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

需要为经济学寻找一个新的、更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已经被反复证明是不全面或是有重大缺陷的，对于解释人类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完全不合适。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无法解释信息技术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最令人瞩目的经济事实，这些经济事实恰恰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信息科技时代最重大的事实就是科技创新的加速度增长或指数式增长。计算机科学家和人工智能预言家雷·库兹韦尔将科技创新的指数式增长称为技术进化的加速回归定律，亦称为人类历史的指数发展观。

然而，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却是规模收益递减规律。规模收益递减规律能够较好地解释主要依靠自然资源投入来创造产出的农耕时代的经济现象，却很难解释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的工业时代的经济现象，更是完全不能解释主要依靠智力、知识、信息和数据的信息时代的经济现象。

面向未来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必须基于人类知识或科技进化的指数增长规律，即使全面纳入规模收益递增规律也是不够的。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深入考察技术指数增长背后的动力机制，即人的创造力或创造性的基本规律。

2

本卷试图给经济学提供一个新的哲理基础，或者说，本卷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人的经济行为和人类经济现象。这个新的视角建立在对人的行为本质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

本卷的基本出发点是人内在具有的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是人的本质，是宇宙一切生命的本质。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性的生命实体，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无限创造性的生命体系，支配它演化发展的最高规律就是生命的基本规律。

生命的基本规律就是它的无限创造性和无限创造力。宇宙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生命的扩张或延伸，直至生命弥漫或征服整个宇宙。

以所谓熵增铁律断定宇宙必定最终趋于死寂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只描绘了宇宙演化的一个侧面——负能量侧面。然而，宇宙生命演化真正重要的规律则是宇宙演化的正能量侧面——生命的无限创造性、无限可能性、不断诞生的新秩序。生命的无限创造性和无限可能性——熵减的趋势——始终占据着宇宙演化的主导地位，即始终对抗或抵消着熵增的趋势。

生命的本质就是熵减，这是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薛定谔对生命本质的简洁定义。宇宙始终处于熵增和熵减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之中，正是这种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构成了宇宙生命演化永恒的动态特征。生命演化没有任何均衡或静态。个体生命死亡的那一刻或许可以称为均衡或静态，然而，任何死亡的个体依然永远处于宇宙大生命的演化熔炉之中，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生不息，永无静止。

有多种概念描述熵增：阴、坤、负能量、物质；也有多种概念描述熵减：阳、乾、正能量、精神。生命的表现形态无限多样，没有人能够预知生命形态的多样化如何呈现。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成果皆是生命创造性的体现和结晶，经济活动自不例外。生命的创造性自有它独特的规律和特征，探索这些规律正是人类一切哲学思辨和科学研究的最高任务。

3

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学的哲理基础，并不是要否定经济学的其他哲理基础。我不寻求、不希望去颠覆或取代其他经济学的哲理基础或研究视角，也不企图对现有主流经济学的哲理基础做什么补充和完善。

因为，人类学问本来就是无限多样，观察世界的角度本来就有无穷多个，这也是生命本身的意义。不同视角和不同研究范式的相互竞争辩论、求同存异，才能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当代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哲理基础自有其独到之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门试图解释和理解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公理化学问，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观察和解释也足以启发心智、开拓心胸，然而它也有其内在局限和不足。

4

主流经济学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19世纪后期的物理学。19世纪后期公认的物理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牛顿力学，物理学者试图以牛顿力学原理来解释他们所发现的一切物理或自然现象。然而，19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发现是电磁现象，而牛顿力学却很难解释电磁现象。相反，法拉第—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却对电磁现象做出了非常完满的解释。

法拉第—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与牛顿力学完全不相容，牛顿力学建立在单个质点之间的超距作用的基础上，电磁学理论却是基于法拉第提出的“场概念”的基础之上。物理学家为此困惑了近一个世纪，包括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在内的大物理学家都企图以牛顿力学来解释电磁现象，企图将电磁学理论纳入牛顿力学的范畴之内。他们潜意识里依然将牛顿力学作为整个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可见一个科学范式一旦形成，影响就非常深远和牢不可破。这种努力其实代表着物理学家的高远理想，那就是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一切物理现象或自然现象。

