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不休的皇帝:查理五世最后的岁月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第3章

查理五世皇帝在1556年彻底退位,并在偏僻的修道院度过他的晚年,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震惊了世人。显而易见,这个决定并不符合子孙后代的利益。老教皇保禄四世认为查理失去了理智,并且宣称他和他母亲一样疯了。新教教徒只将他的退位看作是他已经气馁绝望的行为。他们将此归因于查理五世在德意志遭受到的意料之外的败北,因为在此之前,这位几乎无所不能的君主曾经夸下海口,要在德意志重新实现天主教的统一,并将王权统治扩张至德意志。但那些曾是其手下败将的路德教徒和已经对他俯首称臣的诸侯们团结一致,将他的宏伟蓝图突然推翻。很多天主教徒从腓力二世迫切继承大统,尽早取代他的野心中寻找他的父亲查理五世提早走下皇位的原因。

对查理五世作此决定的动机的各种猜测还扩展到了对他退位之后情绪感受的揣测。有些人断言他有过短暂的懊悔:他们声称查理会很快厌倦这种孤独寂寞而重新坐回王位,另一些人正相反,他们认为查理五世会在尤斯特修道院过上如修士一般清苦节制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查理远非一个暗藏勃勃野心并会反悔的人。从他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虔诚的宗教教规奉行者,他严守宗教礼仪,甚至会蹈矩循规地像修士们一样,同他们一起在教堂中唱诗。桑多瓦尔和罗伯逊(Robertson),前者文笔浮夸,后者追求真实,两位历史学家尽管风格迥异,却在这位统治欧洲30年的伟大政治家退位后在尤斯特修道院的这段历史上达成了一致:在他们的著作中,查理五世在尤斯特,并非以一个从世界事务中抽身,退居幕后的君主的姿态生活,而是过着真正隐居者的穷苦日子;查理五世对修道院以外的一切事务都无动于衷,对其曾经统治过的王国事务毫不知情。且基于对圣哲罗姆教派编年史作家的信任,人们相信查理五世是在奇怪的葬礼之后去世的,并认为他在世时给自己举行葬礼是出于他虔诚的修行和迷信怪癖的发泄。

查理五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退位的。他对自己这个出于本心并且谨慎缓慢完成的行动从未有过一丝后悔。他非常睿智且经验丰富,尽管身处修道院,他仍然对西班牙王朝的所有事务了如指掌,并且对其中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他的儿子都会来咨询查理的建议。他的儿子对他一直敬重且孝顺。在修道院中,他按照自己习惯,享有曾为君主的尊荣,与修士分开居住。尽管他对宗教极为虔诚,这位狂热的基督徒仍旧是一位最坚定的政治家。他希望他的儿子在意大利被教皇保禄四世袭击之后,不能像他当年宽恕教皇克莱芒七世(Clément Ⅶ)那样,再迁就这个野心勃勃的保禄四世。可是懦弱的腓力二世却于1557年9月,在他捷报频传时结束了这场毫无好处和尊严的战争,骄傲的查理五世觉得这场与罗马教廷的和平缔结得过于草率和仓促。最终让他备受折磨的旧疾毫无征兆地复发;他的生命就像之前所发生的一样,[1]如此简单地结束了,但是他的高贵令人敬仰和他的伟大与生俱来。这些真实的文献使我的研究得以推进并且成文纸上。

查理五世很早就有过交出权力并遁隐的想法。他第一次萌生这个念头是1535年远征突尼斯之后,这次远征顺风顺水,战绩辉煌。他在归隐尤斯特之前几天,在哈兰迪利亚城堡一次秘密的会谈中曾经向葡萄牙大使洛伦佐·皮雷斯·德·塔沃拉证实了这种说法。同时当他来到尤斯特修道院居住时,也曾对这里的修士们提及此事。由此看来,这个计划一直萦绕在他忧伤的情绪周围长达近20年,直到他最终付诸实行。当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皇后(L'impératrice Isabelle)在世时,他已经喜欢独处。查理五世对这位王后深怀柔情蜜意,当她于1539年早逝时,查理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而退位的愿望也更深入内心。当伊丽莎白王后的遗骸被从托莱多皇宫(Palais de Tolède)移驾安葬到格拉纳达的皇家礼拜堂(la chapelle royale de Grenade)时,这个教堂里还安葬着他的外祖父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二世(Ferdinand d'Aragon)、他的祖母卡斯蒂利亚的伊丽莎白(Isabelle de Castille)、他的父亲“美男子”腓力一世(Philippe le Beau),它也将成为他所有家族成员的墓地,他自己却闭关在拉西斯拉(la Sysla)的圣哲罗姆派修道院中。

唐·弗朗西斯科·波吉亚(don Francisco Borja)当时为伦巴第侯爵(marquis de Lombay),不久后又成为甘迪亚世袭公爵(duc héréditaire de Gandia),并最终成为耶稣会(société de Jésus)的第三任会长。他曾是皇后——葡萄牙的伊丽莎白的侍卫,并被查理五世指派护送她的遗体到墓地。将他高贵美丽的女主人的棺材放入墓穴后,伦巴第侯爵让圣哲罗姆教派作为墓地的看守。她的面部轮廓因为死亡而扭曲,他甚至认不出棺木中的皇后。人类的美丽和权势如此迅速地被破坏,并且最终屈身于这样狭小的陋室之中让他对这些感到厌恶,正是此时他决意要投身宗教生活。在他护送皇后尸骨回来后,他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查理五世,查理五世也将他将来退位的秘密告诉了他,这个秘密于1542年告知阿拉贡议会。

当他初次对至高权力感到厌烦时,他还不到40岁且正值权力鼎盛时期。他终结了西法之间为争夺意大利统治权从世纪初就已开始的战争,并且大获全胜。[2]连续3场战争之后,他战胜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同时还打败了教皇克莱芒七世,攻占了所有的意大利独立邦国。国王和教皇都成了他的阶下囚,一个长期纷争的国家也被他驯服,听从他的安排。他在那不勒斯王国(le royaume de Naples)和米兰公国(le duché de Milan)建立了不可撼动的统治,他授予美第奇家族(les Médicis)佛罗伦萨统治权,并重新恢复了费拉拉公爵[3]在摩德纳(Modène)及雷焦(Reggio)的统治权,他还给予曼托瓦公爵(les marquis de Mantoue)兼并统治蒙菲拉托(Montferrat)的合法地位,这些安排加强了他与以上家族的关系。[4]他还获得了热那亚共和国,海军上将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é Doria)在他的支持下领导了这次战役,后者在1528年联合西班牙舰队、那不勒斯舰队、西西里舰队光荣完成了解放热那亚的任务,使他的祖国实现了光复。这也使得查理五世称霸地中海。查理五世使得威尼斯共和国真正中立,教皇也慑于其威势之下听命于他,为了保证威势能够在其后代中延续,他力图促成了其私生女奥地利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Autriche)与教皇保禄三世(Paul Ⅲ)的孙子奥塔维奥·法尔内塞(Octave Farnèse)的联姻,奥塔维奥·法尔内塞起初为卡斯特罗公爵(duc de Castro),接着又被封为帕尔马公爵(duc de Parme)和皮亚琴察公爵(duc de Plaisance)。如此一来,查理五世就占领了意大利南部和北部面积最大的两个邦国,同时或通过许以利益,或加以威慑来统治其他意大利邦国。查理五世在意大利半岛建立的领土和政治秩序在以后延续了几个世纪。

于另一方战场,他在德意志成功抵抗了土耳其的进攻威胁。他亲率大军击退了不可一世的苏莱曼二世(Soliman Ⅱ)向维也纳的进军,阻止了他的攻击。接着他向巴巴罗萨·海雷丁帕夏(KhaÏr-Eddin Barberouss)进攻,查理五世在北非海岸袭击了这位勇敢无畏的海盗,他则成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主人。希梅内斯枢机主教[5](cardinal Ximenès)和天主教徒费尔南多[6](Ferdinand le Catholique)将曾经的西班牙统治者驱逐到非洲海岸,而他则继续着在这片海岸的远征,同他的前辈们一样,远征战功赫赫且大有裨益。他的前辈们分别于1509年和1510年攻占了奥兰(Oran)[7]和贝贾亚(Bougie)[8],在此基础上查理五世又占领了波尼(Bne)[9]、比塞大(Bizerte)[10]、苏塞(Sousa)[11]、莫纳斯提尔(Monastir)[12],尤其是他还重新夺回了被巴巴罗萨在一场辉煌快速的战役中攻占的拉古莱特(La Goulette)和突尼斯。西起格拉纳达王国,东到西西里王国,西班牙所面对的主要的北非据点都在查理五世的占领之下,这既可以预防曾经给西班牙带来巨大痛苦的穆斯林再次对西班牙的入侵,同时也庇护了意大利地中海沿岸免受巴巴里海盗(bar bares ques)[13]的蹂躏,几乎所有地中海的西部群岛都归于他的统治之下。

此时的查理五世战无不胜。他还没有通过半政治半宗教的手段,来尝试对德意志进行更加密切的统治,并使德意志重新归顺天主教,但是后者的复杂和艰巨对于他来说困难重重且特别棘手。因此,在1535年和1539年,他没有对外表露任何要放弃王权的意思,他的信心还没有因为命运让他尝到失败的苦涩而动摇,他的力量还没有被病弱残疾所削弱。他承担起这个伟大的使命并不是因为精力充沛,也不是因为身强体健,更不是因为这是他永远追求的幸福快乐;他退隐清静之处的念头一直被抱负驱使,被必须去做的事打消,使他留在王位。他是如此精明,不可能在他儿子还不能取代他时,随便地放弃祖先们和他的成就。

