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一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经典时代

一

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经典。以中国而言，最早被列为文化经典的是六经，到了后代又加入了先秦两汉的一些典籍（如诸子、《史记》、《汉书》）。以希腊而言，最早被列入经典的是荷马两大史诗和赫西俄德的作品，然后加入三大悲剧作家以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以印度而言，先是四大吠陀，后来又有两大史诗。可以说，没有形成文字化的经典系列的文明，都很难被称之为伟大的文明，因为没有文字化，文明就很难流传下去。

文化经典最早都形成于代代的口耳相传，这些凭着一代传承一代、靠着背诵和记忆而传承下来的东西，必然是那一文明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到了历史的某一时期，由于书写技术的进步，才逐渐文字化，并经由书写材料（如泥砖、纸草、木片、竹片）而流传下来。经过这个阶段以后，已经文字化的“书籍”就成为某一文明识字阶层的教科书，代代传诵不绝，这样就形成了文化经典。随着时代的发展，某一文明内部的文化经典，各典籍之间的地位也许会有高低起伏的变化，但其核心基本上会保留不变，如中国的六经和希腊的两大史诗。

即使有了文字化，也不能保证某些文明的文化经典就能永远保存下来，譬如古代的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两种文明，曾经拥有丰富的典籍，却因后来者的不断征服，而为世人所忘记。近代以来，由于考古挖掘的努力，两河文明的楔形文字和埃及文明的纸草才能重现于世。当然，经过考古发现重新缀补出来的文化经典，终究不及文字传承代代不绝的文化经典那么完整。

跟两河、埃及文明形成对照的，是古代希伯来文明。希伯来文明诞生于古代的以色列国，而以色列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常常遭受周边强大帝国的侵略，国家的存在时有时无，但它的经典《旧约》却能靠着犹太教的强大凝聚力流传下来。后来的基督教也发源于犹太教，基督教除了《旧约》之外又有自己的《新约》，《旧约》及《新约》的流传基本上源于宗教的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这在文明史上是少有的例外。

二

从地理上的区隔来说，我们可以把人类最重要的古代文明分成三大块：1.东亚的中华文明，2.南亚的印度文明，3.两河、埃及、地中海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相对来讲都比较孤立地发展（但三大文明区之间还是多少有所联系），而两河、埃及、地中海之间的各文明却彼此紧密交流。两河、埃及以及附近的各文明，后来统一于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可以说是这一地区第一个伟大的综合体。跟波斯帝国形成对抗的，是希腊各独立城邦组成的文化统一体。这个希腊文明内部彼此斗争不已，最后由马其顿帝国将它们统一起来，并且灭掉了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后来虽然分裂成马其顿（包括希腊）、埃及（托勒密王朝）和西亚（塞琉古王朝）三大块，但它们却拥有共同的文明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希腊化文明。后来，在地中海西部兴起了罗马帝国，并吞了所有这些地区，再加上罗马帝国在地中海西部所征服的北非、西班牙和高卢（现在的法国），就形成了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和东方的汉帝国遥遥相对。

从文化上来讲，罗马帝国和先前的马其顿帝国一样，是传承希腊文化的。希腊文化所以在希腊政治势力消失以后还能长期存在，就因为统治它的两大帝国在文化上都受到它的影响。

三

我们现在常说，近代西方文化传承了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这是一个太过简略、容易产生误导作用的说法。罗马帝国统一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形成了希腊罗马文明，这个文明的文化经典，除了希腊人的作品之外，又加上了罗马人（如西塞罗、西泽、维吉尔、李维等）的作品。但是，在公元2世纪末罗马帝国陷入长期内战以后，这个文明就逐渐没落了，等到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重新统一帝国，尊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希腊罗马文明就变成了罗马基督教文明。我们记得，罗马皇帝朱利安曾经企图恢复希腊罗马文明，但很快就失败，因此他被称为“叛教者”，这就说明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最重要的文明力量。等到日耳曼各部落冲进西罗马帝国境内，西罗马帝国崩溃，日耳曼各部落纷纷归皈基督教以后，至少有一千年时间，所谓西方文明其实就是基督教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几乎被忘记了。

