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天生教宗
1923年春，人民党发觉自己已经身陷穷途末路。这个政党主要倚仗的教会支持，现在教宗却决定要予以收回。4月，梵蒂冈报纸在教宗的授意下告诉读者，鉴于墨索里尼已经在为教会争取权益，天主教政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月晚些时候，《公教文明》也紧跟教宗的最新姿态，开始歌颂法西斯政府。“墨索里尼部队的口号：‘打倒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份期刊慷慨激昂道，“正吸引着来自意大利东南西北的支持者和赞同声……法西斯的一切思想、情感和行动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抗议和反抗。”它还赞扬了墨索里尼为重建秩序、等级制度以及纪律而做出的努力。这份期刊宣称：“法西斯主义试图令精神价值重返它们曾经占据的高位，它们对反击自由主义至关重要，在法西斯主义试图复兴的精神价值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宗教教养以及这个国家的天主教情怀。”[1]教宗显然认为人民党已经可有可无，在这些迹象的鼓舞之下，墨索里尼发出了一封最后通牒：除非该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否则他将撤除该党的两位政府部长，并将该党逐出他的政党联盟。人民党创始人路易吉·斯图尔佐神父及其同仁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两位部长便被撤职了。[2]到这个时候，教宗已经无法再忍受让斯图尔佐神父担任人民党的负责人了。教宗手下的国内教长在罗马的一份天主教报纸《意大利邮报》（Corriere d'Italia）上刊登文章，要求斯图尔佐立即引退，而读者都认为这一吁求代表的是教宗本人的意志。[3]
在幕后，庇护确实提出要求斯图尔佐引退，这位神父则磨磨蹭蹭，不肯顺从。教宗对这种拖延很不耐烦，于是便将他和墨索里尼之间的特使塔基·文图里派去充当说客。[4]斯图尔佐抱怨说，这般让他下台，教宗实际上摧毁了唯一一个“真正受到基督教教义感召……并且能够限制……独裁者专横统治”的政党。这番辩解完全无法动摇庇护十一世。[5]
斯图尔佐神父只好不情不愿地顺从了教宗的命令。教宗派遣塔基·文图里和墨索里尼商议公开这一消息的时机，并让墨索里尼示意媒体低调处理这则消息。教宗表示，政府绝不能将这件事“吹嘘成一场胜利”。[6]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这位耶稣会士和墨索里尼密切合作，详细安排了斯图尔佐的引退。[7]
庇护原本希望以此缓和人民党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止息当前针对人民党活动分子和神职人员的暴行，但是他的这番行动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人民党党员发现，当教宗清楚明白地收回教会对人民党的支持之后，他们就越发受到孤立，越发容易受到地方黑衫军的迫害。8月末，一份法西斯报纸宣称，政府最大的敌人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民党。法西斯分子很快就会出门狩猎。
费拉拉市（Ferrara）郊外的一座小镇上，有一位名唤乔瓦尼·明佐尼（Giovanni Minzoni）的年轻教区神父。他曾经担任随军神父，因为英勇地奋战在前线，在当地非常出名；他深受当地青年爱戴，并且忠于人民党，这些都给当地法西斯党招募新人造成了阻碍。有一天晚上，当这位神父走在一条黑暗的小巷里前往教区的活动室时，他意识到自己被人跟踪了。他还没来得及转身，就被两个人扑倒在地，他们用棍棒猛击他的头部后逃走了。神父头上的伤口鲜血直流，挣扎着爬起来又倒下去。后来他勉强站起身，跌跌撞撞地向教堂走去，却没能坚持到底，倒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失去了意识。惊恐的教区居民发现他倒在那里，脑袋开了瓢却还活着，就把他抬了进去，但他还是没有挨过午夜就死掉了。
