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乐善好施

以后数年中，丁先生的事业更是如日中天，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成了他的客户。世纪之交，他已富有到可以把父母从孟河接到上海居住。经常捐款为家乡做善事，如救济洪灾、建桥修路、资助孤儿和学校等。在上海，丁先生也履行与他社会地位相配的义务。1903年，他为广益堂捐款315元，且多次在广益堂义诊，为贫民治病。

丁先生作为成功人士，颇具善心，回报社会，将慈善行为大多投于孟河而不是上海，表明他具有强烈的家乡情结。作为回报，家乡的病人慕名来找丁先生看病，更有不少人投到他的门下，跟他学医，从而更加提高了他在武进和上海的声望和影响。如其第一批学生中有一个武进县小河镇的农民潘明德（1867—1928），潘氏通过自学和与其他孟河医生抄方懂得一些医学知识，仰慕丁先生的名声，也可能被上海的商业机会所吸引，1897年他找到丁家，要求拜师成为丁家弟子。潘明德后来也成为著名医生。在潘氏的一生中，也从其行医收入和出版教材的收入中出资6000多元，捐赠支持家乡地区的教育。

其他早期学生还包括镇江的马寿民和余听鸿之子余继鸿。这不仅表明丁先生的医学地位越来越高，而且表明其在不断扩展的关系网络中，实现了从受他人庇护到庇护他人的转变。如果说在过去，丁先生是同乡关系的受益人，那么现在他已成为同乡群体交汇中的权势人物。在接下来的整整10年里，丁先生巧妙地利用这种影响，在促进自己的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对中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