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元朝的建立

第一节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及李璮叛乱的平定

一、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

蒙哥死后，西路蒙古军全线后撤，从征诸王及汉人军将的部队各自散遣；蒙哥所属主力则回到六盘山，与原留在这里看守辎重的浑都海会合，由他率领，驻守待命。阿速台则星夜护送父亲的灵柩北返斡耳朵，举哀发丧。

这时，担任漠北留守的蒙哥幼弟阿里不哥，开始正式以监国的身份，行使职权。按照蒙古惯例，他是将要召开的选举新汗的忽里台的当然召集人。他对谋取汗位怀有野心，并且取得蒙哥之子阿速台以及诸大异密的支持。他一面发遣使者，召集诸王宗亲勋贵前往和林，参加忽里台；一面则遣心腹阿兰答儿、脱里赤南来，从蒙古军和乣（扎忽惕）军中抽取侍卫军。又令刘太平、霍鲁怀行尚书省事于关中，进行军事准备。

当忽必烈奉旨代替诸王塔察儿总率东路军南侵、1259年八月中渡过淮河时，他已得到蒙哥死去的消息，但他仍然冒孤军深入的危险，继续向鄂州挺进。他的汉人谋士多次谏阻，然而他却执意不从，直到屯兵鄂州城下。这时的形势是：蒙哥的西路军已瓦解，鄂州坚不可下，在两淮和襄樊前线，宋驻有重兵。由宋荆湖宣抚策应大使贾似道督帅的援鄂大军正四面云集：两淮之兵尽集于白鹭洲，江西之兵集于隆兴，岭广之兵集于长沙，闽越舟师亦溯江逼近。如果宋师乘机“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关口，塞汉东之石门，限郢、复之湖泺”，阻断归路，失去策应的忽必烈孤军，便有欲归难得的危险。形势本已十分危急。十一月，留住在扎忽都（即乣地）的忽必烈的长妻察必又遣使者太丑台、也苦前来报告，留守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图谋占据大汗位，已遣使者朵儿只及阿兰答儿来到漠南，征发蒙古和诸乣军队。这就使忽必烈后方失火，进退失据，几同陷于绝境。问题的严重还不单止此。正如郝经所指出的：“塔察国王（即塔察儿）与李行省（领有山东的军阀李璮，李全之子）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即旭烈兀）；病民诸奸（指北方的汉人世侯），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在这种情况下，形势已如垒卵，稍事迁延，便无所逃于覆亡。因此，郝经等力劝忽必烈立即轻骑北返，控制燕都，以稳定漠南局势；然后遣军迎蒙哥灵柩，收大汗宝玺，召集诸王会丧和林，以正大位。可巧这时，卑怯的贾似道却惧怕与蒙古军决战，密遣使者宋京前来约和。提议双方划长江为界，南宋每年纳给蒙古绢银各二十万匹两。忽必烈立即接受这一条约，把军队交给霸都鲁指挥，陆续撤过长江。他自己即在十一月初轻骑简从，星夜兼驰，于二十日返抵燕京。

即位开平

奉阿里不哥之命正在燕京括集军队、准备西行的脱里赤，完全没有估计到忽必烈的突然到来，措手不及。忽必烈便假传蒙哥临终之命，把签发的军队遣散，并积极开展争夺大汗位的军事、政治准备工作。

1260年初，双方命使往返。阿里不哥以留守监国的身份，要求忽必烈亲赴和林，为蒙哥会丧；同时，参加忽里台，选举新大汗。实际上是要让忽必烈脱离其在漠南的根据地，以便于控制。忽必烈拒绝前往，暗中却派遣心腹、畏吾儿人廉希宪前往运动塔察儿国王，说服他率先出面，推戴忽必烈为大汗。塔察儿在左手诸王中，实力最强盛，因此他的向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他倡导下，左手诸王也先哥（合撒儿子）、忽剌忽儿（哈赤温孙）、爪都（别里古台孙）以及属于右手诸王的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孙）等诸王四十余人及勋贵霸都鲁、兀良哈台等都参加到拥忽必烈的队伍里来。三月一日，他们齐集开平，举行忽里台，经过例行的仪式，便在二十四日抢先奉忽必烈即大汗位。

