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言：丰盈和干瘪的哲学
（全然就是存在，一点儿也不少）
摩尔（G.E.Moore）带头反抗，我怀着一种解放感追随其后……我们相信草是绿的，太阳与星星依然存在，哪怕没人知晓它们。那个一度干瘪的逻辑世界如今变得丰富多彩。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哲学史中有诸多反讽之事。无疑，伯特兰·罗素在评述“分析”哲学起源时的那种自鸣得意，是其中一桩。罗素追随弗雷格和摩尔“反抗”实际上把人类经验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自己哲学的黑格尔（Hegel）。可是，由于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误解，罗素（错误地）秉持这样一种信念，即德国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由观念而不是由坚实可靠的物质组成的，正因为此，他才认为在他的哲学中，“那个一度干瘪的逻辑世界……变得丰富多彩”。[1]而，由此肇始的一百年来的“分析”运动，却最终使哲学变得干瘪和逻辑化了。[2]
我们可以同意罗素的说法，即哲学的快乐在于其丰富多彩。然而可悲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竟窄化成一套概念技巧，认同“干瘪”而反对丰富多彩，完全偏重论证和逻辑分析，进而摒弃了黑格尔的“思辨”想象以及他那无所不包的经验概念（用后现代主义者同样干瘪的行话来说，就是“总体化”[3]。如今，哲学要求“专业化”、技术、有限的关注和严格性，而不是视野、好奇心和开放性。黑格尔的理想是无所不包的“理解”。但今天，哲学领域一些最卓著的文章却都是一连串符号和难以理解的行话，只有不多的几个同行会感兴趣。恰如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他的那本划时代巨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开头宣称的那样，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断把对话提升到“更高的抽象层次”。[4]是，哲学（如黑格尔所主张的那样）并不一定要抽象，也还有穿行于细节中的具体哲学，显现在有血有肉的观念辩证法之中，远比纯粹的筋骨丰富。用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话说，它的成功在于“看清事物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而它的兴盛则在于将无论是否显著的平常之物变得神秘玄妙：时间、生命、心灵、自我，以及我们与世界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是或者应该是一种魔法。它并不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逃避，相反，它是通向我们生活的一扇新窗户——或者诸多新窗户。因此，与其说它是抽象，不如说是洞见和视野。从最早的吠陀派到存在主义者，伟大的哲学家们都提供了令人眼花且扰人心智的洞见和视野，以及种种令我们头晕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暂时不知所措的观念。然而，这种魔法般的快乐感已然丧失或已遭抛弃，我虽不情愿这样说，可情形确实如此。今天的哲学家太扫兴，急于反驳，固执地不愿去理解（或倾听）陈述不完善的替代方案，一心想着贬低洞见和热情。我念研究生时，一位与我同龄且很有天分和创造力的女生提交了一篇极具创造性的哲学论文。可她的老师却蛮横地视之为垃圾，并以《旧约》中才有的愤怒对她吼道：“哲学不是搞笑！”（她如今是位一流学者，不过是在另一领域。）今天，最有才情的研究生仍会因同样的斥责而被逐出哲学领域。哲学不是搞笑！
在国内旅行时，我常常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成功的商人、艺术家以及其他一些人，当然也有学者——他们往往直截了当地用些熟悉的话与我说笑。开头是“我曾经上过一门哲学课，但是……”我知道接下来会说些什么。开头的几个音节就令我厌烦。有时会是某种无辜的恼人话语，如“可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更常出现的则是“但我讨厌它”，接着则是对老师毫无奉承的典型描述：一个既冷淡又自负、显然有点小聪明且有意炫耀的人。通常我会问，这个烂人是谁？结果这位仁兄常常是同行里颇为知名的人物。他（几乎总是他）有着不俗的出版记录，他毕生的工作就是（在成百上千个学生中）激发一两个学生从事哲学，以此继续祸害下一代。那种认为哲学的命运单悬于我们激发哲学之乐的集体能力这条线上的想法，常常会遭来轻视。单单这种说法就会被人们激烈地指责为把哲学当成“娱乐”，进而重申专业能力和“学科的完整性”。
什么是哲学的快乐？我过去也常说，它就是那种因看清楚所有观念如何关联而来的兴奋。可如今我会说，它是看见其他人以各自的方式看清楚所有观念如何关联而眼睛发亮时，我感到的那种兴奋。
“哲学的快乐”。任何一个曾花时间进行哲学探究的人都不会对这个表述感到奇怪。我的哲学家朋友是我所知的最投入——且不说着迷或上瘾——的人。一些人在与“大问题”的搏斗中感到快乐（或许还伴随着一些苦恼）。另一些人在厘清难以忍受的晦涩文本中感到快乐。如今，更多的人则是在用逻辑和独特的哲学语言处理愈益精细、令人困惑的“难题”中感到快乐。我认识许多画家、音乐家、政治家、学者、商人和捞钱能手——他们都是些很投入的人，但都没有我的哲学家朋友们那么投入。而且这种情形并不只是出现在这一行里的佼佼者身上。事实上，他们更小心谨慎，也更少热情，远不如我在小型学院甚至高中遇见的数百位优秀又充满热情的老师。对于后者而言，哲学的快乐就是哲学的快乐，而不只是学有所成的专家的快乐。
