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时期，在所谓“大众医学体系”形成过程中（公元前5世纪），医学生生源曾出现过一次扩大，由原来的医世之家，扩大到其他阶层。但那时，妇女和奴隶是不允许习医的。

罗马时代，妇女习医逐渐合法化，并享有和男子相同的权利。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医生的社会地位很低，绅士们看不起医生，也不屑于习医，因而学医的男性不足。因此，在这一时期奴隶第一次被允许学习医学并从事医疗职业。

罗马时代，医生的职业道德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医学教育开始注意医德训练。公元1世纪，罗马医生斯克利勃尼奥斯根据希波克拉底的模式，对医生制定了一套要求很高的职业道德标准，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这一时期他与索兰纳斯第一次提出的。从这一时期到公元2世纪，至少出现了三本有关医生素质和职业道德的著作，它们是灵气学派希罗多德著的The Physician，普西多·盖伦著的Zntroductio Sive Medieus和无名氏假索兰纳斯之名写的Quaestiones Medicinales。

事实上，希波克拉底全集中有关医德的论述都是出自古希腊后期到公元1世纪，它们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医学道德观。

索兰纳斯认为数学对医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在强调算术、几何的重要性时，特别强调了几何对骨外科的重要作用，他还认为算术对理解发热过程和内科疾病过程也是有帮助的。

盖伦在其自传中也谈到了学习数学与几何的问题，他写道，他曾用几何学的方法建立了医学方法学模型，并用这种方法去理解临床现象。这些均体现了医学前辈为探索医学科学基础做出的努力。

这时出现了“医生哲学家”和“哲学家医生”两种类型的医生。前者的代表人物为盖伦，他认为最好的医生同时也是一名哲学家，一名精通哲学的医生，应当用哲学来思考和指导医疗工作，医学与哲学的界线是清楚的；后者则是满脑子的修辞学和诡辩术，他们没有行医和医学研究的经验，只能对医学问题用哲学的词句进行夸夸其谈，即所谓的理论医生。医学与哲学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使医学陷入“讲演医学”的危险趋势。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甚至更早以前，已存在医生专业化分工，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每一位医生只能掌握一部分医学。的确，在古希腊时期，内外科医生之间就存在着区别，被看作两类不同的人。从医学及医学教育史发展来看，外科多游离于医学教育之外，被视为一种操作技艺，而非理论知识。当时外科医生多由理发师担任。盖伦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他竭力主张把所有专业领域看作统一医学的一部分，与盖伦持同一观点的医学家反对医学专业化。

但是，历史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公元12世纪末以后，外科医学教育从内科医学教育中独立出来，欧洲大学也逐渐开始了外科医生的专业教育。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医学教育界许多学派都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为实践，即技术是第一重要的。但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却越来越为权威著作所束缚，把传统“科学”视为圣明，距离现实科学实践越来越远。盖伦也认为，对书本的盲目依赖意味着医学的倒退。

比如，罗马时代的保守派认为人们能够而且必须通过间接途径来获得解剖知识，因此，医学生的解剖知识除了从书本上学习前人的著述外，主要是从动物解剖中学到的。对解剖学也有广泛的兴趣和了解的盖伦对此虽然持否定态度，但是也没能系统地做过人体解剖。当时，重要的解剖学著作有马利纳斯的《解剖学》、拉弗斯和盖伦著的《骨学与大器官解剖学》。

盖伦的医学著作代表着古代西方医学水平的顶峰，他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成就引人注目。

尽管盖伦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但是，他却不是一位成功的医学教育家。他提倡应当培养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保持平衡，并能完整掌握各类医学知识的医生。这一教育理念是正确的，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符合时代的需求，医学教育也始终在社会不稳定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时期，使盖伦这样一位伟大的医学家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医学教育家。终其一生，盖伦也没有为他的同行提出一种符合时代需求的、科学的医生培训标准和模式，也就不可能写出有关医学教育的理论著作。盖伦自己最终也陷入了经院哲学的怪圈（所谓“经院哲学”，其全部目的在于解释和论证圣经的真实性），对自己的医学成就过度迷信，过度夸大自身的医学权威，犯了个人崇拜主义的错误，导致这一时期医学科学的长期停滞。古代医学教育至此踌躇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