但是他天生的忧郁、深处的痛苦,还有(对宗教)炽热的虔诚,催生了他独特的秉性,而极度的身心疲惫使他的个性越来越专横。各种病痛让他不堪承受,也让他愈加衰老。他的体质和生活方式,数量繁多的国家需要管理,大批不停接踵而来的事务需要指导,四处重燃的战火总是让他身处险境,让他无法长期安顿在一处,他必须承受和领导所有这些事务的重担,这让他过早地耗尽精力。可以说他所付出的心血和纷杂的精力,都超出了常人的能力和天资,他其实是被如此的超负荷(工作)给压垮了。

因为他需要统治西班牙王国、尼德兰低地国家、那不勒斯王国和米兰公国,领导德意志帝国,还要保持意大利邦国们对他臣服或者友好关系;他还须不断和法兰西斗争;尽管与英格兰信仰不同而分离,他又不得不通过利益关系与之重新结成同盟。他还要将土耳其人击退到匈牙利边境,要在非洲沿海地区遏制红胡子海盗的进犯。他不得不或是通过谈判,或是通过战争在全欧范围内巩固了他的政治体系,并且力图抵抗宗教改革的发展,因为新教企图推翻旧的天主教教廷在几个国家的统治,还对其他的国家的天主教统治地位也产生了威胁。他还实现了对美洲的征服与殖民统治。这项宏大的任务几乎全部凭他的一己之力完成;他的总督们、大臣们、元帅们、说客们,都只是为实现他的政治蓝图而选择的工具和实现他意愿的得力干将。查理五世从1529年开始独立处理麾下各个国家的浩渺的行政事务。在他的总理大臣——1521年接替谢尔夫(Chièvres)成为全权领导的加蒂那拉(Gattinara)死后,他再也不需要忍受总理的存在:他将他的王国们都置于他的绝对领导之下,并且实行谨慎的政治统治。他身边围绕着许多能干且听命于他的股肱之臣,他知人善任,对臣下绝不朝三暮四但也不会让他们一夜暴富这样才能够长久地为己所用,而且他判断的准确性和下定决心的魄力也远超所有人。

1547年和1550年,查理五世的两位主政大臣上台了,这两位到他们去世都是那个时期查理五世的左膀右臂,他们分别是查理五世的秘书科沃斯(Covos)和掌玺及司法部部长格朗维尔。皇帝所有的信件总是在得到前者的签字确认和咨询过后者的意见之后才寄出。他称呼格朗维尔为他的首席顾问,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查理五世总是与格朗维尔讨论几个小时。在权衡利弊之后,他把得失都写在纸上以便看清楚应当作何决策。即使在作出决定以后,他常常将写有一旦发出便无法撤销命令的信件保留几天,使自己能冷静地再审阅最后一遍。但是没有什么能让他改变他的立场;他总是要对他的选择坚持到底,他会集中所有精力,拼尽全力将它实现。

尽管查理五世所拥有的一切能够让这样范围甚广的管理容易一些,但是他一个人同时要管理如此多的国家,巡视如此广阔的领地,决策如此繁多的事务,准备如此多的措施,推行如此众多的法令,足以很快耗尽他所有的力气。他命他的各个王国保留他们原有的行政体系;每一个王国内部仍旧按照之前的旧体制进行管理,遵循它自己的法律,他只是安排了一个王权的最高代表来行使王朝主权。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成了“罗马人民的国王”[14],负责统治德意志;她的妹妹匈牙利拉约什二世王后玛丽(reine douairière de Hongrie)成了低地国家(尼德兰)总督;他的儿子腓力王子从15岁起,就在一些谨慎的顾问的帮助下,开始掌管西班牙,这些顾问中就有塔韦拉主教(cardinal de Tavera)和阿尔瓦公爵(duc d'Albe);在巴勒莫(Palerme)、那不勒斯,还有米兰都有杰出的总督坐镇。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总体事务都汇总到查理五世那里,最高决策权由他掌握,同时他也监督这些地方的行政管理事务:他为此组织了一种附属于他自己并随他而转的中央政府。除了他的部长们,他还有3位首相:一位德意志人、一位西班牙人、一位意大利人;他还从西西里人、伦巴第人、弗朗什-孔泰人、弗拉芒人、阿拉贡人、卡斯蒂利亚人中选出博士和法学家组建了一个顾问团,并交给掌玺和司法部部长格朗维勒的儿子阿拉斯主教(l'évêque d'Arras)领导,这位主教是当时最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之一。这样查理五世就成了所有王国的中心与各国人民的纽带。他这些来自四面八方,风俗各异,爱好不同的子民们都归心于他。一位威尼斯大使评论道,其民族性中特有的明智又强硬的政治手腕,弗拉芒人和勃艮第人因为他仁慈亲切的政策而心悦诚服,意大利人因为他的才智与谨慎而俯首下心,西班牙人因为他的辉煌战绩与严厉措施而心服口服。

尽管他英明睿智与他个性中所带的各种品质,使他足以满足所有民众的利益与情感需求,但是他天生的体质与他的生活方式却注定了这一切都不能长久。他身材普通却很匀称,四肢强壮有力,因此在他年轻时可以参加体力活动并且出类拔萃;无论是在马上长矛比武中、骑马套环比赛,还是近身械斗,他都无人能及;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骑士。他热衷打猎,甚至自己走进角斗场与他曾经亲手击败的公牛角斗。然而这些他年轻时经常参加的有益身体健康的锻炼却被政治与战争的工作所取代。他那曾经展现在宽阔额头上的精神活力,洋溢在坚毅敏锐眼神中的勃勃生气,再也无法从有助于身体活动的消遣中找回:因为他不参加战斗时,他总是闭门不出,很少活动。

据一位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官说,查理五世对于自己的一些癖好并不加节制:他到处和女人寻欢作乐,不管她们出身贵贱。在饮食上他更是不加节制、食如饕餮:每天他都进膳多次,每次都吃很多。他下颌面略有缺陷的形态不仅不美观更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损害。他那太宽太长的下颌远远超过了上颌,以至于当他合拢嘴巴,却无法使牙齿咬合。他的上下颌之间的缝隙少见且有害,使得别人听不清他所说句子的结尾,而他也无法很好地研磨食物;他说话有些结结巴巴,消化也不好。也许是为了减少他外表缺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或是为了让他吃的食物更加美味,他总是吃很辛辣的菜肴。

他甚至到了对什么都食之无味的程度,以至于他常常需要依赖饮用一种专门为他特制的番泻叶葡萄酒,即将一定数量的葡萄汁和番泻叶一起发酵而成。一天,他发现给他奉上的菜肴味道不够,他对他的一位管家蒙特法尔特奈男爵(baron de Montfalconnet)抱怨道,是他让厨师们只给他烹饪乏味的食物,从而毁了厨师们的口味。蒙特法尔特奈深得查理五世的喜爱,皇帝尤其喜欢他的伶牙俐齿,他知道查理五世对时钟的嗜好,因为皇帝曾经让著名的机械师胡安尼托(Juanello)为他制作了数量众多且形状各异的钟表,于是他借喻查理五世对钟表的狂热,诙谐地回答:“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讨好陛下了,至少我还不能用钟表来烹制一种新的炖菜。”皇帝因为这个玩笑而大笑不已,却还是仍然保持他的辛辣口味和对钟表的热爱。

查理五世的超量工作、饮食无度加速恶化并使他的身体愈加不适。但他从来也不曾拥有过完全健康的体魄。在他年轻时候,他就曾感到神经疾病的发作,类似于史学家塞普尔韦达(Sepulveda)称所说的癫痫。1518年年末和1519年年初,查理五世在两次疾病的发作时昏迷了过去,一次在他打网球时,另一次当他在萨拉戈萨(Saragosse)聆听大弥撒时。很多人都见证了他的第二次发作,其中法国大使在写给其宫廷的快信中写道,(发作时)查理五世扭曲的面部,几个小时都色如死灰。1526年从他这个可怕的疾病中解脱出来,但是在他与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公主结婚后,他却不停地受到头痛的困扰,以至于他不得不在1529年剪掉了他的长发。他的父辈们包括外公阿拉贡的费尔南多、祖父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en d'Autriche)和他的父亲“美男子”腓力一世都蓄着这种发型,当他不得不牺牲掉这个代表着高贵却沉重的发型时,所有的贵族尽管不情愿却都纷纷效仿他,剪掉自己的头发,因此这样让他减轻痛苦的事对他人却变成了一种时尚潮流。

这些疾病很快变换了形式向他猛扑而来。在他30岁时,患上了痛风。痛风的发作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并且主要侵袭他的手和膝盖。他无法签字,前线参加战役时他无法上马,只能在担架上随军作战。痛风的侵袭、哮喘的折磨、重复的出血,让他筋疲力尽,他的右手和小腿皮肤过敏,头发和胡须全部花白了。他感觉到自己气力渐弱,对于实现自己的抱负已经是力不从心。

