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性约束的论点

均势理论认为，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之中，国家利益包括追求长期生存概率的最大化，因此国家会通过自身能力建设（内部平衡）或者与他国力量结盟（外部平衡）的手段来遏制力量的高度集中（霸主）。霸主诞生的可能性越大，各国采取平衡手段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顾名思义，领先国家就是潜在的霸权威胁，所以领先者必须时刻警惕，避免自己的行为招致其他强国的制衡，不管领先者自己是否有追求霸权的意识。

“制衡”是一种任何领先国家都必须留意的约束，因为它有可能改变物质能力在体系内的配比。根据制衡的理论，约束产生的来源，是体系本身创造平衡的不可抗力，其方式或者是通过增加一个单一国家的力量，直至它足以与霸主抗衡；或者是通过军事联盟，抑或通过国家间的协调，使其力量整合到大致与霸主相称。“制衡”利用或试图积累现实的资源、增强实际能力，以匹敌、妨碍或阻止另一个国家利用这样的力量来增进其安全利益。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指出的：“平衡的概念表达的是添加砝码的意识，具体来说，就是能够产生足够的物质实力，以便匹敌——或者抵消——一个潜在或实际的霸主的力量。”

“制衡”的约束尽管强效，但它是在霸权环境下的被动反制。对均势理论的应用经常算不上严格，但它主要的内涵都是指向现实的或者潜在的霸主。可以肯定的是，约束出现在特定国家间的特定关系中，并经常与特殊的利益冲突纠缠在一起，但是，它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系统性的。“制衡”是体系为阻碍力量集中而采取的行动。并且，此类行动在现实或者潜在的霸主缺席的状况下并不会发生。它遵循这样的原理，“平衡是大国关系中的现象，因为只有大国能够防止它们当中的一个获得地缘政治的优势”。

现实主义重视审慎和克制，而“制衡”正是这一标志性态度的一种理论来源，而它在非现实主义学者的著作中也占据显要位置。现实主义者警告说，如果决策者忽略了制衡，可能就会在国内事务、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偏向的驱动下，发动弄巧成拙的外交政策变革。在指导决策者如何于诱惑面前保持克制时，现实主义者一般主张，即使制衡的可能性在政策制定者看来并不明显，但它始终蕴含在所有的国际体系中。他们强调，永恒不变的大国政治悲剧，恰恰就是在当决策者自以为可以忽略制衡的约束时，他们最可能鼓起勇气实施过于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

鉴于该论点拥有延续数百年的理论背景，也就难怪当1991年苏联解体、力量迅速向美国转移的时候，现实主义者和其他学者都努力去接纳它。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评论家都提醒说，世界体系从两极向他们预计的暂时性的单极时刻转变，这种转变已经触发了国际体系的制衡。即使国际体系的这一“时刻”已经延续到了21世纪，学者们仍继续相信制衡正处在酝酿中。因此，莱恩才会警告说：“伊拉克战争可能会被视为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事件，预示着针对美国的重大的反霸权平衡行动的开始。”

这种信心是毫无根据的。在本章中，我们对制衡性约束论点的考察，都是建立在对它最有利条件的基础上：我们假设，除了均势理论的那些固定核心变量外，自权力政治全盛时期的18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由此，我们就抛开所有可能妨碍平衡实现的国际政治变化，包括核威慑、民主的扩展、全球化，以及领土征服收益的下降。即便如此，制衡动力的再度产生仍然是极其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驱动均势理论的变量在当下的配置使得平衡性约束难以实现，同样也会导致约束无效。

在这些变量当中，最主要的是物质能力的分配。在接下来的几个小节里，我们会检验当前物质能力的单极状态，表明它会使平衡性约束无效。同时，我们将通过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军事项目和战略行为，来评估我们观点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