我们周围最活泼和充满生机的人（当然不是那些以此谋生的人）懂得哲学的快乐。甚至那些生活空虚、悲惨的人，有时也在哲学中找到一种涌动着活力的生活（而且不只是“慰藉”）。雄心勃勃的哲学大部头——绝大多数未出版也无人阅读——有在监狱和低廉的租屋中写就的，也有在失意职员和落魄律师形单影只的房间里和杂乱的办公桌上写成的。那样的地方也不乏思辨和热情。诸如“心灵生活”和“观念世界”这些平淡的表达是无法抓住哲学的活力、兴奋和快乐的。它不是烹饪的快乐，当然也不是性爱的快乐，但它无疑仍是快乐。
哲学家素描
［哲学中］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该保持沉默。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这是20世纪晚期的一位哲学家的素描。他（例子依旧几乎总是他）站在一小群听众前。他正苦恼着。他的双眼尽管有神，却无所关注；或许它们是在反视自身。他的眉上有一道深纹，表明他皱着眉——不，是沉着脸——一只手不停地在前额揉动，仿佛不如此他的头或脑袋就会爆炸。对于那些喜欢用典的人来说，他像极了罗丹（Rodin）著名的《思想者》（The Thinker），或者《拉奥孔》（Laocoon）中那位面容扭曲、极度不幸的父亲和祭司——古代世界中对苦楚最为揪心和悲惨的刻画。他说起话来断断续续，几近于口吃，表明了观念间的堵塞以及他试图寻找恰当字眼的紧张程度。他在那条踩烂了的道上，焦躁不安、不由自主、毫无规则地踱着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眼睛从未落在那些全神贯注但困惑不已的听众身上。他的一只手时而掩嘴、时而揉眼、时而抓鼻、时而敲敲后颈，又或者在腋下挠挠，焦躁地说几句又停顿下来，而另一只手不断地拿起一根粉笔又放下，偶尔像是要写点什么，但除了一个“x”或长方形之外，什么也没有写出来。折磨人的（意味深长的）停顿也不少。这种情形估计得让伟大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hs）医生来诊断一番。这简直就是神经衰弱、自恋、思想背叛自身和语言急需放假的一个活生生的剧场。这就是哲学，这就是哲学家。苦楚，因哲学而遭受的苦楚。哲学是一种疾病，唯一的解药是……更多的哲学。
我刚才所勾勒的这幅肖像属于一位极易辨认的历史人物，即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虽然他的哲学日渐黯淡，但他的人生却成了20世纪哲学生活的不朽标志之一。尽管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中很少有他那样的天才，或认同他那种维也纳式的病态生活观，但其中有很多人模仿他的手势、风格、一脸不安，仿佛他的骚动不安他们也能感同身受。结果就是，随后两个世代的哲学师生搞起哲学来，就像是在公开表演自我驱魔。他们在大学导论课上表演，而那些本就想要加入这种表演（而不是嘲笑这种表演）的学生也受到鼓励参与进来。这种课程的绝大部分仍是令人生厌地一成不变，但是这种风格、表演、严肃性已经使哲学——像维特根斯坦自己抱怨的那样——变成了一种精神病理学。
在电影《雨人》（Rain Man）中，演技出众的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所扮演的自闭症患者雷蒙德（Raymond）回应压力的方式，就是试着一遍又一遍地解答阿伯特（Abbott）和科斯特洛（Costello）的经典喜剧包袱：“谁在一垒？”他的哥哥（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饰演）被惹恼了，向他吼道：“这是一个谜，是一个玩笑。如果你明白这一点，或许会好些。”从精神病学上来说，这句话或许很幼稚，但它也同样深刻。任何一个见识过今日许多极具才华、声名卓著的哲学家苦思冥想情形的人，都不会对这句话所呈现的那种病理感到陌生。众所周知，哲学难题极其费解，甚至不可索解，这一事实被认为是其深刻性的明证。[5]是，不可索解或许也是理智自虐的一个标志，或者说得更天真无害一些，是理智自慰的一个标志。哲学难题既不可索解，也无足轻重，这种意识让人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对这些难题的探究最终“只是为了探究本身”。也就是说，是为了好玩，为了随之而来的纯粹快乐，尽管我们在探究途中也会有挣扎和牢骚。维特根斯坦自己曾这样写道，一本哲学书完全可能满篇玩笑。当然，他自己从没写过这样一本哲学书。
哲学里头——我们别再装模作样，就直说吧——没什么真正事关生死的东西。医生、工程师、联邦储备局成员或爆破小组的专家要是出了错，确实会有后果。一个哲学家出了错，没人会死，没有什么会相撞、爆炸或崩塌，贫困或失业不会增加，股市也不会暴跌。当然，一些优秀哲学家遭到曲解，从而引发灾难，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古今皆有。但这些是例外，而非通则，即便如此，也很难说是困守书斋的哲学家们自己把世界置于危险之中。实际上，无须负责的哲学会带给人一种解放感。甚至像马克思和卢梭这种乖戾之人，不管他们的个性有多阴郁，曾在这个世界上表达或激起了多少狂暴情绪，他们自己显然也有许多快乐。