1546年时尽管他的病痛加剧,但他承诺要让德意志归顺并且在德意志扼制新教。这曾是他最后的愿景,但也是最不容易实现的一个。因此尽管他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和对天主教的热情,他却一再推迟这个计划。查理五世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一直对天主教保持着顺从且严谨的虔诚,按照最传统的方式参加宗教活动。每天他都聆听多场弥撒。每年重要的节日他都要领圣体。每天早上,他都要用1个多小时来进行宗教默祷。他自己编写祷告经文。他非常喜欢阅读《旧约》和《新约》;《诗篇》里的诗歌启发了他的想象力,震撼了他的心灵。天主教辉煌宏大的仪式,弥撒中感人肺腑的赎罪献祭,圣乐与祷告相互交织,教条的严苛之中却生出了艺术之美,教会赦免罪过,彰显了它的慈悲为怀,同时也更加凸显了人类的弱小与基督徒的忧虑,正是所有这些让查理五世狂热地沉迷在这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之中。他的政治策略同他的他的信仰一样都坚定不移。他是之前那些打败了穆斯林人,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天主教国王们的继任者;他也是以传统教廷和天主教教宗的所在地为中心的意大利大部分土地的拥有者;他是从查理曼大帝起到他为限,唯一一位被教皇加冕赋予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他被视为可以完成以下任务的人选:保护和捍卫其祖先和领土的原本信仰,保证其臣民忠于世代相传的宗教崇拜,维护其邦国领土的立国之本,以及使得他的庞大统治坚不可摧。

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完成作为当政君主和忠实天主教信徒的使命。无论是在西班牙各王国还是意大利的邦国中,他都毫不费力地抵御了新教的入侵,就连在低地国家,他都能将新教赶走。只有德意志避开了他的宗教行动。他几次都几乎要着手进行了,可是却又被拖入一些更加迫不得已的事务当中。当他1520年第一次去到德意志的亚琛教堂(Aix-la-Chapelle)加冕称帝时,他控制了德意志政局并且在1521年的沃尔姆斯帝国会议(diète constituante de Worms)上禁止宗教改革,尽管他将宗教改革家路德判定违法并驱逐出帝国国境,但是他无法在这个独立精神影响下的国家常住,也无法阻止新教改革的爆发。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地区起义,1521—1529年一直持续的意大利战争,让他在南欧逗留,直到西班牙人归顺他的统治,意大利人听从他的安排。他通过帕维亚之战(bataille de Pavie)和“罗马之劫”(sac de Rome)[16]让两大劲敌成为他的手下败将,落入其手,并且不得不接受查理五世的条件——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放弃了米兰,割让法国佛兰德地区(Flandre)[17];教皇克莱芒七世承认了查理五世在意大利半岛的最高统治权。

接着他又重回德意志。但是8年的缺席,一切都变了。在1521年仅是星星之火的一家之言到1530年已经成为大有燎原之势的一国之教。德意志7个选帝侯和24个自由市已经采用了路德派的《奥格斯堡信纲》(Confession Luthérienne d'Augsbourg),在莱茵河彼岸形成了一个基础强大的异端教派,对此他不得不接受或者说是不得不忍受。他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并掩饰了对新教的态度。因为无论是对于在1531年“罗马人民的国王”的选举中,他的弟弟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一世能当选,还是集中全力在1532年击退苏莱曼的入侵来说,德意志的团结统一是必不可少的。

从这时起到之后的13年间,查理五世进行了针对巴巴里海盗的远征:1535年他夺回了突尼斯;1541年试图占领阿尔及尔;1537年第四次对法战争;1543年第五次对法战争;抵抗土耳其在东欧的进攻。这些战事使得他不得不与德意志的新教教徒和解,毕竟宽容可以让德意志民心归从,而迫害只能让他们与他为敌。因此他和德意志人民之间,在他的政治安排所需要的期间一直维持着和解状态。在1530年奥格斯堡(Augsbourg)、1541年雷根斯堡(Ratisbonne)、1544年施派尔(Spire),他曾经暂时性地允许宗教异端在德意志的存在,使得他自己能够在奥地利、意大利、非洲、匈牙利和法国完成其谋划。为了能让背离天主教的新教教徒重新皈依,他尝试通过举办自由讨论,即召开两派理论研讨会。在会上博士们永远争论不休,无法达成一致。他还召集了一个只有天主教教徒参加的会议,这个会议传达越来越严格的信仰信条,同时加强了天主教教会的集权。

但是当查理五世完满地解决了所有重大的政治与领土争端之后,他便改变了策略。卡斯蒂利亚地区起义使得从中世纪起在比利牛斯山南侧建立的君主专制王国被改变,但自起义遭遇决定性失败后,西班牙人民便完全被征服,成了他获得胜利,实现扩张以及在全世界进行统治的唯命是从、英勇善战的工具。低地国家的南部和北部都得到了扩张,它已经完全摆脱了对法国的附庸状态,并且查理五世通过1539年对根特起义的严厉惩罚,遏制了低地国家人民从前的反抗精神,并且实行反对宗教异端的恐怖条款,让低地国家避免受到任何新教教义的影响,这样查理五世就统一了低地国家,此时的尼德兰祥和、繁荣、强大。意大利似乎已经永远改旗易帜归从到他的君权之下,或者说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和解,后者也结束了他穷兵黩武的生涯以及丧失了他百折不挠的野心。最终,查理与苏莱曼休战媾和,让基督教免受向东欧进犯的土耳其人的影响。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获得了辉煌胜利之后,他不用再为邦国的混乱而担忧,不用再为边境狼烟而牵制精力,作为德意志人民的皇帝,他希望德意志人民能君命民从;同样作为天主教徒,他试图对路德教教徒重建宗教信仰统一。

在这个具有政治宗教双重性的圣战中,他有教皇保禄三世(Paul III)的助力,教皇从军队和资金上都给予查理五世巨大的支援。尽管他与教皇结成了同盟,并且圣战表面上是为了清除新的宗教信仰,但是一开始他并没有公开宣布与新教为敌。为了能更加容易地实现他的蓝图,在向《奥格斯堡信纲》开炮之前,他先军事攻击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18](ligue de Smalkalde)。这一机智且以胜利告终的行动,让他在军事上得到了一些贪婪且顺从的新教教徒的支持,如萨克森公爵莫里斯·冯·萨克森(duc Maurice de Saxe)、勃兰登堡-居斯特林边伯约翰(margrave Jean de Brandebourg Custrin)、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边伯阿尔布雷希特(margrave Albert de Brandebourg Culmhach);一些胆怯的新教徒保持了中立,如勃兰登堡选帝侯[19](électeur de Brandebourg)和法尔茨选帝侯[20](électeur palatin)。此后他主要遭遇的是以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为首的非常激烈的抵抗,该联盟主要由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électeur de Saxe Jean-Frédéric)、黑森伯爵、高尚的菲利普一世(landgrave de Hesse Philippe le Magnanime)和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duc Ulric de Wurtemberg)领导,他们拥有一支8万人的军队。查理五世宣布他们是异端并下令驱逐他们之后,带领着由西班牙人、弗拉芒人、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组成的军队在多瑙河和易北河流域袭击了该联盟的军队。并且在1546年的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战役和1547年的米尔贝格(Muhlberg)[21]战役中痛击联盟的军队使之四分五裂、溃不成军,他还率领军队深入联盟的城市,占领了联盟的领土,俘虏了他们的头领。在这两次战役之后,他让敌方在他的武力下俯首称臣,并且成了德意志北起汉堡,南至康斯坦茨,西自科隆,东到纽伦堡范围内的主人。

为了巩固战果并且延续他的影响力,他囚禁了战败新教军事联盟主要的两位首领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黑森伯爵菲利普一世。查理五世将萨克森选帝侯的头衔转交给约翰·弗里德里希的表亲萨克森公爵莫里斯(Maurice);而查理五世忌惮黑森伯爵菲利普一世敢闯敢拼的性格。他剥夺了自由城市的特权,清剿了用于防守的大炮,其中5门被运到了其世袭王国内。他解除了所有落入他手中的领土的武装,并且向他们征收重税;他让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驻防在其中几个最重要的地点,又让所有的邦国每月缴纳一笔钱用于帝国军费,这笔费用足以供养一支可以平息一次暴动或者击退一次入侵所需要的军队。在政治上,德意志不再保持之前的独立状态,查理五世实现了他计划的第一部分,之后他开始着手实施计划的第二部分,试图也剥夺其宗教上的独立状态。德意志已经对他从令如流,但是他仍希望让德意志重归于天主教的麾下。

作为平息信仰与教派分歧争端的唯一手段,长期以来他都要求教皇克莱芒七世召开总主教会议。而到了教皇保禄三世的时候,他从教皇手中夺走了召开会议的权力,并且在特伦托(Trente)召开了前几轮会议,这次会议并没有新教徒的出席,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次会议是否足够安全可以出席,是否足够自由可以参加讨论。1547年查理五世大获全胜让教廷警觉,并且教廷担心这位无所不能的教廷保护人会变成独断专权的教廷顾问,教皇保禄三世为了远离德意志主教会议,将会议改在博洛尼亚(Bologne)召开,然后完全中断了会议的进行。查理五世不能让这些障碍阻挡他的脚步,更何况这些绊脚石是原本他以为计划中最容易的部分。他不停要求召开大公会议,其实在等待会议进行决定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判定德意志的教派是异端。

