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高楼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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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楼聚远

风流浪子,嘲风弄月,留连光景,游戏人生,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有“曲圣”之称的杂剧大家关汉卿为人锋锐,自称“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却又自嘲“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称:“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骨子里已将“烟花路儿”视作毕生之路,至死方休。

挂绝壁松枯倒倚,落残霞孤鹜齐飞。

四周不尽山,一望无穷水,散西风满天秋意。

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


恰离了绿水青山那搭,早来到竹篱茅舍人家。

野花路畔开,村酒槽头榨,直吃的欠欠答答。

醉了山童不劝咱,白发上黄花乱插。


题红叶清流御沟,赏黄花人醉歌楼。

天长雁影稀,月落山容瘦,冷清清暮秋时候。

衰柳寒蝉一片愁,谁肯教白衣送酒?

——卢挚《沉醉东风》三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这二首《忆江南》,生动地表达了对江南,尤其是对杭州美景的由衷向往。

诗中“山寺”,指天竺山古时统称杭州(今浙江杭州)灵隐至琅岭一带山岭为天竺山,又统称灵隐、天竺诸山为武林山。灵隐寺;“月中寻桂”,指中秋月圆时分于灵隐寺中赏桂;“潮头”,指有“天下第一潮”美誉的钱塘江潮钱塘江:起源于今安徽休宁,流经今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经杭州湾注入东海。该江最早见名于《山海经》,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折江”“之江”“罗刹江”,因流经古钱塘县(今浙江杭州)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要特别强调的是,钱塘江干流各段随地异名,安徽境内叫新安江,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名画《富春山居图》所绘主要内容即为富春江景色),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此潮于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时涌潮最大,潮头最高可达数丈,堪称一座小山。

“灵隐月桂”“钱江秋涛”均是当时著名景色,堪称杭州之代表。除了描绘旖旎风光之外,此诗亦从侧面反映了西湖的变迁——

众所周知,杭州奇景以西湖为最,然在中唐以前,西湖并不显著,而灵隐寺、钱塘潮自古便是一方胜景,享有盛名。

灵隐寺始建于东晋,为杭州最早之古寺,开山祖师是西印度僧人慧理。东晋咸和三年(328年),慧理游览至武林山,观飞来峰时,叹云:“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天竺”是东汉以后对古印度的叫法。一直到唐朝,去天竺取经回来的名僧玄奘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记》(玄奘口述,辩机撰录)中特别指出:“关于天竺国家的名称,历来有很多不同的叫法,旧时叫作身毒,或者叫信度、贤豆,很是让人混乱。如果根据梵文音译,正确的应该称作印度。”此后,“印度”一名袭称至今。灵鹫山(位于佛教圣地王舍城东北处,王舍城遗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为佛祖释迦牟尼长期居住说法之处。据《大唐西域记》记载,佛祖行化五十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座灵山。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于是在山下大建佛寺,名灵隐寺。该寺亦因慧理一语,成为禅宗五山之首宋宁宗时,依权臣史弥远之奏请,定江南禅寺等级,设禅院五山十刹,以余杭径山寺,钱唐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湖州道场寺、温州江心寺、金华双林寺、宁波雪窦寺、台州国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灵谷寺、苏州万寿寺、苏州虎丘寺,为禅院十刹。五山位于所有禅院之上,十刹之寺次于五山。

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舍道归佛”,奉佛教为国教,对灵隐寺亦是青睐有加,赐田扩建,灵隐寺初具规模,香火渐盛。

至隋唐时,灵隐寺已列江南名刹之首,寺中金桂尤其著名,初唐诗人宋之问在《灵隐寺》一诗中描述云:“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这传说中落自广寒月宫广寒宫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位于月球的宫殿,也称蟾宫,月球的居民有太阴星君(月神、月光娘娘)、吴刚、嫦娥、玉兔。关于月宫“广寒”名的来历,传说是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曾于望日游月中,见到一大宫府,榜曰:“广寒清虚之府。”后人因此称月宫为“广寒宫”。事见《龙城录·明皇梦游广寒宫》。的桂花,除了给世间带来芬芳美好之外,还被视为上佳吉兆古时乡试一般例在农历八月举行,即所谓“秋闱”,正是桂花盛开季节,人们遂将科举考场美称为“桂苑”,考生考中则称为“折桂”。又与神话传说相连,有“月中折桂”“蟾宫折桂”之美誉,及第者美称为“桂客”“桂枝郎”。——

本郡希图在科举一途上有所作为的士子们总是在金桂盛开时赶来灵隐寺,掬采一捧桂花,带回家后,择洗干净,洒上甘草水,和以糯米粉,再上火蒸制成糕,称为“广寒糕”,以应“广寒高甲”“蟾宫折桂”之寓意。“又有采花略蒸,曝干作香者,吟边酒里,以古鼎燃之,尤有清意。”后广寒糕逐渐普及,即成桂花糕,长盛不衰。

钱塘江位于杭州东面,因地理位置独特钱塘江河口呈巨大的喇叭形,外口大、内口小——杭州湾口南北两岸相距约100公里,至澉浦缩小到20公里,再上至海宁盐官,仅为2.5公里。钱塘江河道自澉浦起,河床急剧抬高,致使河床容量突然变小,大量潮水涌入变浅的河道,使潮头受阻,而后面的潮水又急速推进,出现水面壅高,甚至翻滚掺气,再加上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遂形成天下奇观“钱江潮”,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观。,于入海口形成钱塘之潮,为天下伟观,每年八月十六至十八日最盛——

潮水从远处奔来,刚出海门时,先是一个细小的白点,转眼间变成了一道银线,并伴随着一阵阵闷雷般的潮声。

白线翻滚至近处时,后浪赶前浪,一层叠一层,酷似千万匹白色骏马奔腾咆哮。瞬间到达眼前,变成了一堵立在滔滔江面上的高墙,吞天沃日,浪花飞溅,玉城雪岭,震撼激射,声大如雷,势极雄豪,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有诗云:“钱塘一望浪波连,顷刻狂澜横眼前;看似平常江水里,蕴藏能量可惊天。”

早在汉、魏、六朝时,观赏钱塘秋潮便已蔚成风气,甚至还有善泳者手持大彩旗,踩水于江潮中,溯迎潮水而上,以迎海神伍子胥伍子胥:春秋时楚国大臣,因父兄被楚平王杀害,只身逃到吴国,后借吴兵击败楚国,破楚都郢,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终报父兄之仇。吴王夫差继位后,不听伍子胥“联齐抗越”的主张,公元前484年赐伍子胥宝剑,令他自尽。伍子胥在愤恨之余,留下遗言,要家人于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挖出,挂在东城门上,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吴王夫差听说后怒极,将伍子胥的尸首用鸱夷革裹着抛弃于钱塘江中。后吴国果然被越王勾践所灭,夫差羞于在阴间见到伍子胥,用白布蒙住双眼后才举剑自尽。后人因伍子胥忠心为国,却惨遭赐死且沉尸水底,将他尊为海神“水仙王”之一。传闻举世闻名的钱塘江潮即为伍子胥愤怒下所兴,所以当地流行在涨潮时派出善泳者迎接伍氏。王充《论衡》也说:“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伍子胥事迹及春秋吴越争霸故事可参见吴蔚小说《鱼肠剑》。。有绝顶高手能作弄潮之戏,出入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表演各种技巧,而旗尾一点也不沾湿,号称“弄潮儿”,此即北宋名士潘阆“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诗句所描述之情形。

相比于灵隐寺、钱塘潮之成名已久,西湖可谓是“晚学后进”——

西湖原为泻湖泻湖:即潟湖,一种因为海湾被沙洲所封闭而演变成的湖泊。“潟”意为咸水浸渍的土地。,偏离城市中央,人烟稀罕。唐代宗大历年间,李泌出任杭州刺史,为解决杭州地域受到钱塘江潮的侵蚀而导致地下水咸苦难饮的问题,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的西湖边上开凿了数口大井,引西湖水入井,直接促进了大井周遭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繁荣,杭州城市中心这才开始由钱塘江边向西湖边转移。西湖有了人气,然景致仍是天然野趣,并无出色动人之处。

唐穆宗时,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见西湖日渐壅塞,湖水干涸,便调集民工“筑堤捍湖,资以灌溉”,大规模地疏浚西湖后,还将挖出来的湖泥筑成了一道长堤因历史变迁,白居易所筑长堤早已消失不见,非今日之白堤。

最值得称道的是,这位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在离任杭州后依然念念不忘西湖美景,写下了大量诗歌,如“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等,盛赞西湖风光。由于白居易诗名的巨大影响力,西湖的秀山丽水最终传扬开去,遂逐渐成为四方文人墨客偏好的聚集之地。

北宋年间,大名士苏轼出任杭州知州,认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于是再度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不惜花费巨资浚治西湖。

苏轼本人亦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为了激励疏浚西湖的民工,还自掏腰包,将自己发明的“东坡肉”用作犒赏。天道酬勤,在朝廷的财力支持及杭州官民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形成了西湖“地下天宫”的美景。苏轼有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以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绝代美女西施来比拟湖光,足见此时西湖名气之大。也正是从此时起,西湖成为当之无愧的杭州风物之代表,号称“绝景”。有词云:


自古钱塘风景,西湖歌舞欢筵。

游人终日玩花船,箫鼓夕阳不断。

昭庆坛圣僧古迹,放生池千叶红莲。

苏公堤红桃绿柳,林逋宅竹馆梅轩。

雷峰塔上景萧然,清净慈门亭苑。


三天竺晓霞低映,二高峰浓抹云烟。

太子湾一泓秋水,佛国山翠蔼连绵。

九里松青萝共翠,雨飞来龙井山边。

西陵桥上水连天。六桥金线柳,缆住采莲船。

断桥回首不堪观,一辈先人不见。


而杭州亦跃升为东南第一州,即所谓“江南列郡,余杭为大”。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偏安于一隅,杭州成为南宋京都,号为“临安”,由此步入繁华之巅峰,人口激增,城垣亦相应扩大——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右连西湖,左靠钱塘江,气势宏伟。