我猜，绝大多数哲学家是作为叛逆者，为了寻求一种深刻的自由而进入哲学领域的。但讽刺的是，我们现在却打着“专业化”和“学科完整”的旗号，成了自我强加的权威主义的囚徒。自由的思想和野性的观念已变得不合时宜；成为一个哲学家必须遵守“纪律”（discipline）。在大学招生手册之外，没有什么地方还把哲学描述为“人生的思考”或“自我省察”，更别提什么观念的快乐了。恰如某位一流的哲学从业者曾权威十足地说过那样，“哲学有逻辑学和科学哲学就够了”。随着对“什么是哲学”盖棺定论，自由、想象、通俗易懂，尤其是敏感，也就被抛掷一边了。
论作为批判的哲学
严肃是浅薄者的唯一避难所。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哲学像绝大多数学术和知识学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批判之学。这种情形的益处很明显：敏锐的批判显然对民主制度而言至为根本，也是健全科学的本质所在。它创造了一种辩证法，真理（或至少是更好的理解）可借此从不成熟或片面的观念中浮现出来。它让理论化变得有趣，甚至更具责任感。理论上讲，它至少有助于消除欺诈和愚蠢。还应该补充说，它还增加竞争力，对于许多受心灵生活吸引的好斗分子而言，批判本身就成了诸多乐趣之源。不过，批判也会过度。特别是，如今在许多哲学行家看来，哲学不过是对论证的审查，以及制造对立的论证。观念和识见呢？它们现在不过是攻击的目标。
初涉哲学的大一新生，仿佛置身于娱乐性的射击场，学的是如何击落伟大哲学家们的论证。（“柏拉图认为什么什么：这个说法的问题在哪儿？”“康德主张什么什么：请给出一个反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得出结论说什么什么：那难道不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吗？”）较为资深的哲学家们则在论文中娴熟地展现自己的技能，开头总是“某人主张什么什么，但我将表明他/她失败了”。在一个“不发表就灭亡”的时代，哲学成了吹毛求疵的技能。论证越来越“严谨”，视野、知识和趣味越来越狭小。为了免于在论证中夹带难免有诸多弱点的原创性，哲学家们常常列举的是一些最没创意的例子（比如，常常是弗雷格在1900年举过的例子，或者再早一个世纪的康德所采用的例子，甚至是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用过的例子）。关注的范围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形式化——可供咀嚼的鲜肉越来越少，更无扰人心智的个人情感。哲学的快乐在很大程度上只剩下摧毁，即“撕裂”和毁灭的乐趣，不消说，这里头包括“解构”论证的乐趣。黑格尔那种建构性（“思辨性”）视野的乐趣，用连前人自己都没用过的方式去解读前人观念的乐趣，通过哲学产生新观念甚至是不同寻常的经历的乐趣，已经看不到了。[6]证和反驳：除此之外哲学家还需要知道别的吗？
我现在教书，竭力遵循过去所谓的宽容原则。粗略来讲，就是一个观点即便听来像胡说八道，我们也应该试着去搞清楚表述者心中可能的想法，或者其令人厌烦的表面下可能藏着的好想法。（当然，这是随堂回答学生提问时的一项基本教学技能。）我常常听到同事们因某个笔误、事实错误、解释不当或（最为糟糕的）逻辑谬误，就把一篇文章、整本书甚至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一棒子打死。至于其中还有什么价值，他们错过了。当然，我在现实中也只是偶尔能贯彻自己的原则。只要来一点荒唐的政治主张、一点新时代运动（New Age）或后现代主义的自以为是、一个挑衅我所维护过的珍贵观念的反面论点，我就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恢复到我的职业枪手模式，那些费城、安娜堡、普林斯顿和道奇市的神枪手老师把我调教得可好了。不过，至少我知道自己这种做法有错。在哲学中击败对手或许有点意思，但哲学的快乐却藏身别处：它存在于思想的相互碰撞中，植根于对新观点的上下求索中，生发于让每日都变得饶有趣味甚至引人入胜的愿景构建中。当然，批判有其位置，但是，批判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我们形塑观念、扩展视野的一种工具。它不是（或者不应该是）目的本身。[7]
在这本书中（其实此书本身就过于吹毛求疵），我想要回到一种较为古老、更为“浪漫的”哲思模式。它不会没有论证——实际上，人们可以把整本书看作对哲学之“干瘪”的反驳——不过这本书的结构更多是与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有关，而非标准化的分析方式。坦白说，我常常并不知道我的这些探究会把我带向何处。这就是激情与证明之间的差异。确实，我厌恶逻辑的“干瘪”，盛赞哲学的激情以及由之而来的丰盈。然而，至少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就对激情心存警惕，更不用说自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以来，哲学还对浪漫主义提防有加。确实，与单把糟糕的论证批得体无完肤相比，思辨和激情以及深究人类经验的努力之中，则蕴含了危险重重。
鉴于在上世纪时对于经验主义“唯此独尊”（nothing but）的强烈偏爱，这同一批人竟然坚决抵制谈论经验，尤其是生活的感受和具体细节，就显得不可思议了。[8]而代之的是，焦点集中到了“逻辑形式”之上。或许，这种对逻辑形式的强调可以归因于人们误读了柏拉图——一位最具想象力的哲学家——及他对形式（Forms）的迷恋。这种强调肯定可追溯到康德颂赞的先天（a priori）概念（但这么做并不意味着对经验的贬低）。至于黑格尔，他尽管坚持无所不包，但仍极其危险地摆弄着“概念”，即19世纪版的“更高的抽象层次”，因此，人们有时阅读（和抨击）他，并不是因他的丰盈，而是因其无所不包的干瘪。[9]