在由亡金名士王鹗起草的即位诏书里，忽必烈就蒙古国建立近五十年来的政治路线进行了检讨，说：“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开始，蒙古统治者东征西伐，其武功确是前无古人的。然正如耶律楚材所说的，“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这个道理，只是在迁延近五十年之后，才在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少部分蒙古贵族开明分子中真正有所认识，并有条件开始付诸实行。忽必烈宣布：“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他依仿中原王朝的惯例，正式建元“中统”，意为中朝正统，即以承继中原王朝的正统自命。从这个时候开始，蒙古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王朝首先任命牙老瓦赤（《元史》作祃祃）、赵璧、董文柄为燕京路宣慰使，以巩固后防基地。随即以王文统、张文谦建立中书省；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赵良弼参议司事；粘合南合、张易为西京等处宣抚使，争取对沿北边一线要害地的控制。五月，进一步在华北诸地分置十路宣抚司：以赛典赤、李德辉为燕京路宣抚使，徐世隆副之；宋子贞为益都、济南等路宣抚使，王磐副之；史天泽为河南宣抚使；杨果为北京等路宣抚使，赵炳副之；张德辉为平阳、太原路宣抚使，谢瑄副之；孛鲁海牙、刘肃并为真定路宣抚使；姚枢为东平路宣抚使，张肃副之；张文谦为大名、彰德等路宣抚使，游显副之；粘合南合为西京等路宣抚使，崔巨济副之；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七月，又将燕京宣慰司升置燕京行中书省，任牙老瓦赤、王文统、赵璧、张易主之。1261年五月，对中书省和燕京行中书省进行了大改组，以不花、史天泽为中书右丞相，忽鲁不花、耶律铸（耶律楚材子）为左丞相，廉希宪、塔察儿（与诸王塔察儿为另一人）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张易为右丞，杨果、商挺为参知政事。而以史天泽、王文统、廉希宪、张易行省事于燕京。从这一批新朝行政要员的名单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忽必烈在政治上依靠的是一群汉人（或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儒士。

从军事上来看：构成忽必烈军事力量的支柱大致可分两类。其一是包括左手诸王和弘吉剌、亦乞列思、忙兀、兀鲁兀、扎剌亦儿五部等原组成蒙哥南征时的东路军的蒙古军。另一类则由史天泽、张柔、邸浃、王文干、解成、张荣实、严忠嗣、张宏等所率之汉军万户。汉军所占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忽必烈还征调诸道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城宿卫；又抽调原随史天泽出征的忙古䚟、严忠济、张宏、脱赤剌、乣查剌、马总管等部队至京充担城防军，用这些部队组成直属的宿卫军（后名为武卫亲军），任董文柄、李伯祐（史天泽姻亲）为都指挥使。这支侍卫军的主要成分便是汉人。

上述材料表明：在忽必烈所组成的新政权机构中，其官员、兵员的民族成分，与前此蒙古国时期比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忽必烈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靠汉人力量来组织政府、争夺汗位的。

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战

阿里不哥在得悉忽必烈擅即汗位后，也匆匆纠合了一批附己的宗亲勋贵，其中包括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者合剌旭烈兀的寡妻兀鲁忽乃，蒙哥子阿速台、玉龙答失，察合台孙阿鲁忽，塔察儿子乃蛮台，合丹之子睹尔赤，大将阿兰答儿，重臣不鲁花等，在五月举行忽里台于和林西按坦河，即位为大汗。随即分遣东西两路军、逾漠而南。东路由玉木忽儿（旭烈兀子）、合剌察儿（术赤孙、斡鲁朵子）率领，图犯开平、燕京。西路军由阿兰答儿率领，下河西走廊，以便与驻扎在六盘山的蒙古军队相会合，且与早已派遣来关中行尚书省事的刘太平、霍鲁怀配合，控制关中；并进一步与在四川的纽璘大军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站到反忽必烈的一边。当时纽璘所部与六盘山军关系密切，其副将乞台不花，倾心附北。阿里不哥又分遣心腹，易置将帅，分赐金帛于将吏，进行拉拢。因此，抢先控制川陕地区，掌握这里的军队，几乎成为这场战争胜败的关键。忽必烈任干练的政治家廉希宪、商挺出其不意地在五月初进据京兆，掩其不备，令刘黑马等捕斩刘太平、霍鲁怀；遣使诛乞台不花于东川，明里火者于西川。又权宜令汪惟良征集秦陇、平凉等处诸军，八春招募陕右新军，初步掌握了川陕局势。这时，原屯驻在六盘山的蒙古军久役思归，竟匆匆沿河西走廊北撤。关中的形势遂得缓和。