根据他的命令,两位天主教的主教和一位路德派牧师草拟了著名的《奥格斯堡临时敕令》(Intérim d'Augsbourg):一种新旧信仰之间的交易,临时敕令从教义信条和宗教活动上使得新旧教派更加接近但是并没有让它们合二为一。路德教派的理论“因信称义”在天主教的赎罪作品的规定中得到了承认;新教教徒必须让步接受圣餐礼(面包与圣酒),并且要举行弥撒和承认七圣礼;新教教士可以结婚,但是同时天主教的所有机构都重新建立起来。查理五世在1548年的世俗会议上颁布了这项宗教法律。奥格斯堡帝国会议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大公会议,因为在这次会议上,不经讨论迫使曾经遵循《奥格斯堡信纲》的各个公国和数量众多的城市接受《临时敕令》作为临时的信仰与教派规定,还有500多位拒绝服从的大臣被驱逐。在将德意志全境都把控在他手中并且在所有地方都禁止新教信仰的活动之后,曾经被教皇保禄三世授予“最高贵”和“最强大”称号的查理五世似乎已经到了荣耀与权势的顶峰。帝国会议在他篡夺权力时保持缄默,教廷同意了他的越权行径,这些让他相信他的计划即将大功告成。他铺垫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儿子能够成为他的继位者。

反对新教徒的战役之后,在1547年和1548年,他经历了两场大病,他未曾预想到疾病严重到将他击垮的地步。查理五世担心大病的影响或者病痛会卷土重来,他用简单却高深的话语口授了一份内容广博的教导令给他的儿子。其中包括了他的政治观点、他的经验建议、他包含温情的叮嘱,以及腓力在与教廷相处、对待欧洲众王公权贵、管理自己的王国和亲政时必须遵循的准则,查理五世试图通过它,向腓力传播他的思想并传授他的经验。阿尔瓦公爵(duc d'Albe)将皇帝的教导令带给了西班牙王子,并转达了他父皇要求他途经将要统治的领土到尼德兰,这样可以让王子能够了解他的子民,而他的子民也能认识他。

腓力王子那时21岁,查理五世急切地要培养他的头脑思维,养成他的性格秉性并教授他如何行使王权,同时还为他缔结了姻亲,因为查理五世希望立刻卸下所有压在他身上的各种事务重担和身为最高君主的辛劳。查理五世为腓力二世指派了一位高贵严肃且骁勇的人物——卡斯蒂利亚圣约翰骑士团团长唐·胡安·祖尼加(grand commandeur de Castille don Juan de Zuniga)作为摄政官;他还在腓力的身边安排了一位杰出的神学家,给予他人文和宗教学方面的指导,这个人就是唐·胡安·马丁内斯·西里塞奥大人(don Juan Martinez Siliceo),时任卡塔赫纳主教(évêque de Carthagène),之后又被任命为托莱多大主教(archevêque de Tolède);查理还辅以两位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饱学之士:一位是巴伦西亚的奥诺拉托·胡安(Honorato Juan de Valence),之后成了卡洛斯王子的家庭教师;另一位是科尔多瓦的胡安·希内斯·德·西普维达(Juan Ginès Sepulveda de Cordoue),他之后是查理五世的历史学家,他的文风高雅考究。在腓力的孩提时代,查理五世已经让帝都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的卡斯蒂利亚议会对他宣誓效忠(使他成为卡斯蒂利亚国王),并于1542年颇费周折才在蒙宗(Monzon)召开的国会上使得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全体人民对他臣服(成为这3个王国的国王)。为了让他开始熟悉国事的处理,查理五世在腓力15岁时就让他开始在一个顾问团的帮助下统治西班牙,这个顾问团的成员们都对腓力远超他年龄的处事谨慎和老练而赞叹不已。1543年,腓力同查理五世的外甥女葡萄牙的唐娜·玛丽[22](dona Maria de Portugal)完婚,但是王后在为他诞下著名的“忧郁的唐·卡洛斯”(don Carlos)之后不久便香消玉殒。

按照查理五世的意愿,腓力第一次跟随一支由安德烈亚·多利亚率领,由58艘帆船组成的舰队离开西班牙,他途经意大利,巡视了伦巴第(Lombardie)并在蒂罗尔登陆德意志,最后由德意志到达尼德兰。他被一群奢华的扈从围绕着,众多的侍卫保护着,笼罩着高贵的光环,完成了这次巡游。同时这次巡游恰好结束在他的父皇大获全胜之后,这也标志着对战无不胜的统治可以狂热崇拜到何种地步。所到之处,人们都在凯旋门下迎接他,在欢庆与奉承的气氛中,他收到了民众的贡礼,接受了他们的臣服,他看到的是跪拜在他面前的平民以及王公权贵,他听到的是他们在用“崇高伟大,战无不胜,贵若神明”的字眼来称呼他的父皇,人们都毫不犹豫地将他的父皇奉为“千古一帝”,远超于最著名的统治者们,并认为他可以与众伟人比肩。而对于腓力,人们将他视为“未来世界的储君”。“本世纪的希望”。1548年11月2日,腓力王子从巴塞罗那出发,1549年4月1日才到达布鲁塞尔。在那里,在父皇满意的目光中,腓力巡视了尼德兰地区各省,并且许诺以各省特权,而各省宣誓对他效忠。1549年的整个夏天,腓力都在进行政治性巡游,这也预示了查理五世父系遗产的归属。

用时近1年的第一次巡游并没有给王子带来有利于他的支持,也没有让人对他未来的统治有太大的期许。在此之前,腓力王子一直与西班牙人生活在一起,因此他沾染了西班牙人傲慢无礼的脾气和迟钝木讷的思维,因为自以为是而闭目塞听。他个子矮小,体质羸弱,长着跟他父皇一样的宽阔额头和蓝色智慧的眼睛,他下巴前凸,头发金黄,脸色苍白。他有着弗拉芒人的外形,却是西班牙人的性格。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自视甚高,傲慢无礼;胆小怯懦又执拗倔强;严肃庄重又独断专权;他生性喜静,对外却强施恐怖。据其同时代的历史实录:“他颁行严苛且不宽容的措施,无法让意大利人喜欢,使得弗拉芒人极其不满,德意志人对他厌恶至极。”但是他的姑妈匈牙利女大公、尼德兰总督玛丽(lareine Marie de Hongrie, gouvernante des Pays-Bas)和他的父皇警告了他,如此厉政会带来危险,而且这也并不符合一位将要管理不同民族却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君主。

这一忠告颇有成果,毕竟没有其他人可以给他如此有益指导。尼德兰地区的领主们根据皇帝查理五世的命令为他安排了骑士操练,这与他在西班牙的喜好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能使王子更加灵活:在一场马上长枪比武中,他被击中头盔,摔下马并昏迷过去。他被抬回他父皇的宫殿后都没有恢复意识,从此之后他一直也没有成为一名灵活又大胆的运动健将。查理五世曾经想把他培养成一位能征善战的君王,但最终发现还是将他教育成政治家君主更容易。在查理五世将腓力王子留在身边的几年间,他每天都让儿子到他的房间待上两三个小时,对他进行处理重大事务的训练,或让他旁听查理五世顾问团的政事磋商,或者亲自一对一地教导他。在这个师资力量强大的学堂里,腓力王子学习自我约束并且为统治大业做着准备。

查理五世不仅想将世袭领地留给儿子,他还想让他来继承神圣罗马帝国帝位。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宝座对于捍卫尼德兰的统治,保留住意大利的领土必不可少。在退位之前,查理五世试图要实现那个难以完成的蓝图。在1550年夏天,在腓力陪伴下,他动身去德意志,至此德意志顺从了他的所有意愿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他要在奥格斯堡召开帝国会议。他提议在神圣罗马帝国建立起非指定继承人制,以便通过哈布斯堡家族两分支[23]的王子们提前约定好结果的选举,皇位继承人非此即彼,以此来保证他的家族对帝国皇权的把控。同时,这种非指定继承人制使得之前那个集众多王权于一身的情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王权分散在哈布斯堡家族两支,并且结成了紧密联盟。1531年,他任命斐迪南为“罗马人民的国王”,并于1520年慷慨地将奥地利诸邦、施蒂利亚公国[24](Styrie)、克拉尼斯卡公国(Carniole)[25]、卡林西亚公爵领地(Carinthie)[26]、蒂罗尔(Tyrol)[27]赠予他,1525年又给了他波西米亚王国(royaume de Bohême)[28]和匈牙利王国。从此,这两兄弟就永远地团结在了一起。查理五世促进斐迪南的利益,而斐迪南也为查理五世的各种计划效劳。斐迪南的长子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与查理五世的女儿玛丽公主的联姻加强了两家原本就有的联系。皇帝查理五世在前一年,曾经派马克西米利安到西班牙,与他女儿成婚并代替了他的儿子腓力统治西班牙半岛。而斐迪南作为“罗马人民的国王”也取代查理五世,被任命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已是波西米亚国王的马克西米利安,很有可能会接替他的父亲,成为“罗马人民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思想开放、性格温和、和蔼可亲、勇敢不屈,他对德意志人民亲切又温和。德意志人则对腓力王子非常厌恶,因为他的西班牙出身,高傲的作风,地狱般的措施,他的沉默也无法掩饰在不露声色中流露出的独断专行的思想。

