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千古一帝

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历来多有争议。

有人说他是天下第一暴君，有人说他是开创了中国政治史的新纪元的伟大的帝王。

有意思的是，对于秦始皇给予肯定的评价的人，往往在历史上也是多有争议的人。

比如明代的李贽，在他的名著《藏书》中，就有“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的说法。李贽的言论，曾经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可是世人和后人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有完全对立的意见。

秦始皇的功劳，最主要的，就是实现了统一。

回顾春秋战国时期列强竞胜的历史，对于历史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多位于文明程度处于后起地位的中原外围地区。这些国家的迅速崛起，对于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的“中原”即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于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荀子·王霸》中已经有所评论。

荀子说：“五霸”虽然地处僻陋之国，却能够武威震撼天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是僻陋之国的领袖，但是“威动天下，强殆中国”。

就是说，“五霸”虽然都崛起在文明进程原本相对落后的僻陋地方，却能够以新兴的文化强势影响天下，震动中原。

“五霸”所指，说法不一，如果按照《白虎通·号》中的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也就是除去越王勾践，加上秦穆公，仍然可以说是地处僻陋之国，却能够武威震撼天下，“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

在战国晚期，七雄之中，以齐、楚、赵、秦最强，到了公元前3世纪的后期，则秦国的军威，已经势不可挡。

在这一时期，强国的军事政治实践，已经和“大一统”的理论联系了起来。

“大一统”理想的提出，是以华夏文明的突出进步和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作为历史基础的。

儒学经典中较早可以看到“大一统”理想的表述。

《诗·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话，可以理解为四海之内，山野都是“王”的土地，民众都是“王”的奴隶。这一诗句，后来被频繁引用，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政治信条。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臣下有分君权的企图，受到严正的责难：“一国两君，其谁堪之？”提出这一见解的人，还引用了《诗经》的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万章上》也引述了《诗经》中的这一句，以及孔子“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话。不过，孟子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解释，与一般的理解似乎略有不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于《礼记·曾子问》和《礼记·坊记》，然而都写作“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很显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或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是“大一统”政治意识的朦胧体现。

“大一统”一语的明确提出，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

对于《春秋》一书中为什么以“王正月”启始这一问题，注者解答道：“大一统也。”

“大一统”政治体制，是儒学学人的政治理想，但是，在当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却并不仅仅是这一派政治学说的主张。和一切政治概念同样，同一政治命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可以为不同立场的人们所利用。对于“大一统”来说，儒学思想领袖们往往期望回复周王朝的“大一统”。其他学派则倾向于建立在新的政治基础上的新的“大一统”。

早期法家的政治理论就是以君主权力的一元化作为思想基点的。《慎子·佚文》记录了慎到的言论。他说：“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强调政治权力一定要集中，避免二元和多元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将导致动乱，正如《慎子·德立》所说：“两则争，杂则相伤”。《太平御览》卷三九〇引《申子》也说，这种高度集中的君权，是以统治天下为政治责任的，“明君治国”，“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以“天下”作为管理的对象，表明事实上“大一统”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法家理论的核心之中。

“天下”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这就是所谓“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可见“天下”的观念，一开始就是和“大一统”的观念相联系的。应当看到，这一观念，显然不是单纯的地理观念，也不是单纯的文化观念，而是一种政治观念。

与当时“天下”意识的普及大致同时，许多思想家都相应提出了统一天下的主张。

《孟子·梁惠王上》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呢？

孟子回答道：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

梁惠王又问：谁能够使天下归于一统呢？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的国君能够使天下归于一统。

