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realism）是历史和哲学长期传统的产物，尽管它在国际事务中的直接应用只是不久以前的事。现实主义认为个人主要是恐惧的和追求权力的。国家像个人一样行事，每个国家在追求各自以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过程中都以单一的方式行事。反过来说，“权力”主要从一国可以对他国构成物理伤害或胁迫（如发动和赢得战争）所需的物质资源这个视角来加以理解。这些国家存在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该体系用“无政府状态”来凸显的典型特征是缺少权威等级（即一个强大到足以征服所有其他国家的单一国家）。在无政府条件下，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只能依靠它们自己。它们最重要的关注点是增加它们自己的相对权力。它们可以通过两种符合逻辑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一是战争（和征服）；二是均势（通过联盟政治或经济制裁的方式分割现实或潜在对手的权力，或通过增加军备或操纵危险武器扩大它们自己的权力）。

现实主义的起源

至少现实主义的四个核心假定可以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发现。第一，对于修昔底德来说，国家（雅典和斯巴达）是战争和一般政治中的首要行为体，就像今天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尽管其他行为体，如国际组织，或许参与国际活动，但它们对体系的影响并不重要。

第二，国家被假定为单一行为体（unitary actor）。虽然修昔底德将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官员之间的有趣辩论涵盖在内，但是他提出，一旦已经作出开战或投降的决定，那么国家就将以一种声音宣传和行事。试图推翻政府决策或颠覆国家利益的次国家行为体是不存在的。

第三，以国家名义行事的决策者被假定为理性行为体（rational actor）。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希腊人一样，修昔底德认为，个人本质上是理性存在，他们在决策时会根据要达到的目标权衡各种选择的优缺点。修昔底德承认，理性决策存在潜在的障碍，包括领导人的一厢情愿、不明确的意图和混乱的国家利益、对对方决策者个性的误解。但是，理性决策导致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这个核心观念依然存在。同样对于当代现实主义者而言，理性决策发展了国家利益，不论国家利益的界定如何模糊。

第四，修昔底德像当代现实主义者一样关注安全问题——国家保护自己免于外敌和内敌破坏的需要。国家通过提高国内能力，集结经济实力，以及在相似利益基础上与其他国家构建联盟来增加它的安全。实际上，修昔底德发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和之中，恰恰是对对手的恐惧驱使国家加入联盟，这从领导人的角度而言是一种理性决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或许最有名的部分即米兰对话中，修昔底德概括了现实主义思想的经典原则：“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则只能逆来顺受。”更笼统地说，国家像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那样拥有以国际伦理或道德秩序概念为基石的权利吗？或者，在缺少国际权威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权力是决定性因素吗？

修昔底德并没有确认所有的现实主义原则。事实上，现实主义的原则和原理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展现出来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现实主义者在这些原则和原理是什么的问题上意见一致。例如，修昔底德之后六个世纪，基督教主教和哲学家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年）为现实主义增加了一个基本假定，他提出，人性是有缺陷的、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的，尽管并非预先注定如此。圣奥古斯丁指责战争就是源于这些人性的基本特征。虽然后来的现实主义者对圣奥古斯丁对人类有缺陷和自私本性所作的关于圣经的解释存在争议，但是鲜有现实主义者怀疑人类基本上是追求权力的和自我为主的这一事实。

被几乎所有现实主义理论家接受的核心原则是，国家存在于无政府国际体系中，这是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更好”国家行为的首要制约因素。这个原则最初是由霍布斯明确阐明的（参见第一章）。霍布斯生活和写作的时期是欧洲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也是英国内战时期（1641—1651年）。他主张，就像自然状态中的个人有责任和权利——包括对他人使用暴力的权利——保护他们自己一样，国际体系中的每个国家也有责任和权利保护它们自己。在他最有名的著作中，霍布斯提出，一国之内消除永久性战争的唯一药方就是出现一位能够震慑所有人的单一强有力君主，即利维坦。霍布斯用他的观点来分析主权者之间的关系，描述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家的规范是“将它们的武器彼此瞄准，让它们的眼睛彼此紧盯”。在缺少国际权威的情况下，几乎不存在制约国家的准则或规范。战争——被霍布斯界定为和平无法得到保障的情景——将是永久性的。

总之，到了20世纪，大多数现实主义的核心原则都已经确立了。鉴于国家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力量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体系（无政府状态）中，这个体系中的国家只能依赖自助。因为甚至盟友也可能在比如一次危机中犹豫或拒绝提供帮助，因此一个国家在自助世界中唯一的理性政策就是追逐权力。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优秀的现实主义学者、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n，1904—1980年），这个观念解释了为什么国际体系中的和平总是不可靠的。