查理五世费尽心机,通过他言听计从的家族成员,在已被控制的帝国内,使得腓力王子比马克西米利安王子更受欢迎。他打算重新调整之前关于马克西米利安的决定,在隆冬之中让他从帝都巴利亚多利德来到奥格斯堡,他先将他的计划告诉了斐迪南,但是斐迪南并不支持他的计划并且第一次反抗了他。查理五世曾两次传召他的妹妹尼德兰摄政玛丽王后,她出众的思想、果断的性格让她一直保持着最大的影响力,从而可以作为两位哥哥和两位侄子之间的调解人。在长时间激烈的争论之后,查理五世最终如原以偿。

1551年3月9日,由阿拉斯主教(l'évêque d'Arras)起草并在他的房间里秘密达成了协议。斐迪南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西班牙王子将被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而当腓力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罗马人民的国王”头衔将由马克西米利安继承。哈布斯堡家族两支的两位王子发誓将相互捍卫彼此的领土国家,同时他们也必须共同支持德意志事务,即反对那些通过政治动乱或宗教纷争,破坏帝国尊严和天主教信仰的人。作为“罗马人民的国王”,腓力接管了斐迪南的一部分权力;作为帝国皇帝,在他不在时,德意志的全部行政工作将全部托付给马克西米利安。最后,为了更好地巩固两个家庭之间的联盟,该联盟通过轮流继承制的契约和父权邦国防御同盟建立起来,腓力必须再娶斐迪南的一个女儿,因为马克西米利安已经同查理五世的一个女儿联姻。

这样的安排,使得帝国皇帝的宝座在一定程度上为世袭并且提前锁定给了几位候选人,可这还需要德意志的批准。那些失去权力的德意志选帝侯们不能接受,更不打算忍受这样的安排。只有美因兹(Mayence)和特里尔(Trêves)选帝侯出席帝国会议并且坦率地表示他们绝不能同意,因为他们“发誓要保卫帝国法律,另外他们所有的选帝侯一致许诺不会再选一位西班牙出身的帝国皇帝了。”萨克森公爵莫里斯出于私利和勃兰登堡边伯约阿希姆(margrave Joachim de Brandebourg)灵活中立,都在不久前帮助查理五世取得了对新教教徒的胜利,而这两人在美因兹和特里尔选侯的鼓动下不再顺从查理五世;约阿希姆边伯甚至要求,如果他不想让整个德意志都厌恶他的话,请斐迪南放弃这个安排。

尽管德意志处于皇帝查理五世压迫的淫威之下,但实际上根本不打算让他的儿子来统治。德意志曾经的独立精神被压抑,它对新的信仰的狂热虽然被压制,但却一触即发,查理五世将会最终遭遇这些本质上可以被外力中断但不能被消灭的困难。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提出他的计划并希望能够将其完成,之后他前往蒂罗尔大峡谷最后到达因斯布鲁克(Inspruck)。在那里他可以主持由教皇尤利乌斯三世召集的大公会议,1551年9月的第二次会议在特伦托举行。查理五世派腓力王子到西班牙并给了他所有的君权,陶醉在雄心勃勃的期待中。他计划要像对待德意志新教教徒一样,对天主教的意大利施加影响,在通过《临时协定》让德意志人屈服之后,再通过大公会议对意大利进行改革,这样最终在天主教世界,重建被破坏了的大一统。

这个无所不能的梦想不久便随风消散了。查理五世已经在莱茵河的一边作为专制皇帝,或者说像教皇一样进行了4年的统治。他的越权逐渐变得让诸侯、城市、新教教徒、天主教教徒无法忍受,他们在他身上只看到了一个僭越法律,为所欲为,篡夺教皇权力的暴君。一个秘密反对他的同盟形成了,之前战争中曾经为他服役的人加入了与他对抗的人的行列。萨克森公爵莫里斯和勃兰登堡边伯阿尔布雷希特之前曾经是查理五世主要的两个支持者,此时却成了反对他联盟的头领。他们与亨利二世联合,亨利二世效仿他父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政策,即在意大利支持那些对查理五世不满的小国,在君士坦丁堡与苏利曼二世会盟,并且宣布成为莱茵河畔日耳曼自由的保护者,商定好向他们共同的敌人同时发起进攻。

突然间,选帝侯莫里斯、阿尔伯特边伯和黑森边伯的儿子们发出起义和战争的信号,从北向南前进,前锋部队所向披靡,他们要求收回被奴役的德意志的权力,释放被俘虏的路德派王公贵族,恢复所到之处被禁止的新教信仰,重新安置逃走的新教牧师回到他们的教堂,在城市中重新建立被剥夺权力的法官的行政管理,他们毫不受阻,一路通畅直达奥格斯堡。亨利二世从法国一侧出发,以解放者和占领者的身份,向德意志和尼德兰进发;他夺取了梅斯(Metz)、图勒(Toul)和凡尔登(Verdun)3个主教区,这3个地方从此永远并入法国;他还占领了洛林(Lorraine),入侵了卢森堡(Luxembourg)。与此同时,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帕尔马公国[29](duché de Parme)和锡耶纳共和国(république de Sienne)在抵抗西班牙人的斗争中占据了优势,他们也撼动了西班牙人在意大利的统治,贝尔格莱德总督帕夏[30](pacha de Belgrade)和布达总督帕夏(pacha de Bude)在赛格德[31]击败了奥地利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和匈牙利王国,成了蒂米什瓦拉(Terneswar)、利普波(Lippa)、维斯普雷姆州(Szolnok)、索尔诺克(Transylvanie)和匈牙利的主人。

查理五世被出其不意地围困。他当时没有军队也没有金钱。他弟弟斐迪南的军队在蒂萨河(la Theiss)与多瑙河流域苦苦地抵抗着土耳其军队;而他的大部分军队由于维持费用高昂,在德意志完全归顺之后便被解散了。除了留在法兰克福(Francfort)、奥格斯堡、乌尔姆(Ulm)、符腾堡的要塞和蒂罗尔防御要塞的几支驻军以外,曾经帮助他攻占日耳曼领土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旧部,被他派往帕玛森(Parmesan)和锡耶纳,前者脱离了他的联盟而后者不愿再忍受他的压迫而起义。突然面临如此多的进犯,查理五世此时因为疾病而身体衰弱,加之他之前的努力与成就耗尽了财富,丧失了军队,此时在联合敌人的袭击下,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实现在望的伟业毁于一旦,他在尼德兰和意大利费心劳力巩固的权力岌岌可危,并且为了捍卫基督教在东欧而建筑的屏障已经再次被逾越。

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查理五世没有慌乱也没有软弱,他以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坚定精神来判断自己的处境。他衡量了他所有的资源,却不去在意缩水的财富和削弱的实力,他意识到继续留在因斯布鲁克危险重重。“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越长,”在得知在奥格斯堡取得胜利的莫里斯要来因斯布鲁克的消息之后,他在1552年4月4日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我只会在这几天的某一个清晨,在我的床上被捉起来”。他研究了摆在面前的各种选择之后,站在俯视众人的自尊和思想的高度,精确把握人的判断的角度补充道:“无论我做什么,如果一切顺利,人们会将其归功于幸运;而如果事情不顺利,那就是我的错。”他决定去尼德兰,因为那里是最可能快速集结一支部队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召集德意志的支持者,意大利的士兵还有西班牙的旧部,而且尼德兰位于亨利二世与莫里斯军队的中间,可以立刻与这两队敌军兵戎相见。这是最好的决定,但是也非常冒险。通往低地国家的道路已经封闭了,他将面临落入敌人之手的危险。然而他却没有丝毫犹豫。“我已经进行了面面俱到的考量,”他继续写道,“这使我可以看清我的处境,我将自己交托到上帝的手中,我宁愿下定决心,毅然决然,而不是让人们更觉得我是个老疯子,或是纠缠在往日之中不能自拔,而不去做我应该做的、超出我的实力的,以及软弱使我不敢去做的事。我必须选择是接受奇耻大辱还是孤注一掷,我更倾向于冒险,因为结果由上帝安排(还有成功的可能)而不是等待这(注定的)耻辱。”

于是他企图沿着博登湖(lac de Constance)通过上德意志地区去佛兰德。4月6日的晚上11—12时,在5名仆人的陪伴下,查理五世秘密地离开了因斯布鲁克,此事只有阿拉斯主教和拉绍内侍(chambellan la Chaulx)知晓,他们负责隐藏查理五世不在的事实,并说他的病情恶化了。他骑了一整夜的马绕道而行。第二天,他在山中穿行前进,到达了距离福森(Füssen)不远的地方。但是当他们靠近蒂罗尔桥的时候,他体力不支,敌人在阿尔卑斯的桥孔出现,发出的声响让他不得不原路返回。他夜间回到了因斯布鲁克,人们甚至不会怀疑他曾经试图逃走,他的尝试也因为病痛而非恐惧被迫中止了。在因斯布鲁克,他召集所有地方的军队,通过他弟弟——“罗马人民的国王”作为中间人与德意志的起义者谈判,借此他希望可以离间他们与法国人,从而使得他的敌人们分裂,并且他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遭遇各种他早已预测到却无法避免的突发事件。