5

同样，今天主导和引领人类经济的关键和核心力量是指数式增长的技术创造或技术创新。决定人类经济体系的产业结构、产业链、价值链、贸易结构、贸易形态、财富或收入分配，乃至国家兴衰的关键和核心力量是知识、科技、信息和数据的创造与运用。决定人类经济或每一个国家经济命运的核心因素早已不是所谓的资源禀赋，早已不是所谓储蓄和投资的均衡和转化，而是知识和技术的创造和积累，即知识和技术如何转化为新的产业、高质量企业家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创造和创新精神。

由高质量的企业家主导和引领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完全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的生命演化体系，一个熊彼特式的创新和创造性毁灭体系。

然而，今天全世界主流经济学杂志和教科书所传播的思维方式依然是基于给定资源要素禀赋的最优配置或运用，基于经济体系能够自动迈向充分就业均衡的供求力，基于所谓完全市场竞争的帕累托最优，基于没有任何主角的企业结构、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

易言之，虽然现实生活里无数的经济现象和事实，尤其是那些决定人类未来经济面貌和国家兴衰的重大技术革命及其推动重大技术和产业革命的企业家和创新精神，完全不能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然而经济学者却试图将这些最重要的经济事实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内，由此产生许多荒诞不经的解释和理论逻辑上的内在矛盾。尽管许多经济学者偶然也会面对现实经济现象感到目瞪口呆或不知所措，恰如19世纪后期许多物理学家面临新的物理现象不知所措一样，然而，大多数经济学者却没有勇气和能力彻底抛弃新古典经济学那一整套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6

如果从亚当·斯密算起，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直到阿罗—德布鲁模型才最终完成，历时将近200年。这套理论基础对经济学者的思维影响之深，远远超过牛顿力学对物理学家思维的影响。经济学者对于人类经济体系的任何现象，都企图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从一般的资源配置和价格现象，到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到贸易形态，到制度选择，到经济增长，到财富分配，直到公司兴亡和国家兴衰。即使经济学者知道很多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解释只是差强人意，他们也依然不能或不愿意放弃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具有巨大的说服力、诱惑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是经济学者一直没有找到能令人信服的新的理论基础。

7

新古典经济学给人类经济体系所构造的图像非常类似于牛顿力学所构造的宇宙图像。牛顿的宇宙图像包括如下基本要素：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互作用达到均衡；宇宙正是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支配下达到均衡状态；宇宙中任何物体的运动皆受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支配，且所有物体的运动皆迈向均衡状态；这个宇宙图像能够以很少的几个变量和连接这些变量的方程式来完整描述；给定初始条件和作用力，运用牛顿力学方程式能够计算出任何物体在任何时候的状态（速度和位置）。简言之，宇宙就是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

新古典经济学所构造的人类经济体系图像与这个牛顿宇宙图像完全吻合：经济体系由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支配，供给和需求就是经济体系里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供给和需求必然相互作用并逐渐达到相互均等的均衡状态，即所谓市场出清；经济体系正是在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下实现均衡；经济体系的任何经济行为皆受供给和需求力量的支配，即使是经济整体行为亦应作如是观（总供给和总需求）；任何经济行为必然迈向均衡状态（具有确定的行为方向）；这个经济体系的整体图像同样可以用一些变量和方程式来完整描述；给定初始条件，运用这些方程式就可以计算出（推测出）任何经济行为主体在任何时候的经济行为状态。简言之，人类经济体系就是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经济学者所用的那些基本概念，如均衡、静态、动态、调节、最大化、刚性、摩擦等，就是从牛顿力学概念里直接借用过来的。

8

牛顿力学是一个公理性的学术体系，同样，新古典经济学也是一个公理性的学术体系。

依照张五常教授在《经济解释》中的简要论述，所谓公理性的学术体系，就是“公理性是指有武断性的假设与有一般性的定义或定律，从而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验证是求错或求‘证伪’，要以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从事，没有被事实推翻就算是过了关，即是通过假说的验证而做了解释。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以公理性的原则从事解释，但所有自然科学皆属公理性，解释的方法跟经济学用的相同”。