在今日的英美哲学中，对干瘪的极力主张可以说是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固执于逻辑分析和形式分析的一个延续——甚至复兴。这一主张也持续存在于后现代主义关于元哲学毫无分量的夸大其词之中，它尽管（常常在形式上）坚持多元主义和碎片化，却仍对寻常的人类经验视而不见，甚或加以轻蔑。[10]而，强调批判和解构的最终结果有两个，一方面是对于“有趣观念”近似犬儒的彻底怀疑主义，另一方面是一种补偿心理，即着迷于纯粹形式、推论和论证，以及寻找他人立场的错误，但自己避免采取任何立场。[11]种犬儒主义对热情——实际上是一切激情或情绪——自然深表怀疑。因此，无论其起源多么厚重，哲学如今已变得轻若鸿毛，毫无实质和内容可言。
当然，即使最丰盈的哲学也仍是十分干瘪的，完全是一种粉饰，不过是事物的表层（而非“深度”）。马克·吐温（Mark Twain）——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坚持认为，“真理就在表面”。哲学中的“深刻”更可能是一种概览，是一种观看之道而非“挖掘”之术。哲学不是论证，而是分辨、沉思和视野。如果哲学是丰盈和充实的，那是因为生活本身是丰盈和充实的。哲学关涉的是生活。甚至可以说，哲学于生活（至少是省察的生活）至为紧要，但哲学毕竟不是生活，只是借生活为己用而已。当然，哲学也不是生活展现其血肉的骨架，就好像哲学是基础，其余一切皆血肉。哲学不可以完全是一种单向度的推理，但是，即使在其最为充实处，哲学仍无可争辩地是干瘪的，哪怕它不是逻辑的。因为无论有没有哲学，草地依旧焕发着浓浓绿意。
或许是因为哲学的干瘪让人预感不祥，如今出现了大量谈论哲学终结（end of philosophy）的文章和书籍，“终结”既可以解释为线性的目标或目的，又可以解释为终点，它们在其二义性上大做文章，让人不胜其烦。一些作者直言不讳，宣称哲学已经“死亡”或“耗尽”。另一些作者则含糊其辞。柯乃尔·韦斯特（Cornel West）和约翰·拉赫曼（John Rajchman）宣称“后分析哲学”的来临，试图以此来震动学术界，但迄今还没察觉到有任何改变。[12]向“后分析”哲学（或如今被谬称为“实用主义”）的运动，不过是一些战略性微调，操作者们仍是同一批熟悉的玩家。技术统治论依然纹丝不动，骄傲地展示着爱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在数十年前就警告过的“干枯”，只不过那时这一领域还很丰润。但是，问题越是“干瘪”，定义越是清晰，似乎也就越是难以索解。比如，“真理”已经被简化为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许多哲学家确信他们不久就会彻底根除它了，至少在哲学中可以做到这一点。[13]样的，“自我”这一观念已经干瘪得不可辨认，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14]活的核心概念被简化为逻辑悖论和难题，哲学家们因此而遭到谴责（其实是自我谴责）：哲学被搞坏了。他们宣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对付的都是“伪问题”，但是他们的声望、薪水以及对这一行当的把持却有增无减。
哲学的恒久问题
生活迟早会把我们全都变成哲学家。
——莫里斯·赖瑟琳（Maurice Riseling）
犬儒（“反讽”）的观点认为，哲学无非就是拿着薪水的哲学家们当下在做的一切。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哲学的动力和动机源自非常真实、具体可见且带有普遍性的人类问题。这不是要否认，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某种奇特的“求真意志”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对难题和悖论的着迷，这种着迷一旦被激发就可能久久不散，且不为外物所动。但哲学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与生活的恒久问题的搏斗。我们都是哲学家，我们必须使哲学民主化，尽管哲学有其久远的精英起源。哲学不是一门专业，不是一个职业，也不是有其规则和口令的排外俱乐部。哲学不过是对诸如激情、正义、悲剧、死亡、自我同一性以及哲学本身等问题的思考，因此，哲学绝不是一小群受过大学训练的专业人士的领地或特权。
在最重要也最为政治不正确的意义上，哲学是我们人的存在方式之中固有的。我们思考。我们感受。有一些问题——或许可以认为它们是“哲学的先行条件”（又称之为“人的境况”）——我们毫无选择，只能去思考和感受。无论这些问题的概念和细节在不同文化之间有何差异，它们都不出所料地包括了美好生活的本性、我们最强有力的激情的位置和根据、我们在他人中间的位置、正义问题、悲剧的种种解释、死亡显而易见的终结性、人自己的同一性以及思考、反思、意识和哲学的指向和目的。