20世纪和21世纪的现实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摩根索对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综合，并为检验理论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路径。对于摩根索，就像对于修昔底德、圣奥古斯丁和霍布斯一样，国际政治是一种为争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可以在三个分析层次上进行解释：（1）自然状态中有缺陷的个人为自我保存所作的斗争；（2）自主且单一的国家不断卷入权力斗争，用权力抗衡权力，为保护国家利益进行回应；（3）由于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不存在中止竞争的更高权力——因此斗争是无休止的。出于确保国家生存的紧迫需要，领导人受到与普通个人所遵守的道德截然不同的道德驱使。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道德是要由政策的政治后果来进行评判的。

摩根索的国际关系教科书《国家间政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成为现实主义的圣经。从其理论中自然导出的政策寓意是：管理权力最有效的技巧是均势。乔治·凯南（1904—2005年）是一位作家，20世纪40年代末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后来成为美国驻苏联大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生于1923年）是一位学者，是美国外交政策顾问，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众所周知，凯南和基辛格都将他们的政策建议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凯南是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政策的缔造者之一，遏制是对均势的一种诠释。遏制的目的是阻止苏联势力扩张到与苏联邻近的现有势力范围（东欧）以外的地区。遏制是通过用美国权力抗衡苏联权力的办法实现的。遏制是竞争性的“推回”战略的重要替代，后者要使用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威胁将苏联赶出东欧，尤其是德国。凯南对苏联意图的深入分析及其对于冲突将失控地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最终使美国采纳遏制作为外交政策。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支持像中国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分别用经典的现实主义均势控制苏联，抗衡印度不断增加的权力。

虽然现实主义者提出了明确的政策指南，但并不是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一致同意理想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是什么。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20世纪鲜有大战是以有利于战争发动者的方式结束的。当受到威胁时，国家倾向于制衡侵略者，最终战胜对手并夺回对手在战争初期获得的收益。

1990年，萨达姆试图入侵并兼并邻国科威特，为此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1990年8月，伊拉克军队很快就压倒性地打破科威特的糟糕防御，萨达姆的士兵在取胜之后对科威特进行奸杀掠夺。入侵之前，科威特是一个几乎无人知晓、富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专制的世袭精英统治该国，从周边阿拉伯国家后裔（尤其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雇用公务员是其人口的主要构成。然而，尽管批评者指出，科威特本身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援救对象，但萨达姆的侵略却挑起了国际社会的强有力回应。1991年，由美国领导的多国联盟入侵科威特，并很快迫使伊拉克军队后撤并随后投降。伊拉克被迫补偿其侵略造成的所有破坏，其主权因设置两个“禁飞区”而受到制约，“禁飞区”的设置为北部的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使之免受萨达姆的迫害。换言之，征服行为对于伊拉克来说得不偿失。

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来说，1990年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形成有效的（和不可避免的）均势，提供了一种长期的历史性模式。在这个案例中，沙特阿拉伯、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帮助科威特抗衡伊拉克的地区权力。结果，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提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应通过军事、外交或经济渠道实施克制的政策。实施这样的防御性温和政策可以使国际间的猜忌不至于达到危险的程度，更重要的是，不必担心非蓄意或失控的行为会将冲突升级为破坏性战争。

与之相比，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一国定期展示一下进行战争的意愿，尽管短期内弊大于利，但有助于此后增强信誉，因此有巨大好处。他们提出，可信的征服威胁作为一种动机可以改变对象国的国家利益，从而使那些反对威胁国的国家与其结盟，该过程被国际关系理论家称作随强（bandwagoning）。其逻辑在于，你越是有权力，你越能获得更多的权力。换言之，征服行为必有所得。因此，国家可能实施扩张主义政策，构建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并迫使潜在对手与自己合作。

想想2003年12月利比亚决定公开承认并随后放弃多年来试图获取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相关发射工具的计划，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的例子。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来说，利比亚的决定可能恰恰是美国总统小布什2003年3月决定入侵伊拉克的结果：美国证明这场战争有必要的理由是，必须阻止萨达姆生产或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反对美国多年之后，利比亚选择在美国展示权力的过程中随强。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成本至少在部分程度上被利比亚改变政策抵消了。征服或可信的征服威胁，得到了回报。

