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十月革命的第四个口号

人们一般只知道十月革命有三个口号：和平、土地和面包，这三个口号促使十月革命获得了胜利。这个说法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给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干革命、洒热血，是盼望结束战争，想要获得面包和土地。”

但是，细想起来，干革命只是为了“和平、土地和面包”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而言。

工人、农民在和平环境下吃饱就行了吗？这仅仅是解决一个生存问题，但是作为人，作为劳动者，仅仅能够生存是不够的。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就提出比生存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人权、人的自由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举自由的大旗，把人的自由发展当作最终目标，庄严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列宁对自由的意义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1905年写道，社会民主党的宗旨是使全体劳动者彻底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力有高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有高度的组织性。“没有政治自由，既不可能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不可能有广泛的、公开的和自由的阶级斗争，更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教育、政治培养和团结。正因为如此，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总是把坚决为充分的政治自由而斗争，为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列宁指出，不仅无产阶级要求政治自由，而且资产阶级也需要政治自由，它的代表人物早就举起了自由的大旗，主要出身于这个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曾为自由而英勇地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任务之一，就是“在争取自由的全民斗争中起先锋队、先头部队的作用”。

无产阶级需要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其原因之一就是需要一个自由、民主的宽松环境来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理应在革命斗争中高举自由的大旗！

沙皇俄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它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各种自由权利。工人的罢工、农民对农奴主和地主的反抗都要受到残酷的镇压。1905年革命失败后，沙皇政权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和镇压，大批的革命者被判刑、流放和处死。专制政权的迫害迫使大批的革命者流亡国外，对他们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是缺乏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列宁本人对缺乏言论自由尤为深恶痛绝，他在写作时不得不顾及沙皇政府的各种各样的禁令，他的许多著作不得不经过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他说过，俄国的报刊是“戴上笼嘴”的。他不得不用“伊索式语言”、“奴隶的”语言写作。1917年4月列宁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写的序言通篇都是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控诉。他写道：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其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害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作“合法”著作时不得不采用的那种伊索式的——可恶的伊索式的——语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重读小册子里这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像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我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

他把书报检查机关叫作“可耻的机构”，是“令人发指的蒙蔽国民的政策，是令人发指的地主企图使国家倒退的政策。”

这样，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一场以人的自由发展为最终目标的革命，仅仅“和平、土地、面包”显然是不够的。就算当时处于长年的战争，农奴制残余严重的俄国，这三个口号也是不够的。

实际上，苏联后来的宣传隐去了十月革命时期曾经大书特书的一个重要口号，这就是“自由”的口号。严格地说，引导十月革命获得胜利的完整口号是四个，这就是“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顺便说一句，“土地”的口号起初没有提，是临近武装起义的时候才加进去的。

关于存在要求自由的口号，有列宁的著作为证，在列宁1917年的著作中曾频繁出现。

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远方来信》中直接把和平、面包和自由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写道：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能够而且一定能够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以取代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半君主制，然后再争取唯一能够给备受战争折磨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还应当给各族人民以自由！

1917年3月，列宁在《告被俘同志书》中明确写道：

工人的要求是：面包、自由、和平。

工人要求面包，这是因为在俄国，也像在几乎所有参加这场掠夺性战争的国家一样，人民在挨饿。

工人要求自由，这是因为沙皇政府利用战争的机会把整个俄国彻底变成了一所大监狱。

工人要求和平，这是因为俄国工人也向其他国家比较觉悟的工人一样，不愿再为一小撮富人的利益卖命，不愿再进行这场由戴皇冠的或不戴皇冠的强盗所发动的罪恶战争。

临时政府也提出过这三个口号。但列宁认为：临时政府“即使真心诚意想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那也不可能办到”。列宁在自拟简介《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中指出，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地主资本家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是要求和平、面包和自由，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毫无共同之处”。

自由的口号不是列宁个人的主张，它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号。1917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其中写道：布尔什维克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它的红旗上写着：‘面包、和平、自由！’”“为了俄国革命的成功，为了和平事业，为了自由事业，需要世界各国工人的相互支持……”

可见，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俄国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给人民的许诺。

十月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之后，首先通过的法令是“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但鲜为人知的是苏维埃政权还通过一个由列宁签署的法令，这就是后来史书很少提到的直接涉及自由权利的“出版法令”。

