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家庭治疗模式

上述理论学派都是以个体为治疗对象，治疗的重点在于探索其内心世界及其思维构架，以寻找问题，解决困扰为目的，并试图重塑患者的心理与人格。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残酷的战争使无数生命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使许多的家庭破裂。劫后余生的人们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文化的和环境的问题，如结婚或离婚、家庭重组、新的生活等。许多学者和专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家庭，研究家庭在制造和维持家庭成员心理障碍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开始以患者所属的整个家庭系统为治疗核心，并探讨其家庭成员彼此的互动模式。这种将治疗的对象从个人转向家庭，用系统的观点看待个人的问题是心理治疗的一次革命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催生了新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新技术，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新思想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武器。换言之，家庭治疗就是以家庭互动模式来探讨心理治疗方面的临床问题。家庭治疗师认为，患者的问题只是家庭功能不良的一种病症。只有改善和改变了家庭系统与家庭功能，治疗才能有效。

这种新生的心理治疗模式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壮大，产生了多种理论与方法，各种家庭治疗流派交相辉映，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家庭治疗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治疗有了飞速的发展。有关的期刊达20余种，在美国独立家庭治疗机构就有三百多家。

一、鲍文式家庭治疗

鲍文最初是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师，后来成为家庭系统理论的奠基人。在精神科临床工作中，他对家庭关系的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深入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的基础上，结合系统理论，他提出了家庭系统理论，并逐渐完善。他认为，情感困扰的产生与维持源于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联结。家庭成员在思想、情感与行为上都与家庭系统存在关联。家庭的主要问题是情感融合，主要任务是自我分化。情感融合表现为家庭成员间情感的过度联系，它和家庭功能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自我分化则是家庭成员健康成长的目标。另外，他非常重视家庭成员代际间的影响。上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会传给下一代，即多代传承。当然，家庭的这个情感系统也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

二、结构式家庭治疗

结构式家庭治疗(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是继鲍文模式之后影响深远的家庭治疗模式，主要由米纽秦(Munichin)及其同事在心理研究所(The 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MRI)家庭沟通模式和系统思想的基础上，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他们认为，个人的症状或问题只是家庭失功能的表征。任何个人的问题都应放在它所处的环境或社会情景(social context)才能被了解。有症状或问题的成员只是被其他成员定义为有问题罢了，“问题”不是问题，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

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以系统论为基础，强调家庭单元的主动性、组织的整体性以及由沟通模式形成的组织方式。结构式家庭治疗非常关注家庭的结构、组织、角色与关系，治疗的重点是矫正家庭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如果家庭里缺少父亲，或父亲只偶尔回家，很少发挥其作用，家庭就需要依靠母亲来单独来维持家庭、管教子女。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已经在结构上及组织功能上存在了缺陷。假如母亲无能为力，较大的孩子就会取代父母的职权，或者母亲过分依赖或宠爱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由于结构与功能的失常，有的家庭成员就会表现出问题或症状。因此，在治疗过程中，通过探讨家庭的亚系统、界限、同盟和联盟等现象，弄清家庭的结构与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米纽秦看来，个别家庭成员的问题或症状，其实是整个家庭问题的反映，是家庭结构与功能不良造成的。所以，要改变那些令人“头疼”的孩子或者某个有症状的家庭成员，就要改变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一个功能良好的家庭，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界限。清楚的界限既能使每个成员都保持其独特性，也不会牺牲属于家庭的感受。他在工作中发现，有问题的家庭主要表现为两种互动关系，要么“纠缠(enmeshed)”不清，要么“疏离(disengaged)”遥远。过于紧密的家庭会使界限消失，使家庭凌驾于一切之上，从而阻碍每个成员的自我发展。在父母密切关注下的孩子，很难发展出独立的思想和个性，也很难学会去家庭外面发展人际关系;当父母把自己全部的希望与焦虑都钉紧在孩子身上时，也就是孩子产生行为问题的时候。所以，他把所有的儿童心理问题，都视为成长的阻滞。孩子要长大，就要学习放下父母，就要有自己的决定。他常说，个人是片面的，家庭却是互相关联的，没有绝对的主角，也没有绝对的配角，只有千丝万缕，像个无形的网，把系统内每个人紧紧地系住。

在进行治疗时，结构式家庭治疗治疗师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入家庭，并将治疗的重点放在行动上，以打破平衡，改变僵化的、过时的或失效的结构，重新构建家庭的结构和规则为治疗的目的。