与此同时，忽必烈亲率左手诸王迎敌阿里不哥的东路军于麻思契之地，三战皆捷。九月，进驻转都儿哥，以阿里不哥违命擅立诏天下。阿里不哥败走乞儿吉思。

沿河西走廊西撤的浑都海军行至甘州，正与阿兰答儿所率西路军相遇。大将哈剌不花因与阿兰答儿意见不一，径自率军北归。浑都海则与阿兰答儿折回，东窥关中，并遣使约结纽璘等川陕军将，传阿里不哥诏令。关中的形势又趋紧张，忽必烈遣诸王合丹、哈必赤、阿曷马等进驻。九月，诸王合丹及八春、汪良臣等大败阿兰答儿军于删单（今甘肃山丹县），斩阿兰答儿及浑都海，并乘胜进控畏吾儿等地。

1261年九月，经过休整的阿里不哥复举兵突袭驻守漠北的也先哥，乘胜逾漠而南。忽必烈再一次举兵亲讨，在大漠南缘的昔木土脑儿（脑儿意为湖）大战，双方胜负相当，各自撤军。

阿里不哥的败降

当1260年冬阿里不哥败退乞儿吉思时，忽必烈封锁了从汉地北运的物资。“哈剌和林城的饮食，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忽必烈合罕封锁了运输，那里便开始了大饥荒，物价腾涨。阿里不哥陷入了绝境。”他于是派遣察合台后王阿鲁忽前往主持察合台兀鲁思事，征集兵械粮饷，以充接济；同时，命他防守西边的阿母河，以阻止旭烈兀东援忽必烈。并把中途捕获的、由忽必烈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必失哈（不里子）处死。阿鲁忽去后，“像离弦的箭般地飞走了，他着手安排自己的事。当他到达可失合耳边境时，他〔已〕聚集了大约十五万骑勇士。他开始作乱，进行对抗”。他扣留了阿里不哥所征集的财物，杀掉了取运财物的使者，转而通款于忽必烈。

阿里不哥得到阿鲁忽背叛的消息，大怒，发兵亲征。忽必烈军乘虚进据和林。1262年秋，阿里不哥的前锋哈剌不花与阿鲁忽大战于不剌城附近。阿鲁忽大胜，杀哈剌不花。他沉醉于胜利，返回伊犁河上的斡耳朵时便遣散军队，不复设备。阿里不哥之后军阿速台突然逼近阿力麻里，阿鲁忽仓促领右军退走和阗及可失哈耳，而至撒麻耳干。阿里不哥进驻阿力麻里后，滥杀蒙古军将，肆行劫掠。玉木忽儿借口治病，与他分离。诸异密也因他“如此残酷地糟踏成吉思汗征集起来的蒙古军队，我们怎能不感到愤怒而离开他呢？就在这个冬天，〔他们〕大部分走掉了”。玉龙答失亦遣使向阿里不哥索取蒙哥的玉玺，伙同阿里不哥的千夫长往投忽必烈。阿鲁忽得到阿里不哥众叛亲离的情报，率兵来攻。阿里不哥自知不敌，便送还扣押的兀鲁忽那妃子及麻速忽别，以求和解。最后，阿里不哥无以自存，便在1264年七月归降于忽必烈。八月，忽必烈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1264）。