京师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湖因湖光可爱,泛舟游览成为一时之盛。平日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而湖畔的亭台楼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家家堆锦绣,处处鼓笙簧,莺歌燕舞,不绝于耳。水月光中,烟霞影里,涌出楼台。空外笙歌,人间笑语,身在蓬莱。有诗描述道:“烟波淡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又云:“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大致可窥见其风貌。

另有《风入松》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

此词香艳绮丽,为南宋初年太学生俞国宝醉酒后题写于西湖断桥酒肆中,竟意外得到宋高宗赵构激赏,俞国宝由此步入仕途,此即著名“读词封官”之典故据宋人周密《武林旧事》记载:“一日,御舟经(西湖)断桥,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宋高宗)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指授予俞国宝官职)。”之后不少文人期待步俞国宝“读词封官”之后尘,到西湖一带酒肆题写诗词,如吴文英在丰乐楼(丰乐楼来历参见吴蔚小说《宋慈洗冤录》)墙上题《莺啼序》,号称“望幸”,意思是希望皇帝读到后也能赏他个官做。

堂堂最高学府学生,日日于西湖边买醉,还称“明日再携残酒”,皇帝看到后,尤嫌其儒酸,御笔改为“明日重扶残醉”,足见当时京师奢靡为一时风尚,从上至下,无不以陶醉于香艳温柔乡为乐。所谓“东南妩媚,雌了男儿”,即指此情此景。

此时,中原大地已尽沦陷在金人之手,相比于“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临安却是“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这纵欲嬉游、醉生梦死的一幕,无疑很是触目惊心,于是才有了那首脍炙人口的《题临安邸》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天下事,可知矣。

南宋王朝生于忧患,却堪称最软弱的王朝:皇帝昏庸无能、全无作为;庙堂奸臣当道,朝政腐败。而北方的蒙古日益强大,南宋无视强敌,依旧苟且偷安,但偏安一隅的局面并不能维持长久,最终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政权。南宋灭亡后,杭州亦由京师降级为杭州路元朝疆域极广,“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要治理如此辽阔的地域,需要建立有效的地方行政机构。元代地方官制与前代不同,除中书省直辖“腹里”(今山东、山西、河北一带)外,其他所有区域分为11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之名,开始于此)。行中书省名义上是中书省外派机构,但实际上是地方最高政权机构,因而是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行省之下设路,各路一般设万户府、总管府,规定十万户以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以下者为下路,若是重要地区不论户口多少,均为上路。路下有府,元代的府比较杂乱,有的属于路,有的属于行省,有的直属中书省,有的管辖州县,有的不统州县。府之下设州,有上、中、下州之别,也是根据户数多寡而分。边远不设州而设军,其建置与州同。州下设县,也依户数多寡而分上、中、下县。县以下又分乡、都,设里正、主首,负责催办钱粮,供应杂事。元朝还把五十家编为一社,社有社长,负责“教劝本社之人务勤农业”,实则是为了加强对民众控制。另外,不少行省因辖境过大,元廷又在离“行省”首府偏远地区以及边境地区单设“宣慰司”、“宣抚司”等官府。宣慰司、宣抚司是介于“行省”与“路、府、州”之间,起上传下达作用。据《元史·地理志》载,元代在全部版图中,共设11个行中书省,分辖185路、33府、359州、1127县。,为大元江浙行省省会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后,即在南宋核心地区置江淮等路行中书省,统两淮(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地,又称淮东行省、扬州行省。省会治于原淮南东路首府扬州。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徙省治于杭州,称江浙行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徙省治还扬州,复称江淮行省。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再徙省治于杭州。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划江而治,以扬州、泰州、天长,滁州等江北州县隶河南江北行省,余下江南部分改称江浙行省。大德三年(1299年),撤销福建行省,以其地并入江浙行省。共统有杭州等30路,松江一府,江阴21州。福建泉州的澎湖寨巡检司也隶属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长江以南: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福建全省及江西东北部,下辖杭州等30路和21州等。今江苏、安徽江北地区隶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管辖。本书故事始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为简略起见,一律称呼江浙行省,其省治为杭州。

虽然改了朝、换了代,杭州毕竟曾是故宋京师,地位与众不同,是众多南宋遗民心目中的神圣之地。为了巩固统治,元廷对杭州进行了刻意经营——

如委派唐兀僧人杨琏真迦为江淮释教都总统,令其掌管江南佛教事务的同时,监视境内士民的一举一动。又盗掘宋帝陵墓北宋帝陵俗称“七帝八陵”,分别为宋宣祖赵弘殷永安陵、宋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宋太宗赵光义永熙陵、宋真宗赵恒永定陵、宋仁宗赵祯永昭陵、宋英宗赵曙永厚陵、宋神宗赵顼永裕陵、宋哲宗赵煦永泰陵。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在“靖康之耻”中被金人俘获到东北,因此无陵。北宋皇陵在靖康之变后已遭受金兵破坏,后来又被金人扶持的伪齐皇帝刘豫盗掘。到元代时,地面建筑已全部毁坏。南宋帝陵又叫“宋六陵”,分别为宋高宗赵构永思陵、宋孝宗赵昚永阜陵、宋光宗赵敦永崇陵、宋宁宗赵扩永茂陵、宋理宗赵昀永穆陵、宋度宗赵禥永绍陵。宋末三帝赵显、赵昰、赵昺因为年少,去世后又处在战乱之中,无法在帝陵安丧,所以南宋只有六座帝陵。,将宋理宗宋理宗赵昀是宋朝历史上来历最奇特的皇帝,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真正来自民间的皇帝。自北宋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始,一直到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宋朝的皇帝一直都是赵光义一系。自宋孝宗赵眘开始,皇位才回到宋太祖赵匡胤一脉。不过,宋孝宗为宋太祖次子赵德芳直系后人,而宋理宗则被称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为宋太祖长子赵德昭的直系后人。即使宋理宗真为赵德昭后人,与宋宁宗同属赵匡胤一系,但时代已经相当久远,两支在血缘上已经十分疏远。宋理宗赵昀的亲生父亲赵希瓐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而且早早过世,赵昀母亲全氏无力抚养儿子,不得不寄居在娘家。事实上,赵昀地位已经与一般平民无异,他之所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侥幸当上皇帝,完全得益于宋宁宗太子赵竑与权臣史弥远之间的争斗。此处只略略提及宋理宗身世,不再过多讲述。头颅制作成饮水器具,在宋皇城内筑建高塔,以压制故都王气等。

然杭州即便失去了帝都尊位,行政地位大为贬低,却依旧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五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

早在内忧外患的南宋时,杭州便有歌舞不休的传统,入元之后,依然是以升平著名的“销金窟”。大元最负盛名的大才子关汉卿有《南吕·杭州景》云:“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又称:“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花坞梅溪。一陀儿一句题诗,一步儿一扇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

关汉卿对西湖景致亦是赞不绝口:“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山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都市繁华,又有绝色美景,西域及欧洲各国商旅慕名来杭州游览日益增多,“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元朝建立后,在境内实行驿站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补给交通极为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各国、各族人民自由的贸易往来。。城市经济的持续繁荣,越发刺激了市井文化,大众娱乐更趋兴盛,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元曲元曲又称“蕃曲”“胡乐”“夹心”,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通常包括杂剧和散曲两大类。杂剧是宋代以滑稽搞笑为特点的一种表演形式,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每本以四折为主,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等。散曲又称为“乐府”或“今乐府”,由宋词俗化而来,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是一种起源于民间新声的中国音乐文学,是当时一种雅俗共赏的新体诗。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后来随着散曲格律化和去市民化,失去了个性鲜明的鲜活市民文化血液,变得与宋词几乎无异,随之衰败,未能像唐诗宋词一样繁荣延续。又,杂剧是戏曲,散曲是诗歌,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但也有相同之处,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之所以统称为元曲,是因为二者均在元代兴盛,但由于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除了文中提及的市井文化发达外,杂剧的产生还有一层原因: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对戏曲歌舞有着特殊的爱好和兴趣,他们多喜欢粗犷激越的北音,而厌恶舒缓绵邈的南音。众多艺人投其所好,经过辛勤努力,在诸宫调基础上创立了优美的北曲和完整的戏曲形式杂剧。

作为最先流行于民间的娱乐形式,元曲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用语俚俗,接近民歌,遂又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茶坊中嗑,勾肆里嘲”,原本难登大雅之堂,但由于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元代以武力征服天下,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蒙古建国之后,统治者即认识到文人的重要性,多有征召儒士、尊孔建学之举,并有意恢复科举考试。大汗窝阔台执政时,听从重臣耶律楚材建议,准备开科取士,并曾下诏设经义、辞赋、论三科进行考试。但诏令一出,即遭到蒙古贵族的剧烈反对。因为蒙古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将俘获的大批儒士充作了奴隶,一旦士人地位提高,将导致大批儒人脱离驱口奴籍,且免交赋税,这对贵族阶层无疑是巨大损失。在巨大的阻力下,窝阔台科举之令未能实行。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不断有汉人大臣上书,建议恢复科举考试。元世祖起初持肯定态度,并公开称赞科举为“良法”,允准试行,但由于阻力极大,即便在科举之制已立且“世祖、裕宗(指皇太子真金,庙号裕宗为元成宗追封)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的局面下,直到仁宗朝之前,元朝科举制度仍然未能建立。,文人骚客们不能以读书博取功名,又不甘心靠吏途仕进,抑或经商务农,有志难抒,为排解内心苦闷,不得不着意寻找其他出路——

有啸傲烟霞、寄情于名山大川者,也有玩世不恭、混迹于烟花巷陌者。隐逸者视陶渊明为楷模,浪荡者则以柳永为偶像。

后者并非完全演变为沉溺声乐的酒色之徒——事实上,在元朝,士人地位比娼妓、乐人还低元朝执政者按职业区分人的贵贱,曾把治下民众按其职业分为十级,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是公认的说法。自古以来,士人均以立功立德为人生理想,元代统治者却将文人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因而元代绝大多数文人对现实是消极而绝望的。就连仕途顺利的文人张养浩也在《新水令·辞官》中说:“青史内不标名。”又称:“把功名富贵都参破。”——满腹才华的贱儒们,将愤懑与不平投入勾栏瓦舍中,为民间艺人编写剧本、唱词等,由此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生机勃勃的市井文化。