米纽秦在晚年将结构式家庭治疗过程归纳为四个步骤，即拓展目前的主诉、着重探索维持问题的互动、结构化地集中探索过去、探索相关的改变方式。

三、沟通与策略性家庭治疗

1952年，贝特森邀请海利、威克兰德和杰克逊等人参与他在帕洛阿尔托的项目，研究人类沟通中自我矛盾的话语。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人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他们之间多层的信息交换。在生活中，人们总在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且，一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沟通性的，也就是说只要有行为就会有沟通，人的每种行为都在向他人传达一定的信息。所以，一个人不可能不沟通，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不行为。在沟通中，所有的信息都有通知、命令或请求的功能。通知是传达信息，命令或请求是对关系的陈述。在家庭中，命令性的信息被模式化为规则。这种规则在家庭互动过程中可以维护家庭原有的稳定。这种保持家庭系统稳定的特性类似于控制论中的负反馈。然而，家庭常常做一些常识性的，但又是误导性的尝试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当问题没法解决而持续存在时，他们又会继续采用更多类似的方法。这种做法激活正反馈机制，使问题更严重，引发更多类似的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导致问题持续存在。

1959年，杰克逊在帕洛阿尔托成立了心理研究所。受贝特森沟通理论和艾里克森催眠治疗的影响，在MRI诞生了三种家庭治疗模式，MRI短期治疗模式(brief therapymodel)、海利和玛德丽(Madanes)的策略治疗(strategic therapy)和米兰系统模式(milan systemic model)。

MRI短期治疗以控制论为基础，以策略为焦点，可以通过多种治疗技术来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婚姻不和、性功能障碍、家庭冲突、心身障碍等。当然，MRI短期治疗最适合应用于个人或家庭在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或临界点出现危机或症状的时候。

MRI短期治疗有一个基本理念，即人类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处置日常生活困难不当所致。而且，由于人们习惯于沿用一成不变的方法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持续地保持下去。因此，家庭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可能会成为问题的所在，使问题持续存在。来访者好像陷入流沙里，急着想抓住别人，他愈挣扎愈往下沉，也愈想抓住旁边的人，而愈往下沉，他就挣扎的越厉害，周边更多的人被他拉下去。解决方法本身就成为问题的所在。只有放弃使用引起问题的解决方式，并尝试新的不同的解决方式，自我导向的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从MRI的观点来看，家庭通常采取下列三种不当的方法而导致问题更加严重。①该采取行动却没有实施，用否认问题的存在来解决问题;例如，尽管有许多的证据显示孩子在吸毒，但父母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证实和处理。②采取了不该采取的行动，解决不是问题的问题。常见例子是，父母因为孩子自慰而焦虑并惩罚他们。③采取了行动但却是在错误的层次执行。家庭本想在一定范围内解决问题，但却使问题难以解决。

所谓策略治疗就是治疗师会依据沟通理论设计出一套策略来引导来访者或家庭改变。首先，他们会界定所呈现的问题，再根据问题的性质拟定清晰的消除特殊问题的目标，然后谨慎地按阶段有计划地进行治疗，一步一步地达到治疗目标。由于问题通常发生于人际互动关系之中，所以，治疗师必须全面了解家庭的结构与层次、联盟关系和其他复杂的互动行为。改变家庭系统的结构，将家庭组织改换位置，使呈现的问题不再具有原来的功能，这是此种治疗模式最有效的方法。他们认为，改变并不是洞察与领悟，而是家庭去执行治疗师的指令的历程。

策略治疗的目标是解决目前的问题，改变行为。因为如果行为改变了，感觉自然也会随着改变。他们会随着家庭呈现的问题设计相应的治疗策略，并着重在当前而非过去。治疗师所关注的是怎样促使人们产生行为改变，而不在于协助人们了解自己的行为。在整个过程中，治疗的焦点是减轻呈现的问题，并非探索问题的根源或被埋藏的意义。治疗师的任务就是负责改变家庭系统，并解决在治疗室中呈现的问题。