就在西方完全笼罩在基督教的势力之下的时候，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屹立了一千年之久。拜占庭帝国使用希腊语，继续传承古代的希腊文明，而且，还影响了后来兴起的大食帝国的伊斯兰文明。现在很少人知道，伊斯兰文明不但传承了古希腊文明，同时还传承了古希伯来文明。大食帝国的全盛时代不但翻译了许多希腊经典、产生了不少诠释希腊文明的大师，而且，他们同时也推崇《旧约》与《新约》。如果没有拜占庭帝国和大食帝国，古希腊文明有多少能保存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近代的西方很少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好像希腊文明在西方一直绵延不断，这是很少有人揭破的历史大谎言。

一直要到薄伽丘和彼特拉克（15世纪）的时代，古希腊罗马文明才在意大利复兴起来，并逐渐波及全西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以后，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并存于西方，成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和近代西方所传承的希腊罗马文明，很难说是同一个文明，因为后者已经加入了基督教的因素，而前者丝毫没有基督教的影子。而且，我们不能说，传承拜占庭文明的俄罗斯文明，以及继承大食帝国遗产的伊斯兰文明，都不是古希腊文明的继承人。古希腊文明的“后代”有好几个分支，西方人凭什么说，他们是古希腊文明唯一的继承人？

再说，所谓的希腊文明的作用问题，恐怕也需重新考虑。近代西方人把希腊文明吹得神乎其神，认为这是西方人最具天才性的创造，是西方人对人类所做的最伟大的贡献。其实，真相远非如此。根据希腊人自己的记载，以及19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地中海文明的发源地是两河流域和埃及，再从这里扩展到叙利亚、波斯、小亚细亚、腓尼基和以色列（希伯来），再影响到在小亚细亚海岸区域的希腊城邦，然后再扩展到希腊本土（我们只要想一想，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和希罗多德都来自小亚细亚沿岸的城邦，即可思过半矣）。也就是说，希腊文明是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影响下的产物，说希腊文明是独立创造出来的，根本站不住脚。罗马帝国时期，帝国东部因为有较深厚的文明底子，所以才能发展出基督教，也才能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继续存在着拜占庭文明，并且发展出伊斯兰文明，还有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这一大片地区本来就是古地中海文明的发源地，在近代西欧尚未兴起之前，其文明力量远远超过西欧，而且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在这个地区，希腊文明只不过是这个大文明圈的一环而已，其作用绝对称不上独一无二。在近代西方兴起以后，西方人为了突出自己，就拉出了一个“远祖”希腊，并把它无限地抬高。

我们现在所读的人类文明史，不过是近代西方人“创造”出来的文明史。其实，西方称霸全世界（从他们压倒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算起）也不过两百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上，两百多年算得了什么！等到西方话语霸权一过，西方文明发展的真相就会大白于世。西方人所叙述的希腊—罗马—文艺复兴—近代西方这个一线传承的人类文明史，总有一天就不会再有人相信了。

四

我们略过印度文明，直接从古地中海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跳到中华文明。

在东亚这块大陆上，历史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形成了一个后来称之为“华夏”的统一文明。这是中国上古史最重要的问题，随着中国考古学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会逐渐清晰起来。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周朝建立的时候，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中国人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固的文化大一统的观念。这个观念还可以往前追溯，应该说，至少从中国历史中的“三代”（夏、商、周）以来，这个观念就已经存在。