墨索里尼按照惯例，将这次袭击怪罪到身份不明的“暗杀者”头上，表示将毫不留情地追捕他们，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但结果是，虽然袭击者被找到了，却没有受到惩罚。[8]费拉拉的大主教决定不去参加明佐尼的葬礼，而是派了一位法西斯神父代他前往。梵蒂冈的报纸对这起谋杀作了简短的报道，评论说这则新闻令墨索里尼感到痛心。[9]庇护则不予置评，他接受了墨索里尼的说辞，把这场暴行当作是“白痴”和“毫无纪律的同志”的所作所为。[10]
8月中旬，最近的暴力风波还没有过去，比利时驻圣座大使欧仁·贝恩（Eugène Beyens）晋见了教宗，他发现教宗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关心程度，远胜于法西斯暴行所带来的威胁。“人类文明之中，”庇护告诉他说，“再也没有比共产主义更致命的东西了。它只需花去几天时间，就能摧毁几个世纪的文化传承。”只有让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组成联军（尽管他们近些年来恩怨不断）才能阻止共产主义的前进。“墨索里尼可不是拿破仑，他的功勋可能连加富尔（Cavour）[11]都比不上，”教宗评论道，“不过只有他懂得如何将国家从混乱无序中挽救下来，而这一切都是孱弱的议会体系和三年战争导致的。”他还补充道：“你看看他是如何让整个国家追随他的脚步的。愿他能振兴意大利！只有命中注定成就伟业的人，才能够为我们带来如此稀缺的和平。愿天主能够尽快为我们带来几座这样的灯塔，好让他们为人类引领前路、启迪智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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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墨索里尼执政早期，还在担任联合政府总理时，他就试图搞个人崇拜。他现身公众场合时，开始愈发频繁地身穿法西斯民兵首长的制服，里面穿着黑色的衬衫，脚下踩着骑兵靴。[13]他从小的成长环境让他觉得，体育运动是精英阶层的消遣，不适合像他这样的人，可如今他却玩起了滑雪、击剑、赛车、划船、骑马和网球。他还曾学习驾驶飞机，只不过因为在1920年坠机而受挫中断；他仅仅受了一些轻伤，算是非常侥幸。他的击剑技术不错，但他怎么也学不好网球，尽管他的私人教练是一位世界冠军。他在滑雪场拍过不少照片，照片上的他握着滑雪杖，上身光着膀子，脚下也没有滑雪板，显示出他对这项运动多么自信。[14]
随着家人逐渐发胖，墨索里尼也开始担心自己的体重。他只吃少量的肉，不喝酒，每天都要称重。他姐姐日渐增长的腰围令他担心，于是他强硬地要求她节食，但显然没能取得任何效果。“我看过你最近的照片了，”他在1925年给她写信道，“你简直胖得有点吓人。你必须马上开始减肥。我现在每天只补充基本的营养，你也得跟我一样，因为肥胖不止有害，还能要了你的命。”[15]日渐稀疏的头发和逐渐后退的发际线也令他烦恼，于是他开始往头上涂抹各种药膏，每个早晨都要焦急地查看它们有没有生效。几年后，他放弃了这场战役，给自己剃了个光头，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位罗马皇帝。[16]
他习惯每天早上往脸上和身体上喷大量的古龙香水，当雷切尔拿他的这个习惯开玩笑时，他回答说，对女人没有吸引力的男人一文不值。[17]雷切尔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埃达、维托里奥以及布鲁诺）并没有随他来到罗马，而且墨索里尼也不急着让他们过来。他一开始住在萨沃亚酒店，然后又搬到了罗马大酒店，因为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就住在离这不远的欧陆酒店。当墨索里尼第一次溜出酒店去和萨尔法蒂幽会时，他的司机便通知了安全部门。很快，欧陆酒店的大厅里出现了形似便衣警察的侍者，他们要对墨索里尼的暗中出访进行监视。[18]
“我的挚爱，深深的挚爱！”1923年1月1日，也就是墨索里尼上台的两个月后，萨尔法蒂摊开旅馆信纸，在开头这么写道，“我想把你的名字写在纸上，以此开始我的新年：贝尼托，我的爱，我的爱人，我的挚爱。我属于你，我要对屋顶大喊，我热切地、全然地、忠诚地、无可救药地属于你，我以此为荣。”只要能抽出时间，墨索里尼就会和萨尔法蒂一起来到她位于米兰北部科莫湖旁山间的避暑别墅，他们会在那里散步、骑马，而保镖会在足够远的地方跟随他们。墨索里尼还喜欢飙车，常常开着他的阿尔法罗密欧带玛格丽塔和她十四岁的女儿出去兜风，这种情况会令他的警卫更加头疼。[19]