帕拉佐莉(Mara Selvili-Palazzoli)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意大利的米兰创立了一个家庭研究院(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由8位精神分析师组成。他们认为治疗应该“中立”，不对家庭成员寄予期望。治疗师通过提问帮助家庭成员检查自己的家庭结构，并通过做些游戏让他们能够重新设计他们的家庭，使家庭结构更好。这种米兰模式的主要干预措施有家庭仪式(family ritual)和积极赋义(positive connotation)。家庭仪式是治疗师向家庭成员描述一种特殊的行为，然后让他们在生活中运用这种行为，从而达到改变家庭系统规则的目的;积极赋义衍生于重新定义的技术，例如，重新定义技术将孩子的持续抑郁解释为转移父母对他们婚姻问题的关注，家庭成员因此而受益于患者的症状。米兰小组认为，患者的症状是为了维持家庭的整体和谐，而不是为了保护特定的人。这样的解释会解除家庭对治疗的阻抗。的确，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都有为整个家庭系统服务的意义。

德国海德堡系统式家庭治疗小组不仅整合了其他家庭治疗的特点，而且提出了对于家庭动力学和治疗学的独特看法，既传承了米兰学派的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方法，也整合了系统理论的新的应用。他们治疗一些存在严重问题儿童的家庭，其中以厌食症和精神分裂症占大多数。

四、经验式家庭治疗

在家庭治疗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时，有一些治疗师注重解决家庭此时此地存在的问题，认为治疗性的改变来自于成长性的经验。在治疗过程，他们关注不时产生的情绪体验，并强调行动先于领悟或解释。通过治疗师与家庭建立的直接关系和共同参与互动的过程，促进家庭成员与整个家庭系统的成长，从而达到治疗效果。他们都遵守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尊重人们的选择权利与自由意志，强调每个人都有自我决定与自我实现的能力，也强调经验在治疗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所有的行为障碍与功能异常都是成长过程的失败，是缺乏自我实现的能力与机会的结果。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可以从别人的帮助下发展出了解自我实现潜能的能力，找到解决目前问题的方法。

因此，治疗的过程就应该是治疗师与家庭彼此真实而可信的人际互动。他们常主动自我暴露，并使用一些唤起技巧帮助患者或家庭成员去感受自己的感觉、感情、幻想和内在的体验，将否认冲动与压抑情感的表现视为行为异常与成长迟滞。在帮助他们获得自我意识、自我负责与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治疗的介入充满了自发性、挑战性和独特性(与治疗师的个人特质相关)。所以，他们使用的治疗方式因人而异，各具特色。这类有着共同理论取向而治疗方法有异的经验式家庭治疗模式有三种类型。

象征与经验治疗模式强调个人内在的和人际之间的阻扰是成熟与发展的障碍。家庭成员之间缺乏亲密的情感、缺乏分享与交流是导致症状和人际关系的问题，迫使家庭寻求治疗的原因。但是，家庭不会因为教育而发生改变，改变来自他们的情感体验。由于我们的体验大部分在意识之外，接触和了解它们最好的方式便是非言语的、或者是象征等符号式的家庭历程。所以，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通过寻找自身浮现出的类似的冲动与象征，去了解家庭的冲动与象征符号的复杂世界，通过唤起家庭真实与象征性的经验，给家庭成员以启发，促进家庭的改变。这种治疗的特点是“面质”，挑战患者自己假定的心理疾病，促进他们的成长与整合。

完形心理治疗模式认为，每个治疗师都能发展出属于他自己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治疗方法，并在治疗中使用他们自己的“我”作为治疗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完形家庭治疗或称格式塔家庭治疗(gestalt family therapy)是将完形治疗的一些原则与程序应用于家庭，帮助家庭超越他们已经习惯了的自我欺骗的游戏、防御和假象。通过治疗师自己率真的行为增强他们的自我意识，释放出他们的情感，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在理想的状况下，如果家庭成员能意识到他们彼此间相互影响的力量，患者的症状就会得到改善，家庭成员就会重新学习如何相聚并生活在一起。

在完形家庭治疗中，治疗师的作用在于帮助家庭觉察到他们自己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内在资源，他们的行为阻碍了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不要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做。解释和阐明过去的自我挫败行为对改善目前的行为模式并不会有什么帮助。

人本取向的治疗师认为，自我发展的停滞或自我实现潜能的丧失是导致心理障碍的原因。将这种观点带进家庭治疗的是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家庭治疗先驱人物中唯一的女性和社会工作者。她相信人们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完善。而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积极力量，也被称之为生命力量，从身体上、情感上和精神上给我们以健康的推动，贯穿我们的整个生命。所以，人们自身拥有他们所需的成长资源，治疗师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人们能够找到蕴含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丰富资源与自我实现的潜能，并教导他们有效地利用这些潜能。