我们知道，在周代建立的时候，中国还处在“万国”并立的时代，但周王（周天子）受天命而成为天下的领袖，也是绝大部分诸侯国所公认的。虽然战争时有发生，但周王作为最终的协调者和决断者的地位，很少受到挑战。即使在春秋时代，周王的权威已经极为式微，春秋的霸主，特别是齐桓公和晋文公，仍然以周王的辅臣的身份维持次序，不敢在名分上有所逾越。一直到战国中期，齐国和魏国相约称王的时候（齐威王和魏惠王），周王的崇高地位才完全丧失。周王的权威名分长期存在，说明天下“共主”的观念已经长期存于中国人的心中。没有这个观念的存在，很难想象先秦诸子都存在着“大一统”的思想，也很难想象秦国最终并吞六国，实现了政治领域中郡县制的大一统（即一般人所谓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我以前一直以为春秋、战国的长期战乱，是大一统思想出现的现实原因，最近和我的朋友张志强讨论，才了解这种想法可能早在三代之前就已存在，而周代的宗法封建制则是这种思想的非常具有创造性的体现）。

将中国的上古史和地中海地区的上古史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的重大区别。以两河流域来说，这里先后出现了萨尔贡帝国、汉谟拉比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和迦勒底帝国（新巴比伦帝国），周边也曾有过赫梯帝国（小亚细亚）和米底帝国（波斯）；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国家。最后，整个地区统一在波斯帝国之下。所有这些帝国，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一个接着一个地崩溃，虽然许多帝国的领袖都自称为“万王之王”，但类似于周天子的那种天下唯一的“王”的观念，似乎从没有出现过。

我们再来看希腊地区。希腊城邦其实都是非常小的，他们也会成立各种联盟，彼此打来打去，谁也不服谁。为了维持城邦的“独立”，他们宁愿在内斗中耗尽力气，最后，只好由野蛮的马其顿将他们勉强统一起来。最奇怪的是，即使经历了许多次的、惨不忍睹的城邦联盟战争，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从未设想过“天下一王”的观念。从两河文明到希腊文明，从头到尾就只存在着国与国、帝国与帝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争霸战。这似乎是地中海文明的宿命。

五

当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出现的时候，东西方的古代文明都发展到了最高峰。我们如果以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束（前201年）作为罗马帝国的起点，以马可·奥勒留皇帝的去世（180年）作为罗马帝国高峰期的结束，那么，罗马帝国的全盛时代约有四百年之久。相对地，汉高祖元年，是公元前206年，而汉献帝即位的那一年（189年），汉帝国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汉帝国跟罗马帝国可谓同始同终。一般都把公元476年作为西罗马帝国完全崩溃的界限，我们也可以把西晋灭亡的那一年（316年）作为中国陷入长期混乱的开端。中国这一次的政治脱序，一直到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589年），时间长达二百七十余年。但是，当中国重新统一的时候，原属于西罗马帝国的区域仍然一片混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要逐步碎片化，形成许许多多的封建小王国和小公国，直至14世纪才开始形成近代的民族国家（以英、法两国为前导）。一直到现在，西欧从未真正统一过。

东、西两大帝国的灭亡，除了内部的因素外，主要就是外部野蛮民族的入侵。在西方，是各种日耳曼部落，在东方，是所谓的“五胡”。我们要问的是，自日耳曼民族冲垮西罗马帝国以来，西方即陷入长达一千年的衰落期，并且一直受困于强大的伊斯兰文明，而中国却能够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内，就恢复了大一统，并且开创中华文明的另一个黄金时代—隋唐帝国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从上面所分析的地中海古代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性质中，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自两河文明的萨尔贡帝国起，直至西方上古文明最高峰的罗马帝国，所有的西方帝国都是掠夺性的。在这方面，罗马帝国表现得特别鲜明而野蛮。罗马帝国是一个纯粹依靠军事武力而征服其他地区的帝国，在每一次的征服中，它把被征服地区的财物全部搜刮到意大利，并且把被征服地区的大量人口掠夺为奴隶，以致在意大利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奴隶制的高峰时期。在这种情势下，意大利才会出现经济上的畸形繁荣。等到罗马帝国掠夺到意大利的财富和人力消耗殆尽，而意大利本身在长期享受而流于荒淫腐败之余，西罗马帝国就成为干枯的橘子皮，生机全无了，必须等待一千年的休养生息，才有再度复兴的机会。