玛格丽塔很快在罗马给墨索里尼找了一间公寓，他们在那里可以拥有更多私密空间。她还给他找了一名女管家，名叫切西拉·卡罗奇（Cesira Carocci），她是个很能吃苦的短发女人，身材高挑细瘦，基本上没什么社会教养，人们很快就给她取了个绰号叫老鸨（la ruffiana）。她对墨索里尼非常忠诚，不仅帮他安排和玛格丽塔的幽会，后来还帮他和其他女人牵线搭桥。
墨索里尼对奢华毫无兴趣，他朴素的公寓连厨房都没有。访客都说他的客厅总是弥漫着一股廉价古龙香水恶心的香甜气味，客厅里最显眼的是一张桌子，墨索里尼将好几把小提琴都摆在上面。当埃达还在襁褓里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她的摇篮边上陪她玩耍，直到她睡着。在后来的年月里，当他在公寓里等候司机载他前往办公室的时候，他有时会打开自动钢琴，然后拉一曲小提琴伴奏曲。[20]
考虑到墨索里尼一边有那么多长期的情妇，一边还时不时地搞搞一夜情（一下午情或许更准确一些），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不仅能找出时间执掌政府，还坚持过问哪怕最为琐碎的细节。他只信任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弟弟阿纳尔多。如今阿尔纳多主管着《意大利人民报》。他每天都要跟阿纳尔多通电话，跟萨尔法蒂的联络倒要少一些。他每天都要查看一大堆警察报告和政府报告，同许多人会面，并且浏览一大堆报纸。他告诉一位副官：“我习惯于浏览意大利所有的报纸，甚至包括那些根本不值得一读的东西。”[21]
过去的总理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职业精英，他们并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真正的政党背景，并且对民意支持毫不关心。要让他们去到全国各地组织公众集会，肯定会令他们感到厌恶，他们很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种事情。
如今坐上这个位置的却是一位来自米兰的铁匠之子，他是一个煽动暴民的前社会党人，他炫耀着自己卑微的出身，浑身散发着男子气概，深受大众欢迎。很快，墨索里尼就开始前往各个城镇，去到那些从来都没有人见过国家元首的地方，用他蛊惑人心的长篇大论，忠告那些出于好奇心而前来听讲的民众。他很快就要成为集体催眠的大师。他深谙一个所有前任都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民众首先受到情感的驱使，而他们对现实的认知很容易被他塑造的象征世界所歪曲，反倒和真实的外部世界没有太多关联。
在克雷莫纳，他用一套近乎仪式的方法呼唤大众的回应，这将成为他最具力量的演讲技巧。
“胜利属于谁？”他大声呼喊道。
“属于我们！”他们大声回应。
“荣耀属于谁？”
“属于我们！”
“意大利属于谁？”
“属于我们！”[22]
1923年5月到10月，墨索里尼走访了意大利的许多乡镇和城市，从北部的威尼斯、伦巴第和皮埃蒙特（Piedmont），到中部的艾米利亚（Emilia）、托斯卡纳（Tuscany）和阿布鲁佐（Abruzzo），再到南部的那不勒斯（Naples），以及意大利的两大岛屿：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撒丁岛成为意大利领土的六十年以来，从来没有哪位意大利总理正式访问过那里。第二年，墨索里尼又将行程重复了一遍。人们都非常渴求强势的领导人，一个能够带来稳定、秩序和美好未来的救世主。社会上层认为他消除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在其他人眼里，他是人民之子（figlio del popolo），是普罗大众的一员。[23]
罗马的各国使节认为墨索里尼是一个颇为有趣又高深莫测的人物。比利时驻圣座大使在参加过一场外交接待会之后，记录下自己的观察：墨索里尼稳稳地站在房间中央，下巴高高抬起，对于那些上前问好的人，他只是简短地回答几句。“他严肃、傲慢的脸庞，他的沉默寡言，让人完全看不透。从他这副青铜面具上，从他坚毅的双眼中，我们只能读出一种少见的精气神。”大使回忆道，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晚上，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面若寒冰之人，完全不受恐惧的侵扰，完全不受情感的支配”。[24]