自由，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等等的自由。言论自由是自由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出版自由。

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临时政府同意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要求，“实行所有形式的自由，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3月5日临时政府宣布取消沙皇的报刊检查机关——出版事务总委员会。5月16日发布《临时政府公告》宣布：“出版和出版物买卖自由。不许对它们实施行政处罚。”当时战争还在继续，七月事变以后临时政府赋予军事部查封号召前线士兵暴动和不服从军令的出版物，同时开始同异议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出版物遭查封，布尔什维克党被迫处于半地下状态。

1917年9月15日列宁在《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中着重谈了出版自由问题。他说：“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分配。”

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立即查封了一批报刊，引发了各界的强力抗议，所以在胜利后的第三天，1917年11月9日（10月27日），苏维埃政权通过《出版法令》。法令不长，现全文援引如下：

出版法令

1917年11月10日

在变革的艰难的决定性时刻及其随后的时日，临时革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针对不同色彩的反革命报刊的措施。于是立即从四面百方传来叫喊声，说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这样做就违背了自己的纲领，侵犯了出版自由。工农政府请居民注意，在这种自由主义的幌子下掩盖着有产阶级占据绝大部分报刊的自由、不受限制地毒害群众的意识、在他们的意识中制造混乱的自由。谁都知道，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在新政权，工农政权刚刚巩固的危机时刻，不能把这个武器完全留在敌人手里，在这种时候，其危险不亚于炸弹和机关枪。黄色和绿色报刊用这些东西来诬蔑人民刚刚取得胜利，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临时的非常措施以制止造谣诬蔑这些污水浊流的缘故。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行政干预都将停止，将在对法庭负责的界限内、按照在这方面最广泛和进步的法律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人民委员会认为，即使在危机关头，只有在绝对的必要的范围内才允许对出版实施限制，兹决定：

出版总则

一、应予查封的只有下列报刊：1.号召公开反抗或不服从工农政府者；2.用明显歪曲事实的手段制造混乱者；3.号召采取明显的犯罪行为，即应受刑法惩罚的行为者。

二、暂时或永久查禁报刊只能由人民委员会决定。

三、本总则具有临时性质，随着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来临将通过特别命令予以废除。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

这就是说，“出版法令”认为只有在绝对的必要的范围内才允许限制出版，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行政干预都将停止，将在对法庭负责的界限内、按照在这方面最广泛和进步的法律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

这个法令可以看作是新政权在文化领域的基本方针，其维护的基调是出版自由，其他的所有各种有关禁令都只具有临时性质，属非常措施。它是继《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之后的第三个重要法令。

不过后来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没有严格履行出版法令中的诺言。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6月就封闭或因其他原因停刊了470家反对派报纸。由高尔基主编的，发表过他所写的“不合时宜的”系列文章的《新生活报》也被查禁。

国内战争时期，红白两军对垒，因军事需要、意识形态需要而禁书禁报是常事。

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转向国内和平，言论自由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了。在经济上实行了退却，政治上怎么办？是否也应当有所松动？1921年4月11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兼特派员瓦尔金给俄共中央和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送去报告，建议给予“社会主义性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至少是他们当中的“左派”集团，提供包括出版方面的合法活动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马尔托夫（孟什维克领袖）的《社会主义通报》不是在柏林，而是在莫斯科出版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他还主张让其他政党自由参加苏维埃的选举，“我认为让‘所有政党’而不是‘一党’参加苏维埃选举极其重要，我们在苏维埃中需要有反对派。非党工人反对一党专政指的是在苏维埃中缺少能够经常反映他们职业的和日常生活的，而不是阶级的利益和需要的政党”。与此同时，他主张“拉紧缰绳”，“我们应当告诉我们的敌人：先生们，在我们的法律范围内，你们是自由的。谁要煽动内战、鼓动罢工和破坏我们的法律，我们就要对他绳之以法。”他主张按宪法办事，因为宪法并没有禁止其他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他提醒说，当年沙皇政府一方面流放布尔什维克去服苦役，同时也容许杜马中存在布尔什维克党团，因为它“要顾及俄国‘议会制度的要求’，顾及自己宪法的要求”。瓦尔金主张用政治的方法同其他政党斗争，把斗争纳入宪法的轨道上去，从而避免使用镇压的方法。4月14日，政治局否决了瓦尔金提出的在莫斯科选举前释放被捕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不过，在4月底还是有10多名孟什维克经过选举进入莫斯科市苏维埃。5月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出席了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且在会上多次发言。

