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楚声兴隆与衍解的历史意义

汉初统治者虽不重视文学，但因统一局面的形成，出现了非人为意志决定的多种文化因子的聚合与繁荣。这时不仅有南方楚骚文化与北方诗经文化的交融，而且有燕齐方士代表的东方文化与秦地四畤和陈宝祠宗教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会通；然从汉初文化实际考察，显然诗、骚影响为主，其中楚声尤盛。日人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对此有论述道：“姑不论周初楚人之物质情形如何，唯其在文艺方面所显示，则似有难于忽视之文化。此种文化日后汇集于《楚辞》之中，而予汉代文学以极大影响。”（台湾开明书店1977年版中译本）而刘师培《论文杂记》中有关中国词章产生渊源的一段话尤值引录：

诗篇以降，有屈、宋《楚词》，为辞赋家之鼻祖。然自吾观之，《离骚》、《九章》，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伤中路之夷犹，怨美人之迟暮，托哀吟于芳草，验吉占于灵茅，窈窕善怀，婵娟太息，诗歌比兴之遗也。《九歌》、《招魂》，指物类象，冠剑陆离，舆旌纷错，以及灵旗星盖，鳞屋龙堂，土伯神君，壶蜂雁虺，辨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丽，史篇记载之遗也。是《楚词》一编，隐含二体。秦、汉之世，赋体渐兴，溯其渊源，亦为《楚词》之别派：忧深虑远，《幽通》、《思元》，出于《骚经》者也；《甘泉》、《藉田》，愉容典则，出于《东皇》、《司命》者也；《洛神》、《长门》，其音哀思，出于《湘君》、《湘夫人》者也；《感旧》、《叹逝》，悲怨凄凉，出于《山鬼》、《国殇》者也；《西征》、《北征》，叙事记游，出于《涉江》、《远游》者也；《鸟》、《鹦鹉》，生叹不辰，出于《怀沙》者也；……《七发》乃《九辨》之遗，《解嘲》即《渔父》之意：渊源所自，岂可诬乎！

这里从词章与文体角度入手，注重《楚辞》艺术对先秦诗文化之比兴与史官文化之载事两种风格的继承，并通过此文化现象提出汉代文学的主体精神，显然是精到的。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又往往囿于文化现象的观照，而缺乏对汉代文化整体的把握。因为真正的汉代文化绝不是楚文化的延续，而是对楚文化的包容。自汉初歌谣楚声激越到西汉中期立乐府之制，广采各地民歌（包括楚）入宫廷，显示的是汉初楚声在诗歌领域兴隆而衍解的过程；自汉初骚赋楚声悱恻到西汉中期体物大赋的形成，显示的也是汉初楚声在辞赋领域兴隆而衍解的过程。

在汉代文学思想整体建构中，楚声兴隆只是一个过程，而就此过程之阶段性意义而言，这一现象又具有独立的思想价值。首先，汉初文人将楚文化中浪漫色彩和丰富想象的理想图景与疆域辽阔的现实社会结合起来，促进了汉代文学思想鼎盛期兼综浪漫与现实，既雄浑壮阔、又气韵生动之风貌的形成。其二，楚人宇宙观中怀疑精神触发了汉初文人对天命与人事的双重疑问，揭示出汉初士子境遇冷落的深心悲哀；而此悲剧意识又始终潜藏于汉代文学中。其三，汉初文人对楚贤风韵的追慕、缅怀，实质上是对当时社会不平的愤慨，而其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的批判性虽然随着王朝政治、经济的稳定繁荣淡退，但在其低落衰败期又会重新复现，这又说明其精神的内在活力。其四，汉初文学的深情与个性渊源于楚骚，发扬于当世，并对汉代文学教化观起着冲击和补充作用；这种个性与情感所蕴含的文学缘情因素，对汉代文学自立意识有着肇始之功。

楚声在经过汉初六十六年历程步入汉代文学盛世的衍解，并不意味着楚声的没落，相反，这正是楚文学精神在新的文化机制中得到了新的生命。对楚文学来说，这是历史的归宿；而对汉文学来说，它能进入黄炎同尊、龙凤呈祥的时代，又与楚文学精神的启迪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