阿里不哥降附后，按照蒙古风俗，在罪人的肩上披上大帐的门帘，入见忽必烈，被命站立在必阇赤的位置。忽必烈责问他：“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阿里不哥回答道：“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根据蒙古国的制度来说，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是不符合札撒的。因此，忽必烈匆匆审理了从乱诸异密，将不鲁花、忽察、秃满、阿里察、脱火思等十人以“构乱我家”的罪名处死；对阿里不哥及诸王阿速台、玉龙答失、昔里吉等，以其“皆太祖之裔，并释不问”。于是，分别遣使通告别儿哥、旭烈兀及阿鲁忽诸宗王，征求对处置阿里不哥的意见，并决定按传统的惯例，在斡难—怯绿涟之域召开宗亲勋贵参加的忽里台，选举大汗。他们一致同意在1265年从各自的兀鲁思首途东来，1267年举行忽里台。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西方诸兀鲁思的情况正相继发生重大的变化，终于使预定的选汗大会再无法按照祖例召开。

二、诸汗国的分立

旭烈兀在1260年初夏得到蒙哥的死讯后，立即返回波斯。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的消息使他内心很不安，因而决定不再返还蒙古本土，以观望局势的变化。在这场汗位争夺战中，旭烈兀是忽必烈的支持者，他屡次遣使对阿里不哥进行指责，并几度遣军进逼支持阿里不哥的窝阔台后王海都，以为声援。忽必烈曾遣使于旭烈兀，谕以“从质浑河（阿母河）岸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你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根据这一诏令，旭烈兀在波斯建立起了伊利（Ili）汗国。“伊利”一词，意即大汗的属民。

术赤兀鲁思的统治者拔都在1252年死去后，蒙哥召其子撒里答至蒙古，授予钦察汗位。撒里答在归程中死去。“蒙哥合罕派了急使去劝说他的妻子、儿子和兄弟们归心〔于自己〕，将父亲〔拔都〕的汗位赐予了〔拔都的儿子〕兀剌黑赤。”兀剌黑赤旋亦死去。1254年，拔都之弟别儿哥继立为钦察汗。别儿哥在1250年以拥立蒙哥有大功，被封于谷儿只之地，扼守着西亚通向钦察草原的陆上商道。他是成吉思汗黄金氏族中第一个改奉伊斯兰教的君主。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汗位争夺上，他采调和态度。他恃仗拥立蒙哥的殊勋和兄长的地位，“不断向旭烈兀汗处派遣急使，显示自己的权力”。在旭烈兀西征中，曾派有术赤后王从征，在军中死去，别儿哥怀疑是由于旭烈兀毒害所致。他还对旭烈兀在征服西亚中残破伊斯兰城市、杀戮穆斯林、灭亡报达哈里发的行为十分不满，说：“他毁灭了木速蛮（伊斯兰教徒）的所有城市，打倒了所有木速蛮君王家族，不分敌友，未经亲族商议就消灭了哈里发。如果永恒的上帝佑助我，我要向他追偿无罪者的血。”对他们领地接壤的阿哲儿拜占、阿兰二地，双方各怀野心，势在必争。1262年，别儿哥命大将那海率军越打儿班（Darband），进至设里汪（Shīrvān）。旭烈兀尽集伊朗所有各地区的军队迎敌，打败了那海军，越过帖列克（Terek）河，尽掳别儿哥帐幕、牲畜。别儿哥复整军而至，旭烈兀子阿八哈败退。自此，钦察与伊利两个汗国连年争战不休。别儿哥并且引埃及的马木鲁克算端为助，图对伊利汗国进行南北夹击。因此，他们双方都实已无意来参加由忽必烈所召集的宗亲选汗大会。1265年，旭烈兀病死，子阿八哈嗣位为伊利汗。接着，别儿哥也死去，其弟忙哥帖木儿嗣位为钦察汗。双方仇恨已深，形同敌国。同时期，这两个汗国在各自的地方化道路上分向发展，文化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了。