风流浪子,嘲风弄月,留连光景,游戏人生,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有“曲圣”之称的杂剧大家关汉卿为人锋锐,愤世嫉俗,自称“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却又自嘲“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称:“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骨子里已将“烟花路儿”视作毕生之路,至死方休。

就连端庄骨鲠的汉人名臣张养浩张养浩:汉族,字希孟,号云庄,又称齐东野人,济南(今山东济南)人。出身富贵,自幼勤学不辍,少有才名。十九岁时游济南白云楼(元代济南名胜,为张荣所建,原址在今济南珍珠泉畔),作《白云楼赋》。文章写成后,人们争相传抄。山东按察使焦遂读过后破格提拔张养浩为东平学正。二十三岁时,张养浩遂来到京城大都求仕。当时的平章政事不忽木(曾参与扳倒宰相桑哥,参见外一章)看过张养浩的文章后,大为欣赏,便力荐他做了礼部令史,后来又推举他进了御史台。张养浩一生历世祖、成宗、武宗、英宗、泰定帝和文宗数朝,历仕礼部、御史台掾属、太子文学、监察御史、官翰林侍读、右司都事、礼部侍郎、礼部尚书、中书省参知政事等。后辞官归隐,朝廷七聘不出。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大旱,出任陕西行台中丞。是年,积劳成疾,逝世于任上。也正是在这次赴陕西救灾时,张养浩途经潼关,作《山坡羊·潼关怀古》,为元散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名作。张养浩是元代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其个人品行、政事文章皆为当代及后世称扬,是元代名臣之一,亦是元代散曲名家中极少数做过高官的汉人之一。,也有“把陶渊明生纽得风流”之句。陶渊明本是世所公认的高洁超然的代表人物,到了元代,也被染上了柳永式的风流气息及市井色彩。

西湖四季,皆有美景,然论清新明丽、引人遐想,无疑以六月荷花盛开为最——“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自从北宋大儒周敦颐写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之名句后,荷花便成为公认的“君子之花”,为世人激赏。每逢仲夏时节,西湖山色空蒙,碧波浩渺,湖中绿盖田田,红蕖袅袅。无数荷花摇曳于清风中,娇美轻盈,湛然可爱。观莲的红男绿女泛着一叶轻舟,穿梭嬉戏于荷丛之中,凌波微步,罗裙生香,“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情景何其美妙。

除了无色可并外,荷花亦无香可比。十分荷叶五分花,夜夜凉风香满家。即便到了夜晚,双目看不见莲叶接天、莲花映日的盛景,鼻中却闻得到缕缕清香,依然能凭空想象出湖中荷花亭亭玉立、摇曳多姿的情形。无风清气,乘露醉肌,这便是“香远益清”芳菲之妙处。

万般可惜的是,入元之后,杭州实行严格的火禁元廷在杭州实行严格火禁并无政治因素,主要是因为杭州人口密集,城市内部空间紧凑。时人对此多有形容:“闾阎比辏,人马杂沓,声嚣若雷,气滃如雾。”又称:“杭郡民庐,比辏如栉。”这种家家户户紧密相连的居住形式,在文人眼中“自有一种风韵耳”,但极容易发生火灾。建筑又多以竹木为材料,一旦火起,火情极易蔓延,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宋元之际,杭州多次火灾,有的火灾毁屋上万,甚至烧到太庙。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明确提及杭州因为频繁的失火与兵厄,“昔时歌舞之地,悉为草莽之墟”。关于南宋所发生火灾的危害,吴蔚小说《宋慈洗冤录》亦有所涉及。为了有效防止火灾,元廷专门制定了防火的法律条文,譬如:“诸城郭人民,邻甲相保,门置水瓮,积水常盈,家设火具,每物须备,大风时作,则传呼以徇于路。有司不时点视,凡救火之具不备者,罪之。”另外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施行火禁。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明确提及:“(杭州夜间)有一部分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息,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但元世祖忽必烈朝后,杭州火禁逐渐取消。色目人高克恭(实为回鹘人,善画山水、墨竹,尤以烟雨林峦的描绘最为精绝)为江浙行省郎中时,了解到杭州百姓多借手业(手工业)以供衣食,禁火则小民屋狭,夜作点灯必遮藏隐蔽而为之,是以数致火患,甚非所宜,于是仿照成都火禁消除之法,松弛杭州火禁,杭民赖之以安。这一做法,还被元人称为“德政”。,是以西湖不复见“十里光相照,舞凤翔鸾势绝妙”之壮观景象,就连大众喜闻乐见的杂剧,也不得不由夜间改在了白日上演。

此时此刻,西湖柳洲亭附近一艘豪华画舫上,正在上演一出杂剧。画舫所停岸边,则是一处萧条破败的楼阁,虽看起来与废墟无异,其实大有来历,乃是昔日名动天下的丰乐楼丰乐楼前身为建于北宋年间的耸翠楼。宋高宗建都临安后,一度怀念故都汴京风土人情,遂改耸翠楼为丰乐楼,名字即取自昔日汴京最大之酒楼丰乐楼(又名樊楼。樊楼故事参见吴蔚小说《斧声烛影》)。后临安知府张枃(名臣张浚次子)将丰乐楼收归官有,改为官营酒楼,遂成为临安最红火的酒楼,客流、财源滚滚而来,几乎达到了日进斗金的地步。当时民间责备、指斥铺张浪费之人,均称“作丰作乐”,即源自丰乐楼。

丰乐阑干,西湖烟水,遍赏苏堤侧。举觞须酹,天隅犀渚孤客。南宋年间,曾有无数英雄豪杰登临此楼,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然终难改南宋王朝大厦将倾的命运。叹西风卷尽豪华,往事大江东去,见证了两宋兴衰的丰乐楼,也在战火纷飞中毁于大火据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丰乐楼在元末毁于战火。但从元人现存诗中看,丰乐楼应该在元初就已被毁了。如方回《涌金门城望》中说:“战罢闲堤眠老马,宴稀荒港泊空船。”临安城破时,方回五十岁,官任严州知府,投降了元朝。六十岁时,即1286年,方回在《记正月二十五日西湖之游十五首》提到丰乐楼:“来舆去马禁城空,丰乐楼消一炬红。说与吴侬莫惆怅,龙墀犹化梵王宫。”方回是历史的见证者,可信度极高,足见当时丰乐楼已经为大火焚毁。“龙墀犹化梵王宫”一句,当是指僧官杨琏真迦在南宋行宫上修建佛塔一事(此段故事书中将会涉及)。此诗也不是孤证,另一位经历了宋元更替的诗人罗志仁也有诗云:“丰乐华楼已劫灰,涌金春色未尘埃。”隐指丰乐楼被烧。

画舫停靠在丰乐楼旧址,显然是刻意为之。然即便未选在交通便利之处,画舫周遭仍是围者若潮、观者如堵——岸上人流摩肩接踵,靠近画舫的水中亦是舟船相连——盖因为登台者是杂剧名角珠帘秀。其人成名于大都,栖息于江淮,这次是朋友邀约,专门乘坐画舫从扬州赶来杭州,为一重要人物饯别送行。

说起珠帘秀,她虽然只是卖艺为生的娼妓,但在杂剧界,其大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人本姓朱,河南洛阳人氏,早年入籍为娼,姿容姝丽,能诗善曲,歌喉清婉,色艺双绝,一出道便倾动士林,赫然成名,无数才子为之而倾倒——

集贤院学士冯子振豪俊潇洒,常常在酒酣耳热时挥毫疾书、著文填词,万言立就,人称“一世之雄”,却为珠帘秀风姿倾倒,曾有《鹧鸪天·赠歌儿珠帘秀》歌颂其婉丽清秀之貌,词云:


凭倚东风远映楼,流莺窥面燕低头。

虾须瘦影纤纤织,龟背香纹细细浮。

红雾敛、彩云收,海霞为带月为钩。

夜来卷尽西山雨,不着人间半点愁。


冯氏以“尖新豪辣”风格著名,但他歌咏珠帘秀时却充满了委婉含蓄的柔情,为时人惊叹。

翰林学士卢挚也有小令《蟾宫曲·醉赠乐府珠帘秀》云:


系行舟谁遣卿卿。

爱林下风姿,云外歌声。

宝髻堆云、冰弦散雨,总是才情。

恰绿树南薰晚晴,险些儿羞煞啼莺。

客散邮亭,楚调将成,醉梦初醒。


称珠帘秀有林下之风,对其声色才情赞叹不已。

珠帘秀离开大都南下时,卢挚有《寿阳曲·别珠帘秀》云:


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

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


珠帘秀也作《寿阳曲·答卢疏斋》云:


山无数,烟万缕,憔悴煞玉堂人物。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


元代戏曲初兴,脚色行当初具规模,唱、念、做、打,粗陈梗概,表演者都须一专多能,一身多兼,珠帘秀亦是“以一女子众艺相兼”,然其人天纵奇才,竟能做到无艺不精——唱有沉鱼落雁之妙,演则生旦文武百业老幼相兼,无不曲尽其态,详备其情,出神入化,各臻其妙。这样一位独步艺坛、誉满南北的大家来到杭州,消息一经传开,便引发了轰动,于是有了西湖柳洲亭酷暑六月水陆观戏的奇观。


船头戏台上,正在表演曲圣关汉卿名剧《单刀会》《单刀会》正名《鲁子敬设宴索荆州 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为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名作。剧情是:三国时,鲁肃为了索还荆州,请关羽赴宴,暗中设下埋伏,并请关羽故人司马徽前来陪宴劝酒,司马徽拒绝,并告诫鲁肃不可鲁莽行事。关羽接到请书后明知是计,仍旧带周仓一人单刀赴会,关平、关兴带大军在江边接应。席间二人言辞交锋,鲁肃不能取胜。关羽智勇双全,震住鲁肃,令他不敢动用埋伏的军士,最后安然返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单刀会》不像关汉卿其他杂剧那样在关目设置上注重情节的曲折多变,追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而是注重抒情写意,在烘托渲染、铺垫蓄势中展现人物性格,抒发了一种强悍豪迈的激情。第四折。只听到扮演正末元杂剧角色大致分为末、旦、净、杂四类。“末”是男角,相当京剧里的“生”,“正末”外又有“副末”“小末”。“旦”是女角,主角叫“正旦”,此外有“副旦”“外旦”。“净”扮演刚强,凶恶或滑稽人物,有男有女。“杂”包括孤(官员)、孛老(老头儿)、卜儿(老妇)、俫儿(儿童)、细酸(书生秀才)、洁郎(和尚)、帮老(强盗)、子(丐)等。关羽的珠帘秀扬声唱道:“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好一派江景也呵!”此段《单刀会·双调新水令》是公认的元曲名句,与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及王实甫《西厢记》中《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并列。

又道:“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台上女扮男装的珠帘秀毫无女儿姿态,乘一叶小舟,过江赴会,于波涛汹涌中称颂大江美景,慷慨豪迈,表现出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一句“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余音未落,观众掌声、叫好声即如雷鸣般响起。


丰乐楼残缺门坊外的柳树下,伫立着一名六七十岁的老者,虽满头银发,却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鹰隼一样的目光正投向画舫,注意力显然也在珠帘秀身上。只不过相比于热情似火的观众而言,他看起来很有些意兴阑珊,似乎有很重的心事。当那一句“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唱出时,他轻轻喟叹了一声,意欲掉头离去。

不远处立着一名名叫黄公望的年轻男子,早就留意到白发老者的不同寻常,当即追将过来,迟疑着问道:“敢问先生是不是姓关?”