这就是（一些）恒久的哲学问题。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就是最为著名的例子[15]认为，没有什么恒久的哲学问题。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而罗蒂本人在其他地方也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然，对于这些问题，你可以给出一个“丰盈的”描述，由此表明它们无非是一时一地一些人的问题，甚至是1973年美国哲学协会成员的特定问题。但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与任何特定的哲学传统都无关，比如，我们对自身的脆弱和终将一死的意识。无论是否存在某种思考死亡的正确“逻辑”，死亡都是让我们心存敬畏的一个普遍“事实”（海德格尔断言，是“我们最为必然的可能性”）。当然，将生命及其（各种）意义——相应地还有死亡的意义和本性——概念化的方式很多很多。不过我认为，对死亡的意识，可以说是一个“哲学的先行条件”，它当然不是哲学家的发明，但仍为哲学所塑造（也塑造着哲学）。[16]
要说哲学中存在着恒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在指出，或许还在抱怨：哪怕对这些问题“最为干瘪的”描述，也是狭隘和有失偏颇的，因此也就没那么“恒久”了。（恰如尼采所言，并不存在事实和原始文本，存在的仅仅是种种解释。）比如，有一个不错的观点认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心——身问题，事实上与特定时期的学问和追求有关：神经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些令人兴奋的学科融通交汇，和基督教的身体与灵魂分离说、笛卡尔（笛卡尔主义）的“二元实体”哲学、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专业交叉形成的新见，以及英语本身某些特质的影响。相反，在日本、古希腊，在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那里，就没有这样的区分，因此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不过，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并不是要否认还存在其他引起同样不安的问题和“分离”。（也不是说其他文化不接受神经科学的发现，那就太荒谬了。）比如，在日本，一个人展现给外部世界看的“脸色”与他不愿示人的私人感受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受到了持续关注。约鲁巴人与绝大多数人一样，关心灵魂的本性，他们在许多意义上把它与身体区分开来。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心——身问题并不存在，因为（在日语和约鲁巴语中）并不存在一个与“mind”（心灵）对等的词。（kokoro是日语中最接近mind的词，但它显然包含了笛卡尔式二分法中的“身体”才拥有的各种特征。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一个与机体区分的anima观念，而约鲁巴人的ori所指的东西更像是“头”，而不是“内心”，与之相对照的则是身体的其余部分。）可以认为，我们所谓的“心灵”是对一个人主观经验的某些方面“最干瘪的”描述；而与之相对照的“身体”，同样也是用纯生理术语所给出的极为干瘪的描述。
认为心——身问题不过是某个地方哲学传统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一种文化特性，纯属无稽之谈。如何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足够“干瘪的”描述以囊括所有文化及其对立面，亦不是我这里的关注所在；况且，如此干瘪地呈现这一问题可能会显得纤弱不堪，对我们而言也就无足轻重了。我这里要探究的——与罗蒂时不时认可的后现代路子完全相对立——是种种关注的核心是什么，它们不该仅仅被我们当作反讽或与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值得作为典型的人的问题被重视，不管它们是否会被哲学家认同，或是否能摆脱任何特定文化和哲学的观点。确实，某些观点只适用于某些文化，而不适用于其他文化。但是，坚持认为某些关注本质上是人特有的，并没有犯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本质化”和“总体化”之罪。也不是要否认，如果人类变成完全不同种类的生物（比如，变得坚不可摧或长生不老），那些恒久的问题也会大有不同。谈论“恒久的问题”，只是说某种形式下的某些问题，对我们而言是无法逃避的（这里的我们是指，我们有限且必然褊狭的想象力能想到的所有人）。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把难题与奥秘区别开来后，抱怨（20世纪中叶的）哲学家们把心思都分给了难题，却对奥秘视而不见。要是我来表述，方式会稍有不同，不过，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区分却是难以避免的。他的写作很超前。就他力图阐明的意义——攸关每个有思考能力之人的那些问题所处的混乱状态——上来看，哲学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中也已经差不多销声匿迹了。哲学不是提出更多艰深晦涩的新问题，而是该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每个人——尤其是眼睛明澈、荷尔蒙旺盛的大学生和四十五岁的职场男女——都遇到过的事情上。可是，“最好的”哲学系都成了学术技艺高超却对学生们无业可授的部门，也难怪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会离开哲学专业而转投宗教研究或文学系。但在校园之外，这些学生却用本该在哲学课上才应有的热情追捧着新时代运动的哲学。对此，我们与其感到愤怒或轻蔑，不如试着去探究下这些追捧的动力从何而来，怎样才能使其满足，那样的话，我们的境况可能会好很多。