5月初，1906年入党的老党员米雅斯尼科夫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长篇报告书，其中建议在国内实行高度民主以提高党的威信，从而加强党对工人和农民的思想影响，他说：“我们在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并建立国家唯一的政权之后，在镇压了高尔察克之后就应该立即废除死刑，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上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无论谁都是未曾见过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措施来加强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广大群众中以及全世界的影响。”报告书递上去之后没有得到回答。7月27日，他把题为《伤脑筋的问题》的文章交给布哈林，供《真理报》发表。文章进一步发挥了报告书中的思想，认为现在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进化。需要制定能保证和平进化，首先是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规。有人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只能在经济好转之后实行，米雅斯尼科夫反驳说：没有工人和农民的积极参加就不可能振兴经济，而言论和出版自由恰恰是调动他们积极性所必需的。还有人认为，一旦实施言论自由，国内的一些混乱现象如罢工等会传出去。米雅斯尼科夫反驳说：“如果只是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混乱现象而害怕言论自由的话，那么混乱现象并不会因为不实行言论自由而有所减少。”何况即使报纸不报道各种事件，人们也会通过目击者了解到的。而这种保密带来的结果只有一个：人们不相信我们的报纸。他说：“在我国所处的艰难条件下，谁想使疲惫不堪的工人跟我们走，谁想使我们的力量对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的影响增强，他就应该说，只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才能做到这一点。”

8月5日，列宁给米雅斯尼科夫写了详细的答复，赞同他关于“国内和平”取代“国内战争”的提法，认为这是“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列宁承认“‘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但是列宁否定米雅斯尼科夫关于出版自由的议论，认为“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米雅斯尼科夫指望借助于出版自由来揭发各种弊端：“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而列宁主张“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党的报刊、通过《真理报》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列宁主张的这种党内监督的办法在列宁时期也许是有效的，但从20年代末开始就明显失效了：独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存在了，党的报刊成为斯大林的一言堂，它们失去了监督的作用。

列宁在写作此信之前曾于8月1日给米雅斯尼科夫去信，认为他的文章“开头写得很好，有道理”。但可能存在隔阂，希望能同他当面谈谈，要求他写封简短的回信。8月22日，米雅斯尼科夫回复列宁说，他建议的言论自由只给予工人阶级和农民，他们中间存在着“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观点”。他认为，“公开性将比监察委员会能更多地消灭这种（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行为”，但公开性应在言论和出版自由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撒谎、诽谤、号召不执行某个法律——都应受到法律的惩治，但法律不应惩治那些为了向政府、报刊和社会各界等施加影响而说出想法的人”。不过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开始对他施加组织措施了。7月29日俄共中央组织局开会讨论米雅斯尼科夫的问题，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他的活动。1922年2月20日，米雅斯尼科夫被开除出党。

列宁这时候强烈否定“出版自由”，一个原因是列宁把报刊（俄文“出版”和“报刊”是同一个词）等同于政治组织，这是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20世纪初在俄国建党的时候，《火星报》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所以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两个中心即两个并行的党中央：一个是中央委员会，一个是《火星报》编辑部。因此列宁对刊物的作用非常敏感，保持高度警惕。另一个原因是这时候苏俄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但仍把“贸易自由”等同于“资本主义自由”。在经济上已经被迫对资本主义作了如此大的让步，就想用政治上加强控制的办法来维持和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列宁担心实行出版自由会给反对党提供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反而加强了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镇压。

从这以后，苏联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出版自由的议论，这个问题成为禁区。苏联共产党越来越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书报检查越来越制度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所以也就不再提十月革命之初通过的“出版法令”中所给予的承诺了，而在谈到十月革命的口号时闭口不提“自由”这个重要口号！《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有一本“主题索引”卷（中文第2版的“主题索引”卷基本上是以它为蓝本的），主题索引的编制办法基本上是不管上下文的意思，只要该页出现相应的名词，就标出该页的页码，以至于主题索引中往往有许多页码毫无实际内容。但在“自由”条目下面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分条中一共只有两个页码，而1917年著作中涉及“自由”的内容一概阙如，就像1917年列宁根本没有提到过“自由”似的！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竟然害怕“自由”，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