白发老者正是画舫上演的《单刀会》戏剧的作者关汉卿。他是当世最有名的杂剧大家,其所创作的戏剧在全国各地均有上演,且经久不衰,然其人素来在大都生活,极少来到江南,想不到居然在杭州西湖被一名陌生男子当场认了出来,相当意外,当即问道:“你怎么会认得我?”

黄公望忙自报了姓名,道:“小生是浙西廉访使元世祖至元初置提刑按察司,为地方监察机构,掌监察百官,纠察地方吏治、政治得失,所巡视地区称道。后改称肃政廉访司。初置山东东西、河东陕西、山北京西、河北河南四道。再后又将分二十二道,遍布全国,分隶御史台(注释见后“御史台察院”)、江南行台(驻建康路,今江苏南京)、陕西行台(驻安西路,今陕西西安),成为定制。其中内八道属御史台,江南十道属江南行御史台,陕西四道属陕西行御史台。每道置廉访使、副使、佥事等官。徐琰徐公隶下书吏,去年入京都办事时,曾在惠民局惠民局:是由官方设立的专门经营药品的机构,为群众的疾病治疗提供方便。药价通常比市价低,希望发挥一定的惠民作用,故名。起源于北宋熟药所。当时国家为了增加税收,控制了盐、茶、酒等贸易,并将药物也列为专卖品,于京师汴梁设熟药所,又名卖药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药店,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办的国家药局,主要负责制造成药、出售中药。官府采取贱价低息办法,药价比市价低三分之一,加上中成药具有服用方便、携带容易、易于保存等特点,熟药所受到广泛欢迎,发展很快。宋廷为方便管理,将制造成药的业务从熟药所分离出来,建立修合药所,后又将修合药所改为医药和剂局,负责卖药的熟药所改为医药惠民局。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朱雀门外街巷有熟药惠民南局,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有熟药惠民西局,全国各地均设立有分局。到南宋时,官办惠民局在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许多重要地方都有增设。医药惠民局数量在全国达到70余个,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国、由国家控制的医药网络。入元后,元廷也在大都、上都两地设置惠民局,隶太医院,掌购制药品,救济贫民。见过先生。”

关氏世代行医,关汉卿本人是医户元代人口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行业编籍,其目的是便于应派各类差役。医户就是元代户口种类之一,是以行医为业的人户,诸色产计之一。医户又名官医,在元代颇受重视,享有免差权与免役权,由太医院统一管理。各路则设有官医提举司,分管地方医户及药物事宜。元代医户为世袭制,子弟世代承袭,不得逃籍,须派遣子弟入医学读书(为此元廷专门设有医学提举司,掌管考核各路医生课程,考察教官水平等),朔、望日全部赴地方医学拜庙祀圣、讲论医义,并参与医学的创建及学田的购置等事。明朝后来也继承了这种医户世袭制度,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便是生于三代相传的医户之家。出身,除了是杂剧名家外,还有一层官医的身份,不时出入太医院、惠民局等官署,听说黄公望在大都惠民局见过自己,也不意外,只上下打量了黄公望一番,问道:“黄君当真是徐廉访使门下书吏吗?”

元代科举断绝,普通人希冀做官的话,唯有“以吏入仕”一条道路。然刀笔吏刀笔吏即文吏。出自《汉书·萧何传》:“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当时录录未有奇节。”颜师古解释说:“刀所以削书也,古者用简牍,故吏皆以刀笔自随也。”意思是,古人用简牍时,如有错讹,即以刀削之,故汉时文吏无论职位高低,均随身带着刀和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后世认为文吏多有舞文弄法之嫌,将“刀笔”意扩大,带有极大的贬义。汉武帝时,酷吏张汤为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大臣汲黯怒骂道:“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自古以来声名不佳,为士林轻视,“刀笔”二字,已带有极大的贬义。蒙古以异族入主中原,站稳脚跟后,即开始轻视儒生,对汉人更是极尽侮辱之能事。虽然元朝刀笔吏地位远较儒生为高,但那只是执政者的看法,通常士人仕元已有失节之嫌,再以刀笔吏起家晋身的话,更会为世人不耻在对待儒学和儒士的问题上,蒙古统治者始终是实用主义的眼光,认为金、宋均以文治失国,而儒士多给人以虚务文饰而乏瞻实际的印象。尤其王文统及李璮事件后(具体可参见本书外一章),元世祖忽必烈对文臣谋逆更加警惕,不愿意委任儒士担任国政要务,只将其置于馆阁优养,以备顾问。至于各自行政机构的运作,则多依赖一些干练之选充任的吏员。这些人大多粗通文墨,虽不善于匡补世教,但勇于任事,熟悉典制,所以往往能以低位列据要津,在政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便是元代所谓“以吏代士”的现象。当然,刀笔之吏在行政体系中发挥作用,并非始于元,而是古已有之,尤其是汉代最为盛行,刀笔吏的提法即起源于汉代,只不过元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吏权,这就使得“由吏入仕”也成为当时的一条火热门径。但在清高自守的士人看来,“以吏代士”大有摧解士气精神之嫌。不管怎样,书吏在元一朝作用不容小觑。虽然元代也有不少文人如许衡、姚燧、赵孟頫等人获得朝廷殊宠,不过在实际行政运作中,才学博洽的士大夫所起作用反不及刀笔吏。

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原姓陆,名坚,是常熟常熟:今江苏常熟。永嘉:今浙江温州。大族出身,幼年时父母双亡,族人将其过继给永嘉富翁黄乐为子关于黄公望籍贯,多有争议,有常熟、松江、富春、杭州、永嘉多种说法。值得强调的是,元朝书吏地位颇重(关于此现象,正文中已有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因而有“避道”的规定。元廷曾多次颁布条令:廉访司(及其前身按察司)的书吏选补,应当遵守“避道”原则。也就是说,凡籍贯在某道廉访司(按察司)监察范围内的人,不得担任本道书吏。关于黄公望的籍贯,文献中有不同记载,有的说他是常熟人,有的说是松江人,也有富春人、杭州人的说法。这四个地方全都在浙西廉访司的监察范围之内,根据上述“避道”原则,黄公望就不可能担任该司书吏。但黄公望虽然出生在常熟,却早在幼年时便被过继给永嘉黄姓老翁黄乐为嗣。而永嘉属于温州路,不在浙西廉访司监察范围之内。因而可以确定的是,不管黄公望出生,或是后来定居在哪里,其人在元朝户籍登记册中一定是登记的永嘉,如此,才有可能在浙西廉访司担任书吏一职。。黄乐年逾七旬,膝下无子,盼男已久,故将嗣子改名为公望,字子久,对其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在养父殷殷期盼下长大的黄公望,自小便有极强的名利之心,成人后自然要积极入仕,以求光大门楣。只不过他生不逢时,元朝科举之途断绝,汉人想要做官,由朝中显贵上表举荐,是最好且最不失身份的门路,譬如黄公望现任长官浙西廉访使徐琰徐琰:字子方(一作子芳),号容斋,一号养斋,又自号汶叟,东平(今属山东)人。少有文才。元代东平府学宋子贞作新庙学,请前进士康晔、王磐为教官,教授生徒几百人,培养的阎复、徐琰、孟祺、李谦,号称元“东平四杰”,学成入仕后,皆为元初名宦。徐琰文名显于当时,受人推荐入朝出仕,由此成为显宦。其人好提携后进,书中情节如辟黄公望为书吏、亲自造访杭州隐士吾丘衍等,均为历史真事。便是如此。但此种情况并不多见,往往只有极其出众的天纵奇才,能写一手锦绣文章,才会为权贵名流瞩目。黄公望虽有些文章才华,却还远远没有达到惊世骇俗的地步,尤其还有“南人”元朝执政者继承了金朝的民族分化政策,根据不同的民族和被征服地区的先后,将其属下百姓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即元朝的真正统治民族。色目,指蒙古开疆略地的早期归附的西域、中亚以至欧洲某些民族。另外,色目中有一种“世臣”,即在蒙古打天下时立有大功的色目家族(如本书中的阿里海牙),也被蒙古一并列为统治阶层。汉人,指北方汉人,为北方原金朝统治下的女真、汉族、契丹、渤海等民族。南人,指最后为箭镝刀兵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百姓,以汉族为主体,也包括南方其他民族,地位最低。但“汉人”“南人”只是蒙古统治者为了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的叫法,本书中多处提到汉人,指“北方汉人”时,会特别强调,其余“汉人”,则通指汉族人。的身份,不得已只能从书吏做起,以刀笔来谋取进阶元朝蒙古统治者把全国各族居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后,又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科举(仁宗朝才开科举,本书将会涉及)名额和待遇以及其他种种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进行了极不平等的规定。据《元史·百官志》:元朝的中央或地方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元顺帝又进一步规定:“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不得习蒙古、色目文字。”终元之世,担任文官之首的左、右丞相的汉族人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时的史天泽和元顺帝即位后的贺惟一。史天泽曾为蒙古统治者“躬擐甲胄,跋履山川”,是建立元朝的元勋,因而得以位极人臣。而贺惟一早在任中书左丞相之前,已融为蒙古贵族的一分子,被赐蒙古姓氏,并改名“太平”。至于统领军事的枢密院和掌管监察的御史台,这种规定执行得更加严格,如史载:“故事,朝廷重臣,必为御史大夫。”元代御史大夫,不仅选用重臣,而且必为国姓。终元之世,从无一个汉族人能握其权柄。因而意欲仕进的汉人在这里看不到希望。除御史台御史大夫外,其他监察机关长官亦必以蒙古人为之。如《元史·成宗本纪》载:“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尚有汉人程钜夫(即程文海。初名文海,因避元武宗海山名讳,改用字代名)、徐琰等为各道廉访使,元世祖之后,则越来越少见。。他是极聪明极敏感之人,一听关汉卿问话的语气,便立即会意过来。尽管他以往也没少因为书吏身份而遭受白眼,但在关氏这位大才子大名家面前,还是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起来,当即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关汉卿叹了口气,道:“老夫本是官医,这身份在本朝是改不了了,而且还要沿袭下去,子孙后代再没有选择的权利。”

