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荷马学”

在西方，“荷马学”是远较中国“红学”更庞大繁杂的学术体系，许多大城市都有不止一个荷马学会，许多大学都设有专题研究。中国也早有一批可敬的专家为之皓首穷经。笔者手边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全诗中文译本和若干零星片译，还有一大批专门著作和参考文献，但是鲜见有喜欢文学的中国当代作者置身其间。也就是说，荷马是文学，荷马学是人文学科，对于荷马的研究多由非文学的学科来打理。

本书认同荷马当之无愧地矗立于西方文学之源，甚至也是西方文明之源。荷马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作为一位横空出世、大有造诣的文学先驱，深刻地影响了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走向。尤其值得关注的节点——几乎就在希腊城邦文化兴起的同时，中国也以儒家文化为转捩，从此与西方各奔前程，各行其是，各异其志。面对当今世界许多纷繁的冲突，与其舍本求末，不如回溯人性和文化的本源，这对于认识我们自己和认识他人的世界都有所助益。

解读荷马史诗有许多视角。哲学、史学、古典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比较学等学科对荷马史诗的解读是全方位的、不厌其详的。阅读这些学科的研究专著有时产生奇异的感觉：一个自认为是局内人的文学读者反倒成为局外人。照理说，以文学视角解读荷马史诗应更加贴近荷马史诗的原旨。或许，这种局外人的角色，只缘不在此山中的审美间离，欲知他乡几多事的审美取向，会蕴含着比较的乐趣。

就方法来说，本书以贴近文学的人性论视角，进入早已被现代各门人文学科深耕过的领地。文学一向偏重感性并且视理念化为大忌，作家涉入荷马学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可能有两种结果：它既可能在壁垒森严又杂说纷呈的围墙之外茫然徘徊不得其门而入；又可能像一头粗鲁的豪猪闯入瓷器店把精美的文物撞成了一地碎片。这两种结果都不是笔者所乐见的。

本书尽可能以通俗的叙述减少阅读困难。为文者不外乎四种叙述风格的排列组合，其中以浅入深出最不可取，深入浅出最不易为；用文学语言来写论文几乎是一场白日梦，但心怀为读者着想的善念则是不可缺少的。不仅面向各类专家的审视，还盼望和中层文化水准的读者有所交流，跳脱高处不胜寒的小众圈子境地。引起更多读者阅读人类早期两部伟大史诗的兴趣，这是笔者的小小奢望。

在西学早已东渐的背景下，中国的荷马学大体来说就是西方的荷马学，本书在方法的比较之余还会遇到不同文化的比较，双重的纠缠难免会出现与主流共识相悖的述说。越是在这些地方，笔者就越是如履薄冰，也意识到这些述说只可能是个人的视角。不过，一种朴素的意念始终在提醒，如果一本书只求圆融附会而不见新意，它的出版意义形同直接丢进废纸篓。同时，千万不要以为作者读了书去了希腊就找到什么答案，恰恰相反，这部笔记只记下感受，从希腊归来更欣赏罗素的一句话：“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

本书尽量少用典故。荷马史诗衍生了希腊宏大的神话传说和伟大的悲剧、喜剧，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被剧作家再创作和发挥，例如美女海伦和金羊毛的故事、阿伽门农家族的故事和众神祇的故事……许多各式各样而又互相矛盾的传说几乎令人绝望。本书在有限的篇幅中不宜太过铺展，尽可能沿着史诗的主干来叙述。此外，书中遇有学术专著的征引，借用他人的原话都会注明出处，依旧例注明作者与篇名。至于引用荷马的诗句，本书主要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念生和王焕生的译本，那些段落对于研究荷马的人来说应是耳熟能详的，为免去烦琐不再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