萨提亚所建立的一套心理治疗方法以人类成长的方式看待问题，兼具治疗性与成长性，最大特点是着重提高个人的自尊、改善沟通及帮助人活得更“人性化”，而非只求消除“症状”，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个人达到“身心整合、内外一致”。萨提亚模式的基本元素有三个方面:①积极取向:萨提亚模式不聚焦于病理学和问题解决，而是强调健康、可能性、资源和成长;②聚焦于改变:改变永远都是可能的。不管其外在条件或环境如何，每个人都可以从内在发生改变;③表里一致:萨提亚强调表里一致的表达和表里一致的沟通。表里一致是一种觉察、接纳和开放的状态，是生命的能量在身体、心理、感受和灵性的经验维度的各个层面之间和谐流动的表现。

萨提亚认为任何一种沟通都涉及自我、他人和情境三个层面。良好的沟通姿态是一致性地沟通。一致性的意思是在沟通时，能同时照顾到自我、他人和所处的情境。不一致的沟通姿态是源自人们自小所习惯的家庭环境以及父母之间彼此的互动模式，是一种“求生存的姿态”。这种沟通姿态是当孩子感觉生存受到威胁时，自然产生的一种防御性的沟通，并逐步演变为一种自动化的即时反应。这类防御性的沟通分为四种基本类型:讨好型、指责型、超理智型和打岔型。

萨提亚模式还用“冰山”隐喻一个人的内在世界，用来形容一个人可观察的行为与沟通底下的各个层次的变化。水平线上的冰山，是能够观察得到的行为;而在水平线下的则是很难分辨的应对方式或沟通姿态，包括讨好、指责、超理智、打岔或表里一致;再往下是无法直接观察得到的感受、感受的感受;继续往下是对自我、他人和情境的观点与想法;然后是个人的期待与要求，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更深一层是渴望，反应的是人类的普遍需要;冰山最深层的自我，是人的生命能量或生命力，是一个人的存在与核心。

基于上述理论，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的治疗目标有四个:

1.提升家庭成员的自尊水平

自尊是一个人对自身价值的感受、认识与体验。一个低自尊的人，会经验很高的焦虑与不安，并过度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这种依赖别人的状况，严重影响其生活。大多数家庭带进治疗中的问题，最终都与低自尊有关。只有高自尊的人，才能高度尊重生命中所有的部分，能为自己和他人建设性地运用自己的生命力。

2.帮助家庭成员为自己做出选择

有时家庭成员被卡住了，他们固着在某种失功能的应对方式上;或者他们在对与错的两种应对方式中左右为难。当家庭愿意去学习新的应对方式时，他们就能为自己及家庭做出合适的选择。

3.鼓励家庭成员为自己负责任

自我责任感是成熟的一个要素，治疗师需要帮助家庭成员为自己负责任。因为我们的感受、观点、期待是属于自己的，我们的行为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为自己内在经验及外在行为负责任。

4.协助家庭成员表里一致

表里一致是一种觉察、接纳和开放的状态，是生命的能量在人的身体、心理、感受和灵性的经验维度的各个层面之间和谐流动的表现。家庭成员越能做到表里一致，他们所组成的家庭系统也就越一致和谐。

五、心理动力学家庭治疗

在家庭治疗兴起的过程中，许多家庭治疗师都接受过精神分析的训练。他们在实践中逐渐接受了新理论，尝试着将家庭纳入他们的治疗。有的治疗师逐渐远离精神分析，创立了新的治疗理论与技术，如杰克逊和米纽秦等;有的治疗师受精神分析的理论的影响，使其家庭治疗的理论与治疗方法具有明显的心理驱动力学色彩。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家庭治疗师开始回归，将心理动力学，特别是客体关系理论和自我心理学应用于家庭治疗，处理家庭问题，成为心理动力学取向家庭治疗的主流模式。