黄公望不知对方如何忽然将话题转回他自己身上,愕然不解,却不敢轻易接口。

关汉卿顿了顿,又道:“大元与医药相关的最高机构为太医院,其下有广惠司及药物院,这三处官署,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进入其中。在这之下,才是御药院、御药局、御香局,通常也只任用色目人。然后才是官医提举司、惠民局,才开始有汉人。”

黄公望自是能听出话中的愤愤不平之气,却仍是满头雾水,问道:“先生的意思是……”

关汉卿道:“世道如此,你我皆无回天之力。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黄君大可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伸手拍了拍黄公望肩头,似有鼓励之意。

黄公望呆了一呆,见关汉卿转身离去,忙追上几步,叫道:“先生……”

关汉卿顿足问道:“你还有事?”

黄公望微一迟疑,即指着画舫问道:“先生可是认得珠帘秀?”

关汉卿不置是否,只问道:“怎么了?”

黄公望忙解释道:“本地即将有一位贵客到来,贵客事先指名要看南戏,我正奉徐公之命寻找合适的表演戏班,刚好听说珠帘秀人来了杭州。”

关汉卿问道:“你想让老夫出面,为你延请珠帘秀?这可奇怪了,黄君明明有官家人身份,又何须卖我关某人的老脸?”

黄公望支支吾吾地道:“嗯,这个嘛……”却不肯明说,似有难言之隐。

关汉卿何等老辣之人,旋即会意过来,道:“是了,你上司是浙西廉访使,堂堂一省监察长官,不便公然招揽戏班。”

还有关氏未曾明说的一层背景:年初时,独揽朝政的宰相桑哥骤然倒台,被逮捕下狱此段背景请参见本书外一章《世代兴亡,却便似月影圆缺》。。元廷派驻江南的僧官杨琏真迦虽然是朝廷心腹,但因跟桑哥是死党,这次也受到牵连,正接受钦差大臣的调查。江浙行省及杭州本地官员惶然如丧家之犬,大多称病在家,生怕被桑哥之案牵累。于是,一向被桑哥排挤的浙西廉访使徐琰出来主持大局,暂代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监察长官代理一省行政事务,本是咄咄怪事,却也被朝廷作为特例默许。

黄公望不便明言,只沉默不应,但望向关汉卿的目光仍充满殷殷期待之意。

关汉卿想了想,又问道:“是什么贵客?”

黄公望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答了实话,道:“阔阔真公主。”

关汉卿是大都人,在京城生活了数十年,见证过无数大事,对市井坊间流传的各种宫廷秘事也是耳熟能详,却不曾听闻阔阔真公主的名字,颇为意外。但他也知道蒙古诸王之女俱称公主,不仅限于皇帝亲女,遂问道:“这位阔阔真公主是哪位宗王之女?”

黄公望道:“阔阔真公主来自蒙古卜鲁罕部,就是未来的伊儿汗国王后。”

关汉卿不再答话,只重重看了黄公望一眼,便拔腿掉头离去。

黄公望颇感失望,但这次却没有再追上前去。他怔怔望着关汉卿的背影,直到其消失在人流中,这才将目光转回画舫。

戏台上已换了一出《长亭送别》,台上的主角正曼声唱道:“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十日后,杭州聚远楼召开了一场小规模的酒宴。

聚远楼位于望仙桥之东,并非对外经营的酒楼,而是僧官江淮释教都总统杨琏真迦名下的一处产业,是其专事招待重要宾客的场所。

这聚远楼,楼是新建的,名却是旧楼名,取北宋苏轼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之意,且新楼仿照旧楼形制而建。至于旧楼,即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北内”德寿宫聚远楼。

德寿宫原是南宋著名奸相秦桧旧宅。早在秦桧执政时,便有望气之人宣称此宅地“有王气”。也有人认为这是民间人世痛恨秦桧而编造出来的谎言,意欲令皇帝猜忌秦桧。凡是跟皇位宝座有关的流言,皇帝总是宁可信其有。秦桧在世时,无人敢动他分毫,就连宋高宗赵构也畏他三分,然秦桧一旦亡故,其豪华大宅便立即被收归官有。宋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后,仍念念不忘“王气”一说,遂在秦桧旧宅上改建新宫,取名“德寿宫”,作为自己颐养天年之所。宋孝宗为了表示孝心,不惜花费巨资,将德寿宫一再扩建,德寿宫遂成为仅次于皇宫大内的第二政治中心,时称“北内”或“北宫”。

宋高宗生平最爱湖山泉石、亭台楼榭,早年经常微服出游,“读词封官”的故事便是由此发生。后来出于安全考虑,宋高宗停止出行,改在德寿宫中大兴土木,以便四时游览,如仿照西湖冷泉开凿大池,引水注之;又垒石为山,以像飞来峰。至于建筑景点,更是多不胜数,如用来观赏梅花的香远堂,用来赏竹的清深堂,专供观赏荼蘼用的清妍亭,观赏木香所用的清新堂,遍植芙蓉的芙蓉岗,专用宴饮的载忻堂,欣赏古柏、太湖石所用的忻欣亭,观赏荷花的临赋亭等。园林景观之精美程度,比南宋皇城有过之而无不及。

诸多建筑中,最为壮观的便是聚远楼。聚远楼位于后苑飞来峰上,与冷泉亭相邻。楼前假山、修竹、古松环绕,枝干茂密,不见日色,即便是炎炎夏日,也是清清泠泠,无丝毫暑气。时人有诗云:“聚远楼高面面风,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间炎热何由到,真是瑶台第一重。”

然登临聚远楼楼顶,则有如拨开云雾见青天,完全是另一番不同气象——非但可俯瞰德寿宫东区花景,还可东眺城外钱塘滚滚江流,“聚远”之名,当真不虚也。

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园林胜景改变不了南宋小朝廷江河日下的局面,宋高宗、宋孝宗之后,德寿宫几度更名,慢慢沦为闲宫,渐冉露出衰败之象。宋度宗时,宋廷将德寿宫北部划出,改为宗阳宫,专祀道教神祇。到了南宋末年,德寿宫南部园林及宗阳宫部分建筑毁于大火,虽然宗阳宫在不久后又重新修建,但德寿宫却随同它曾经的主人一道走进了历史的尘埃。

南宋灭亡后,番僧杨琏真迦受派到江南,名为主持佛教事务,实是监察江南民心人意。在元廷的支持下,杨琏真迦做了诸多令汉人切齿痛恨之事,如挖掘宋帝陵墓、将南宋皇宫殿阁改建为寺塔等,名义上是压制前朝王气,其实是要满足他个人的私欲,各种强取豪夺得到的金银珠宝,尽数落入了杨琏真迦自己的腰包。他当然也没有忘记“有王气”的德寿宫,于旧址重新修建了聚远楼,因此处可眺城东江景,风景极佳,遂成为杨氏迎来送往、专事招待贵宾之所。


这也是黄公望第一次登上聚远楼。来到楼顶的那一刻,他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东侧栏杆处,举目东望,以应“聚远”之意。第一眼,便倒抽了一口气——

那是怎样的一种景致呀!空半危楼堪聚远,看钱塘怒潮争涌流。

相比于西湖婉约静谧的秀美,钱塘饱含着热烈奔放的豪气,一往直前,毫无顾忌。

刹那间,黄公望想起了之前在西湖边听过的唱词:“大江东去浪千叠……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他红光满面,握手成拳。胸中一股热气凭空升腾,左冲右突,带得他也豪情了起来——

本能地往怀中探去,欲摸出最爱的铁笛,一抒胸臆,不想却摸了个空,这才想到昨日好友杨载将自己的随身铁笛索要了去,好为相会信号。

黄公望生性豪迈,一时也不觉失望,料想即便是铁笛在手,一曲笛音,亦难以尽抒现时情怀。乾坤如画,风物潇洒,或许世间只有以形写神的画作,才能记录下此时涌动的心潮。又恨不能立时变出一支丹青妙笔,将所见所感尽情描绘出来。

这时候的黄公望,还料不到他日后会以一幅描绘钱塘江的画作名垂青史,只是他所绘画的不是杭州境内的钱塘江钱塘江发源于安徽休宁,如一条蜿蜒青龙,安徽境内为龙头,名新安江,中段龙身名富春江,杭州部分为龙尾,名钱塘江。,而是富阳一段的富春江,即传世巨作《富春山居图》。当然,几十年后他历经磨难后宁静如水的心境,也决不同于今日的澎湃如潮。

正心情激荡之时,忽听到背后有窸窣动静,黄公望吓了一跳,回过头去,却是一名五六岁的孩童。他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眼睛骨碌骨碌地打量着黄公望,手里还拿着一块啃了一半的乳白色糕糜唐宋糕糜是一种糕状蒸制食物,用黍、糯米等黏性作物制成。南宋时,望仙桥糕糜十分有名,多部史籍中均有记载。又,元代也有一种名叫糕糜的食物。据元无名氏编撰《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具体做法是:羊头肉煮极烂,提去骨,原汁内下鹰嘴豆,候软下糯米粉,成稠糕糜,下酥蜜、松仁、胡桃仁,和匀供。食物中入蜜,是典型的中亚和阿拉伯地区食品风格。

黄公望认出对方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贯只哥之子贯云石,略略松了口气,忙迎过去招呼道:“贯公子,你怎么独自跑上来了?你父亲贯平章呢?”