再反过来看汉帝国。汉帝国承袭了周人的文明观，对于“华夏”之外的少数民族，从不以征服和掠夺作为主要目标。华夏文明的扩展，主要是逐步而渐进的，让周边的“他者”自愿地选择融入华夏之中，最鲜明的例子是楚国、吴国和越国。这三个国家，在春秋时代还被中原国家视为“非我族类”，他们的北上争霸，常常让中原国家忧心忡忡。但到了秦汉以后，却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了。我们不要忘记，建立汉帝国的，主要是楚人（这个“楚”是并吞了吴、越两国的那个更大的“楚”）。再进一步来说，称霸西戎，最后统一中国的秦国，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华夏。秦统一中国，楚人灭秦，作为楚人代表的刘邦建立汉朝以后，竟然以秦地作为新王朝的首都，这都可以看出中华文明之所以形成的强大的内聚因素。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申论。到了春秋中期，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作为中原国家之核心的鲁国、郑国、卫国和宋国都已积弱不振，反而是处在更为边远地区的齐国（滨海）、晋国（处在北方，与群狄杂处）、秦国（与西戎杂处）以及被视为南蛮的楚国日渐强大。是这四强在边区的开拓，融进了许多异族的因素，壮大了他们自己。到了战国时代，事实上也是这四强争霸（这时候的晋已经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等到秦、汉统一以后，原本的中原中心区（以郑、宋为核心），再加上四面的齐、晋、秦、楚，以及较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东北的燕，就成为各有区域特色的统一体，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我们只要读 《史记·货殖列传》 和 《汉书·地理志》，就能看到这种统一中的复杂局面。张志强在谈到周代的封建制时说，“宗法封建制的具体创设背后蕴含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意涵，意即通过差异的协调，而非差异的取消，来达成统一的秩序”（《如何理解中国及其现代》，《文化纵横》2014年1期），这就可以看出，秦、汉的统一其实是周代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是继承，而不是突变。这样的大一统秩序，是地中海地区的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无法企及的。

这样的大一统秩序，经过汉代四百年的经营，就更加稳固，不是任何外来的力量所能击碎的了。

我们无法确知，五胡乱华以后，冲进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到底有多少人，估计总在一百万以上，三百万以下，数目不会太少。但是比起汉族来，恐怕还是少数，即使有大量的汉族逃往南方，北方的人口还是以汉族为多数。何况，不论在十六国时代，还是在北魏时代，胡人的统治，总需要汉人的协助。我们只要读前燕和北魏初期的历史，就能看到范阳卢氏、博陵和清河崔氏，以及赵郡李氏所发挥的无比重要的作用。因此，进入了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就自然而然地汉化了。到了隋唐时代，这些少数民族完全融入汉族的大海之中。

再说南方。由于东汉末年的大乱，有一部分汉族已经逃往南方，所以才能建立吴国。永嘉之乱以后，更多的汉族逃往南方。经过吴、东晋、南朝三百多年的经营，南方的农业更为发达，而南方的少数民族也有相当大的比例融入汉人的群体中。这样，经过二百七十余年的混乱，重新统一的中国，反而比以前更具有发展力。比起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的长期分崩离析，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再统一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但追源溯始来看，这种大一统的种子早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就已确立了。从这方面来看，我们能不说中华文明是人类史上最让人瞩目的文明吗？

六

为了进一步对比隋唐帝国重新在中国形成大一统，而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形成小国林立的局面，我们可以用当代的例子，来说明中华文明的特质。