墨索里尼还继续通过施压和回报并用的方式，拿捏得当地处理他和教宗的关系。由于法西斯暴徒仍然在攻击人民党地方领袖，入侵他们的总部，墨索里尼便把自己塑造成唯一能够控制这些狂热法西斯分子的人。同时他还慷慨解囊，拨给教会大量经费，给予其很多特权。他还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如果有任何一家报纸的编辑敢于贬损教宗抑或天主教，那么警察就可以依据这条法律将其解雇。他还顺应梵蒂冈的请求，规定只有经过教会许可的图书，才能用于学校的宗教课程。他还同意关闭赌场。他令圣心天主教大学得到国家的认可。他发表声明反对离婚。他出手挽救了罗马银行，这家濒临倒闭的银行与梵蒂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十字架又回到了这个国家的教室，宗教节日也被纳入民历之中。他还拿出丰厚的资金，用来修复那些在战争中损毁的教堂。这份清单还有很长很长。[25]
教宗自己也很清楚，教会回报给墨索里尼的支持是无价的。1923年9月，梵蒂冈在《天主教与墨索里尼政府合作项目》（Program of Collaboration of the Catholics with the Mussolini Government）中将这一玄机道明了，这份文件指出，墨索里尼已经意识到，尽管法西斯党将他推上权力的顶峰，但他如今最好不要过分依赖它。这些人混乱无纪，连墨索里尼也没法完全控制住他们。他需要得到“一群新民众”的支持，而这些人最好是天主教徒，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自上而下的统治。教会高层中，一开始曾有人对墨索里尼抱有疑心，如今却坦言他们之前判断失误了。“他们不得不承认，没有哪届意大利政府，可能整个世界都不会有这样的政府，可以在一年之内给天主教会带来这么多好处。”
这也不是梵蒂冈支持墨索里尼的唯一缘由：“如果颠覆分子通过暴动推翻了墨索里尼阁下的政府，那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天主教徒能够想到的只有恐惧，所以他们与墨索里尼休戚相关，必须要支持他。”总而言之，梵蒂冈的文件在结尾处写道：“从任何方面来说，让天主教众支持墨索里尼阁下的政府，将会是整个意大利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可靠、最令人安心的组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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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在墨索里尼的指使下，法西斯党洗劫了前总理弗朗切斯科·尼蒂（Francesco Nitti）位于罗马中心的住宅。教宗没有出手阻止，而那些抢夺者则耀武扬威地穿过城市街道。12月的一个上午，内阁前任部长、广受尊敬的国会自由党反对派乔瓦尼·阿门多拉（Giovanni Amendola），也在他位于罗马市区的住宅附近遭人殴打。四名法西斯分子用棍棒殴打他的脖颈和面部，施暴完毕就跳进在旁等候的汽车，扬长而去。墨索里尼手下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在报道这起事件时评论说，阿门多拉不过是罪有应得。我们并不清楚这起攻击是否由墨索里尼亲自下令，然而它显然是法西斯党威慑策略的一部分，而这种策略受到墨索里尼的大力鼓动。[27]
意大利北方是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这里也有墨索里尼的信徒在法西斯革命的激励下发起暴动。11月8日，阿道夫·希特勒试图模仿墨索里尼去年进军罗马的事迹，在当地一家大型啤酒酒肆宣布要发起革命，时年三十四岁的他唇上已经留起了髭须，一直想通过煽动群情帮助自己上位。此次纳粹革命运动已经采取了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罗马式直臂军礼。希特勒的信徒嘴里声嘶力竭地喊着“胜利万岁（Sieg Heil）！”，成功占据了地方警察局，却在攻打巴伐利亚陆军部队时遭遇了失利。最终，十人丧命，希特勒则遭到逮捕。他在监狱里蹲了一年，并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这本书后来成了他所向披靡的动员令。当时，墨索里尼可想不到，有一天他的命运会跟这个锒铛入狱的德国极端分子连到一起。