贯云石答道:“爹爹跟我一道进来园子,忽然说有事,又匆忙出去了。”一边随口应着,一边自行跑到北面的围栏处。

黄公望生怕小孩子不懂事、瞎钻乱翻出了意外,急忙奔过去抓住贯云石衣袖。贯云石却指着楼下一名妇人道:“那是我姑姑。”

黄公望侧身朝下望了一眼,见到一名四旬妇人正站在甬道上与一名侍从交谈,似在交代着什么。他认出那妇人来,不由得大为惊奇,问道:“那是你姑姑吗?我认得她,她是阔阔真公主的陪嫁女官,名叫汪小佩。汪小佩分明是汉人的名字。而且她姓汪,你姓贯,她怎么会是你姑姑?”

贯云石道:“佩姑姑自幼由祖父抚养,十岁时才被她亲生爹爹接走,后来她亲生爹爹过世了,佩姑姑无所依靠,便又回来了我们贯家。不管她姓汪还是姓张,名义上,她始终是祖父最疼爱的养女,自然也就是我的姑姑。”

黄公望奇道:“既然如此,你姑姑如何会成为阔阔真公主的陪嫁女官?按照惯例,这一官职,当由公主心腹蒙古卜鲁罕部人担任。”

贯云石摇头道:“这我可不知道。我生下来时,祖父已然过世,佩姑姑也已经离开了。这次是因为她跟随阔阔真公主入朝,我才第一次见到她。”

他本来明媚活泼的颜色,明显黯淡了下来,显然祖父过世一事,对其影响不小。

贯云石祖父即是大元开国功臣阿里海牙此阿里海牙即吴蔚小说《战襄阳》中的元将阿里海牙,又称阿里海涯,名字为音译。又,蒙古军南下攻宋,以“钓鱼城之战”及“襄阳之战”两场战事最为著名,具体可参见吴蔚所著《钓鱼城》及《战襄阳》二书。,已于数年前自杀而死,他的身故,不但对贯氏一家大有影响,而且一度是大元的大事——

阿里海牙是畏兀儿人畏兀儿又称伟兀、西州回鹘。唐朝时期称作回鹘(曾称回纥)人。回鹘人原居于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已有一些回鹘族部落迁居到今天山以北和河西一带。公元840年,回鹘灭国,大批回鹘人和其他铁勒人部民自漠北逃至西域。其中有一支迁居到今天山东段南北地区,宋辽金时代的汉文史料称之为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高昌回鹘在仆固俊(号仆固天王,不可汗)之后的几代君主统治时期成为西到巴尔喀什湖,东到哈密,南越塔里木沙漠,北达阿尔泰山的巨大汗国,一度在大宝于阗国之后成为西域佛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及摩尼教的宗主和保护国。在元代之前的穆斯林史料中,他们又被称为“九姓乌古斯”(Toghuzoghuz)。回鹘灭国及仆固俊创立高昌回鹘具体经过,可参见吴蔚小说《敦煌》。。当时畏兀儿部落受西辽西辽:辽朝(契丹)灭亡时后,辽大将耶律大石率部从黄河套向西北逃去,在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托罗盖古回鹘城)建立根据地,并重建辽国,史称“西辽”,又称“哈喇契丹”。随后耶律大石向西域、漠北、中亚等地区扩张,建都于虎思斡鲁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东南布拉纳)。在1141年的“卡特万之战”,击败塞尔柱帝国联军后称霸中亚,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威名远播至欧洲。高昌回鹘、西喀喇汗国、东喀喇汗国及花剌子模先后臣服于强盛时期的西辽。耶律大石死后,历经萧塔不烟、耶律夷列、耶律普速完三代君主后,到耶律直鲁古时期,由于长期对外战争,西辽国力走向衰落,最终被屈出律篡国。蒙古帝国崛起后,于1218年灭西辽。西辽灭亡后,契丹贵族波剌黑前往波斯的克尔曼,于1224年建立了起儿漫王朝,又被称为“后西辽”,这也是契丹人在历史上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于1306年被伊儿汗国所兼并。节制,首领原本称“阿斯兰汗”,意为狮子一般强大的可汗,后来在武力威逼下,不得不接受辽帝封号,降称号为“亦都护”。由于西辽横征暴敛,在畏兀儿并不得民心,蒙古势力进入西域时,亦都护巴而术杀西辽少监,改投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大喜过望,遂命诸子与巴而术结为兄弟,巴而术叙齿列第五,排在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之后。成吉思汗又将爱女也立安敦嫁给巴而术为妻,由此兵不血刃地收复了畏兀儿部落。大批畏兀儿人投入蒙古军中,许多人战功赫赫,成长为优秀将领,这其中,最为杰出的便是阿里海牙和布鲁海牙布鲁海牙:即元朝名臣廉希宪之父。先世是高昌畏兀儿贵族,年轻时即归附成吉思汗,随蒙古军西征。后成为忽必烈之母唆鲁禾帖尼的家臣,专管燕京、中山的军民匠户。不久,升任为真定路达鲁花赤,后改官为燕南诸路廉访使,执法平允,慎于用刑。后升顺德等路宣慰使。布鲁海牙不仅为官清廉,而且汉化很深,以其官职“廉访使”为子孙取汉姓“廉”。元成宗大德年间赠仪同三司、大司徒,封魏国公,赐谥号“孝懿”。葬于大都以西二十里,今北京市海淀区地名魏公村即由此而来。又,史籍记载蒙古灭西辽后,将西辽第一任皇帝耶律大石(居里可汗,又称菊儿汗)之女石抹氏嫁给了布鲁海牙,但根据年纪推算,此西辽公主即使是耶律大石孙女,也嫌年纪太大,当是西辽皇族,但并非耶律大石亲女。又,布鲁海牙与阿里海牙为姻亲,其孙女廉氏嫁阿里海牙之子贯只哥,生子即为贯云石。

布鲁海牙是畏兀儿贵族,阿里海牙则务农出身当时的畏兀儿部落已进入农牧结合的时期,贵族们拥有广阔的私人牧地,马群放牧在平川中,每群各以毛色为别。普通民众好骑射,以牛羊肉类为主食。国内出产五谷,无异于中原内地,且多水田。。他聪敏善辩,立志建功立业,遂弃耕就学,习畏兀儿书。亦都护巴而术倒向蒙古后,阿里海牙也投到蒙古大将不怜吉带麾下。不怜吉带很重视他,命其教习爱子忽鲁不花畏兀儿字十三世纪以前,蒙古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畏兀儿风俗与中原接近,且保持有浓厚的唐代遗风,畏兀儿人知识分子遂成为蒙古人的老师。成吉思汗曾命令诸皇子就学于畏兀儿族学者哈剌亦哈赤北鲁。又因为畏兀儿人很早就主动依附蒙古人,所以有元一代,畏兀儿人的地位很高。但忽必烈继承汗位后,由于其统治不被西北诸王承认,畏兀儿地区变成了元朝和西北叛王争夺的场所。尽管元廷采取了许多措施,海都(窝阔台之孙)等叛王还是迅速把战火烧进畏兀儿地区,畏兀儿亦都护被迫放弃领土。后来元廷虽然夺回畏兀儿地区,却无意再扶持亦都护家族,而是在北庭建立了直接统治,如在畏兀儿地设立提刑按察司,命畏兀儿界内计亩收税,于其地设交钞提举司,改畏兀儿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等。,忽鲁不花后来曾任中书左丞相。

过了一段时间,不怜吉带又将阿里海牙隆重推荐给宗王忽必烈,阿里海牙遂成为忽必烈的心腹怯薛,即王府宿卫士。蒙古南下攻宋时,阿里海牙作战勇敢,总是奋力争先,立下了赫赫战功,他本人也由此成长为威震一方的猛将。

元军攻取襄阳后,阿里海牙上奏忽必烈道:“襄阳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顺而克之,宜乘胜顺流长驱,宋可必平。”建议元军主力长驱直下,直取南宋京师临安。

忽必烈采纳了阿里海牙的建议,选中丞相安童妹夫、同知枢密院事伯颜伯颜是蒙古八邻部人。父亲晓古台跟随宗王旭烈兀西征,后旭烈兀建立伊儿汗国,晓古台亦在汗国任职。伯颜生长于伊儿汗国,信奉也里可温教(基督教),以深略善断著称。后受伊儿汗旭烈兀命出使大汗廷奏事,深得忽必烈赏识,留作侍臣,与谋国事。忽必烈专敕中书右丞相安童之妹嫁给伯颜,并说:“为伯颜妇,不惭尔氏矣。”意思是:做伯颜的妻子,不令你的姓氏失色。安童出自蒙古札剌亦儿部,为木华黎(蒙古开国功臣,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并称“四杰”,被铁木真誉为“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四世孙,母亲弘吉剌氏是元世祖忽必烈皇后察必之姊。当时在大都城内,皇亲国戚都住着雄壮豪华的甲第,只有安童一人例外,其人官至中书省右丞相,其乐安里宅第仅有一堂一厨而已。又,“平宋之战”是伯颜第一次主持对宋军事战役,一战成名,所以后世称赞忽必烈有识人之明:“世祖一见伯颜,擢为宰相,知人之哲,近世未尝有也。”为主帅,南下平宋。而首倡者阿里海牙则领兵四万,留镇襄阳。

当时川蜀之地尚未完全平定,宋师仍有相当的力量。阿里海牙的主要任务是坚守荆湖,以防遏上游,使伯颜东进军无后顾之忧,然阿里海牙并未坐城困守,而是乘势攻打宋京湖制司首府江陵,宋守将高杰举城投降。之后,阿里海牙又连下沙市、江陵,招降了湖北许多府、州。当所得户口、财赋奏上后,忽必烈大喜过望——他原来担心伯颜领兵东下,阿里海牙以孤军戍鄂,若是宋荆、蜀两地连兵,顺流而下,人民起而响应,则整个灭宋战略将功亏一篑。而今“小北庭人”阿里海牙竟能轻而易举地占领全荆,使伯颜东征军“可无后虞”,可谓大功一件。忽必烈大喜之下,下令宫中大宴三天,还提笔亲自写了一封畏兀儿字诏书,对阿里海牙褒赏有加。