俄罗斯帝国是近代西方最独特的大帝国，幅员广袤，民族众多，但形成的历史却非常短暂。如果从16世纪算起，也不过短短的五百年而已。俄罗斯帝国的最大特色，是它非同寻常的暴增能力。它所并吞的领土，都是一块一块地吃进来的，每一块都有自己的主体民族，迥然不同于大俄罗斯族。也就是说，刚开始，俄罗斯帝国是通过武力征服形成的。

我们应该公平地说，由于大俄罗斯在文化上落后于在它西边的其他斯拉夫民族，因此，俄罗斯民族并不像西欧先进国（如英、法、德）那么具有种族歧视，它愿意接纳外人（很多波兰人和德国人融入俄罗斯）。但也因为它的落后，常被受它统治的民族，如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所瞧不起。虽然苏联共产党曾经煞费苦心地确立了十五个民族共和国的架构，仍然无济于事，最终还是在20世纪末轰然崩毁，就如20世纪初的奥匈帝国一样。

相比而言，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时间非常长远，扩展的速度非常缓慢，比较接近于自然的形成，而非由武力在短时间内促成。从新时器时代各地区“满天星斗”般迸发而出，到夏商周三代形成“天下一王”的概念，这一段“史前史”，比起以后有文字的历史更要长远得多。而我们到现在，连对这一段“史前史”的理解也只是刚开始而已。这就说明，中华文明形成史的悠久与长远。

我们再以云贵高原和四川西南地区为例，来说明中华文明扩展的缓慢。这一片地区，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叙述的范围，是汉代以后开始列入中国正史的各种蛮夷列传里的。一直要到元、明两代，云南和贵州才正式划入中原王朝的省区。这就说明，中国对这块地区的经营，历时一千余年。

我们如果留心中国历史，是可以根据各种正史，追溯中国每一块偏僻地区从朝贡、依附，再到融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曾经主动放弃过高丽（相当于朝鲜北部，在唐高宗时）和交趾（现在的越南北部，在宋太祖时），因为当时中国的皇帝认为，要维持在当地的统治，太耗费国力，没有必要。这些都可以说明，中华文明的发展虽有武力的因素在内，基本上还是由文明内部的潜在发展力自然而然形成的。

汉帝国崩溃以后，经过近三百年的内乱，而能再恢复大一统，就证明了，中华文明这种逐步发展所形成的内在凝聚力，已经坚不可摧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式的向外扩张的历史观，是没有办法理解中华文明的。它们到现在还在对中国不断地指指点点，只能证明它们自己是夜郎自大罢了。井底之蛙，又何以窥天。

七

西方史学界习惯把西罗马帝国崩溃前的历史，称为上古史，而把此后至文艺复兴的历史，称为中古史，有一段时间，甚至称为“黑暗时代”。现代很多人沿用了西方习惯，把汉帝国崩溃至唐帝国灭亡这段历史，也称为中古史。这真是比拟不伦。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自隋唐帝国建立（589年隋灭陈），至南宋灭亡（1279年），是中华文明的另一个黄金时代，怎么能够用“中古时代”去称呼呢？何况，从隋唐至两宋，延续了将近八百年，两百多年后才有哥伦布的西航，一边是黑暗时代，一边是黄金时代，却都称为中古，这算什么历史逻辑？这无非是要降低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世界上有哪一个文明，能够像汉帝国覆灭后的中华文明，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就能够在同样的地理范围内浴火重生，进而扩充其发展潜力？所以，隋唐帝国以后再度焕发出新生命的中华文明，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特例，是要大书特书的，怎么可以用西洋的历史逻辑来看待呢？而且，我们已经说过，近代西方文明把自己上承古希腊罗马文明，绝对不能称之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生。因为它中断了一千年之久，为此而加入了举足轻重的基督教文明色彩，而且地理中心也从南欧的意大利转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其性质完全不同于隋唐和两宋之承接两汉。