这些会谈很早就开始了,但是在查理五世与联盟成员之间却无法达成和解,毕竟查理五世给予的太少而联盟一方又要求得太多。在实现和平的停战协定达成之前,“林兹(Lintz)磋商”与达成《帕绍合约》之间很短的时间内,就在斐迪南去因斯布鲁克取皇帝指令,并且带来和解请求的时候,莫里斯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快速向阿尔卑斯进军并且进行了迅如闪电的进攻,他突然出现在福森,在罗伊特(Reutte)击溃了守卫蒂罗尔峡谷的帝国军队,占领了艾伦贝格(Ehrenberg)要塞,为了能够在那里迫使那个不久前好像已经成为世界统治者的查理五世接受他的规定,他快速地向因斯布鲁克进军。在5月19日晚上,得知了莫里斯出其不意的胜利和他的威胁手段之后,在莫里斯到达前几个小时,查理五世仓促逃走了。他生着病躺在担架上,火把照路,后面跟着混乱无章的侍臣,冒着恶劣的天气,逃往克恩顿州(Carinthie)。

在夜幕中,这位大胆的选帝侯莫里斯到达了因斯布鲁克,他本来可以亲自追击并且追上皇帝的,却放任他的士兵抢劫了查理五世的宫殿。梅克伦堡公爵(duc de Mecklembourg)建议他去追赶皇帝,但是莫里斯并不需要这样几乎唾手可得的巨大胜利。他说:“我还没有足够大的笼子来关住这么大的一只鸟。”让查理五世面对被俘虏的危险,让他经受逃跑的侮辱,将他逐出中心位置,并将他赶到克恩顿州,在那里查理五世不能再着手任何事情,只能眼见着联盟军队在他和德意志之间筑起一道屏障。

在这项大胆的壮举之后,莫里斯去到帕绍重启在林兹中断的谈判。皇帝明白他必须同造反的德意志人和解,但又拒绝屈服于他们。一切不会危及他的荣誉,统治权力以及不会违背他良知顾虑的事情,他都不在意。他本人释放了萨克森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后,在他要离开因斯布鲁克时,他又释放了黑森边伯,此人的延期羁押也是起兵的理由之一,但是他的释放是以联盟部队的提前解散为前提。他不仅要求联盟军队对法国国王进军,而且还要和他决裂,同时他绝不能容忍亨利二世参加帕绍谈判。他表现出已经做好了在德意志重新建立政治和解和宗教和平的准备,但他并没有任凭自己的皇权受到削弱,也没有明确地认可路德派。他宣布,无论是作为帝国皇帝的尊严,还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君主的身份,都不允许他在这两点让步,当他被要求立刻为新教平反并对其宽容的时候,他宣布他希望先将所有的事情中断,他将重新把日耳曼公国集合到帝国会议,对他在合法行使权力方面达成一致;并且宣称通过大公会议或是国家主教会议解决宗教争端是实现共同信仰最适当的方法。

由于他的弟弟斐迪南苦苦哀求,同时面对匈牙利危机的威胁,加之莫里斯允诺将加入他前去匈牙利解围的队伍,使得查理五世同意了《帕绍和约》,并于8月2日签订。和约的条款由于查理五世的骄傲和严格而相当苛刻。然而,该条约最终承认了日耳曼独立和宗教和平,尽管是暂时的,但可以说是全体德意志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在等待帝国会议对所有事务做出最终决定的过程中,《奥格斯堡信纲》信徒在和平领地和行使宗教权力方面不应被束缚;路德派国家不应该被排除在帝国枢密法院之外,并且后者应该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宗教;帝国皇室法院(Reichshofrat)应该只由德意志大臣组成,对帝国的总体事务和各个公国的特别事务进行商讨。在帕绍和解之后,其中的条款在3年之后,通过奥格斯堡帝国会议议事录成了帝国基本法,对此查理五世充耳不闻。莫里斯北下匈牙利抵抗土耳其人的进攻;为了能从亨利二世手中夺回他曾经的领土,查理五世则带领8万人向法国进军。

他来到梅斯要塞,这个要塞的防御工事建筑得尤其坚固。里面被围困的是吉斯公爵(duc de Guise),少量士兵以及“法国皇室之花”。查理五世在155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冒着秋雨和冬寒围困着梅斯。但是英勇且警惕的吉斯公爵却成功抵挡住了他的进攻。就像在之前为他的儿子争夺帝国皇位和对德意志实施他的政治和宗教计划的时候失利了一样,这次他在进攻中再次遭遇失败。因为恶劣天气而损失了一半的兵力之后,他不得不从梅斯围城战中撤兵,正如他已经让西班牙王子退出皇帝选举,同时放弃了让整个德意志听命于他并且皈依天主教的计划一样。这接二连三的失败让他明白并相信,他计划的进程已经中止了,考虑到他那些走运的敌人们的年龄,他颇有深意地说:“幸运只垂青年轻人。”为了能够使得战争善终,他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尽管他亲自参加了梅斯围城战,这场战役的领导权查理五世托付给了阿尔瓦公爵。他本人几乎总是在生病,在战场上他骑过几次马,不过他更经常躺在担架上去战壕。他甚至不能在1553年一场对他有利的战役中亲自指挥战斗。当被困在布鲁塞尔时,他下令包围占领了泰鲁阿讷(Thérouanne)和埃丹(Hesdin),并将它们夷为平地,因为这两地的驻军总是侵扰佛兰德地区。

他自知从此以后无法自己指挥军队,不能将他的事业付诸实践。他的疾病随着年龄增大以及没有节制的生活而更加恶化。这位伟人只知道根据他的喜好发号施令,而不知道应该克制自己的食欲;在命运的各个重要当口,他把控住了自己的内心,而在餐桌上他却把控不住自己的胃口。无论是他曾经的心腹对他良言劝解还是疾病对他严厉警告都不能让他改变混乱无度的生活习惯。在1550年到1551年的严冬中,他都在奥格斯堡热得像蒸笼一样的住处里度过,期间他只出过房门3次,分别是在圣安德烈日(11月30日)、圣诞节(12月25日)和主显节(1月6日)的时候,他走出房间并在他住处旁边的大厅里吃饭;此时他虚弱不堪以至于人们认为他将不久于人世,他的医生也认为他只有几个月的日子了,英国人罗杰·阿斯卡姆(Roger Asham)曾经看到过查理五世的一餐,对他可以吃下的,尤其是喝下的东西感到震惊。煮牛肉、烤羊肉、炉烤兔、烹阉鸡,皇帝来者不拒。“他低了五次头去喝杯子里的酒,”阿斯卡姆说,“每次喝不少于四分之一加仑的莱茵河畔的酒。”

这次进餐的2年后,查理五世风趣且博学的男仆冯·马勒(van Male)充满风趣又语气宽容地描述了他的主人在围困梅斯时无法自抑而随心所欲地吃喝,医生却对他表现出百害而无一益的屈从态度。他给普拉埃领主(seigneur de Praet)佛兰德的路易二世(Louis de Flandre)写道,“胃和致命的贪婪是皇帝众多疾病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源头。当他身体极差、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他仍然屈服于它们(肠胃和贪婪),他不得不进食那些实际上对他有害的菜肴和酒水。您反复写信反对皇帝的暴饮暴食,反对医生的轻率、宽容和软弱。这是所有谈话的主题。皇帝讨厌吃肉吗?我们给他拿来。皇帝想吃鱼吗?我们给他吃。皇帝想喝啤酒吗?我们不得不让他喝。他讨厌喝葡萄酒吗?我们把酒拿走。医生变得对他百依百顺。皇帝想做的,他就开个一样的医嘱;皇帝拒绝的,他就禁止他做……如果饮品不是冰镇的,他不会喜欢……整夜暴露在空气中的啤酒非常冰冷,肯定不适合患有这么多疾病的人在天亮之前饮用。然而他早已习惯这样,从来没有担心自己会感染急性痢疾。我作为他的司酒官就是天明之前做这个的……我听到了他发出的呻吟声,证明他还是很痛苦的……我曾经跟他说过,在我看来应该停止饮用这种伤身的饮料,因为就算是我们中的谁,即使身强力壮、身体健康,在深夜和隆冬饮用这种冰镇啤酒,身体也会受伤;而他在这把年纪拖着被疾病、奔波和工作摧毁的身体,却完全不担心,依旧饮用着这种酒。听了这个有益的建议,皇帝终于同意不再将酒暴露在空气中。医生科内利斯·拜尔斯托夫(Corneille Barsdorp)也不允许他晚餐和进膳时再饮用过于冰凉的酒。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维持很久。我们经常抱怨匈牙利王后玛丽给他的亲切关怀:送来很多的鱼……最近,他接连两天将这些海鲜狼吞虎咽地吃光了,这(对身体)有极大危害。他让人送来比目鱼、生蚝和几乎所有海鱼,将它们生吃、煮或者烤着吃掉。”

在梅斯围城战后的那个夏天,查理五世感觉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尽管他依然信念坚定,但是却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他准备将思虑良久的退位付诸实践。休息和有益身体健康的南欧气候在他看来,是治疗他由于事务带来的疲惫和因北部严酷的气温而不停加重的病弱的唯一良方。他于是选择西班牙作为他最终退休的地方,在西班牙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树木最繁茂的地区,名叫“普拉森西亚的拉贝拉”的迷人河谷,冬季时阳光可以将南坡晒得暖洋洋,夏季时郁郁葱葱的森林和众多的溪流则给这里带来凉意。他打算退隐到一个隐修院中。

