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主义观点，任何事物都有始有终，都有一个诞生、成长以至消亡的过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完整的过程——它经过74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一个创立、发展、解体的过程，完成了其生命的周期。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预期，应当是夺取政权，通过过渡时期，走向社会主义，再进入共产主义；相应地，党消亡，国家消亡，进入人类的大同世界。

然而，苏联的发展却走向了另一端：十月革命，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建成”社会主义，“20年进入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后，共产党丧权，苏联解体，恢复资本主义。恩格斯说过，历史的发展经常与人们的预期相背离。美好的设计，美好的愿望，经常事与愿违。历史有自己的规律，苏联掌权者经常自诩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指挥历史的发展，然而社会规律并不听他们的，世界潮流把它冲击到另一端，走向了崩溃、解体。这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苏联从革命到解体，只历经了74个春秋。在这74个春秋中七个领导人依次上台执政，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纲领，制造下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本书主要是21世纪发表的文章的结集，这些文章记叙的是在此74个春秋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故事，某些人物的经历、事迹，某一政策的得失，某种理论的命运，等等。这里涉及的有些内容是一般苏联史通常不写，或者不会细写的东西。

我和一些朋友早就想写一部真实的苏联史，一部摆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教条和框框的苏联史，一部以事实说话的苏联史。为写作这样的苏联史，苏联解体后我们从编译解密的档案入手，编译了34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然后九位作者分头写作九卷本《苏联史》中的一段历史。我承担的是撰写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这一卷中有许多以往史书没有涉及或者刻意回避的问题，需要从头讲起。我采取的办法是一个一个问题分头研究，分头写，对每一个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写成一篇可以独立成章的学术论文，然后再整合成一卷书。这些专题研究的成果部分作为论文或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发得最多的是《历史教学问题》杂志。这样做可以让研究成果及时发表并征求意见。可以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一书多半是由一篇篇论文构成的。

不过要加以说明的是，本书所收并不都是《苏联史》中的章节，多数是独立写作的文章。我觉得独立的文章有它的优势，可以集中某一问题深入讲述或者评论，可以把几个事件串起来写，也可以把一个事件分解来讲，可以纵览历史，也可放大细部，观察历史，这是大部头的专史难以做到的。

苏联解体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了历史，成为整个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一个朝代。苏联时期出版的苏联历史著作秉承领导人的意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夸大、伪造、歪曲，抹去真实的存在，添加无端的虚构。现在出现了写前朝史的有利条件：许多曾经被严密封锁的档案文件陆续解密公布，以往对书写历史的禁令不再存在，苏联特有的意识形态干预解除了，这样恢复历史原本面貌的工作可以进行了，这一切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曾经打算撰写一部新的苏共党史并且由他本人牵头，但几经周折直到苏共解散甚至一个完整的编写提纲也没出来，可知写真实的本朝史之难——问题在于要写真实的历史，就要纠正过去的伪造，而以往的伪造又太多了，揭发出来会直接影响到执政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因此真实的苏共党史只能留待改朝换代后的史家去写了。

写历史肯定会有史家本人的立场观点，这表现在史料的选择、观察的角度，更为直接的就是史家的评论。我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谈了苏联解体的原因，指出其中的问题，某主持人接着说：缺点错误都说了，那么好处在哪里？他显然要我来表扬一下苏维埃制度或者说斯大林模式。一个人死亡了，要知道死亡的原因，当代医学的做法就是对尸体进行解剖。这里要找的是病因，而不是去论证死者身体多么健康，这是常识。本书的一些文章探讨了苏共的得失，评说了苏联历史上的一些事件、人物，目的无他，只为查明苏共丧权、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直视问题，不讳疾忌医，这样才能从苏联的历史中获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是中国史家的底线，也是本书作者多年来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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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名为《革命与改良》，主要讲的是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到20年代末新经济政策终结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问题。我认为，这段历史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良。

1917年俄国发生了两场革命——二月民主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苏联历史的起点，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探讨，需要交代。

“改良”俄文为реформа，本义就是改良，把事物改好，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名词，但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狠批改良，把各种改良行为贬之为“改良主义”，因此人们要的是革命革命革命，闻改良而鄙之。处于革命高潮的人们知道革命，却不懂改良，以至于后来实行改良的时候不敢用“改良”，而用“改革”，有了个“革”字，同“革命”沾了边，人们也就容易接受了。现在不是还不时听到“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说法吗！

其实改良是个好东西。改良者，把事物、社会、制度改得更好、更良也。人类社会就是经过不断改良延续到今天，并且今天总是比昨天好。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改良的历程。革命暴力打天下之后，还得实施改良，以克服前朝的弊病缺点，消除前朝的劣迹恶政，否则过不多久一样会被人打倒的。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而改良却是漫长的历程。如果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那么火车头后面拉的就是叫作改良的一节节车厢。有的时候为了能够实施改良，需要先实行革命，推翻阻挠改良改善的政权，但革命不是目的，而只是开启改良的前提、手段。正因为革命是短暂的过程，某些热衷于革命的人就发明了“不断革命”、“持续革命”，要使社会永远处于革命之中。但历史证明，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可能永远处于革命状态的。革命可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是建设新的国家机器还得靠改良的手段，靠暴力、靠打倒是搞不了建设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部改良的历史，它在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之后通过不断改良调整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关系，调整劳资关系、社会各阶层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被某些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士称之为社会主义（据说，只要加上共产党的领导即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改良使整个社会得以不断克服各种危机，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至今长盛不衰。20世纪初革命与改良的争论，到世纪末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搞暴力革命起家的苏联，在其统治期间，依靠暴力，不断制造阶级斗争，人为地让阶级斗争尖锐化，在和平时期造成千百万无辜人们死亡，最后终于垮台了，而那些走渐进改良道路的国家却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成为民主国家、福利国家。