哲学是一种真实的需求，它所针对的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在人的一生中，哲学会多次露面，最明显的是童年时期，这时它还未被置若罔闻的父母和老师们扼杀掉；其次是青春期晚期，这时个人身份的认同及个人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停袭来；还有是在生活中遭遇各种危机时——比如离婚、重病、至爱去世、个人失败、政治动荡。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回应这些切身的问题，正是（公众认可的）哲学家存在的唯一理由，如果专业哲学家不愿这样做，那么，哲学慰藉的替代品就一定会冒出来。书店架子上无所不在的自助图书就是一例明证。对于不少智力尚可的人说，现在的怀疑主义专业户们到处挑刺，给论证找瑕疵，给见解找漏洞，给好心情泼冷水，还觉得每个修辞手法背后都有无法根除的自相矛盾，与其忍受这种单调乏味，还不如去看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的性欲幻想。至少，麦克雷恩小姐似乎在她的所作所为中乐此不疲。
赞美苏格拉底
笑声是灵魂的语言。
——巴勃罗·聂鲁达
人们常常打趣说，苏格拉底从未发表过什么，所以他就灭亡了。然而，他却成了我们的英雄，哲学家们的灵感和典范。没错，他之前也有哲学家（人们稍带不屑地称之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可是若没有他，我们就难以想象哲学的生长或发展。柏拉图会写些什么呢？亚里士多德从哪个智识平台出发呢？我们会如何来理解奥古斯丁（Augustine）或阿奎那（Aquinas）呢？尼采的狂言（以及他的嫉妒［envy］）也会短路的（不过小城镇的新教仍给他留有机会）。苏格拉底的人格——以及他的机智和才华——让我们所有人着迷。正是他的以身作则（以及柏拉图对他的描绘）使哲学与诗歌、修辞和公共政治截然区分开来（且与它们相对抗），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成了自我省察的学问。[17]
然而事实是，苏格拉底是一个自我包装过的江湖骗子。他有意坚称自己无知愚昧，然后又据此宣扬自己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只要能够胜出，什么糟糕的论证他都会用。他花言巧语，取笑嘲弄，混淆视听，连蒙带骗。他的嘲笑都是人身攻击（ad hominem），这是他通常会犯的非形式谬误之一。他是一个享乐者，却显然对爱和快乐甚至生命本身漠不关心，或者说可以做到漠不关心。他为哲学而死，或者说，他想让我们这么以为。但他是为自己而死的，是为“他灵魂的善”而死的，甚至他为之献身的政治原则，现在看来也是可疑的、前后矛盾的，或许也是难以忍受的。[18]
从我们了解的关于苏格拉底的各种叙述来看，他并没有孑然一身，也极少苦思冥想，更没有一本正经过。哲学家孤独、忧郁、若有所思的思想者形象，在他那儿基本对不上号。苏格拉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交人物、一个宴饮狂、一个喋喋不休的话痨，还是一只围绕着问题（当然，还有男孩）嗡嗡的牛虻。对于他，无论我们怎么说——他是智慧的，他是勇敢的，他长得丑，他终究是一个会死的凡人（就像必然的三段论里所说的那样）——他过得的确痛快。他的对话充满了俏皮话、颇有意趣的轻侮和哲学式的闹剧。即便是在今天，人们仍能通过阅读感受到他眼神的闪烁和言辞的动人，他追问他那些话题和心甘情愿的受害者时的快乐，以及他表明观点、搞定论证、结束一段讨论以开启另一段讨论时那种并非全是自夸的欢喜。或许，恰如两千年后的尼采——带着夹杂着嫉妒的敬畏——说的那样，他根本就是一个小丑。可他是个多了不起的小丑啊！他不但迷倒了雅典的年轻人，在死后几年内，还把古代世界迷倒了。两千年后，他又迷倒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哲学家们和新生的现代异教世界。他把哲学当作对话和有益的趣谈，可以嘲弄，也可以劝诱。他认为哲学是快乐的智慧，是乐趣。
后来的哲学家或许会坐在中产阶级的火炉边持笔独饮，但苏格拉底却是在庆祝宴会上举杯豪饮，后来他饮毒酒而死，也算得上死得其所了。我们都知道，他被控“败坏雅典的青年”和不信城邦的神，前一项指控过于模糊，难以证明，后一项指控他虽然加以否认，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在指控他的陪审团面前夸耀自己的所为，并且认为自己不应受罚，反该得赏。他被不公正地判处了死刑，但这是他自己激怒陪审团所致，而且陪审团还为此再三犹豫。（毫无疑问，一些陪审员已然料到历史将会如何评价这一判决。）他的朋友克力同（Crito）自告奋勇要帮他逃狱出城，却被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臭名昭著的糟糕论证。不过，他或许也意识到了历史将给予自己的位置。那是每一个殉道者的幻想，只是很少人（还有个例外）会如此成功。对照一下亚里士多德，他曾用福斯塔夫式（Falstaff）[19]口气宣称：“雅典不能再得到第二次对哲学犯罪的机会。”[20]智勇双全里，智慧还是更重要一些。