查理五世总是对修士怀有好感。在遭遇重大困难时,在重要行动的前夜或者第二天,他经常到修士当中去,通过退省和祷告来汲取慰藉与力量。在法兰克福选举结束后,在1520年他动身去拉科鲁尼亚(la Corogne),然后经过这里去尼德兰和德意志时,他都曾虔诚地到访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int Jacques de Compostelle)教堂[32],这里葬着的大雅各[33]是伊比利亚半岛的捍卫者,它的宗教庇护在8个世纪中,鼓舞了曾经的西班牙基督教徒参加国家军队各处征战,他们对战穆斯林人时大喊它的名字作为口号。为了能够取得伦巴第的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查理五世在1529年动身前往意大利。在动身之前,他在萨拉戈萨的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couvent de Sánta Engracia)待了几天。1535年当他准备登上舰队的船去远征突尼斯时,曾经去著名的蒙特塞拉特修道院(abbaye du Montserrat)朝圣,并且这是他人生中第9次穿过巴塞罗那伯国(comte de Barcelone)了,跪拜在这个受人敬仰的圣殿里的圣母像前,直到他临终他都一直保持着对这个圣像温柔的虔敬。1539年王后去世之后,他带着痛苦和悲伤来到距离托莱多2古里[34]的拉西斯拉修道院(couvent de la Sysla),1541年阿尔及尔的海军舰队被击溃以及被迫放弃他的进攻之后,他曾经闭关在距离奥尔梅多(Olmedo)不远的梅霍拉达修道院(monastere de Mejorada),也许是为了能在那里强化自己的意志,以对抗这些挫折。

查理五世在阿尔及尔经历的灾难性遭遇中曾跟修士们一起祷告,这更能体现他对天主教徒的顺从和对宗教的特别信任。这场本应让查理五世成为北非这个重要据点主人的远征,却在法国方面的突袭中过于匆忙地开始了。查理五世在10月的最后一周来到阿尔及尔海湾,此时正值秋分暴风雨时节。实际上在查理五世登陆的第3天,地中海岸的暴风雨就开始接连不断,而他虽已在目标城市的对面安营扎寨,却还没来得及让舰队里的400艘船和用来突袭目标城市的大炮上岸,也没来得及卸下军粮。狂风中,船锚相互碰撞或是被吹起撞击到岸上,大部分都被弄断了。同时滂沱的冷雨淹没了他的营地。在这种可怕绝境中,身处这个既无法生存也无法脱身的海岸上濒临死亡,查理五世披着一件白色长袍,走到西班牙贵族和骑士[35]中,对万物之主上帝倾诉,他反复说着这些宗教话语:“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36]突然在晚上接近11点30分的时候,暴风骤雨达到顶峰,他传召了几个有经验的船长,询问他们,舰队的船只还能经受多久这种暴风雨的打击。——2个小时,他们回答说——他于是想起来在他王国里的修道院,唱诗都是从午夜开始,他相信这种万能的基督教祷告能够传向天际,为他赢得上帝的助力,他的脸上因为希望而重新洋溢着生机:“你们放心,再过半个小时,西班牙所有的修士,修女都要起床为我们祷告了。”尽管他表现出了虔诚天主教徒的一面,他行动起来却像一名果断的舰长,他机智地命令向马提富角(Matifou cap)撤退,在那里还有舰队的一些残部,也是从那里他将他的军队带回了欧洲。

在修士当中,他对圣哲罗姆派隐修士更亲近。他们组成了基本仅存在于西班牙的修会,1373年该修会获得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Grégoire XI)的授权,它由几位西班牙的隐修士成立,以圣哲罗姆为名,遵循圣奥古斯丁教令。他们的第一个修道院修建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附近的卢皮亚纳的圣巴尔托洛梅(San Bartholome de Lupiana),它位于卡斯蒂利亚老城一个凉爽的山丘上。从那里开始,他们很快地将其教派传播到托莱多平原:吉桑多(Guisando)的松树林、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Valence)的香桃木树林里、塞哥维亚(Ségovie)的葡萄藤绿廊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栗子树林里。圣哲罗姆派的修道院选址在距离城市不远,环境宜人又僻静的地方,从格拉纳达到里斯本,从塞维利亚到萨拉戈萨,它们遍布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初,他们致力于冥想与祷告。他们靠(信众的)施舍生活,从午夜到破晓,他们特别庄重地唱着对上帝的赞歌,一刻不停。整个教派由一名选举出来的总长领导,每一个修道院由一名任期3年的修士管理,而民众的捐赠和君主的恩惠使得圣哲罗姆教派很快富裕起来,他们将科学加入了祷告之中,同时在旧有的唱诗中加入了文学的新文化,(他们使得祷告更具科学性,唱诗更加文学化),同时,之前贫穷的教士们拥有了大片富饶的土地、大量牲畜和肥沃的葡萄园。西班牙从没有一个修会可以用圣哲罗姆如此壮观的气势来进行天主教礼拜,也无法像他们教堂中唱诗班那样唱出如此美妙的音乐,也无法像他们修道院那样在门口送出那么多的施舍,也无法提供他们修道院给行者那样慷慨的招待。瓜达卢佩圣母修道院(Notre-Dame de Guadalupe)曾是西班牙最受人敬仰,参观人数最多的三大圣殿之一,它的面积大如城市,防御工事安全稳如城堡,圣哲罗姆派将一笔可观的财宝保管在一座塔楼之内,这座塔楼的巨大的食物储藏室整日都是满满当当,美丽的花园里种满了橙树和柠檬树,临近的山上放养着大群的绵羊,奶牛,山羊和猪,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拥有5000株橄榄树和大片的雪松,他们供本修道院人员吃饭和招待朝圣的餐厅宽敞且提供丰富餐食,主桌和客桌上每天都要换六七拨的食客。

查理五世正是想要退隐在这种热心祈祷和学习的圣哲罗姆派修道院内。并且他对该教派一直怀着特别的敬仰之情。这种敬仰来自家族传承,查理五世从家族那里接受到了对该教派的崇敬,而他也将之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外祖父费尔南多二世曾经在1475年的托罗(Toro)大捷和1492年征服格拉纳达之后,建起了两个该派的修道院,而其中一个是在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一世王后(reine Isabelle de Castille)死后,费尔南多二世曾经闭关的地方。当他自己感到生命将尽之时,他去到马德里加莱霍(Madrigalejo)一座属于圣哲罗姆教派的房子里,在那里去世,临死前他将这座房子赠予了皇家墓地的看守们。腓力二世则为纪念圣康坦(Saint-Quentin)战役建起了宏伟的埃斯科里亚尔(Escurial)修道院,他在那里生活并且死去。查理五世曾经多次造访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拉西斯拉修道院、梅霍拉达修道院,最后决定在尤斯特修道院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光。

尤斯特修道院因为作为皇帝的居所而变得如此出名,它始建于15世纪初,修建在一条名叫尤斯特的溪水边,并因此命名。它身处埃斯特雷马杜拉一条沟壑纵横,树木葱郁,因为雪水融化而形成的溪流众多的山脉中。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位于塔拉贝拉(Talavera)平原的东面和阿拉纽埃(Arauelo)平原的南面,俯视着铁塔尔河(Tietar)和塔霍河(Tage),此处还能远眺那些位于景色秀丽的普拉森西亚的拉贝拉盆地上,处于森林当中的美丽耕地和宜人村庄。同时也可以遥望瓜达卢佩蔚蓝的群山。在1402年时几个隐修士就已经在长满栗子树和核桃树的山坡上建起了几间小屋。1408年在费尔南多二世的大力支持以及教皇圣谕允许下,将这些简陋的小屋改建成为圣哲罗姆教派修道院。但是相邻修道院的修士们却扰乱他们的工程,普拉森西亚主教也反对建造这个修道院。尤斯特修道院请求更高级别的圣雅克大主教的支持,他曾是该地方的大主教并且支持圣哲罗姆教派,它的工程还获得了奥罗佩萨领主托莱多的加西亚·阿尔瓦雷斯(don Garcia Alvarez de Toledo, seigneur d'Oropesa)武装保护,此人的哈兰迪利亚城堡距离尤斯特2古里路程。哈兰迪利亚城堡堡主进驻了山里并且驱逐了新兴城镇中的入侵者,使得他的蓝银旗帜在这里飘扬。慷慨的托莱多家族并不只是用武器保护圣哲罗姆派教士,还给予他们财物支持。1415年,托莱多家族提供他们足够供养1位院长和12名修士的赠款,尤斯特修道院这些圣哲罗姆派教士对此怀着感激之情,并且使自己的修道院成为伯爵世袭的保护领地。从此时起,尤斯特修道院在捐赠和遗赠下逐渐富裕起来,同时加上吉桑多的大修会家族和瓜达卢佩圣母修道院的协助,修士人数增加,并且扩大了规模,增加了财富。他们整修了森林中的小教堂和隐修士住所;在修道院周围种植了成片的果树和橄榄树;他们扩大了收容所的规模,重建了教堂,使得教堂更加宽敞和坚固;最后在前尤斯特修道院小回廊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哥特式的更加宽敞的廊院,它规整且精致的线条使人想起当时刚刚由意大利引入西班牙的希腊罗马式建筑。

