石膏的外用，张锡纯有言曰：“石膏生用之功效，不但能治病，且善于治疮，且善于解毒。”考今日论石膏生用者，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还是《中药学》高校教材，其意均是生石膏只作内服，不供外用；而煅石膏仅供外科疮疡、湿疹等皮肤病撒敷之用，已成定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九一散即是由煅石膏90g，红粉10g组成的一个专供外用方。考清代许楣校刊的徐批《外科正宗》收有九一丹一方，药由生石膏9分，白降丹1分组成。此刊本刻于咸丰10年（1860年），虽非明代原著《外科正宗》之方，似也可说明生石膏外用“古已有之”，也就是说生石膏并非是专供内服的专利品。所以然者，盖因生石膏配伍丹药外敷疮疡，取其清热解毒之功，并缓减丹药燥烈之性，保护正常组织不受丹药之刺激和腐蚀。如是说来，这似有悖于前述生石膏应用之常理了。关于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医杂志》对此有张厚熙、邹铭西、孙启明等曾撰文做过些讨论。邹铭西称，按朱仁康老中医的经验：“凡是配合拔毒去腐外用药（如红升丹）则常使用生石膏，生者取其清热作用，嫌煅石膏性黏滞，不利排脓。这与传统一律外用煅石膏者不同。”并说“此方已应用20余年，我们体会，在拔毒提脓方面，生石膏外用其效果似要比煅石膏稍好些……”云云。孙启明也指出：“生石膏外用，古已有之”，并指出《外科正宗》《外科大成》《医门补要》及《疡科纲要》等书几个配方以证之，还结合他自己的临床经验指出：“生、熟石膏的区别伍用，就是基于病变需要而制定的”。生石膏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作用。熟石膏有护膜制泌，生肌长肉的作用。若疮面焮热红肿，火毒炽盛，顽肉不化，而升丹性热，以火蚀肌，烧灼津液，致疮面干涸；配伍生石膏可清其热，并纠正升丹之偏，促使顽肉溶解，腐脱新生。若腐已脱，疮面净化后，使用熟石膏可加速愈合，但不可掺用（药）过多，因收涩（吸水）太甚，造成疮面干涸结痂，痂下再次蓄脓。故疮面脓腐未净时，绝不可用熟石膏，否则，不利于排脓，有遏毒之弊。
石膏的应用，验之于今日更为壮观。如近代以善用大热药附子而享誉中医界的祝味菊先生，用石膏与附子相配，治疗某些热病而获良效。已故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老中医岳美中先生，对于糖尿病日久，阴损及阳者，用六味地黄汤加石膏、附子治疗，消除口渴有效。石膏与附子配伍而用，虽非临床治疗之常法，但在文献及实际临床上并非罕见。
（二）巧用鲜药
孔门不仅以善用生石膏而闻名于海内外，而且也最善用鲜药。所谓鲜药是指随采随用，鲜活的药用植物或动物，不经复杂的加工炮制，只要洗净泥沙，除去非药用部分，即入剂使用。这类药物具有升清之气，鲜活质嫩，汁液充沛，香气足，味纯正，最能保持鲜品的天然性能，是治疗热病不可或缺的佳品，一般认为它的疗效高于其生品或干品。如孔门常用的鲜石菖蒲根，辟秽除痰，芳香开窍，非干品所能替代。萧龙友、汪逢春、施今墨三位京城名医，也和孔师一样，喜用鲜药，南方诸名医大家亦同样善用鲜药，其理大概都基于鲜品的疗效高于干品。据笔者统计《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医家丛书·孔伯华》一书的神志病中，共收29个病例，36张处方，有17个处方使用鲜药，品种有鲜藕、梨、鲜石斛等十几个品种，由此可见一斑。
临床应用鲜药治病，源远流长。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大概尝的都是鲜药、鲜草。最早的医籍帛书《五十二病方》及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药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都有使用鲜药的论述。至今仍常用的生姜就是常见不怪的鲜药。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有附方1万多条，几乎有1/10的方剂配用鲜药。随着温病学派的兴起，鲜药的应用更加广泛。据谢海洲老师介绍，晚清至民国到解放前，乃至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中药店供应的鲜药药材约在40种以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减少。1981年北京市药学会曾提出过恢复鲜药供应的问题，198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西北旺药圃可供鲜药有13个品种。尔后，中国中医科学院郝近大教授以鲜药为专题于1984年进行调查和研究，对鲜药的历史、现状以及鲜药的药理、药化和制剂做了大量的工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郝教授对动物源性鲜药的研究，成功开发数种抗癌新药，1995年编著了《鲜药的研究与应用》一书，2003年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善用“对药”
孔门对于中医病机的认识，多有独到之处，其用药也极具特色，自成一格。现仅就常用的三个“对药”，结合笔者的临床体会，解析如下。
1.旋覆花与代赭石
此对药孔门最善运用，几乎方方都用，这是基于对肝脾（胃）关系最为密切的认识，而脾恶湿，胃肝又易于积湿化热，两者相杂，百病丛生。先生在《孔伯华先生学术经验简介》一文中，选取孔太老医案20例，其中运用旋覆花、代赭石者就有14例。中医理论认为，“脾为后天之本”，脾与胃相表里，故言脾则常包括胃，常以脾胃联称。用西医学的观点来看，脾胃属于消化系统，是人体消化吸收、供给营养的重要器官，从中医病理生理的角度来说，影响脾胃消化吸收功能的因素不单在脾胃本身，还有肝的影响。中医学认为肝主疏泄，肝喜条达，若有拂郁，则横逆克土，所以治疗脾胃病，不能无视肝的影响，先生引证孔太老《脾胃病论》一文说“外因则恣贪口福，饮食不节，忽略卫生，内因则不自惩忿，激扰肝阳，动来乘土，遂致病态百出，此其大端也”。亦即孔太老“脾胃有病必系于肝，肝病必系于脾胃”之论也。
2.知母与黄柏
知母配黄柏也是孔门常用的一个对药，知母性寒，归胃肾两经，清热而润燥养阴；黄柏苦寒，归肾、膀胱和大肠经，作用偏于下，坚阴降火，清湿热。二药相伍，专入下焦泻相火，退骨蒸，有滋阴降火燥湿之功，加肉桂即是滋肾通关丸，助膀胱气化，治气化不利的癃闭。因肉桂辛温而燥性较大，孔门常去之，易以橘核，助气化而无温燥之弊。笔者遵其意，再加山楂核、荔枝核，专入肝肾，以增强其散结定疝痛之力，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少腹、睾丸或会阴部疼痛、小便不爽，颇有效验。
3.黄连与吴茱萸
黄连与吴茱萸以6∶1的比例，即可组成左金丸，功能清泻肝火，降逆止呕，主治肝经郁火犯胃的胁脘疼痛、呕恶吞酸等症，常用于湿热中阻的多种病证，均有效验。考左金丸出自《丹溪心法》，其名称则是根据中医基本理论中五行生克之理命名，即以金（肺）能制木（肝），按照实则泻其子的原则，重用黄连以泻心火，使火不刑金而能“金以制木”，则肝火乃清，诸症自息；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辛开苦降，寒热同施，肝、胃同治，相反相成，使肝火得清，胃气和降则诸症自消而愈。左金丸加白芍，各等份制丸，名戊己丸，出自《和剂局方》，有清热疏肝、柔肝止痛之功，主治肝脾不和的腹痛泄泻、胃脘疼痛、烧心吐酸等症。笔者常再加甘草，即成戊己丸与芍药甘草汤之合方，其柔肝定痛之力增强，用于溃疡病的胃痛、吞酸嘈杂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