防御性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对于什么才是恰当的行为方式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实际上，现实主义是由一系列彼此关联的观点组成的，这些观点分享共同的假定和前提。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一元化理论。在对现实主义所作的各种再解释中，最有力的解释是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或结构现实主义），就像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所详细阐发的那样。在发展有关国际政治的社会科学理论方面进展不利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理论的严谨性（尤其是跟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稳定进步相比）。华尔兹对经典现实主义进行重新阐释的目的是使政治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更严格的国际政治理论。新现实主义者大胆地提出了解释事件的一般规律，他们因此试图简化对行为的解释，以期能够更好地解释和预测总体趋势。

新现实主义者在他们的分析中将作为一种解释因素的国际体系结构置于传统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国家之上，置于人类内在本性之上。根据华尔兹的理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在华尔兹看来，通过指涉国家来理解国际体系，如同通过指涉各个公司来理解市场，至多是徒劳的。新现实主义因此提出两个规范观点和一个理论观点。第一个规范观点是，我们需要理论以便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在华尔兹的著作发表之前我们没有理论）；第二个规范观点是，他的理论，即新现实主义，解释从1648年直至今天的国际政治。（就像我们在第二章解释的，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把这一年看作国家体系的起始时间。）华尔兹的理论观点是：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和平与战争的总量主要取决于用体系结构术语界定的国家间的权力分配。

古典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注意到，如果体现在国家身上的人的权力欲导致国家间战争不断发生，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很多长和平时期呢？华尔兹提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具有三种可能的形式：单极（体系中的一国具有足够的权力可以击败联合起来的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单极）、两极（体系的大部分权力在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平分，如罗马与迦太基、雅典与斯巴达）或多极（权力在三个以上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平分，如1914年的欧洲）。根据新现实主义者的看法，是体系结构，以及其中的权力分配，而不是各个国家的特性，决定国际结果。因此，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总体权力分配越是接近理想的单极，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永远不能确定）。

这个看法引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分歧的根本所在。我们会问，为什么从来没有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合作组成一个单一的利维坦并因此结束战争呢？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两个答案。第一，在无政府条件下，合作是困难的，因为国家关注相对收益；第二，无政府体系中的国家必须持续警惕欺骗。

相对权力的重要性意味着，如果将要获取的收益在参与国之间可能被不均衡分配，那么国家就会犹豫是否参加合作。例如，如果你和我是贸易伙伴，每次贸易之后我获得3美元收益，你获得1.5美元，就绝对收益而言，我们双方都获益了。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会比你积累更多的现金，于是我可能会利用我在财富方面的优势胁迫你做事。在新现实主义者的均势世界中，一国的生存依赖于比他国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所有权力（以及权力方面的收益）都被国家以相对的术语看待。

新现实主义者还关注欺骗问题。国家可能会为了获得对他国的相对优势而趋向于在协议上进行欺骗。国家担忧他国会在现存合作协议上食言，这种担忧在军事领域尤其强烈，军事装备的改变会导致均势的剧变。自私自利为一国利用他国提供了最有力的动因。对存在这种动因的意识，加上国家保护自身利益的理性愿望，往往会妨碍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正如英国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名言所说的：“国家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学者们还发展了对现实主义的其他解释。尽管新现实主义简化了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分析了一些核心概念（体系结构和均势），但其他解释则给现实主义增加了已经增加了的复杂性。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就提供了这样一种重新解释。吉尔平同意现实主义的假定，即国家是首要行为体，决策者基本上是理性的，以及国际体系结构在决定权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考察了2400年的历史，发现“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在每一个国际体系中都构成了首要的支配形式”。吉尔平增加的是动力概念，以及历史作为一系列循环的概念——主导国产生、扩张和灭亡的循环。经典现实主义并没有为国家的衰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吉尔平在经济实力中找到了答案。霸权衰落是因为三个方面的进程：统治一个帝国不断减少的回报，这是国家层次的现象；经济霸主随着时间的发展消费越来越多，投资越来越少的倾向，这也是国家层次的现象；以及技术的扩散，这是体系层次的现象，新兴国家通过技术扩散对霸权提出挑战。正如吉尔平解释的，“不均衡取代均衡，世界走向新一轮霸权冲突”。

简言之，政治现实主义并不存在单一的传统；而是存在多个“现实主义”。虽然每个现实主义都以一组关键假定为基础，但是它们给各种各样的核心命题赋予了不同的重要性。不过，将现实主义理论倡导者团结在一起的东西——对国际无政府体系中单一国家的强调——使他们明显区别于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