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把生产和消费集中到国家手中，由国家统一控制安排，认为这样就实现了共产主义。在城市把大大小小企业、银行、矿山等国有化；在农村组织贫农委员会，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倒地主富农，建立公社、集体农庄，实行粮食征收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建立在暴力强制的基础之上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实施的政策，尤其是粮食征收制把农民的粮食甚至口粮种子粮等统统被抢走，招致农民的普遍不满，引起暴动反抗，一时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各省。农民的反抗得到穿军装的农民的支持和响应，1921年春爆发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革命胜利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列宁采取紧急措施，中止粮食征收制，实行以粮食税为起点的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时候，列宁提出了从革命向改良过渡的方针。原先被批得一钱不值的改良，得到了正名，恢复了名誉。列宁写道：

“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

“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习惯于革命冲击的人们要静下心来采取改良主义措施是不容易的，所以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革命激进情绪，列宁警告说：“当前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

20年代是由革命转向改良的时代，具体措施就是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取得了成功，遍及各省的农民起义平息下去了，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应该说，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三次改革中最为成功的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当然，问题还是不少。最主要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跟上来。经济上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而政治上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者说没有搞一个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对农民让步了，农民觉得满意了，然而对其他阶层群体反而加紧施压或者镇压。1921年利用全国性饥荒，以救灾为名，强行没收教会珍宝来充实国库，打击镇压宗教人士。1922年把几百名不太听话的知识分子驱逐出境，制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所谓“哲学船事件”。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对仍然存在并且仍有社会影响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放心，在1922年不顾世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与抗议，举行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把早已关押在监狱的一批社会革命党人判处死刑和不同刑期的监禁。这种种措施显然并不有利于团结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经过几年的执政实践，列宁曾经想对政治体制实行某些改革。1921年对权力极度膨胀的镇压工具契卡（肃反委员会）进行改组，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削减其部分镇压职能，如执行死刑权。列宁在病中还考虑改革“政治制度”，他首先考虑的是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经过五年的执政，列宁看到官僚主义盛行，办事拖拉，官官相护，所以列宁把官僚主义看作“三大敌人”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列宁建议从加强党内监督做起，从监督党的领导层做起，让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委出席政治局的会议，检查政治局的文件，对政治局委员包括总书记实施监督。为加强集体领导，列宁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增补人员从没有沾染官僚主义习气的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为加强对各级政府的监督，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望，建议把它同党的监察委员会合并，合署办公。列宁最后几篇文章的主要议题都是加强监督的。列宁建议的措施如何可以暂且不议，但他提出的加强对党内外监督尤其是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很可惜，列宁英年早逝，他的一些改良设想没有得到实施。此后党内斗争绵延不断，斯大林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登上了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地位。

此前党内的不同派别或者说不同意见对总书记斯大林是有所制约的，斯大林还不能为所欲为，不过这种制约并没有能够形成政治制度。列宁在推行经济改良的时候，还来不及根据几年的执政经验教训对政治体制实施改良。因此以新经济政策为主体的改良，由于没有同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良，缺乏政治体制的保护，结果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予以终止，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纵观苏联历史，在整个苏联时期有三次改革——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改革、以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为起点的赫鲁晓夫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比较起来，列宁的改革是效果最明显的一次改革，发现了运用市场机制进行经济建设的办法，消弭了农民暴动，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工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整个20年代尽管有种种不足，但整体看来是好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条路如果能够继续走下去，是有可能避免后来出现的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经济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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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02年退休，此后又返聘到2005年。对我这样从事苏联史研究的人来说，退休不退休，返聘不返聘，除了待遇有所不同外，其他没有任何变化，照样研究，照样写文章，因为苏联历史还有许多谜团需要解开，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究，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由于没有行政任务，无需上班点卯，没有必须完成的课题，研究工作更加自由自在了，就像孔老夫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抓紧时间研究自己所想知道的东西，写自己所想写的东西，不为五斗米折腰。前些时候偶然计算了一下，本世纪竟然写了一百来万字，觉得这些文字提供的信息、看法，作为一家之言还有点用处，所以就着手整理，刚好上海人民出版社周峥先生来访，答应出版，于是着手编辑加工，把这些文字分编为三册：《革命与改良》、《大转变》和《改建与易帜》，相应地为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当今的俄联邦时期，这些文章中有正规论文，有一般文章，有书评和随笔等，一律按内容分类排列，这样对读者会方便一些。

这些文章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不同的报刊有不同的规格要求，有的文章作为学术论文需严格遵循学术规范，所引文字均有出处；有的报纸文章则大多不加注释，现在一仍其旧，按原样刊印。不同报刊的注释规格不尽相同，现在做了统一处理。关于马列经典著作需交代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各卷出版时间不同，本书的注释均不标出版时间，只交代版次。按规定经典著作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注释中略去出版社名称。

本书得到中央编译局出版基金的资助，特此表示感谢。

郑异凡

2016年2月18日于北京蓬莱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