无论过去还是如今，苏格拉底都是一个悖论，后来哲学中所有的困惑和冲力都源自这个非凡人物，如同话语源自他那从不停歇的嘴。他坚持理性，但使他胜出的是雄辩术。靠着纯粹的个人魅力，他给自己确立起一个充满激情而不耽于沉思的形象。他总是即问即答，但没有什么仔细推敲过的理论。实际上，人们不清楚他是否有一套理论，更不清楚他是否对自己的问题有一个答案。甚至他那伟大的《理想国》——这部作品让西方在随后的两千年里一直为“什么是正义”争论不休——也没有明确的结论，至少暗示了可能根本没有结论。
苏格拉底认为定义是充分必要条件，能够涵盖但不排除每一个适当的实例，不过他自己更善于提出巧妙的反例和机敏的反驳。他在驳斥完所有提出来的定义后，不会提出另一个注定白费的定义，而是讲述一个神话或寓言，虚构一个城邦或把灵魂描述成一群野马和马夫的合体，回忆一次假想出来的与缪斯的会面或沉浸于灵魂不朽的冥思中。事实上，他是一个神话制造者，是神话和反神话的雕刻家——形式世界、真实存在的世界、逃离洞穴、完全正直的理想、灵魂不朽。他认为应该把诗人赶出理想国，因为他们是坑蒙拐骗之徒，然而他自己就是其中最伟大的诗人，最大的坑蒙拐骗之徒。
因此苏格拉底有两个，一个是两千五百年前有血有肉的激情人士，另一个则与毫无生气的逻辑建构联系在一起，专注于一些可疑的论证和狂妄的来世理论。我们牢牢记住了苏格拉底对难题和悖论的迷恋，却忽略了激励过他的那些深切的个人忧虑和不可抑制的幽默感。更糟糕的是，哲学如今又呈现出一种排斥他人的自命不凡感，完全不屑于绝大多数学生和哲学爱好者的深切关注。苏格拉底是对的：哲学可以是且应该是一种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这倒不是说哲学挺容易，也不是说怎样都行。但是，苏格拉底面对死亡，要比绝大多数哲学家彼此会面以及在研讨室里面对学生时从容得多。今日那些深刻的思想家极其痛苦的形象，可不是苏格拉底的样子。轻松快乐的笑声或咯咯一笑，那才是智慧最恰切的表达。
注释：
[1]见My Mental Development一文，载于P.Schilpp所编的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La Salle，IL：Open Court，1975）。事实上，罗素所回应的是英国的一些“黑格尔主义者”，这些人与他们的德国前辈们有很大不同。
[2]许多哲学家坚持认为，他们研究哲学的方式——还原论的、干瘪的和逻辑的——是唯一真正的哲学。实际上，我们有一些人已经讨论过组建“真正的哲学”这样一个子系科的合理性（我一位优秀的逻辑学家同事曾自嘲地称逻辑学乃“猛男哲学”），而留给我们其他人的，则是谈论驳杂生活的滥情角色。
[3]我针对“干瘪”的运动决不限于“分析”哲学。比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后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虽然充满着虚无主义的叫嚣，却仍像分析哲学的任何产物一样乏力又无趣。
[4]见罗尔斯的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第8页。这绝不是要搁置或贬低难题（比如，芝诺[Zeno]飞矢不动，回到过去后自杀，想想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或中文屋里头的那个家伙是否懂中文，争论功能不良的电传机上剩余部分的人的身份，指挥失控的电车，或者戳戳缸中之脑）。搞懂这些荒唐的脑筋急转弯是训练脑力的极佳方式，而巧妙解答的过程又是一种美学享受，可以与精彩的数学证明相媲美。不过，不能把这个和哲学混淆（更不能以为这是哲学的专一领域）。
[5]实际上，甚至寻常的经验长期以来也是哲学嘲弄和怀疑的对象：“可这难道不是一个经验问题吗？”紧接着（或至少隐含着）的一句话往往是：“那可不是哲学！”于是，哲学的主题变得日益狭小，以至于丧失了太多内容，实际上已经毫无分量可言。
[6]罗伯特·诺齐克（诺齐克）在他最近的三本书——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The Examined Life（New York：Simon andSchuster，1989）和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中实际上表述的全是这种类似的感受。但是，他在优雅地表明自己从好斗的“击败”型哲学模式转变为更适宜的新路径之后，仍情不自禁地展示他那炉火纯青的战斗技能。对此我也深有体会。
[7]逻辑实证主义者自称经验主义者，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重视科学。对他们而言，“经验”本身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他们关于证据和证实概念的干瘪的、纯粹逻辑的讨论的一个部分。“唯此独尊”（nothing but）一词出自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把经验主义的“唯此独尊”态度与理性主义的“还有更多”态度相对照。然而，詹姆斯本人尽管可能曾是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但他绝不是一个推崇“唯此独尊”的哲学家。
[8]当然，我首先想到的是罗素对唯心主义的抨击，但是，同样的抨击也出自后现代主义阵营，尤其是吉尔·德勒兹。事实上，他那本被过度追捧的谈论尼采的书，其中有大部分是对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极其不当的抨击。见H.Tomlinson翻译的Nietzsche and Philoso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9]当然，存在着“普通的”后现代主义者和“绝对的”后现代主义者之分，不过我所想的是德勒兹、利奥塔（Lyotard）和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这些极其干瘪的、自诩的“虚无主义”。