另外，《孟子·离娄上》中还宣传了孟子这样的观点，认为国君如果好仁，则可以天下无敌。对于同样的政治主张，《孟子·尽心下》则表述为“仁人无敌于天下”。

《荀子·王霸》也曾经提出“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的观点。

《易·系辞上》也说，“圣人”以“易”为思想基础，就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

使“天下”归于“大一统”，已经成为许多政论家的政治理想。统治“大一统”的“天下”，已经成为许多政治家的政治追求。

《墨子·尚同中》也曾经提出过“一同天下”的说法。

甚至庄子也曾经发表类似的涉及“天下”这一政治命题的意见。如《庄子·天道》所谓“一心定而王天下”，《庄子·让王》所谓“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等。

成为战国晚期秦国政治建设和政治管理指南的《韩非子》一书，可能是先秦诸子中说到“天下”一语频率最高的，竟然多达二百六十七次。其中可以频繁看到所谓“霸天下”，“强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匡天下”，“进兼天下”，“谓天下王”，“为天下主”，“取尊名于天下”，“令行禁止于天下”等说法。而“一匡天下”出现四次，“治天下”出现六次，“王天下”也出现六次。

很显然，谋求对“天下”的统治，谋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已经成为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已经成为十分急切的政治要求。

我国早期地理学名著中，有一部著名的《禹贡》，后来也被收入《尚书》中，列为儒学基本经典“十三经”的内容。《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又分别论述了九州的土气、物产，以及向中央政府贡奉的品物、方式和道路等。一般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并不能体现夏代制度。据有的学者考定，《禹贡》大约是梁惠王积极图霸期间，魏国人士于安邑撰著成书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上设想出来的大一统事业的蓝图。

“大一统”的理想能够形成，又得以传布，表明华夏文化走向同一、走向成熟的历史进步迈过了新的里程碑。

实现“大一统”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孟子·公孙丑上》中可以看到孟子提出的反对通过战争手段“以力服人”，而应当推行“王道”，实施“仁政”才可能实现“大一统”的主张。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当时的政治现实，却是各个大国都在积极强兵备战，连年兼并不休，企图通过武力使“大一统”的理想得以实现。

《吕氏春秋·荡兵》说，古代圣王和古代贤王都有“义兵”，就是以正义的军队、正义的战争实现其圣贤之业，而一概否定军队、否定战争的见解，是荒谬的。“义兵”，其实是医治天下弊病的“良药”。以实现“大一统”为目的的战争形式，就被看作“义兵”。

我们甚至还看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成书于战国晚期的体现道家以所谓“自然”、“无为”为中心的政治思想的《十六经》中，以《观》为题的一篇，也明确肯定了在“今天下大争”的形势下，应当坚持“为义”的“兵道”，“伐乱禁暴”，取得成功。

秦国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通过严酷的战争形式，靠着打了无数胜仗，才一一击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

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等人赞美秦始皇的说法，即：“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所谓“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大一统”的局面，是通过“兴义兵”的战争过程实现的。

儒学虽然早就提出了“大一统”的理想，但是却好像并没有能够真正找到实践“大一统”的正确道路。战国时期以法家为主的诸家学派的共同努力，使“大一统”终于成为一种政治现实。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儒家为巩固和强化“大一统”，进行了更重要的理论建设和政策设计。

还应当看到，老子学说其实是以所谓“小国寡民”作为社会理想的。《老子》第八十章写道，小国寡民，使其即使有高效率的器具也不使用，使民众畏惧艰险而不向远方迁徙。虽然有舟车，也不乘用，虽然有武装，也不炫耀。使民众回复到结绳记事的远古时代，满足其饮食衣裳，安于其住居礼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里体现的社会观、政治观和经济观，看起来都是和正统“大一统”思想不协调的。但是，这一思想的产生和传播，也自有历史文化的基础，是我们不应当忽视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注意，《老子》书中提出的这种主张，其实大体是符合古代中国农耕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的。可见这种状况和国家的“大一统”政体，并没有根本的矛盾。

“大一统”的理想，当时为社会大多数人所共同向往。秦国实现“大一统”的战争过程，与历史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