南宋灭亡后,阿里海牙仍然镇守湖广地区。这是他一手打下来的江山,他也理所当然地视作了自己的私地,地方官吏均是其亲信。他还将大量汉民没收为私奴,随意驱策。且罢宋夏税,按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比夏税增钞五万余锭,由此形成湖广赋税比江浙更重的局面。

而立下灭宋大功的元军主帅伯颜,返朝后口不言功,行囊仅随身衣被而已。他自江南班师,路经金陵梅岭冈,曾有诗道:“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悉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即便有自夸之意,却也表明他以廉洁自许。

相比之下,阿里海牙在湖广自置官吏、自收赋税,俨然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小王国,与伯颜形成了鲜明的对此。许多人因此而对阿里海牙不满。湖北道宣慰使元置宣慰使司,或称“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掌军民事务,分道管郡县,转达郡县请求于行省,传达行省政令于郡县,为行省与郡县间承转机关。如沿边地区有军旅大事,则兼都元帅府或元帅府,或兼管军万户府。少数民族地区参用土官。张雄飞请阿里海牙放还四千户汉民私奴,阿里海牙不听。张雄飞遂入朝告状。元世祖忽必烈因为战争需要,素来对金钱看得极重,恨不得将天下所有金钱都收入国库,所信用宰相也多是捞钱好手,这种事都是一奏一个准,皇帝虽未处置阿里海牙,却立即下诏令阿里海牙放还私奴为民。

这之后,弹劾阿里海牙的奏章渐渐多了起来。有大臣上书称:“阿里海牙掌兵民之权,子侄姻党,分列权要,官吏出其门者,十之七八,其威权不在阿合马下。宜罢职理算,其党虽无污染者,亦当迁转他所,勿使久据湖广。”语气尖锐,将阿里海牙比作早已身败名裂的权臣阿合马,已是一项危险的信号。

很快,便有更具体的罪名出来,南台御史大夫相威参奏阿里海牙及湖广省参政忽都帖木儿侵占俘丁三万二千余人。元廷得奏后,下诏令阿里海牙将这些人放还为民。

不久,相威再度弹劾阿里海牙,称其强占降民一千八百户为奴。又称阿里海牙长子忽失海牙年幼不知兵,只知依附已故权臣阿合马。

此时,最为皇帝信用的畏兀儿人廉希宪已于前几年去世。阿里海牙与廉希宪是儿女亲家,其子贯只哥娶了廉希宪侄女为妻。阿里海牙打仗是一把好手,却缺少政治敏感性,他已失去朝中强援,面对朝廷的百废待兴及御史的咄咄逼人,非但没有选择适时避让,还挺身与御史台对抗,上书辩称一千八百户家奴系征讨所得;又自言功比伯颜,要求赐养老户。在饱受非议时,他还不知进退,居功自傲,自然再度受到御史的猛烈攻讦。

阿里海牙仍未感受到危机即将来临,根本没把御史放在眼里,称御史滕鲁瞻轻诋大臣。忽必烈派人到御史台逮捕滕鲁瞻。南台御史大夫相威不服,抗疏道:“阿里海牙欺诳圣上,哪有做臣子的样子?滕御史有什么罪?”

相威是木华黎曾孙,性弘毅重厚,不饮酒,寡言笑,最喜听读经史,谕古今治乱,至直臣尽忠、良将制胜,必为之击节称善,深为忽必烈钟爱。忽必烈也就是做做样子,安抚老部下一下,见相威出面,便下令放了滕鲁瞻。

而阿里海牙却由此得罪了整个御史台,御史们都着力挖他的猛料。起初,忽必烈念及旧功,本有庇护阿里海牙之心,然面对诸多大臣的弹劾奏章,他终于开始厌烦了。而且何况此时的皇帝最热衷清理财政税收,而湖广历年所积,堪比一座大金窟。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年初,忽必烈召阿里海牙赴大都述职。入朝后,忽必烈对阿里海牙荣宠有加,晋衔为光禄大夫,留其在朝中养病。

正当阿里海牙志得意满时,忽必烈任命要束木理算湖广行省钱谷。彼时宰相桑哥当权,要束木是其妻党,堪称皇帝面前的大红人。他受诏后即刻赶赴湖广,到鄂州后仅十天,便上书告发阿里海牙侵蚀帑藏。

人在大都的阿里海牙这下着了慌,急忙上书,奏请与要束木相互钩考贪贿事,意指要束木在湖广行省稽核财政收支时有贪污受贿之事,应该派专人调查。

这一举措,可谓相当幼稚。摆明是皇帝要办阿里海牙,他还要反咬皇帝亲信一口。政治博弈不是市井打架,狗急跳墙总是最昏的昏招。最关键的是,阿里海牙独霸湖广一省,往自己兜里捞了二十年,不清不白,天下皆知。而今皇帝盯上了他的腰包,主动献金还能全身而退,垂死挣扎则是自取灭亡。

鉴于此案已经引发广泛关注,忽必烈也没有忽视阿里海牙的奏章,立即委派参政秃鲁罕、枢密院判官李道、治书侍御史陈天祥三人,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湖广行省,负责调查要束木有无贪污之事。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结论也早在众人意料之中:阿里海牙对要束木的指控并无其事,而阿里海牙贪赃枉法证据确凿,且问题比要束木所报更为严重。

消息传开,本已患病在身的阿里海牙病情急剧加重。忽必烈再次表现出对老功臣的关爱,大度地派了四名御医前往阿里海牙的私邸,为其诊治。

见到御医后,阿里海牙激愤至极,要求亲自面见皇帝申辩。忽必烈已经很有些不耐烦,但仍然准许了。君臣二人的这次会面,到底说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阿里海牙回到家中后情绪十分低沉,与夫人郝氏诀别后,即仰药自杀,时年六十岁。时为五月二十五日,距离要束木被任命为理算官前往湖广行省钩考之日,仅隔一个月时间。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忽必烈下令继续彻查到底,在确认阿里海牙的确有罪之后,又下旨追夺了阿里海牙官爵,籍没全部家产,解送京师。除了湖广之外,阿里海牙在江南还据有大片良田,也通通被收归国有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有一篇《元世祖嗜利黩武》,专门讨论忽必烈重利的问题。他认为忽必烈“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本性,终其身未尝稍变”,因而重视税收成为忽必烈一朝自始至终的国策。从一开始的王文统,到后来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最先都是因为提出了有效的聚敛财赋政策而为忽必烈重用。阿合马等人执政时,在理算财税需要时,也会动用强硬手段来对付一些权臣。如阿合马时,曾置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于死地。桑哥执政时,“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谷,天下骚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皇帝忽必烈本人做后台,阿合马等人才敢放肆作为。说到底,这些所为的奸相权臣,不过是忽必烈用来增加财政收入、打击贪污腐败的工具而已。阿里海牙遭受集中弹劾时,正是桑哥在全国推行理算财政政策如火如荼时,阿里海牙的狂妄自大,已经成为推行这一政策的巨大障碍,忽必烈不再顾念旧情,决定拿掉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这一年,阿里海牙之孙贯云石刚好出生。

极耐人寻味的是,与阿合马、卢世荣等人不同,阿里海牙亲眷并未受到任何牵连,甚至包括其心腹、党羽。而且舆论、民情稍稍平息后,元世祖忽必烈又迅即为阿里海牙恢复了名誉,由词臣王构代拟了《赠谥制》,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封楚国公,谥武定。

王构即是为忽必烈拟写伐宋诏书之人,官任翰林修撰,凡祖宗谥议册文,皆所撰定,堪称御笔。在制书中,王构以元世祖的口气,称阿里海牙在进攻南宋时“下江陵以为根本,破长沙以溃其腹心”,是“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极尽赞誉之词。

斯人已死,“非常之人”阿里海牙是无缘感慨这番先抑后扬的奇遇了,但平反一事,对其子孙却是大有裨益——其子贯只哥继承了父亲的官爵,依旧到湖广行省担任长官,后又调任江西行省,任平章政事。