之所以要阐明这一点，就是要突出唐宋文明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第二批的文化经典。我们现代中国人最常阅读的古代典籍，除了先秦两汉的著作之外，就属唐宋时期的作品了。清朝人所编的两本极为风行的选本《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以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到现在还盛行不衰，就说明了，唐宋作品的经典地位仅次于先秦两汉。一个文明，同时存在着两套文化经典，这也是世界史上少见的。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各自形成了民族文学的经典，然后他们又共同借用了古希腊罗马经典作为他们的源头，这种情形和中国文明的一源而两高峰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这都是中华文明自己的产物。

为什么要这样强调第二次的经典时代呢？因为我个人预期，在一百年内，中华文明将产生它的第三次的经典时代。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近代以后，长期以来，我们都为中国以及中华文明的前途感到忧心、悲观，甚至绝望。即使到了现在，全世界已经承认中国的崛起，我们很多人还是自信不足，为自己没有走上西方的道路而自卑，我们还没有恢复文明的自信。其实这完全中了西方人的圈套，沉溺在他们的史观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是天大的错误，应该赶快纠正。

前面已经说过，从汉帝国的沦亡，到隋唐帝国的兴起，经历了二百七十余年的时间。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到2008年，中、西势力开始趋于均衡，中间也不过只有一百六十八年。这个时间段，比起二百七十余年要短得太多了，因此，恐怕很少人会相信我们已经复兴了。

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清帝国的衰亡，以至中华帝制的解体，也是内外交困的结果。西方帝国主义虽然不像中国古代西北方的游牧民族，但也是一种外力；太平天国、“捻乱”、“回乱”，一连串的起义，说明中国内部也出现了大问题。这就正如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内部先有黄巾之乱，接着外部又有边疆少数民族的窥视。只是因为西方的侵略，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把问题看得非常严重。哪里想得到，我们花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把中国重新统一；统一以后，花了六十年的时间就把经济全面搞上去了，谁会想得到呢？以至于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不相信我们已经到达了中华文明第三次黄金时代的入口。

正因为我们即将进入第三次的黄金时代，这才让我们想起第二次的黄金时代是怎么到来的，我们要借鉴第二次的经验，以便为将来的第三次黄金时代做准备，所以我们才要探讨中国的第二次文化经典时代，想从第二批的文化经典作品中学习到一点东西，以作为我们创造第三次文化经典的凭借。

八

为什么需要这种借鉴呢？我想在这里简单谈一下。

从社会结构上来讲，整个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主要的政治权力都掌握在门阀手中。但是，到了宋代，门阀已经完全解体，整个士大夫阶层主要是由考上科举的进士所组成。理论上来讲，科举进士人人平等，没有人会因为家世而高人一等，相反地，门阀出身的士人天生就高人一等。而唐代，就正处于门阀士族逐渐失势、科举进士逐渐兴起的过渡时代。唐代文学与思想曲折地表现了这种一起一落的状态，而宋代文学与思想正式确立了科举进士阶级的世界观。把唐、宋文学联系起来阅读，即可体会到，门阀士族的思想状态如何逐渐没落、科举进士的意识形态如何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唐、宋文学正是在为即将形成以及已经形成的新型的中国社会秩序提供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基础。

拿唐、宋时代来和现代的中国做对比，就可以看出现代中国最大的不足，那就是：我们对于现代中国现状的看法，正处于意见分歧的状态。有人完全不承认现状的合法性，认为还需要西方式的宪政改造；有人认为，现代中国的成就颇为可观，应该从发扬固有文化的立场，诠释这一成就的来源（我个人属于这一派）；除了这两派之外，中间还有种种的看法。可以说，我们正处于意识形态的混乱的战场，人心难以和同，社会不能稳定。

我个人很希望，我所从属的那个思想潮流能够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从而使当前的社会趋于稳定，也只有在这种稳定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逐步地、渐进地改良这个社会。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相信，唐、宋文学经典作为中华文明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代表，对我们即将进入第三个黄金时代的人，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2014年4月12～14日初稿

4月22日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