易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完全相同。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公理化假设就是所谓人性自私或理性经济人假设，翻译成数学语言就成为效用最大化或局限条件下的效用或利润最大化，它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名称——需求定律。张五常教授将全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简化为需求定律，也就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

9

牛顿力学或自然科学被构造成为一个公理化的体系，背后是西方科学发展深厚和悠久的历史背景。西方世界第一个公理化的学术体系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笛卡儿第一次指出欧几里得几何学可以建立在两个不言自明的公理或判断之上。

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真正起源是建立在概念构造同感觉经验之间的联系之上的。将几何学公理化的代价则是放弃了概念构造同感觉经验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构造所依据的经验基础已被遗忘了。

现代西方科学正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基本数学工具，将物理学或整个自然科学构造成一个公理化体系，看似顺理成章。同样，将经济学公理化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放弃或忘记了概念构造同真实世界感觉经验之间的联系。经济学者似乎已经不关心经济学的那些公理化假设是否与真实世界的经济事实相吻合，他们只关心如何从那些公理化假设出发推导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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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作为公理化体系的物理学和作为公理化体系的经济学却有本质上的不同。

正如张五常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的公理的起点，一般是基于真有其物，或从事者相信真有其物。是神奇的学问，因为先前无从观察但认为是有之‘物’，若干年后往往被证实为有。爱因斯坦几次推中，其天才近乎神话了。经济学呢？公理的起点一般不是基于真有其物——例如功用、需求量、均衡、极大化等不仅全属虚构，有道的经济学者知道是空中楼阁，不会愚蠢地试行证实其存在。”

易言之，自然科学的公理是有经验基础的，是真实的，然而经济学的公理却是没有或缺乏经验基础的，不是真实的或不完全是真实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经济学者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大家似乎觉得那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说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否真实根本无关宏旨，只要根据那些假设能够推导出可被证伪的理论结论就行了。张五常也是这个主张。科斯不同意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却欣赏张五常的实证经济学问。

实际上，只要稍微思考人类知识的内在逻辑，我们就会发现，基于完全或部分不真实的公理或假设建立起一整套经济学学术，这本身就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如果一门学问的公理化假设与真实世界完全脱节，它推导出来的理论或结论又怎么能够符合真实世界呢？这个方法论问题并不是那么值得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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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经济学者近乎“机械式”地照搬物理学的思维方式，以不真实的公理或假设来构造一个公理化的经济学学术体系，至少是部分走错或走偏了。

易言之，我们需要深刻反思人类经济行为或一般而言的人类行为的本质，即需要深刻反思人性的本质。我们不能仅仅将所谓自私、理性经济人或效用最大化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不去深究。正是基于对人类行为本质或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我们才能洞察人类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或内在动力。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必须符合人性的本质，而不能是不真实的或部分真实的随意假设，不能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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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并非真实的公理化假设——正如张五常所说，放眼窗外，我们看不到任何需求曲线，那些所谓均衡、供求量、效用等，皆属空中楼阁，看不见摸不着——如何可以成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

实证科学方法论给出的强有力的理由是：只要我们能够从这些公理化假设出发，依照人类理性的必然逻辑——依照那些公认的逻辑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推导出关于真实世界的可观察到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确实被真实世界证实或者没有被证伪，那么，我们就认为或相信那些公理化假设及其相对应的理论解释了真实世界的现象，或者说那些公理化假设及其相对应的理论让我们理解了这个世界。这就是科学意义上的“解释”“理解”“推测”的全部含义。

由此可见，实证科学的任务主要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工作：提出或构造公理化的假设并由此构造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从该理论推导出关于现实世界的可以被观察或被检验的结论或推断；用观察到的真实世界的现象来证实或证伪理论推导出来的结论。