黄公望是浙西廉访使麾下八大文吏之一,自是清楚这段往事。不知什么原因,当他听到贯云石提及“祖父已经过世”一句时,立即联想到了僧官江淮释教都总统杨琏真迦——

杨琏真迦是宰相桑哥死党,阿里海牙则是被桑哥妻党要束木干掉,至少表面上如此。朝野传闻,杨琏真迦在其中也出了不少力。

但这却不是黄公望由阿里海牙之死漫想到杨琏真迦的真正原因,而是他认为而今杨琏真迦被朝廷派钦差钩算,表面是受桑哥倒台的牵累,实则处境与当日阿里海牙完全一致——

阿里海牙固然是威福地方,咎由自取,但富可敌国才是他倒霉的根源,他太有钱,而刚好皇帝忽必烈好大喜功,希冀四海一统,不但积极与不承认他大汗地位的蒙古诸王开战,对安南、日本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到至元十年(1273年),元朝先后五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劝谕日本归顺。为了孤立日本,忽必烈不惜以亲女下嫁高丽国王王昛,以联姻方式与高丽确定了宗藩关系。又下令在高丽制造战船,设立屯田,组织军队,准备通使不达目的,便动用武力。彼时日本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执政,拒绝归顺元朝,不答复元朝国书。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忽必烈命令屯戍高丽的忻都、洪茶丘等率军进征日本。十月,忻都等率领蒙古、汉军及高丽军二万余人,从合浦(今朝鲜乌山)出发,越海侵袭对马和一岐两岛,杀日本将领允宗助国、经高,继而在博多湾(今日本福冈)等处登陆。日本征兵十万余迎战,被元军用火炮击溃。但元军在日军的阻击下,也兵疲箭老,未能深入。不久,大部分战船又被博多湾的台风毁坏,只得撤回高丽。这一年是龟山天皇文水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之为“文水之役”。次年,忽必烈打算再征日本,大臣认为应当全力攻宋,不可分散力量,宋亡后,再图日本未晚。于是忽必烈罢战,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中何文著携国书出使日本,劝谕归顺。杜世忠等一到日本,即被处死。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杜世忠等人被杀消息传回元廷,忽必烈勃然大怒,下令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行省制造战船六百只,准备发动新的战争。又召南宋降将范文虎至大都,商议用南宋降军“新附军”侵日。忽必烈特设征东行省(又称日本行省),命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领新附军及应募江南士卒十万人,行省右丞忻都、洪茶丘及都元帅金方庆领蒙古、汉军及高丽军四万人,两路远侵日本。忻都、洪茶丘等率四万人先行,乘船九百艘,从合浦(今朝鲜马山)启程,进攻日本对马、一歧岛,在筑前志贺岛登岸。日本守军筑营垒于箱崎、今津沿岸,元军不能胜,退至鹰岛。范文虎等率江南军十万,乘战船三千五百艘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抵日本平户岛,与忻都等军会合。由于诸将意见分歧,不相统属,元军驻鹰岛一月,逗留不进。八月一日夜,台风大作,波涌如山,元舰彼此相连,难以挪动,结果“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五日,范文虎等将领择好船逃归,弃士卒十余万于岛上。日本守军乘机大举进攻,元军惨败。十四万人返回者,只有不足三万人,全军仅存十之一二。范文虎所领南军,得还者仅三人。此次战役发生在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故史称“弘安之役”。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发兵拟再攻日本。江南各地因拘刷水手,兴造海船,激起人民反抗二百余次。忽必烈见事不可为,终于决定罢攻日本,但又征兵再攻安南,结果也是惨败而回。元军纵横四海,无敌于天下,却在两次攻打日本时遭受重大伤亡,主要是因为海上风暴所造成。当时日本禅宗流行,日本人相信迷信的说法,认为是“神”制造了这些风暴,将外来入侵者毁灭,“神风”一词便指这两场风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经组织“神风特攻队”来对抗盟军,“神风”一名便是由此而来。等偏远之地,亦要竭力征服,损兵折将也在所不惜,军费花销如流水,金库总是不够充盈。当年抄没阿里海牙家产一项,可是为国库充实了不少。

然皇帝好穷兵黩武,在他手中,再多的钱,都是不经花的!忽必烈新近手头更是紧张,不久前,他亲自率军平定了东道宗王乃颜之叛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之后、国王塔察儿之孙。成吉思汗分封子弟时,斡赤斤所得分民独多(一说五千户,一说与其母合得一万户),其分地在蒙古最东境,以今哈剌哈河流域为中心,并不断向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以东扩展,据有辽东大部分地区。乃颜祖父塔察儿曾以东道诸王之长的身份率先拥戴忽必烈为汗,对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特受尊崇。乃颜继其父阿木鲁为斡赤斤分地之主,在蒙古东道诸王中,土宇最广,力量最强。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西北海都、笃哇诸王进攻按台山(阿尔泰山),元军重兵西御,乃颜认为有机可乘,自恃军队众多,封土广,谋起兵应海都,对忽必烈进行东西夹击。忽必烈得到辽东道宣慰使关于乃颜“有异志,必反”的报告,即设立东京行省于辽阳,借以震慑诸王,控制辽东。乃颜见立行省,愈不自安,遂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纠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后王胜纳哈儿、哈丹等发动叛乱,海都允诺以十万军前往会合。忽必烈一面命伯颜守和林,防止海都东进,一面遣大将博罗欢总探马赤军三千及五投下部众先行东征,又发玉昔帖木儿之蒙古军、李庭之汉军随行。五月,忽必烈自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扶病亲征。六月,与乃颜将塔不台、金家奴相遇,战败之。元军再进,与乃颜大军激战于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乃颜大败被俘。据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乃颜是按照蒙古人传统的“教杀时血不教出”的方式来受刑的,即经捆绑后裹进毡毯,然后被反复拖曳抛甩,受簸震至死。平定乃颜之战,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未能完全镇压东道叛王,忽必烈因有病在身,随即还都,留玉昔帖木儿继续平定余党。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末,元军才扑灭乃颜之乱的余烬,势都儿、塔不台、哈丹等东道叛王相继归降。,虽然大获全胜,俘杀了乃颜,并将其部属迁居内地,分置于河南、江浙、湖广、江西诸省,然自身亦伤了不少元气。

且这次皇帝亲征未能完全镇压东道叛王,东道合赤温系的哈丹秃鲁干逃窜到嫩江、黑龙江地区,率余部继续与元廷相对抗。西北海都、笃哇等诸王也趁机扰边,给元廷增加了许多困扰。继续用兵势在必行,然打仗需要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宰相桑哥倒是搜刮钱财的一把好手,这也是他这么多年专权黩货,却依旧为忽必烈信用的原因。然桑哥之措已令天下骚动,中原各地贫民因难以生存而起兵反抗元廷者不计其数。忽必烈得到提示后,有所醒悟,断然舍弃了桑哥。那么谁来继续帮皇帝捞钱呢?与诸王对战,巨大的军费开销从哪里出呢?

再看僧官杨琏真迦,他作威作福江南几十年,名下田宅不计其数,所敛财富比阿里海牙有过之而无不及。仅盗掘宋帝陵墓一项,便以亿万金计,所得“夜明珠”“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交加白齿梳”“香骨案”“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鱼影琼扇柄”等,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若是拿下他,将其资产尽数充公,朝廷困境迎刃而解。

这,才是杨琏真迦正遭清算的真正原委,至少黄公望心中是这样认为。他见贯云石脸色阴沉,料想其人小小年纪,虽未亲身经历风波,但祖父阿里海牙被迫自杀一事,无疑在他心灵上留下了不小的创伤,却不知该如何抚慰。

本来还想再打听阔阔真公主陪嫁女官汪小佩之事,只是黄公望再探头往楼下看时,已不见了那汪小佩及侍从身影,又见廉访司同僚倪昭奎与江浙行省省务提举马致远联袂进来,正向执役下人询问着什么。

这次聚远楼迎宾宴,主事者是浙西廉访使徐琰,实际执事者则是黄公望、倪昭奎及马致远。黄公望料想二人是在寻找自己,遂匆忙对贯云石道:“宴会就快要开始了,我得赶紧下去做准备。贯公子,你跟我一道下楼吧。”

贯云石却摇了摇头,道:“不,我不想下去。下面人很多,我不喜欢。”

贯云石身份极其尊贵,祖父阿里海牙就不说了,父亲贯只哥而今官任江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是一省长官,母亲同为畏兀儿人,出自著名的廉氏家族,为廉希闵之女。廉希闵亲弟即是廉希宪,曾任大元宰相,被元世祖亲口褒赞为“廉孟子”。黄公望自己不过是一名无品无级的书吏,见贯云石年纪虽小,却大有名门公子风范,甚有主见,也不敢过分勉强,便叮嘱了一番注意安全之类,这才匆匆下楼来。


马致远、倪昭奎果然是在寻找黄公望。

马致远是大都人氏,年纪比倪、黄二人要大出许多,为人老成,风度凝厚。其人字千里,号东篱。所谓“千里”,自是志在千里之外。“东篱”则是取自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诗意,表示效陶渊明之志,淡泊名利。二者听起来是一对矛盾,但在马致远身上,倒也和谐。他除了就职江浙行省外,在杂剧、散曲上亦大有所成,杂剧有“姓名香贯满梨园”之美誉,散曲则人称“曲状元”,脍炙人口。《天净沙·秋思》“断肠人在天涯”匠心独运,自然天成,丝毫不见雕琢痕迹,马致远也由此被誉为“秋思之祖”。

倪昭奎年纪与黄公望相仿,也是浙西廉访使徐琰麾下书吏。他出身无锡巨富之家,却跟黄公望一样,希冀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有所作为,因而也走了“以吏入仕”的老路。二人志同道合,又有同僚之谊,私交极好。

黄公望见马、倪二人神色有异,忙上前问道:“莫非是宴会出了纰漏?”

倪昭奎忙摆手应道:“是有一件事,不过此事跟聚远楼宴会无关。”却是神情闪烁,不肯明说到底是什么事,只转头朝马致远望去。

黄公望便顺势望向马致远。马致远捋了捋胡须,似在斟酌言辞,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指了指“聚远楼”的金字牌匾,小心翼翼地问道:“黄书吏可知这次宴会为何会被指定在这里?”

宴会一事,是早就安排好的,只不过地点临时由行省官署改在了聚远楼。鉴于楼主僧官杨琏真迦目下正在接受朝廷调查,此番情形,颇耐人寻味。

黄公望微微一怔,忙答道:“我只知道是上面交代下来的,说是大都权贵都知道杭州有个聚远楼。而且这次阔阔真公主是主宾,她来自北方大草原,是个豪爽女子,不喜欢小山小水的景致。”

酒宴场合,当然是要风光旖旎之地。最能代表杭州的美景,除了西湖,便是钱塘。既然上头特别声明主宾不喜山水,那么钱塘便成为首选,而城内眺望江景的最佳之处,公推为聚远楼,虽然跟僧官杨琏真迦沾边,略觉晦气,但选中此处,也合情合理。

黄公望大致做了解释,却见马、倪二人仍是一脸沉重,便忍不住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倪昭奎也如马致远一般,指了指“聚远楼”的牌匾,道:“事关此楼主人杨永福。”

杨永福便是江淮释教都总统杨琏真迦,永福是其号。他虽是朝廷大臣、著名僧官,地位显赫,但到底是出家人,不宜称呼官职,故而以号称,人称“永福大师”,民间则习称杨永福,也有胆大者暗中称其为杨髡。

黄公望闻言心中立时一喜,忙问道:“可是钦差大臣已查出了问题,朝廷下诏给杨永福定了罪,要将其逮捕,押解至大都审讯?”

倪昭奎苦笑道:“果真是这样倒好了。”

他与黄公望一样,虽为元廷效力,在官府担任书吏,但对挖掘宋帝陵墓、为人处事毫无底线的杨琏真迦,却极其痛恨。

倪昭奎为人谨慎,说话总是留半截,随口应了一句,便又不肯继续说完。马致远遂接口道:“听说朝廷已下令停止调查杨永福。据称……他本人还会出席今日的聚远楼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