秦王朝的建立，是以当时社会普遍要求统一的文化倾向作为重要背景的。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曾经有这样的评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秦王朝的建立，使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统一。对于嬴政、李斯们的政治表演，有“是圣是魔”的不同的历史认识，但是秦的统一推进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事实，是大家都公认的。

天下既已一统，如何对政治渊源有别、经济水准悬殊、文化传统各异、民俗风格不一的各地区实现有效的管理，秦王朝上层集团经过多次郑重的讨论，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秦始皇管理天下，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勤政的风格。

他在统一战争进行期间，就曾经有三次远程出巡。翦灭六国、平定天下后，又曾经五次巡行各地。在灭齐之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就驱车出巡，帝车隆隆，在千里长途扬起了滚滚烟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鸡头山在今六盘山一带。回中，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帝车的轨迹，可能已经西至于今甘肃临洮。同年，秦始皇开始“治驰道”。驰道工程虽然主要服务于帝王出行，但是对于秦汉交通网的构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第二次出巡，即以东方新占领区为方向：“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登泰山，禅梁父，又沿渤海海岸东行，至于胶东半岛的东端，又沿东海海岸南行，回程经过彭城（今江苏徐州），南渡淮水，又浮江而行，最后自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经由武关（今陕西商南南）回归。这一次出巡，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编年记》中也有反映，写作：“[二十八年]今过安陆。”正是秦始皇“自南郡由武关归”，途中经过安陆（今湖北云梦）的记录。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第三次出巡的情形，竟有出入生死险境的经历。据说在阳武博浪沙（今河南郑州东北）地方，曾经遭到武装敌对者的袭击：“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追捕未得，于是令天下戒严十天，进行大规模搜捕。秦始皇又登临位于今山东烟台的之罘山。回程经过琅邪（今山东胶南南），由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治西）返回关中。

此后第三年，秦始皇再一次东巡，亲临碣石。又巡视北边，从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返回咸阳。同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匈奴，夺取了包括今河套地区的所谓“河南地”。

次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又在西北地区对匈奴用兵，成功地将匈奴势力逐出今陕西、内蒙古交界地区直至阴山一带，在当地置四十四县，沿河修筑城塞。又派蒙恬北渡河夺取了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等军事要地，修筑亭障以防御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并且从内地移民以充实边县。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又调发工役人员修筑长城。

可以推知，秦始皇经营北边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他出巡亲历北边之后形成的。很显然，重要的区域政策的制定，是以他亲自对当地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的。

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又浮江而下，过丹阳（今安徽马鞍山东），至钱唐（今浙江杭州西），临浙江，上会稽山，祭大禹，望于南海，又还过吴（今江苏苏州），沿海岸北上，最终病逝于行途中。

据《史记·蒙恬列传》，秦始皇心怀“欲游天下”之志。关于秦始皇出行，《史记·李斯列传》有“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的说法，《史记·秦始皇本纪》又可见“东抚东土，以省卒士”词语，但是，秦始皇不避霜露，辛苦出行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祷祠各地名山诸神以求长生，也不仅仅是亲自慰抚镇守东方的秦军卒士。琅邪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的所谓“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其实也透露出秦始皇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风尘仆仆，往来于东海北边的动机，有通过这种交通实践了解天下四方的文化风貌，从而巩固和完善秦王朝政治统治的因素。

秦始皇每天“以衡石量书”，确定阅览一百二十斤文书的日夜定额，不完成定额，不能休息。

秦始皇通过琅邪刻石自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这样的言辞可能是大体符合事实的。

在这种勤政作风的另一面，是绝对的独裁专断，“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当时人对于他于是有“贪于权势”的批评。皇帝专权，使得丞相等诸大臣都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大臣只是执行皇帝个人的意志，甚至丞相也没有独自处理重要政务的权力。臣下不敢发表不同的政见，不敢直接批评皇帝的过失，各自“畏忌讳谀”，于是形成了皇帝无视自己的失误而日益骄横，臣下畏于帝王的威权而谄媚取容的政治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