[10]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避免采取立场已经被提升为一个哲学原则。最近的一些法国学术明星都在嘲讽他们的前辈（尤其是萨特）太主观，过于强调主体。（别忘了，萨特认为意识主体什么也不是，但照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说法，萨特的这种主张显然仍太主观了。）
[11]见John Rajchman与Cornel West合著的Post-Analytic Philoso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12]这里我们谈论的不只是后现代的碎片。这也是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一个立场，见其The Folly of Trying to Define Truth一文，载于总第93期、1996年6月第6期Journal of Philosophy，第263——278页。
[13]在分析哲学中，人们可以从西德尼·休梅克（Sidney Shoemaker）和约翰·佩里（John Perry）的早期著作到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和认知科学的近期著作中追溯这一失重的来龙去脉。（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勇敢地为这一观念的持续有效性进行辩护，见他的Self Express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在大陆哲学中，人们同样可以发现自我概念的瓦解，这一点既体现在萨特较具实质性的“意识即虚无”这一主张，也体现在福柯（Foucault）、德勒兹和让-吕克·南希对主体性的彻底摒弃中。
[14]示例见他的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载于Philosophical Paper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第22页。罗蒂自己绝大多数时候只谈其他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但他坚持认为人类生活的现实问题——比如贫穷、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暴行和种族主义——不是哲学问题。但这要归咎于他关于何为哲学以及哲学何为过度干瘪的概念。在发动革命与心智自慰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丰富的对话空间，而罗蒂自己已然成功地参与其中。
[15]众所周知，苏格拉底认为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但是，他在哪些意义上省察或有没有省察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完全不清楚。显然，他所想的并不是在现代的自我省察观念中无所不在的“内省”观念。他似乎也不认为真正省察过的生活与寻常生活及其俗事有何相似。因此，佩吉·努南（Peggy Noonan）在谈及她的前任上司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时说，他就证明了未经省察的生活也是值得过的。在这个玩笑背后，隐藏着大量的哲学问题。
[16]见Paul Woodruff的文章Plato on Education，收录于Amelie Rorty编著的Philosophers on Educa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
[17]见伟大的独立记者I.F.斯通（I.F.Stone）撰写的未得到应有评价但很杰出的耙粪之作The Trial of Socrates（Boston：Little Brown，1988）。
[18]译者注：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名剧《亨利四世》中的一个放荡不羁的人物。
[19]译者注：亚里士多德也曾被指不敬神差点被判刑，后来他想法子逃出了雅典。
[20]“深刻的思想家”这个词总带有一种轻蔑的意味，它源自科布（Lee J.Cobb）1954年的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不过，我这个借来的反讽应该用维特根斯坦临终之言来平衡一下，很有苏格拉底的风格：“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引自Rush Rhees所编的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Lanham，Mo.：Rowman Little field，1981），也见M.O'C.Dury的文章Notes on Conversations（同上，76-171），以及Terry Eagleton与Derek Jarman的剧本Wittgenstein（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