詹姆斯·弗拉姆(James Framo)认为家庭的功能不良与大家庭密切相关，开创了客体关系取向的代际与原生家庭的治疗。他相信，在原生家庭中未解决的内在冲突会投射到现在的亲密关系中，例如配偶与孩子，并会不断地持续下去。一个人现在的亲密伴侣与小孩是上一代“鬼魂”的替身，是过去父母内射的具体化。这些内射会重新投射到现在的家庭成员身上，使得成人努力要满足与补偿他过去孩童时代对客体关系的不满。他认为，婚姻不和的主要原因是夫妻将他们自己所不想的部分投射到伴侣身上，并攻击伴侣的这些特征。因此，他发展了一套处理夫妻与原生家庭未解决问题的治疗技巧。他首先处理夫妻中的一方，然后接触夫妻，最后与夫妻和各自的原生家庭成员分别进行访谈。将原生家庭带入治疗可以让他们彼此澄清过去的误解或长期不满的来源，但不是让他们有机会控诉、责备、谴责或反控制。与原生家庭的会谈能使人从过去不适当的依附关系中获得新知，重新解读过去的事件，脱离“鬼魂”的束缚，将伴侣与孩子视为独立的个体，使家庭成员之间建立新连接。

罗宾·斯金纳(Robin Skynner)认为家庭由数个世代的演化而来。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的发展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或阶段。对于一个缺乏母爱的母亲或一个缺乏父爱的父亲来说，由于没有内在的模范，他们可能无法扮演出恰当的母亲或父亲的行为。当这样的家庭面对压力时，他们可能会重现过去世代为人父母的错误，造成无法弥补的家庭功能缺失。因为这种处理关系的不良方法可能会传递到下一代，所以发展的失败或缺陷可能会延续好几个世代。

将客体关系理论忠实地应用于婚姻与家庭治疗的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师大卫·萨夫(David E.Scharff)和吉尔·萨维奇·萨夫(Jill Savage Scharff)夫妇是客体关系取向的婚姻家庭治疗师。他们在治疗中收集潜意识的信息，依赖移情与反移情的关系，通过解释，帮助家庭成员理解过去内化的客体对他们目前的家庭关系的侵害，增进他们处理应激的能力，促进他们对亲附关系、个体化和个人成长需求的彼此支持。

纳吉(Iván Bszrményi-Nagy)深受客体关系理论与人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开创了家庭的背景治疗(contextual family therapy)模式。这种模式将个别心理治疗、人际关系治疗、存在主义、系统理论和代际理论有关个人和家庭生活与发展的观点整合在一起，强调亲密关系中的关系伦理(relational ethics)，特别是家庭内的角色、权力、沟通、忠诚、跨代遗训、公平和信任。例如，如果要维持良好的婚姻关系，婚姻中的伴侣就必须相互施与，平衡权力。当伴侣间存在需求冲突的时候，他们必须能够开放地、诚实地协商彼此的差异以维持公平。一旦家庭中的信赖关系破裂，症状就会出现。背景治疗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治疗帮助家庭重新建立起负责任的、值得信任的行为，处理家庭成员所关注的权利问题。

六、认知行为家庭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师将图式(schema)定义为组织思维和感知的认知结构，对情感和行为具有全面的影响。将认知行为治疗应用于家庭时，图式是非常重要的。图式是关于他人及其关系的信念，是一个稳定的认知结构，而非短暂的推断或感知。家庭成员解决冲突与紧张关系的能力部分地依赖于他们的沟通技能，也依赖于他们对个人和家庭作用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就是认知行为治疗师所说的图式。图式，连同情感和行为，都是构成家庭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家庭成员在思想、情感和行为方面都存在相互的影响。就像个人的图式一样，家庭图式可能会发生功能紊乱和适应不良，并常常成为思维和行为发生扭曲的关键。因此，处理每个家庭成员的个体化思维是认知行为家庭治疗的关键。

重建家庭图式的过程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因为家庭成员特别不愿意发生改变。此外，重构家庭成员图式的干预方法很有可能对家庭的安宁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治疗师在重建家庭图式时要保持耐心，保存对先前观点的认识，让家庭成员逐渐进入到认知重构的过程中。

七、建构主义家庭治疗

社会建构主义家庭治疗(social constructionist family therapies)对系统论提出了挑战。在家庭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成为被观察的家庭系统的一部分，并与其家庭成员一起构建生命的意义。治疗师不再是为家庭问题提供解答的局外人，而是在系统内和家庭成员一起寻找意义的一分子，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的论述生活与关系，共同建构被观察的现实;治疗师不再试着改变家庭成员，而是努力使他们能够针对家庭问题进行对话，从中意识到彼此的需要、希望和信念并作相应的调整，获得改变自己的动力。建构主义家庭治疗有3种影响较大的治疗模式，即短期焦点治疗(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索解治疗(solution-oriented therapy)和合作治疗。

