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在新时期、新理念、新措施的引领之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新战略、新思想、新角色。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医药卫生体制发展也面临诸多新挑战。

伴随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提升，进而激发出人民对于医疗健康服务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据统计 ¹，我国居民人均就诊次数由2011年的4.7次上升为2015年的5.6次，住院率由2011年的11.3%上升为2015年的15.3%。预计到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就诊次数将达5.5～6次，住院率将达14%～16%（图6）。

我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2015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为40 58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6% ²，而OECD（经合组织）国家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平均为9.3%（图7）。

从需求角度来看，2011～2015年我国年总诊疗增长14亿人次，年平均增长率为5.14%，出院人次增长0.6亿人次，年平均增长率为8.17%。从供给角度来看，2011～2015年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增加0.38人，年平均增长率为4.82%，每千人口床位数增加1.27张，年平均增长率为7.40% ¹，供给增长小于需求增长，在医疗卫生支出整体偏低的情况之下，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相对不足情况表现得愈加突出。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情况逐渐凸显，具体表现为东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大型医疗机构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这一现象使我国居民形成了看病无论病情如何都要涌向大城市、大医院就医的理念，这种理念增加了百姓的就医成本，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共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2.2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6.1%。预计到2035年60岁以上人口将激增到4.18亿，占人口比例将达29% ¹。根据联合国最新的预测 ²（见表1），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未来40年将进一步加速推进，并最终保持在高位稳态水平，预计到2050年时，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36.5%，老龄化程度或将高于美国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在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平均寿命增长、收入水平不高、专业服务短缺等因素影响下，我国亟需处理好老龄化带来的发展与民生的双重压力。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展（2015年）》 ²，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致死率已居全国总死亡率之首。我国确诊慢性病患者已达2.6亿人，并以每年8.9%的速度递增。据相关调查显示 ³，2013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确诊慢性病患病率已达33.1%（图8），其中高血压患病率14.3%，比2008年增长了1.1倍，糖尿病患病率3.5%，比2008年增长了1.7倍。居民的健康知识知晓率低，吸烟、酗酒、缺乏锻炼、不合理膳食等不健康生活方式亟待改变。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7.7亿人，仅2015年流动人口数量已达2.47亿人/年，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流动人口规模将达2.77亿人/年 ⁴，这对于社会共治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户籍制度与外来人口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不足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化结构矛盾正日益凸显，2亿多外来人口仍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的情况亟待解决。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痢疾、甲肝、伤寒等传染病发病率已大幅下降，地方病的发病率也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但在生态环境恶化、生活方式不合理、社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之下，疾病谱开始由传染性疾病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转变。截至2015年，我国因慢性病致死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6.6%，其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70% ¹，慢性病正严重威胁着我国居民的身体健康，并逐步成为社会公共卫生问题频发和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医疗健康服务现状主要是以医疗机构为中心、院内服务为特征、主要面向疾病人群、以疾病诊疗服务为内容的被动服务模式。在慢性非传染性病威胁上升、疾病谱发生转变等背景之下，传统的被动服务模式亟待向以患者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安全为核心的主动服务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