提出或构造公理化的假设及其相对应的理论也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从观察现象或经验里归纳出普遍性的公理或理论，一种是从先验的普遍公认的原理出发直接推导出理论。前者被称为经验构造理论，即理论假说和概念的提出源自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总结和归纳；后者被称为理性构造理论，即从少数几个甚至一个不言自明的原理或原则出发，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或概念体系。从学术历史考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或公理是两种方法共同使用或相互交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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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济学这门学问来说，它有两个主要的起源：一个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孕育出来的英国经济学传统，一个是法国重农学派所孕育出来的欧洲大陆经济学传统。

大体而言，英国经济学传统属于经验主义传统，欧洲大陆经济学传统则属于理性建构主义传统。前者主要倾向于从日常经验的观察里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后者则趋向于从普遍公认的原理出发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

经济学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斯、张五常。

经济学的欧洲大陆理性建构主义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重农学派的弗朗索瓦·魁奈、奥古斯丹·古诺、莱昂·瓦尔拉斯、卡尔·门格尔、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约瑟夫·熊彼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欧文·费雪、肯尼思·约瑟夫·阿罗、G. 德布鲁、保罗·萨缪尔森、莫里斯·阿莱、罗伯特·蒙代尔。

就一般科学方法论而言，经验构造论和理性构造论究竟孰优孰劣，答案见仁见智。譬如，爱因斯坦在创立广义相对论之前，相信经验决定论，即相信物理学理论必须从经验事实出发来归纳和总结。广义相对论创建之后，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发生革命性变化，他转而相信物理学理论必须从不言自明的基本原理出发，即从纯数学原则出发。当然，殊途同归，这两个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并不矛盾，因为依据感觉经验或事实构造的理论必须符合最基本的原理，从最基本原理出发构造的理论也必须符合经验事实。这种方法论哲学同样适用于经济学。从经验事实归纳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必须符合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原理，从人类行为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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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试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基础或理论基础做出批判性的反思，由此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学的哲理基础。

我的反思主要集中在4个重点：

其一，我心目中的人类经济体系的图像与新古典经济学所构造的经济体系的图像完全不同。我认为，人类经济体系的真实图像是一个动态演化且面向未来永恒创造的生命体系，不是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这里的核心区别是“生命体系”和“机械体系”的区别。

其二，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本质或人类行为的公理性假设是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我认为人类行为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它包含道德（精神）的创造性和知识（物质）的创造性。

其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初性或本源性的问题是给定资源禀赋的最优配置或最优利用，即所谓最大化问题。我认为经济学的本源性问题不是给定资源约束的最大化利用，而是人类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行为。

熊彼特首先系统区分了人类的创造性经济行为和适应性经济行为，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洞见。

其四，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皆围绕价格理论或价格的形成问题展开。自古典经济学时代开始，经济学者将全部经济问题归纳为三个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全部经济学三大问题的解决皆依靠价格机制来完成。

价格机制的问题又分为两个问题：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和价格决定什么。回答第一个问题依靠供求分析架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张五常教授毕生致力的经济解释，即将所有价格理解为局限条件，经济解释就是解释局限条件下的行为转变，或者局限转变如何引起行为转变。然而，我认为经济体系作为一个生命演化体系，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价格如何决定和价格决定什么，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价格理论，而是人的创造性如何赋予万物以价值。

简言之，我试图改变或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公理：以生命体系图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体系图像，以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或效用最大，以新资源、新信息、新秩序的创造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要素禀赋给定下的最大化配置或最大化运用。

经济学作为一门公理化学问的基本性格可以继续保留。

这就是我所希望实现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或研究范式的转换。我相信新的范式能够以更加令人满意和更加完备的方式，来解释范围更加广泛的经验事实，特别是人类经济体系里那些最重要的现象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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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质问自己：我所希望实现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或给经济学引入的新的哲理假设，是否具有足够稳固的理性基础，是否为人类的思辨理性许可？

