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1年10月6日 星期一
傅圣泽神父终于觉得比较有体力了。他自从8月10日以来就一直卧病在床，甚至曾数度病危。这场久病之所以更加令人担心，原因在于他今年稍早从北京动身南行，在冬季横渡长江之后，也曾经大病一场。
傅圣泽病体康复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却已流失了将近两个月的珍贵写作时间。他近来对于生命的脆弱深有感触，在信件中一再提及自己已经五十七岁，却可能在自己投注一生的工作即将开花结果之际告别人世。“我现在已经五十七岁，就算只是一年的时间，或甚至只是六个月，对我来说都珍贵无比。”他写道。他的确有充分理由心怀不满，因为他的独特观点导致教派里的许多高阶人员都对他颇不谅解，而他们常常是比他年轻的人士，因此傅圣泽觉得众人都刻意阻挠他的工作。
严格来说，傅圣泽要到1722年3月12日才真正年满五十七岁，但他的确已开始他人生中的第五十七年，因此这样的些微夸大算是可以谅解，毕竟他的确过了一个又长又活跃的人生。傅圣泽出生于富有人家，生长在勃艮第的小镇维孜莱（Vezelay），后来到巴黎的路易大帝（Louis-le-Grand）耶稣会学院就学，1681年十六岁岁时成为耶稣会见习教士。在二十出头的那几年，他除了教数学之外，也负责辅导来自乡下的其他年轻寄宿学生。他在1693年被任命为教士，并且在1694年自愿前往远东地区从事传教工作，他没有指明哪个国家，但对日本、暹罗与中国的传教活动报告都深感兴趣，结果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挑中了他。当时这群教士在路易十四的鼓励之下，正致力于强化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傅圣泽在1699年抵达厦门，在福建与江西两省服务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在1711年奉诏前往北京，负责翻译中国典籍《易经》。
1720年11月，傅圣泽奉命立即从北京循陆路南下广州。尽管他多年来一再请求调回欧洲，以便能够全心继续他的学术工作，却没想到自己必须在这么匆促的情况下离开。傅圣泽在北京的上司只给了他八天的时间打包所有的财物、书籍与笔记。他的图书收藏量极为惊人，尽管租了十六头骡子，也只载得动其中一部分，他不得不抛下一千两百本以上的书籍，里面充满了珍贵的笔记和眉批。后来，这些书籍有三箱经由水路送至广州，但送达的时间太迟，当时他已离开了中国。至于他留下的大批个人文件，则全部丢弃销毁了。
教会方面表示，他之所以必须离开得这么匆促，原因是这样他才赶得上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冬季船班，趁着顺风出发。傅圣泽虽然拖着病体，而且冬天的旅行条件又相当恶劣，但他还是在2月20日就抵达了广州，当时那些法国船只都还没到达。于是，他浪费了将近一整年的时间枯等，原因是那些船只错过了季风，只能在各自的所在地等待冬天过去。
傅圣泽把自己的中文书籍整理过后又重新装箱，共有十一箱。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法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经费，为巴黎的国王室图书馆在南京书市代为采购了七箱书籍。他最重视的是他自己的十一箱书籍，因为他研究的核心资料都在其中：他所诠释的中国典籍将可证明真实宗教的奥义，借此把中国的传教团从他们所陷入的错误当中拉出来。傅圣泽的那十一个箱子里共有将近四千本书，而且他还将其仔细区分为十四个基本类别。居于首要地位的就是中国所谓的五经，包括《易经》以及探讨礼、诗、史等的另外四部经典。接着，则是孔子的《论语》和中国基础教育当中的其他短篇著作，还有中国历代史、探讨道教和语言的著作、经书注本，以及哲学思辨、科学、政府、教育、礼仪等方面的书籍。用来探讨中国人偶像崇拜的佛经则居于末座，连同若干小说作品，例如讲述唐三藏到印度取经的明朝冒险小说《西游记》，还有若干天主教传教士以中文撰写的作品。光是傅圣泽亲手抄写的分类目录，就长达四十八页。