聚焦于问题解决的短期治疗(简称短期焦点治疗)强调帮助来访者寻找其痛苦的解决办法，而非探究对这些痛苦的解释。治疗师从一开始就在家庭成员描述困难时参与他们的治疗性谈话，倾听家庭在描述他们的解决方法时所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希望达成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并与家庭讨论他们想要一起建构出的解决方式。

索解治疗将重点放在帮助家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而不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强调在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时，治疗师必须把机会给家庭，促使他们发生改变。他们认为没有哪一种关于现实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治疗师要依靠家庭去界定他们想要在治疗中达到的目标。索解治疗师的任务就是帮助家庭用他们本来就有的技巧去寻找以前他们未曾考虑的解决方法，或提醒他们曾经有过的可行的尝试。他们将治疗视为一种联合工程，家庭与治疗师都把专业知识带进治疗。家庭是关于自我感觉与知觉的专家，并能提供资料给治疗师，以便让治疗师能够建构出一个可行的问题定义;治疗师则是一个合作性的索解治疗的谈话专家，“认可”与“可能性”是他们谈话的基本原则。他们借助一套相关的程序帮助家庭用自己固有的技巧来发掘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及解决办法，无需将问题的解释或者解决方法强加给家庭。

合作治疗强调与家庭进行“治疗性的会话”，带着希望对问题进行谨慎的交流，以促进家庭产生新的意义。安德森认为，语言与会话会帮助我们彼此创造出意义。所以，在与家庭一起寻找共同建构的意义的过程中，治疗会谈与言语交流可能会引发家庭出现新的选择和新的行为。

这种模式主要用于治疗成年人，特别适用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或那些因过去的负性经验而对治疗师失去信任的来访者。这种治疗可以帮助那些患有双重障碍(即一个以上因物质滥用如酒精和非处方药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双相障碍、慢性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和患精神病的父母以及体象障碍患者。

八、叙事治疗

“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主要围绕两个基本的隐喻展开，即个人叙事和社会建构。记忆中的事情是“叙事的真实”，它比“历史的真实”有更大的影响。呈现在治疗面前的“事实”，一部分是事实历史的，一部分是建构的。这种建构构造了家庭共享的事实，也代表了互相的理解和共同的偏见，其中有些是有用的，有些是没有用的。萨特说，人类一直是个讲故事者，总是活在他自身与他人的故事之中，也总是透过这些故事来看一切的事物，并且以不断重新述说这些故事的方式生活下去。可以说，故事创造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价值。

叙事治疗师认为，我们关于现实的感知是由具体的故事组成和维持的。当我们追求生活的意义时，我们就会将有关自己过去的经验进行组织，使其与自己的解释和所处的环境相一致。当人们给自己讲的故事引导他们用没有益处的方式建构他们的经验时，他们就容易陷入问题的泥潭中。只要这些无益的故事保持原样，人们就难以看到事件更乐观的版本，就会导致问题继续存在下去。

在治疗中，叙事治疗师不以专家自居，也不去“客观”地诊断他人的动机、需要、内驱力、自我的力量或人格特质。他们采取协作性的和共情的立场，赋予来访者平等的话语权，与他们合作或商讨，并有助他们以其他可以替代的愿望来取代其真实的愿望、想象、价值观、信念、信仰和承诺。他们对来访者的故事具有强烈的兴趣，并在其故事中寻找其强大的或优势的资源，用非强迫的方式和尊重的态度提问，鼓励来访者讲出新故事。他们的目的不是帮助来访者解决问题，而是帮助来访者从充满问题的故事中抽身而出，并与他们已经内化了的主流文化的叙事分离，从而为新的、更具建设性的生命故事开辟空间。所以，叙事治疗不是让家庭成员面对他们的冲突，而是把他们从问题中分离出来，然后将一家人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敌人”。通过这种方法，人们的身份就可以从“缺陷”取向转为“英雄”取向。另外，当家庭能够抵制问题，或与问题故事相反的方式行为时，也可以通过梳理家庭的历史，寻找“独特结果”或“闪光事件”。

叙事治疗的策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问题叙事阶段，即通过聚焦于问题的影响而不是起因，把问题重塑为引起痛苦的东西(外化);其次是寻找例外阶段，通过对话和自我叙述，找出在问题故事中成功和有效的行为;第三阶段是寻求支持，利用一些公共活动或仪式，强化新的解释和叙述，让新的认知建构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且成为社会支持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