问题的核心是对人性本质的洞察。

多年思考的结果，让我深信人性的本质即生命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创造性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无限多样的，具有无限可能性。它包含道德（精神）的创造性和知识（物质）的创造性。我相信人性或人心的无限创造性是经济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最终的理论基础。面向未来的创造或发现是人类经济行为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资源要素禀赋给定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只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行为的一个辅助条件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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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对人类社会的深刻见解对我们重新认识人类经济体系的本质具有重要启示。1930年7月14日，印度伟大哲人和诗人泰戈尔在与爱因斯坦的谈话中说：“物质是由质子和电子所组成，在两者的中间没有任何东西；但物质也可能是一种连续的东西，即各个电子和质子之间可能并无空隙。同样，人类虽然由个人所组成，但在个人之间却存在着人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使人类社会具有像生命机体一样的统一性。整个宇宙也同我们相联系，就像同个人相联系一样。这就是人的宇宙。”

人类社会具有像生命机体一样的统一性，这是多么卓越的见解！或许我们今天还根本没有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机理究竟是什么。经济学者仅仅将个体行为简单相加而得到所谓宏观经济学，肯定是非常浅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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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迄今为止最具笼罩性的理论体系仍然是供求理论体系，其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供给和需求、成本和收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一种迈向均衡的机制或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价格机制。

从斯密开始，经济学者给价格机制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因为价格机制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不同领域或经济行为的不同侧面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虽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却都可以适用供求分析的基本理论架构或分析逻辑。

早在1776年，斯密就相信价格机制或供求机制的“看不见的手”给了人类经济体系一个统一的解释架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的序言中欣喜地写下“多样性的统一和统一的多样性”，也是为经济学具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架构而内心喜悦。百年后张五常出版《经济解释》，则将经济学的基本定律简化为一个需求定律。根据张五常教授的阐释，全部经济学就在需求定律那里获得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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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统一的供求分析架构既适用于个体行为的分析，也适用于总体经济或宏观经济整体行为的分析，即所谓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既适用于所谓实体经济或真实经济的供求分析，也适用于货币和金融市场的供求分析；既适用于投资，也适用于储蓄；既适用于股票，也适用于债券；既适用于国内经济，也适用于国际贸易，甚至还能适用于现在与未来的交换——利率和时间的分析。

公正地说，供求理论架构或分析体系是经济学几百年发展的巅峰成就。新古典经济学说到底就是一个完整的供求分析理论体系，只不过它是基于一套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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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供求分析或成本——收益分析架构（或理论体系）对于人类经济现象或行为的某些方面富有极具说服力的解释。譬如，对于给定预算约束或收入约束下的消费者选择行为，对于给定生产要素约束下的生产者行为选择，对于给定要素禀赋条件下的贸易行为等。这就是为什么贸易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是经济学最早取得辉煌成功的领域，由此也建立起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权威或声望。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分析理论体系就是以资源要素禀赋给定为基本假设，再加上所谓理性经济人和信息完全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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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面临要解释人类经济行为里面最重要、最关键、最激动人心的那些领域，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架构就显得手忙脚乱甚至语无伦次了。譬如对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经济周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这些人们最感迷惑的经济现象，供求分析架构就显得软弱无力。

早期的经济学者面临这些问题时，照样寄希望于供求分析架构。譬如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基于投资和储蓄的供求均衡分析，内生增长理论本质上也没有超越供求分析架构。而对于企业家、创新者、创造性毁灭等人类经济最具特征性的现象，供求分析架构就完全无能为力，所以从马歇尔到萨缪尔森再到曼昆等人的经典教科书里，根本就找不到对此类现象的系统阐释。

我们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里，根本看不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更不用说那些伟大企业家和创新者的名字，如洛克菲勒、摩根、卡内基、福特、盖茨、乔布斯等。因为，对于企业家和创新者而言，资源禀赋从来就不是给定的，正如硅谷著名投资家彼得·蒂尔的畅销书《从0到1》所揭示的那样，企业家和创新者的本质作用就是“从无创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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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的巨大影响，深远而且牢不可破，以至像张五常教授这样富有创造性和灵感四射的天才人物，一生皆致力于将全部经济学简化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

