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三维模式”的重新审视[1]
马克思从西方社会、东—西方社会、东方社会三维角度提出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自然替代形态、派生跨越形态、间断跳跃形态。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三维模式”，必须区分文明国家与半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与落后国家、“跨越”与“跳跃”三对范畴，界定西方社会发展“替代模式”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跨越模式”、东—西方社会发展“跨越模式”与东方社会发展“跳跃模式”，界定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发展“三维模式”的不同实现路径。西方社会发展的“替代模式”和东方社会发展的“跳跃模式”由于不具备条件都未能实现，唯有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跨越模式”在主客观条件成熟的背景下得以成功实践。既然是“跨越模式”，就难免具有风险和挑战，需要不断进行艰辛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从开始取得成就到后来发展失误和改革失败，是“跨越”探索的代价。中国共产党人总结“跨越”探索的经验教训，巩固制度跨越的成果，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生产力新的伟大跨越，已经并将继续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马克思针对不同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和模式，有学者将其解读为西方社会发展的“更替模式”、东方社会发展的“跨越模式”和欧美转型发展的“变迁模式”[2]。笔者认为，重新审视马克思社会发展“三维模式”可以看到，马克思提出的是西方、东—西方、东方三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其逻辑展开为西方社会发展的“替代模式”、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跨越模式”和东方社会发展的“跳跃模式”。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思想文化成果基础上创立并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依据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宣布，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各民族国家都要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国际性的事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所形成的世界市场已把全球各国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3]这即马克思主义著名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发达国家共同胜利的论断。
然而，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并非超历史与超国度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种分析体现为根据生产力状况和社会文明程度先后提出了不同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社会发展路径和模式。马克思最早阐述的是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认为西欧国家由于率先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因而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成为文明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刻地发现资本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经济危机、两极分化、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恩格斯1845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细致描写了无产阶级的恶劣生存状况，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4]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暴露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既具有历史进步性又具有历史暂时性。在科学考察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雄辩地揭示了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所决定的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时就集中阐发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有人误以为马克思判定其他民族国家都要走西方社会发展同样的道路。当俄国革命者请教马克思俄国是否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马克思明确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赞成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西欧资本主义这条道路。[5]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提出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看法后，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研究长久不衰。
近些年来我国学界大都从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两个视角考察马克思关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图式，取得了诸多成果；《马克思社会发展“三维模式”的当代反思》能从西方、东方、欧美三维角度反思马克思社会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然而，西方社会发展、东方社会发展、欧美转型发展“三维模式”的提法并不准确，因为欧美转型发展模式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东方社会发展模式不是一个系列的范畴，能够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东方社会发展模式构成并列关系的应是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史时已不仅运用了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分析框架，而且使用了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落后国家概念。《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这里所提的与“文明的国家”相对应的“半开化国家”即半文明国家，“未开化国家”即落后国家。1894年恩格斯则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提到“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昌盛国家”“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保全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落后国家”三个概念。他说，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7]。我国学者已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落后国家的划分，指出，“恩格斯在重点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革命变革的同时，从相互联系中考察了半文明国家和其他落后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8]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落后国家的区分表明，马克思社会发展“三维模式”对应的正是西方社会文明国家、东—西方社会半文明国家、东方社会落后国家这样三类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三条道路。我们应从西方社会、东—西方社会、东方社会三个角度研究马克思关于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三维模式”。
二
马克思在世界各国现代化大背景下研究社会发展“三维模式”，西方社会、东—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三种道路类型是根据全球化进程与影响程度划分的，这样界定也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自然替代形态、派生跨越形态和间断跳跃形态三种类型的思想相一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9]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进程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推进的过程，如果说西方社会属于资本主义、东方社会属于前资本主义，那么，东—西方社会就介于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之间，属于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列宁说过，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从西方社会向东—西方社会推进再向东方社会推进的过程，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落后国家的区分正是资本主义向全球逐步扩张推进的客观结果。
针对文明国家资本主义的矛盾与问题，马克思阐发了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由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是内生原创型的，其社会化生产力与私有制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最早暴露，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最早提出要走向社会主义的要求。西方社会这种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本民族或国家的内部因素和关系决定的“原生态”的发展，其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一种自然形态的替代。所以，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阐述的正是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将要发生的自然“替代”模式。
针对落后国家前资本主义的矛盾与问题，马克思阐发了东方社会发展模式。当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尚未扩张至东方社会之时，东方社会还处于封建社会甚至奴隶制社会的前资本主义形态，属于落后国家。按照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逻辑，东方社会落后国家一般也要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然而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激烈矛盾和对抗已展现在东方社会面前，给东方社会提供的是灾难性警示，东方社会落后国家不得不思考如何跳跃过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痛苦和灾难。跳跃过资本主义就是不经过或绕过资本主义，这是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中发展阶段的间断。1881年，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提出的“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论断，所阐发的正是东方社会在前资本主义基础上有可能要发生的间断“跳跃”模式。
针对半文明国家的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的矛盾与问题，马克思阐发了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由于资本主义开创和主导的现代化、国际化乃至全球化是一个从西方发源并以西方为中心向东方推进过程，因而产生了介于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之间的东—西方社会。东—西方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文明国家，也不是前资本主义为主导的落后国家，而是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相混合的半文明半落后国家。之所以说它是半资本主义半文明国家，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已不仅影响这些国家，而且进入这些国家并取得发展，成为其组成部分；之所以说它是半前资本主义半落后国家，因为封建社会成分甚至奴隶制社会因素等前资本主义仍是该社会的重要传统和基础。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相混合的东—西方社会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教训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对此作了回答。由于半文明国家还处在半前资本主义，所以要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半文明国家已进入半资本主义，所以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是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相混合的半文明国家，所以无产阶级要先后领导两个革命。由于无产阶级既要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又要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就不是建立资本主义，而是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建立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既是从半资本主义派生的，又是对半前资本主义的跨越。马克思东—西方社会发展思想所阐发的正是东—西方社会在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基础上将要实现的派生“跨越”模式。