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者阿鲁忽原是由阿里不哥派遣而“开始作了享有全权的君主”的。哈剌旭烈兀的寡妻兀鲁忽乃妃子因此前往阿里不哥处进行控告。后来，她与麻速忽别同被付还阿鲁忽。阿鲁忽纳兀鲁忽乃为妻；任麻速忽别为计相，并派他去治理撒麻耳干与不花剌。阿鲁忽归顺忽必烈后，忽必烈诏令“从阿勒台的彼方直到质浑河，可让阿鲁忽防守，并掌管兀鲁思和各部落”。为了争夺河中地区，他与别儿哥的军队进行大战，击溃了他们，洗劫了讹答剌。1264年，阿鲁忽也病死。兀鲁忽乃便立了自己与哈剌旭烈兀所生的儿子木八剌沙为统治者。至于窝阔台的后王海都（窝阔台孙，合失子），在蒙哥即位后，谪封于海押立。“最初，海都的军队和臣民不多，因为当窝阔台合罕家族的成员阴谋反叛蒙哥合罕时，他们的军队都被夺走，除阔端诸子的〔军队〕以外，全都被分配掉。〔但海都〕是一个很聪明、能干而又狡猾的人，他对一切事情都安排得奸诈而又狡猾。他设法从各处征集了二三千军队，并且由于忽必烈合罕为了征服蛮秦，留在汉地，距离他很远，海都便实行抗命。”他曾支持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阿里不哥败降后，忽必烈累次征他入觐，他都以马瘦为辞。为了防止海都势力的扩大，忽必烈派遣了长期供职在他身边的察合台后王八剌（察合台曾孙、也孙都哇子）返还察合台兀鲁思，“〔合罕〕降旨：让木八剌沙和他〔一同〕掌管该兀鲁思”。八剌既归之后，潜结部众，一举废黜了木八剌沙，使自己成为兀鲁思的专制统治者。他按照忽必烈的诏旨，进讨海都。由于合丹之子钦察斡兀勒的居间调停，他转而与海都结为安答（义兄弟）、订立了盟约。察合台汗国最终发展成为独立的汗国。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原定在1267年（至元四年）举行的选汗大会已不可能召开。钦察、伊利、察合台三大汗国已经走向了独立化的道路；另一个对忽必烈汗位充满敌意的窝阔台后王海都的势力正在急剧膨胀。他便是后来一度强大的窝阔台汗国的建立者。统一的大蒙古国最终分裂。在名义上拥有大汗位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其实际控制地区只限于北半部中国、蒙古草原以及今新疆的东部与南部地区。元朝皇帝虽长期被诸汗国奉为成吉思汗大汗位的正统，它被认为是“一切蒙古君主之主君”。诸汗国“君主中，如一人国有大事，若攻讨敌人或断处一大臣死罪之类，虽无须请命于大汗，然必以其事入告”。“大汗不断以诏令谕其他三蒙古君主保守和平。诏令之式，大汗之名列前。至诸王上书，则以已名列于大汗名后。此三君主皆服从大汗命而奉之为主。”实际上，它拥有的只是名义与形式上的宗主地位。其中，伊利汗国与元朝皇帝间关系较密切。阿八哈继汗位，只有等待忽必烈正式认可后才正大位。但元朝皇帝对诸汗国的继承实已无力干预。它们与元朝之间，实际上形同藩属国。

三、李璮的叛乱

1261年冬昔木土脑儿之战后，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双方军队仍在草原边缘对峙的时候，忽必烈的后方传来了山东行省李璮称叛的消息。

李璮是李全的儿子（或谓养子）。1230年李全在叛扰南宋的战争中败死，李璮袭领益都行省，仍得专制所属。李璮对蒙古统治者外示臣服，实则割据山东，心怀观望，投机在宋蒙的对抗之间，发展个人势力。1258年，蒙哥南伐，征兵于李璮，李璮以“益都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为由，拒不发兵。忽必烈即位后，李璮加紧暗中军事准备：增固益都城防，广储刍粟，又擅自大量截留山东盐课和赋税，市马于诸路；在他的辖区内自行涟水会子。他利用夸大边警的办法，“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对于李璮的居心叵测，不少人都已明显觉察，并向忽必烈提出警告。但当时忽必烈正倾全力对付北面的阿里不哥，无力兼顾。因此，他不惜以高官厚赏来进行安抚，以换取后方的暂时安定。1260年六月，加李璮为江淮大都督；其后又累赐金银符，允许他领益都路盐课。当时的李璮，手中掌握一支五万久经战斗的精兵，在朝中有他的姻翁王文统担任忽必烈的中书平章政事并受到特殊的倚重。他又娶塔察儿国王之妹为妻，还有一个儿子充平州总管。他且与山东、河北的汉人世侯军阀声问相通，对元朝政府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