拜读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仅看后面的人名索引就知道他的学术精神起源和传承。斯密、马歇尔、科斯、弗里德曼是张五常引用最多的前辈学者。应该说，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是马歇尔传统的巅峰成就。

然而，正如爱因斯坦总结理论物理学所说的那样：任何追求高度纯粹性、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理论体系总是要以牺牲完备性为代价。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看似那样严谨和纯粹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却将其解释力缩小到人类经济现象或行为的一个很小的领域，甚至是最不重要的领域，那就是资源禀赋给定条件下的资源最优配置。然而，真正引领人类经济朝前迈进的内在力量却是人的无限创造性，是那种“从无创造有”的精神、知识、科技和创新的制度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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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熊彼特的经济学。熊彼特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创造性毁灭的深刻阐释前无古人，迄今为止也是后无来者。尽管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都是边际效用革命时代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然而他似乎从一开始就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那套理论深表怀疑，或者坚信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描述的那种静态均衡的经济体系顶多只能算是我们分析真实经济动态演化的一个起点或参照系。

熊彼特26岁完成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第一章就用颇为晦涩难懂的语言描述经济体系的所谓静态循环过程。然而熊彼特的真正目的不是去深挖那个静态循环过程的细节或机制，而是探索打破那种沉闷、毫无生机的静态体系的动态力量。他发现这种力量不是别的，就是企业家及其创新精神。

其实，熊彼特的经济学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真正革命。不幸的是，熊彼特和凯恩斯同年出生，“既生瑜又生亮”。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所引发的思想革命在数十年里完全笼罩了西方经济学，完全掩盖了熊彼特经济学应有的光芒。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经济学的不幸，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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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追随者欢呼凯恩斯开启了经济学的革命，某种意义上这是完全正确的欢呼。细读凯恩斯《通论》就会知道，《通论》的全部问题都是针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而发。

凯恩斯对李嘉图经济学统治英语世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深表痛心。为什么呢？因为李嘉图经济学就是所谓的长期静态均衡或稳态模型，从不考虑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李嘉图经济学背后的理论基石就是所谓货币中性或货币长期中性假说。

从李嘉图、穆勒、萨伊一直到马歇尔，他们构造了一个自动调节、自动迈向均衡、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经济体系。在这样一个理想的经济体系里，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实现所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这个经济体系里没有周期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失业，当然也就不需要政府干预。马歇尔有一句名言：“上帝端坐天堂，人间平安无事。”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性格和精神状态。

李嘉图所构造的这个理想的经济体系基于非常严密的行为假设和严谨的数学论证，所以征服了几乎所有经济学者。凯恩斯在《通论》里感慨万千，说李嘉图征服经济学世界就好比当年天主教教条征服整个西班牙那样完全和彻底。

凯恩斯对马歇尔经济学可谓了如指掌。他的父亲就是马歇尔最早的弟子和亲密同事。孩提时代的凯恩斯就经常参加马歇尔的家庭聚会。马歇尔去世后，凯恩斯为纪念马歇尔所写的文章举世闻名，从中就能看到，凯恩斯不仅对马歇尔经济学了如指掌，而且对马歇尔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

根据科斯教授的考证，马歇尔原本也考虑过让凯恩斯做自己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讲席的继承人，后来却选择了庇古做自己的衣钵传人。这是不是刺激凯恩斯对“恩师”马歇尔的经济学发起革命的一个原因？没有明确结论，此处也不细说。然而，凯恩斯长期浸淫在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对马歇尔满怀尊重和爱戴，却能够摆脱这套理论体系的束缚，开创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仅此一点就足以称其为“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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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凯恩斯经济学革命就是凯恩斯否定了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和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些最重要的假设和结论，随之也就否定了它们的政策主张。

凯恩斯所否定的李嘉图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假设是：货币中性或货币长期中性。货币中性或货币长期中性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以李嘉图为代表。该假设认为货币只是一层面纱，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对真实经济（总产出或就业）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经典货币数量论最重要的结论。