这便是查理五世选择的作为他退隐之所的修道院。该地气候宜人,有益于身体健康,且清静祥和,适合像他一样身体虚弱和精神疲惫的人。当退隐到尤斯特修道院的修士们中间时,尽管查理五世知道这些修士们学识渊博且对他们(对宗教的)虔诚规律非常尊重,但是他不想过同他们一样的生活,也不愿意因此打扰他们。他提议在修道院旁边为他建造一个毗邻却分开的建筑,他可以在那里自由地使用修道院的教堂同时当他需要时,可以有修士们的陪伴,这样他既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又能尊重修士们的生活。1553年6月30日,在退位前3年,而不是像罗伯逊说的那样,在其退位几个月前,写给他的儿子的亲笔信中,他下令“在尤斯特修道院旁建起一个,足够一位特殊情况的人士同他生活必不可少的随从们一起生活的住宅。他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告知了王子和国务秘书巴斯克斯·莫利纳(Vasquez de Molina)这个计划,并且将具体实施托付给了圣哲罗姆派的总院长胡安·德·奥尔特加(Juan de Ortega),查理五世对他非常信任。通过会计弗朗西斯科·阿尔马格罗(Francisco Almaguer),他给总院长提供按照他起草的计划来修建建筑所必须的钱,并且派给他西班牙最著名的建筑师加斯帕德·德·韦加(Gaspard de Vega)和阿隆索·德·科瓦鲁比亚斯(Alonso de Covarruvias)。尤斯特修道院旁边建起一个简朴的皇家府第之后,这个建筑让修士们惊奇却不知其用途,同时查理五世已经万事具备,可以从容地将统治权交给他的儿子。”

注释:

[1]指退位一事。——译注。

[2]即1494—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译注。

[3]即阿方索一世德斯特。——译注。

[4]费德里科二世(Federico II),1536年弗朗切斯科二世的继任者费德里科二世·贡扎加于1530年由查理五世封为曼托瓦公爵。1536年,费德里科二世透过与蒙费拉侯国的女继承人玛格丽塔·帕雷欧罗加的婚姻,被查理五世封为蒙费拉托公爵,帕雷欧罗加家族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消灭的拜占庭帝国巴列奥略王朝在意大利的分支。——译注。

[5]弗兰西斯科·吉麦内兹·德·西斯内罗斯主教(Cardinal 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西班牙天主教枢机主教、政治家、宗教法庭大法官。1495年任托莱多大主教。由于决定让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改信天主教而激起摩尔人的不满,并引起1499—1500年摩尔人叛乱。1506—1507年和1516年两次摄政卡斯蒂尔王国。1507年任宗教法庭大法官。1509年率探险队赴非洲,为西班牙夺得非洲的奥伦。主张改革整顿西班牙天主教、发展宗教教育,编纂了有数种语言对照的《圣经》。——译注。

[6]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二世,查理五世的祖父。——译注。

[7]又名“瓦赫兰”,位于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地中海沿岸,是该国第二大城市,也是奥兰省省会。——译注。

[8]现法语名为BéjaÏa,古时为Bougie。阿尔及利亚地中海岸边的市镇,位于距离阿尔及尔180千米。——译注。

[9]现阿尔及利亚安纳巴安纳巴是阿尔及利亚东北部港市,安纳巴省首府,位于地中海安纳巴湾西岸的山麓平原,塞布斯河口附近,东近突尼斯,西距阿尔及尔435公里。——译注。

[10]突尼斯北部城市,为比塞大省首府。同时位处非洲大陆最北端。总人口114371人。比塞大为突尼斯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也是该国最欧洲化的城市。——译注。

[11]位于突尼斯东部哈马马特湾畔,是苏塞省的首府。位于首都突尼斯以南140千米。——译注。

[12]莫纳斯提尔是突尼斯共和国莫纳斯提尔省的省会。——译注。

[13]又名奥斯曼海盗,主要指活跃于北非沿岸的穆斯林海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红胡子巴巴罗萨”奥鲁奇·雷斯,即下文中的“红胡子海盗”。——译注。

[14]实际指德意志国家的国王,一般通用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是一种虚衔。——译注。

[15]1438年后,除了卡尔七世属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外,其余的国王都来自哈布斯堡和哈布斯堡-洛林王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508—1519年为皇帝)和继承人再没有亲赴罗马接受教宗加冕为皇帝,因此,这些君主不能获得“罗马皇帝”头衔。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自称“罗马皇帝当选人”(德语:Erwählter Römischer Kaiser)并获教宗认可;除了接受教宗加冕后的卡尔五世外,马克西米利安的其余继承人都只能使用这头衔。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忽略了头衔内必须出现的“当选人(Erwählter)”一词。——译注。

[16]“罗马之劫”发生于1527年5月6日,是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属下的军队哗变后,在罗马进行的军事行动,当时罗马是教皇国的一部分。——译注。

[17]佛兰德地区(La Flandre française)范围主要是诺尔省,包含里尔、康布雷、杜埃、敦刻尔克和瓦朗谢讷等。——译注。

[18]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德语:Schmalkaldischer Bund,拉丁语:Foedus Smalcaldicum或Liga Smalcaldica)是在16世纪中期由神圣罗马帝国中信仰路德宗的诸侯所组成的军事防御联盟。该联盟最初于宗教改革开始后建立,其目的是出于宗教动机,但此后其成员逐渐希望它能够取代神圣罗马帝国。这一联盟虽然并非同类首创,但与之前的联盟(如托尔高联盟)不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保卫其政治和宗教利益。联盟的名称来自图林根的城镇施马尔卡尔登。——译注。

[19]约阿希姆二世·赫克托尔(Joachim II Hector,1535—1571年)在查理五世反对基督教新教君主的历次战争中,站在查理五世一方。但在1555年签约前的一系列谈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得德意志重建和平。——译注。

[20]也许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德语中p不发音,有的地方译为普法尔茨,但译为“法尔茨”应该更加准确。——译注。

[21]因戈尔施塔特位于多瑙河沿岸,是德意志巴伐利亚州的一座城市。米尔贝格是德意志巴伐利亚州的一座城市。——译注。

[22]葡萄牙的玛丽公主(1527—1545),葡萄牙国王若望三世和奥地利公主、葡萄牙王后卡特琳娜的女儿。奥地利公主卡特琳娜是查理五世的妹妹。——译注。

[23]16世纪中叶查理五世退位后,哈布斯堡家族分为奥地利与西班牙两个分支,前者占据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称“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后者则为西班牙国王,统治西班牙、西属尼德兰、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撒丁王国以及美洲新世界的广袤领土,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译注。

[24]施蒂利亚公国是一个曾经存在于现今奥地利南部与斯洛文尼亚北部地区的公国。在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前公国一直是帝国的一部分,之后公国成为奥匈帝国内莱塔尼亚的王冠领地直至1918年,随着奥匈解体公国亦同时灭亡。——译注。

[25]在奥匈帝国时期,克拉尼斯卡地区是一个公国,即卡尼鄂拉公国(Herzogtum Krain)。整个地区被分为三部分:上卡尼鄂拉,下卡尼鄂拉(与白卡尼鄂拉一起)和内卡尼鄂拉。公国的首府开始是在克拉尼(克雷恩堡),后来移到了卢布尔雅那(现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首都)。——译注。

[26]公元7世纪时为一独立王国,拉丁文名称为“Carinthia”。788年至843年为查理曼大帝的法兰克帝国之一部。公元899—927年属于巴伐利亚公爵,随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直辖的领地。公元995年,阿达尔贝罗·埃本施泰因被封为卡林西亚边境总督,该家族统治卡林西亚地区至1122年,随后转归施蒂里亚公国。由于该家族男性后代绝嗣,1335年,该地区统治权转入哈布斯堡家族手中,称为卡林西亚公爵领地(Geschichte Kärntens, Duchy of Carinthia)。——译注。

[27]包括现在的蒂罗尔(北蒂罗尔和东蒂罗尔)和意大利的特伦蒂诺-南蒂罗尔区。——译注。

[28]波西米亚王国是以前位于中欧的一个国家。其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捷克。在历史上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内独立的一员,许多国王皆兼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首都布拉格于14世纪末期曾为神圣罗马帝国中心。——译注。

[29]帕尔马公国建立于1545年,由原米兰公国于波河以南,以帕尔马为中心的一带领土所组成,以作为教皇保禄三世的私生子皮埃尔·路易吉·法尔内塞的封地。保禄三世又帮助帕尔马公国扩大领土,进一步扩大为帕尔马-皮亚琴察公国,皮埃尔成为帕尔马公爵兼皮亚琴察公爵。(意大利语:Ducato di Parma e Piacenza)。——译注。

[30]帕夏,前称贝萧(土耳其语:pa瘙塂a)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帕夏是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是埃及前共和时期地位最高的官衔。——译注。

[31]匈牙利东南部的中心城市。塞格德位于毛罗什河河口以南的蒂萨河畔,接近匈牙利南部边境。原文Zegeb为拼写错误。——译注。

[32]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偏僻小城,西班牙语尊称为圣地亚哥(圣雅各的西班牙语式发音)。相传大雅各曾到西班牙传教7年,死后遗骨葬在西班牙。多年过去之后,他的墓地就无人知晓了。直到813年,一位农夫发现了大雅各的墓地。人们在此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并将此地取名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德·孔波斯特拉是由拉丁语“Campus Stellae”(星之野)或者“Compositum”(墓地)演化来的。——译注。

[33]西庇太的儿子雅各(James, son of Zebedee),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天主教也称“大”雅格伯、圣雅各伯、长雅各伯宗徒,以区别于亚勒腓的儿子雅各,他是西班牙、士兵、朝圣者、骑手的主保圣人,相传其遗骨葬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是朝圣热点。——译注。

[34]约合8公里,1法国古里=4公里——译注。

[35]中世纪西语中为cavalleros,现代西语为caballeros。——译注。

[36]本书所有《圣经》引文均引用和合本翻译。——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