意大利将在1924年4月进行新一轮全国大选，这是墨索里尼掌权后的第一次大选。法西斯暴行在全国肆虐开来。墨索里尼一边指挥法西斯党人对政敌进行殴打乃至动用更加恶劣的手段，却一边又继续引入各种措施为教会谋求利益。新一批官方节日中包括了好几个天主教节日，在此之前，它们从未受到政府的认可。墨索里尼还开始将矛头指向新教组织，因为他知道这样能够讨好教宗：墨索里尼不仅否决了卫理公会在罗马修建大教堂的请求，还驳回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意大利修建活动中心的提案。天主教神学院的学生不必服兵役。大选三天前，他还大幅增加了国家发给主教和神父的酬金，令他们十分高兴。[28]
4月初，梵蒂冈半官方刊物《公教文明》发行了大选之前的最后一期，它为墨索里尼辩护，认为法西斯党内尽管有个别反教会成员行为不端，但这种现象不应该模糊以下事实，即墨索里尼总是不知疲倦地改善政府和教会的关系。杂志提醒读者，法西斯党为教会带来了如此多的利益，相形之下人民党做成的事情简直少得可怜。[29]
选举安排在4月6日。“进军罗马事件”四人组之一的伊塔洛·巴尔博，在位于费拉拉市的总部给黑衫军下达命令。他们到每一个投票站抓住第一个上前投票的人，一边殴打他，一边叫道，“混账东西，你竟然给社会党人投票”。当然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可能原本打算把票投给法西斯党人，要是真是如此，“那也只能算他倒霉了”，巴尔博说道。[30]
通过殴打反对党候选人，烧毁反对党报社以及破坏反对党的拉票活动，法西斯一派（包括支持他们的法西斯党外人士）一共赢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法西斯党人赢得了二百七十五席，即便不算他们的同盟，也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多数。在反对党中，人民党占得三十九席，社会党占得四十六席，而共产党占得十九席。余下的少量席位则被共和党、自由党以及其他小党派瓜分了。墨索里尼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选举了。下一次，我的选票将代表所有人的意志。”[31]
次日，那些在大选中表现出色的人民党活动家和地方神职人员就遭到了法西斯党人的攻击。在威尼斯城外的一座小镇上，武装的法西斯党在夜里来到了一位教区神父的家中。家里只有他的姐姐，法西斯党对她进行一番殴打后，感觉还不过瘾，又殴打了助理神父。
此番对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组织的攻击激怒了梵蒂冈国务院的某位人士，于是他印制了一批传单，准备寄给意大利的所有主教，告诉他们不要参加法西斯胜利庆典，并尤其禁止他们为了向法西斯党表示感谢而举行特殊的弥撒。然而尽管这些传单都印出来了，但它们还是没能离开梵蒂冈。传单原稿（如今收于档案之中）的边缘写有一行批示：“这份传单不能寄送出去。奉国务卿蒙席之命。”毫无疑问，加斯帕里显然跟教宗商讨过这件事情，决定最好不要做任何可能激怒墨索里尼的事情。[32]
* * * * *
庇护十一世如今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行为习惯。他的下属担心受他责骂，天天都活在紧张害怕之中。他粗暴地对待那些令他不快的人，而即便是最位高权重的国家首脑，也无法威吓他分毫。当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来梵蒂冈拜访教宗时，他犯了一个错误，要求教宗给南美任命更多枢机。当时整个南美大陆只有一名枢机。教宗不满国王的这番请求，认为他试图以不当的方式对自己施加影响，于是一怒之下决定不再按照原计划提拔管家里卡多·桑斯·德·桑佩尔（Ricardo Sanz de Samper）蒙席，就因为他来自哥伦比亚。教宗不想显露出任何向国王屈服的姿态。[33]