凯恩斯完全否定了货币中性，认为货币对人类经济活动具有深刻影响。货币不仅是连接现在和未来的主要变量，而且是决定总产出或就业，尤其是短期总产出或就业的关键变量。将货币纳入产出决定方程式，是凯恩斯经济学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

凯恩斯所否定的李嘉图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设是：经济体系本质上是一个非货币经济体系，是一个真实经济体系，货币和金融对经济体系的长期均衡或经济体系的本质而言，乃是无关的变量。

根据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货币中性的基本假设，既然货币对总产出和就业没有任何影响，那么，人类经济体系本质上就成为一个纯粹真实的或非货币的经济体系了。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二分法”的起源。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根据真实经济和货币金融的二分法，经济学者只需要致力于研究非货币的真实经济体系如何运转就行了。至于货币，它只影响物价水平，对所有真实变量（就业、产出、利率等）都是无关紧要或完全无关的。所以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率理论通常被称为真实利率理论，它不包括任何货币因素。直到欧文·费雪大名鼎鼎的《利息理论》出版，他讨论利息理论首先也是不纳入货币因素的。

凯恩斯所否定的李嘉图经济学的第三个基本假设是：信息完全和预期稳定。尽管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本人都没有明确讨论信息，然而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基本假设就是信息完全，信息完全就意味着预期稳定或不变。依照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既然信息完全和预期不变，它们也就不是总产出和就业的决定变量了。凯恩斯完全否定了这个基本假设。《通论》第五章开宗明义就说：“预期是决定产出和就业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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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基本假设，所以他才引入了革命性的新假设。

这些新假设包括：货币非中性或货币幻觉；预期不稳定、非理性行为或动物精神；利率的货币理论；货币是决定产出和就业的重要变量；由预期、投资规律（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利率和现有产出所决定的投资函数；由预期、心理规律（消费趋向边际下降）、利率和现有产出所决定的储蓄或消费函数；由投资函数和消费函数共同决定的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

从这些基本假设、基本概念出发，凯恩斯得出了一系列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基本结论。其一，总投资和总消费所决定的总需求可能严重不足或小于总供给；其二，失业或产出不足是必然结果；其三，经济体系不会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会自动调节或自动迈向均衡，经济体系的常态反而是偏离均衡或出现失业均衡；其四，为了将经济体系推向均衡或充分就业，就必须有某种外部力量来补充总需求不足，这个外部力量当然就是政府了。补充总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当然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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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最重要假设，引入了一系列新的假设和概念，导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和政策主张，完全可以说凯恩斯开启了经济学的革命，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正如一千个人阅读《红楼梦》必然且至少会有一千种情感和解读，像《通论》这样充满各种新奇思想和灵感四射的经典著作，每个读者的理解必定千差万别。然而，没有人能够否定凯恩斯开启了经济学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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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站在今天的视角，我们又可以说，凯恩斯革命其实并没有那么“革命”，或者说，站在今天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说凯恩斯革命并不彻底。

如果站在经济学新范式——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范式——的视角来考察凯恩斯经济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凯恩斯革命其实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新古典范式内部的调整。

其一，凯恩斯所研究的中心课题，依然是给定资源禀赋条件下的最优配置或充分配置问题（短期就业或产出问题），而不是“从无创造有”的创造性问题。所以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完全基于货币因素或预期改变因素，而不是基于熊彼特式的创新和创造性毁灭。著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对此都有深入理解，他的著作《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就赞扬了熊彼特经济学，批评了凯恩斯经济学。

其二，凯恩斯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其实依然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即供求均衡分析方法。

其三，尽管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是他依然肯定，一旦经济体系达到充分就业，古典经济学那一整套理论和政策主张依然完全成立。可见，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凯恩斯的深刻影响是多么牢不可破。这也就为后来希克斯用“IS–LM”模型来总结凯恩斯革命，萨缪尔森、托宾等人将凯恩斯经济学重新拉回到新古典框架，提出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开辟了道路，以至1975年海曼·明斯基重新阐释凯恩斯革命，对新古典综合学派口诛笔伐，说他们完全误解了凯恩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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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脱胎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同时深受现代科学尤其是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影响。