1261年末，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鏖战，胜负难分之际，李璮决定乘机称叛。1262年正月，在朝充质子的李璮子彦简乘私驿亡归。李璮即遣使于南宋，献涟、海三城，请求宋军配合支援。二月三日他匆匆举事，歼除蒙古士兵，自海州乘舰，回师益都。南宋加封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但是对他并不信任，也无意采取行动，积极支援。李璮在初八日入据益都，立即发兵济南，并传檄于山东、河北，号召诸地方汉人世侯、共同反抗。“民闻璮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可见他早已丧失人民的支持。在地方军将官吏中，响应者亦寥寥无几，也表明这个变诈无常的军阀在河北、山东的汉人世侯中并没有号召力。二十六日，李璮虽已顺利进据济南，但它其实只是据城坐困的一支孤军。他原来最大的赌注是押在忽必烈倾全力应付阿里不哥，无力南顾这一如意算盘上。却不料正在这时，阿里不哥正主动放弃和林，转旆西征背叛了他的阿鲁忽。这就及时地解除了忽必烈在北方的压力，使他有可能调转兵锋，全力来镇压李璮的叛乱。

忽必烈在二月二十日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进行征讨，以不只儿、赵璧行省山东，配合行动。又命河北诸县皆藉军守城；兵员不足，则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答失蛮（伊斯兰教徒）等户为兵。三月十七日，阿术、史枢率军败李璮军于老鸧口，李璮退守济南城。四月，忽必烈军竖栅凿堑，把李璮牢牢地围困在城内。忽必烈增派右丞相史天泽专征，诏诸将皆受节度。七月，城中粮尽，全军解体。李璮穷蹙投大明湖自尽，不死，被俘获。史天泽以“宜即诛之，以安人心”为由，即军前处死。叛乱很快平定。

叛乱发生后，王文统首先受到追究。在搜获到的王文统与李璮书信中，有“期甲子语”。忽必烈问这是什么意思。王文统回答说：李璮久蓄反心，我建议他甲子（1264年）再举事，是姑缓其反期。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坐与李璮同谋伏诛。

在追查叛谋中还发现受封为济南公的张荣的儿子、邳州路行军万户张邦直曾经附叛；安肃公张柔的儿子弘略以及曾任大名彰德路宣抚使（中统三年二月改任大名宣慰司）的游显等都与李璮有书信交通。史天泽在俘获李璮后，不审判，不献俘，以安人心为由，匆忙将他处死，也显然有擅诛灭口之嫌。忽必烈对于他们过去的表现都予以曲法优容，不加追究。赦文宣布：所有“知情胁从诖误”者并皆原免。同时却因势利导，迫使这批世侯军阀们交出由家族世袭、子侄包揽的地方军民权力。

阿里不哥的降服与李璮叛乱的被镇压在中统初元政权建设中，都是具有影响深远的大事。至少从蒙哥时期，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蒙古统治者中已存在改行汉法与保守旧俗这两条对立政治路线的斗争。入主中原的蒙古族，其必采行汉法，不单是“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必然，同时也是保住与巩固他们在内地的统治的必要。这样做对当时中国社会和蒙古民族的发展，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而是进步的。忽必烈正就是当时蒙古贵族中进步势力的代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汗位争夺战中，双方所依赖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政治路线是各不相同的，因此这次战争的性质与单纯的黄金氏族内汗位争夺已不一样。它本质上是以忽必烈代表的进步路线与蒙哥一派的保守路线的斗争。忽必烈对阿里不哥的胜利，使他有可能摆脱蒙古贵族守旧势力的反对和牵制，放手变通祖制，采行汉法。因此，它实质是进步路线的胜利。

构成新王朝主要威胁的除阿里不哥所代表的蒙古守旧势力外，便是金元之际长期盘据在山东、河北地区的汉人世侯军阀。他们尽揽地方权力，世代相传，爵人命官，生杀予夺，皆自己出。他们是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不解决他们的问题，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就不可能建成，更谈不上什么新王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李璮叛乱的平复给忽必烈提供了彻底解决这一批世侯的有利时机。忽必烈因势利导，从根本上排除了汉人地方割据势力的威胁，从而为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的顺利建成，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