然而，一些特别的访客却能令他重新焕发早年热情的光彩。庇护曾邀请法国知识分子让·卡雷尔（Jean Carrère）私下会谈，询问他对诸多法国和意大利文人有何见解。在他回答教宗的问题时，教宗（据卡雷尔描述）面带“礼貌的优越感”注视着他。然后卡雷尔提到了曼佐尼，并把《约婚夫妇》称为一本世界级名著。当他说出这些话时，“在我看来，”这位法国人回忆道，“这位令人敬畏的谈话人神情完全改变。他脸上原本带着礼貌的仁慈，却突然变得笑意满面、和蔼可亲。”教宗告诉他说，曼佐尼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卡雷尔高兴地看到，这位身穿白袍的教宗开始凭借记忆背诵曼佐尼的诗句，声音轻柔而抑扬顿挫。[34]
本笃十五世似乎被教宗繁重的事务所压垮，庇护十一世却表现出登山者的充沛精力。“他天生就是个王者”，孔法洛涅里说道，此人乃是教宗从米兰调到梵蒂冈的私人秘书。法国大使后来也观察到，他浑身散发出当权者的气息。[35]教宗还在遵循正当程序方面颇为偏执。一天下午，在梵蒂冈花园里散步时，他看到面前的道路上躺着一封信，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致教宗陛下”。当天陪他散步的是博洛尼亚大主教，大主教不假思索地弯下腰捡起了那封信，把信递给了教宗。
“在哪里看到的，就放回到哪里去，”教宗厉声说道，“这不是正确的送信方式。”
大主教于是便把信放回到路上，然后他们继续散步。[36]
尽管教宗在图书馆工作了许多年，但在孔法洛涅里蒙席眼中，他的性格与其说像是一位图书馆馆员，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位小商贩。这位年轻的神父将教宗的性格归于他的出身，因为他的家乡是工业区，那里的人正是以这种性格闻名的。庇护十一世总是用确切的语言思考，而对即席演说感到不适应。他坚持对一切事物进行理性思考，并事无巨细地考察所有呈递给他的报告。他一旦做出决定，就会非常坚持，批评只能令他越发固执己见。前任国务卿梅里·德尔瓦尔枢机抱怨道，教宗简直“固执得像一头骡子”。[37]
尽管教宗和墨索里尼在表面上相差甚远，实际上却有很多相同点。两人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因为友谊意味着平等。两人都坚持要别人顺从自己，而他们身边的人一想到自己可能说错话，惹得他们不高兴，都要胆战心惊。他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但教宗很快就知道，和这位曾经的“食神父者”共进退能给他带来很多好处。结果，在“进军罗马事件”一年后，法西斯革命转变成了教会法西斯革命。一对新的合作关系已然成形。不过这对关系马上就要面临一场意料之外的威胁，很快就要发生一件事情，差点让墨索里尼下台。
注释：
[1] OR, 17 marzo 1923,转引自Coppa 1999, p. 89;《自由主义之痛》，CC 1923 II pp.209–218。
[2] 《自由主义之痛》，CC 1923 II pp. 209–218。我们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罗马观察报》的报道乃是顺从教宗的意愿，但是考虑到梵蒂冈立场的急剧转变，任何其他解释都站不住阵脚。
[3] 尽管梵蒂冈公开否认了这一猜测，表示恩里科·普奇蒙席的文章仅仅代表他的个人意志，但后来一份法西斯警察的秘密简报则认为普奇当时发表这篇文章，“不过是在严格按照国务卿的指示行事”。ACS, MI, FP “Pucci,” f. 19, n.d.教会曾发表过一份半公开的声明，否认普奇呼吁斯图尔佐引退跟教会有任何关系，参见CC 1923 III,p. 184。
[4] 教宗通过加斯帕里传达了这项旨意，后者在7月5日致信塔基·文图里，开篇就写道：“出于某些不必坦言的原因，圣父允许斯图尔佐神父推迟他的答复……现下，在天主面前长久深思之后，圣父认为在意大利当前的局势之下，由一位神父领导一个政党（尤其是反对当前政府的政党），必然会给教会带来损害，只会令共济会窃喜。”ASV, AESI, pos. 617, fasc. 50, f. 5, Gasparri a Tacchi Venturi, 5 luglio 1923.这些文档转引自Sale 2007, pp. 80–84，并附有深入的讨论。
[5] 转引自Sale 2007, p. 82。
[6] 收到教宗命令后，斯图尔佐安排了一场人民党理事会紧急会议，时间定在7月10日，他不希望在自己告知理事会成员之前，就让教宗的命令泄露出去。
[7] 详细到斯图尔佐引退消息公开的确切时间。ASV, AESI, pos. 617, fasc. 50, 6. 14–15. 而且，塔基·文图里也迫切地想要墨索里尼做出承诺，不去伤害斯图尔佐神父。
[8] Sale 2007, pp. 69–70.