爱因斯坦说：“科学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努力，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这个世界中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彻底地联系起来。科学的目标是在发现规律，使人们能用这些规律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并且能够预测这些事实，但这不是它唯一的目的，它还试图把所发现的联系归结为数目尽可能少的几个彼此独立的概念元素。”

经济学数百年的发展也正是代表着这样一种持续的努力，试图找到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或秩序，并试图以尽可能少的概念将这些现象彼此联系起来，这就是经济学者心目中的经济科学。

事实上，经济科学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尽管我们对许多最重要和最奇特的经济现象还知之甚少，这也正是激励我们去不断改变或创新经济学思维方式或研究范式的主要动力。

新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概念范畴并不是一定要取代已有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概念范畴，而是试图站到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和认知人类经济现象。对自然科学而言，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与其说是相互取代，倒不如说是相互补充。因为原则上，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认知世界的模式，它们共同构成的认知图景或许才比较接近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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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或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之所以得到大家的重视和推崇，并非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是唯一的，而是他确实找到或发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对客观的自然现象或经济现象有了全新的、独特的认知。

爱因斯坦相对论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穷尽了宇宙自然的一切真理，不是因为它是唯一的物理学研究范式或思维方式，而是因为它开启了我们认识宇宙自然奥秘的一个新视野、新方式。它也并非完全取代了牛顿力学，它与牛顿力学长期共存。随着人类知识和智慧的进化，必定有更新的科学理论能够发现比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更多的宇宙自然之谜，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相对论的数学描述（尤其是广义相对论）非常复杂，然而其基本思想却非常简单和明白。这正是一切伟大科学理论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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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模型非常复杂，复杂到经济学研究生都难以完全明白，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却非常简单和明白，那就是它将人类经济体系看作一个自动迈向充分就业均衡的自我调节体系，即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均衡体系。经济体系从本质上非常类似于牛顿力学所描述的机械体系，这恰好说明了牛顿力学思维方式对经济学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此深刻，以至经济学者通常都不会觉得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源自牛顿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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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革命的本质并不是否定经济体系是一个迈向均衡的体系，而是否定了经济体系能够自动迈向均衡。易言之，凯恩斯认为，如果我们信奉所谓自由放任的经济哲学理念，让经济体系自我调节，那么经济体系就很可能或根本不能自动迈向充分就业均衡，它很可能或必然迈向某种“失业均衡”——经济体系里的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和利用，这意味着经济的衰退、萧条或停滞。

这个基本思想也非常简单。凯恩斯的真正贡献是他构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或数学模型，以证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确实会迈向失业均衡。

依照熊彼特的分析，凯恩斯的数学模型包括5个所谓内生变量和一个外生变量：5个内生变量是国民收入、就业量、消费、投资、利率；一个外生变量则是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由货币当局的政策行动决定。这些变量由三个基本方程或所谓心理规律相互联系起来：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和流动性偏好函数。简言之，所谓凯恩斯革命或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就是由三大函数和六大变量共同构成。

这些变量和函数构成的经济体系还是一个迈向均衡的体系，只不过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是能够自动迈向充分就业均衡的体系，而是会迈向失业均衡的体系。要推动经济体系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引入新的外生变量，这就是凯恩斯设想或建议的政府财政赤字或干预政策变量。

从这个基本意义上说，凯恩斯经济学依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依然是牛顿力学思维方式在经济学中的运用。牛顿用几个很少的变量和方程就能够描述和计算自然界和天体的运行规律，同样，凯恩斯试图用三大函数和六大变量来描述和计算人类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这个思维方式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迅速征服世界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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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日所倡导或建议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或研究范式的改变，一是源自我对新古典经济学哲理基础的长期反思；二是源自我对华夏固有的伟大高深哲学——心学——的学习和体悟；三是源自多年来我对人类创新历史和本质的研究，尤其是对人类创造力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