三
全球化是逐渐演进的，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落后国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而呈现出不断调整变动状态，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三维模式”思想也是不断充实完善的。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三维模式”，必须领会西方社会、东—西方社会、东方社会发展的内涵，把握其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征及实现路径。
（一）区分文明国家与半文明国家，界定西方社会发展的“替代模式”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跨越模式”
恩格斯1847年就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初步区分了文明国家与半文明国家。他在回答“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时指出，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在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劳动部门都照工厂方式进行经营了，产生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阶级。在这里，恩格斯是用工业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化来界定“文明国家”的。在回答“工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时，恩格斯指出，由于在世界各国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旧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里恩格斯使用“半野蛮国家”指称工业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印度、中国等，实际上讲的就是“半文明国家”。
《共产主义原理》在回答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恩格斯区分了文明国家与半文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路径。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这也许还需要第二次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只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这里恩格斯正确区分了英国与德国这两类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方式，但把英国与德国笼统地称为文明国家则有些简单化了。诚然，德国后来很快发展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国家，但当时还处于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的半文明国家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恩格斯划分了“替代模式”与“跨越模式”的不同路径。当时已是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的英国可从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实施西方社会发展“替代模式”的自然替代是通过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直接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而当时属于半文明国家的德国，实施东—西方社会发展“跨越模式”的派生跨越要历经两次革命斗争，从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间接走向社会主义，间接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
（二）区分半文明国家与落后国家，界定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跨越模式”与东方社会发展的“跳跃模式”
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不仅使用了“文明国家”“半野蛮国家”概念，而且回答“工业革命前有过什么样的劳动阶级”时就提出了“落后国家”范畴。他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直到今天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他们还是这种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他们还是这种农奴”。[10]恩格斯把当时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匈牙利、波兰定位为落后国家是正确的，但把俄国也视为落后国家却不准确。俄国在19世纪30年代已开始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但已不是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而是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混合的半文明国家，已进入东—西方社会发展行列。
1861年开始的废除农奴制改革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恩格斯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却存在模糊的看法。他认为，“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是单独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11]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的看法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后来的评判。假如俄国是没有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保存农村公社并作为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尚有一种可能性；当俄国已进入东—西方社会、成为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的半文明国家时，就不能再将其视为前资本主义落后国家，就不能再谈论其“跳跃”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的俄国只能实施东—西方社会发展“跨越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视为前资本主义落后国家的间断跳跃，并非他们不了解俄国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而是出于不给俄国民粹派革命热情泼冷水的策略考虑。实际上，已进入半资本主义与半前资本主义社会俄国的社会发展已不可能是间断跳跃形态，而只能是派生跨越形态。恩格斯指出，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12]此时恩格斯把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的俄国列入了东—西方社会阐述其走向社会主义的派生“跨越”模式。
（三）区分“跨越”与“跳跃”，界定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发展“三维模式”的不同实现路径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三维模式”的实现都是有条件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测，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先进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西方社会“替代模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有其实现的客观依据。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资本主义把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转嫁到东—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通过加剧东—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矛盾来缓和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推迟了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
东方社会发展的“跳跃模式”设想在农村公社基础上依靠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外力支持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由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未能胜利，由于落后国家内部农村公社的解体并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东方社会发展的“跳跃模式”也就不可能实现。
与西方社会的“替代模式”、东方社会发展的“跳跃模式”不能实现不同，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跨越模式”的实现则既有着必要性又有着可行性。其必要性在于，西方帝国主义对本国人民和东—西方社会的残酷压迫和疯狂掠夺，加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交织激化造成社会主义革命从西方社会转移到东—西方社会爆发；其可行性在于，东—西方社会由于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已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成分，已有一定的先进社会化生产力，特别是已有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因而具有了“跨越”即缩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和减轻资本主义生产波折与人民痛苦的经济政治文化前提。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时明确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邓小平所揭示的正是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胜利、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跨越模式”之所以能变成现实的奥秘所在。
西方社会发展的“替代模式”和东方社会发展的“跳跃模式”由于不具备条件都未能实现，唯有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跨越模式”在主客观条件成熟的背景下得以成功实践。既然是“跨越模式”，就难免具有风险和挑战，需要不断进行艰辛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从开始取得成就到后来发展失误和改革失败，是“跨越”探索的代价。中国共产党人总结“跨越”探索的经验教训，巩固制度跨越的成果，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生产力新的伟大跨越，已经并将继续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注释：
[1]此文系笔者参与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j50407）的阶段性成果。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2]杨俊一：《马克思社会发展“三维模式”的当代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50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38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46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3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459页。
[8]陈文通：《重温经典：拜访马克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35-3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39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