[9] Molony 1977, pp. 172–173; Bedeschi 1973.
[10] Sale 2007, pp. 74–75.
[11] 意大利王国首任总理，开国三杰之一，他是意大利独立和推行君主立宪制的一大功臣。
[12] Beyens 1934, pp. 167–169.
[13] Navarra 2004, p. 42.
[14] Baima Bollone 2007, pp. 24–26.
[15] E. Mussolini 1957, p. 121.
[16] R. Mussolini 1974, p. 96.
[17] R. Mussolini 1974, p. 96.
[18] Milza 2000, pp. 354–355.
[19] Festorazzi 2010, pp. 74–77.
[20]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273–274; E. Mussolini 1957, p. 32; Navarra 2004, p.48.
[21] 转引自De Felice 1966, pp. 472–473。
[22] 克雷莫纳的这番描述出自莫内利（1953, p. 102）。在法西斯政府运用的象征、仪式和神话方面，秦梯利（1993, pp. 160–172; 2001）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仪式对于政治运动来说非常重要，关于其中的原因以及仪式起作用的方式，参见Kertzer 1988。
[23] Gentile 1993, pp. 281–282.
[24] Beyens 1934, p. 245.
[25] DDI, series 7, vol. 2, n. 155, Mussolini a Gentile, 1 agosto 1923; Talbot 2007, p. 27; Sale2007, pp. 37, 96; Gentile 2010, p. 107; Milza 2000, p. 432.
[26] ASV, AESI, pos. 573, fasc. 22, 15, 25 settembre 1923, 转引自Sale 2007, pp. 320–322。
[27] CC 1924 I, p. 175, 还包含一段来自《意大利人民报》的节选。
[28] Sale 2007, p. 333; CC 1924 I, p. 80.
[29] 包括将政府发放给主教的酬金从每年6 000里拉提高到每年12 000里拉，将发放给教区神父的报酬从每年1 500里拉提高到每年2 500里拉。CC 1924 II, p. 82.
[30] Ebner 2011, p. 38.
[31] 转引自Sale 2007, p. 130。
[32] 转引自Sale 2007, pp. 134–137。这份印刷传单收于ASV, AESI, pos. 617, fasc. 50, 6. 30r,30v; 命其不得寄送的批示写在f. 47r。
[33] Chiron 2006, p. 152; Confalonieri 1957, p. 172.
[34] Lazzarini 1937, pp. 309–310.拉扎里尼并没给出教宗约见卡雷尔的时间，但表示这次约见发生在他的作品《教宗》（1924）付梓不久之后。
[35] Confalonieri 1957, p. 172; Charles- Roux 1947, p. 14.
[36] Chiron 2006, p. 151.
[37] Durand 2010. 梅里·德尔瓦尔在1927年如此评价教宗，这句话后来又传回到教宗耳朵里，教宗把他召到面前，用叱责的话语羞辱了他。他描述这次召见时写道：“教宗骂我的方式简直像是在训斥年幼的学生。”Durand 2010, pp. 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