傅圣泽在中国待了二十二年，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注于证明他所获得的三项基本洞见：第一，中国古代宗教典籍，例如《易经》，都来自神圣的源头，是真神赐给中国人的；第二，在中国的神圣典籍当中，“道”字代表的正是基督徒崇拜的真神；第三，在许多中国典籍中用于指涉终极真理的哲学词语“太极”，也具有同样的神圣意义。
为了向心存怀疑乃至抱持敌意的上司证明这些观点，傅圣泽必须在典籍中为自己的每一项论点找出确切证据。尽管他引用了许多部典籍，而《易经》却是当中能够找到最多证据的典籍。举例而言，中国人认为有一股神圣的力量存在于欲望与混乱之外，而活在全然的平静当中。每年春季，这股力量就会舍弃其平和的隐遁之处，而促使万物为人类而生长。傅圣泽指出，只要以正确的方式研读《易经》，即可看出这个存在体希望降临人间的欲望，以及书中对于它的千百种细微描写，乃是暗示了基督的化身。《易经》的第十三卦明确指出以马内利的降临，以及人世丧失了纯真的悲哀。第十四卦指出，人世间的敌人将在漫长的三年间反抗天主并且抗拒他的律法。第二十四卦提及耶稣，第五十九卦提到上帝的意图，让小的羊群各自走散，大的羊群则会被带回家。傅圣泽指出：“这个卦象明白预言了所有民族的重新聚合，届时人类最初的状态与世界最早的喜乐都会因此恢复。所有愿意承认至高无上的天主并且臣服于他的国家，都将为一道明亮的光芒所照耀。”
这就是傅圣泽所致力从事的工作，也是他的热情所在——将所有隐藏在中国古代的神圣意义明确地揭示出来。“在这一项工作中，”他写道，“一切辛劳都甜美无比，即便是最沉重的苦工，也多少变得津津有味。”
尽管如此，他的研究工作仍然极度耗时而且困难无比。傅圣泽早已花费多年的时间阅读所有早期经典，一一挑出足以引导他找出真相的线索。因为他还有其他许多工作，所以单是抄写典籍中的篇章就可能花费数天或数周的时间。在北京期间，他一度有几个中国人担任他的秘书助手，不仅帮他抄写典籍内容，也学会了摹写他的书信——包括意大利文、法文与拉丁文书信。尽管他们完全看不懂内容，还是可以将一张薄宣纸铺在他的信件上，循着他的笔迹分毫不差地画出一个个字母。不过，在1718年，据说因为使用这样的助手违反了他的安贫誓约，他的上司便禁止他再雇用更多的中国人。傅圣泽认为这些上司真正的用意其实是要阻挠他完成研究工作。
尽管遭到这项禁令约束，傅圣泽抵达广州之后却遇到了两名上耶稣会教堂礼拜的中国信徒。这两人都颇有学问，也乐于协助他的工作，但却因为傅圣泽生病而不得不中断他们的合作。法国船只将在不久之后驶回法国，傅圣泽也将搭船离开。他有没有可能说服其中一名中国人和他同行呢？他们可以先到巴黎，再去罗马。这种做法曾有前例，他也仔细了解过。当时，有史以来曾经到过法国的两名中国人都没有返回祖国讲述他们的经历。沈福宗在1680年代随着柏应理神父（Philippe Couplet）前往欧洲，觐见了路易十四与詹姆士二世这两位国王，并且在牛津做了不少有用的工作，却在返国的途中死于海上。黄嘉略在1714年由梁弘仁主教（De Lionne）带至巴黎，娶了一名法国女子，生下一个女儿，在当地定居下来，任职于王室图书馆，结果在不久之后因病死亡，连他的妻女也一并遭殃。不过，在中国人为西方教士担任助手的例子当中，樊守义的经历比较鼓舞人心，后来艾若瑟在海上去世，樊守义也坚决保护他的尸身，不肯让自己敬爱的老师被人海葬，而是将他一路运回中国，在圣土上接受基督徒的葬礼。樊守义来到北京前去觐见皇帝的时候，傅圣泽还在北京城里。巧合的是，樊守义向皇帝报告了欧洲的地理与习俗之后几天，皇帝就下达了准许傅圣泽返回欧洲的旨意，当时身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必须获得皇帝的同意才能离开。
这时候，教宗特使嘉乐与奉康熙皇帝之命前往葡萄牙从事使节任务的张安多神父（Antoine Maghalaens），都决定带着中国助手同行——傅圣泽对此知之甚详。他们并没有对这点保密，虽然康熙皇帝因为顾虑国家安全而企图阻止中国人到海外去，却总是有些充满冒险精神的人士愿意前往，而且不惜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