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春秋: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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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29年底,斯大林踌躇满志地写下《大转变的一年》。

对斯大林来说,1929年确实是大转变的一年!经过多年的争斗,斯大林打败了他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29年斯大林又击败了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右倾集团”。现在他可以宣布取得完胜了。

十月革命初期斯大林还是个知名度不高的人物,排在他前面的不仅有列宁,还有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人有才能,有实力,领兵打仗,鼓动演说,文字写作能力,都在斯大林之上。群众大会上被高呼万岁的有列宁、托洛茨基,有时还有季诺维也夫,但从来没有斯大林。列宁逝世后短短的五年时间内,斯大林能够打败这些强人,确实是一个奇迹。试问,斯大林的诀窍何在?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其他武器。斯大林领会其中奥妙,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两个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就是斯大林取胜之秘笈。革命初期,那些领导人都不屑于或者瞧不起默默无闻的组织工作,只有斯大林毫无怨言地在组织人事领域埋头苦干,斯大林能够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这三个重要职务并不是偶然的,这样一来斯大林就抓住了共产党内部最核心的权力——组织人事权,把干部的选拔、任免、升降、调动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形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经过斯大林的操作,那些在革命中处于二流三流的人物如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被提拔上来,取代列宁的近卫军。“干部决定一切”,诚然!“技术决定一切”,搞党内斗争是要有技术、有手腕的。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各个击破,斯大林先是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头号政敌托洛茨基,然后拉布哈林、李可夫来打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打倒此三人后,斯大林的羽翼已经丰满,拉出自己的队伍打倒最后的对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中止了新经济政策,这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转变,可以说是决定苏联今后命运的大转变!斯大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宣布,新经济政策已经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了,我们要让它“见鬼去”。稍后他对自己的“见鬼去”的说法作了解释:“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就凭这几句话,斯大林打发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163页。此前联共(布)中央并没有讨论过这一重大问题,更没有作出中止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强行中止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就堵死了利用市场机制,甚至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重新回到被废弃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上去,斯大林模式是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恶性发展。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一个标志就是改变农业的方针,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列宁在最后的文章中曾经提出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这种合作社是农民能够接受的,农民在其中仍然是独立的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农具牲口。1928年发生所谓粮食收购危机,这本来是市场机制运用不当造成的,通过调节价格和政策,应当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不喜欢小生产者农民的斯大林决定实行农业集体化,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在这过程中说是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剥夺全体农民,使他们成为没有土地、没有农具、没有耕畜的集体农庄庄员,而集体农庄的任务则是保证国家能够方便地取得所需的粮食供工业化之用,农民实质上成为替国家耕种的“国家农奴”。集体化是一场大灾难,是农村生产力的大破坏,其直接后果是1932—1933年的大饥荒,其长远后果是苏联农业从此一蹶不振,农业产量直到50年代初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苏联把一个沙俄时期的粮食出口国变成了一个粮食进口国!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开始了对国内各阶层、各级干部的清洗。从1928年开始,国内陆续举行各种审判案,如沙赫特案、孟什维克案、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案、莫斯科的三次公审案、秘密举行的军事阴谋案,打击的矛头从工程技术人员、原反对党派,到党内现存的和已经投降认错的反对派人员,还有毫无过错的军事领导人。大规模的清洗造成告密成风,人人自危,集中营人满为患。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卫国战争初期苏军缺乏能征善战的将领,几天之内一败千里,失去西部大片国土和工业国防设施,这就是军队大规模清洗造成的直接恶果!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进攻,点名批判一批专家学者,紧接着1930年,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接见党支部成员时发表讲话,要求批判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直到布哈林、德波林等大批名家,掀起一个大批判高潮。此后从30年代一直到50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各种批判连绵不断,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无一幸免,斯大林祭起的不仅是批判的武器,更有武器的批判,不少学者专家死于监狱和集中营,结果伪科学盛行(例如李森科的学说),真知灼见遭压制。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20世纪的共产主义“圣经”。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获得了对苏联的绝对统治权,从今而后再没有力量能够制约他了,再也没有公开反对他的声音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有权监督党中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附属于中央的一个监督各级组织执行中央决定的机构。

“大转变”,准确点说应是“大变局”,一部苏联兴亡史的转折点就是1929年的“大变局”。

斯大林的胜利意味着其对手的失败,并且败在斯大林手下的那些人都逃不过最后被肉体消灭的命运。不过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在谈到斯大林的“大转变”的时候,也不能忘记那些失败者,例如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毫无疑义是英雄,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后的岁月,他始终是坚持反对斯大林种种做法的坚定不移的斗士,尤其是他在最后一次流亡期间所写的著作,是今天总结苏联解体、苏共丧权教训所不可忽视的资料,在某些问题上他是有先见之明的。斯大林的另一个重量级对手是布哈林。布哈林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他对新经济政策的阐述和发挥是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一笔重要遗产。这是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奋斗一生的人物,甚至在监狱里他也没有放弃理想的追求,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争分夺秒为后人写作了三部著作:《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辩证法概论》和自传体小说《时代》,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说:“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历史上许多蒙受不白之冤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历史法庭上。著名历史学家罗易·梅德韦杰夫把他论述斯大林主义的专著取名为《让历史来审判》,也是寄希望于历史法庭。

历史法庭在不断地做出判决!

郑异凡

2016年4月于北京蓬莱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