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与“贵族”的分化——“第三代”诗人的心理文化特征
“第三代”诗人作为一种群体的特殊性是相对于“朦胧诗”群体而言的。从社会地位来看，“第三代”诗人总体上属于平民阶层，他们中绝大多数出身于普通的市民家庭，不像“朦胧诗”群体中的许多成员出身于“高知”或“高干”的家庭，这也决定了“第三代”诗人身上普遍缺乏“朦胧诗”群体（尤其是早期成员）那样的贵族气息。对应于自身的阶层属性，“第三代”诗人天然具有一种崇尚亲切、追求平等的内在愿望，反感并蔑视任何的贵族气息与权威面孔。而当时市民阶层在经济方面的逐步兴起，则为“第三代”诗人身上的这种平等意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保障。“莽汉主义”代表诗人李亚伟公然发出“为打铁匠与大脚农妇写诗”的创作宣言，便是这种平等意识（平民意识）的强烈流露与粗俗化表述，其鲜明的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平民意识”与“贵族意识”的分化在“第三代”诗人与“朦胧诗”群体之间划开了一道心理文化上的鸿沟。
代际意识与“影响的焦虑”
继“朦胧诗”群体而崛起的“第三代”诗人，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清醒而强烈的代际意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与“朦胧诗”群体在人生经历、情感意识，以及诗歌观念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撒娇派”诗人是这样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与诗歌态度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写诗就是因为好受和不好受。”这种人生态度与诗歌态度在“朦胧”诗人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代”诗人重要成员于坚在一篇名为《诗歌精神的重建》的文章中，明确地谈到了“第三代诗人”的特定生存处境与精神状态：“这些诗人（指“第三代诗人”——引者注）中大多数人的生存背景，往往缺乏传奇式的人生阅历，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过去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局外人。十年动乱那种无法无天的气氛，使他们惯于漠视权威，由于长期被忽视，而变得心平气和，耽于内心生活。”“第三代”诗人之间这种彼此相通（而不是相同）的生活经验与思想趣味，自然使他们内部之间产生强烈的认同意愿，表现在诗歌领域里，自然会使他们提出完全有别于“朦胧诗”群体的诗学主张与审美原则。“第三代诗人”的概念最早是在1983年7月由四川成都几所大学的诗歌爱好者提出来的。他们编印了一本名为《第三代人》的内部诗刊，其“第三代”的含义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为它是从毛泽东语录中直接借用过来的。到1985年5月，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编印了两本《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再次提出“第三代人”的概念，并有意取消其政治含义，恢复其诗歌史分期上的含义——
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
十年铸造了第二代
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
第三代人
这实质是他们标示自己身份的一种自我命名。出于想获得社会认同的强大冲动，他们内部之间结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同盟集团军，联合起来向“朦胧诗”群体发起了全面的挑战与进攻。1986年《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为他们提供的公开亮相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第三代”诗人“成人仪式”的正式完成。
其次，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第三代”诗人对于“朦胧诗”的反叛源于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影响的焦虑”。因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在经历过“朦胧诗”的“复兴”之后，已经获得了社会乃至意识形态的认可，在历经毁誉不一的磨难之后获得了“正统”与“权威”的地位，而且“朦胧诗”的诗歌艺术发展到了一种近乎经典般的完美程度，经由“朦胧诗”而确立的一系列艺术原则和创作方法也成了一种占据合法地位的“权力话语”。随后到来的“第三代”诗人只能处于相对模仿的被动境地，似乎并不存在超越“朦胧诗”群体的现实可能性，于是只能从“朦胧诗”内部寻找裂隙进行突破，以便寻找到摆脱“影响的焦虑”的有效途径。当时文坛上马原、洪峰、孙甘露等一批青年小说家热衷于新异的形式实验，着力反抗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模式。可以说，这两类青年创作群体的艺术反叛行为源于大致相同的心理背景。
“文革记忆”与“造反情结”
前面我们间接提到过，“第三代”诗人没有“朦胧诗”群体那样值得炫耀的历史。他们因为迟到一步而没有资格进入“文革”时期那种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场景，然而他们却普遍保留了一份“文革记忆”。因为“第三代”诗人中绝大多数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此他们虽然成为不了“文革”这场历史剧中的主角，却“有幸”成为这场历史剧的观众。“莽汉”代表诗人李亚伟在《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一文中谈论过自己的“文革经历”与“文革记忆”：“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百万红卫兵，万夏（另一位“莽汉”诗人——引者注）六岁，我五岁，两个小男孩，被革命的光辉照得红彤彤。我们没有得到主席的检阅，大串联的列车中没有我们，武斗的时候我们在哈着腰捡子弹壳，我们当时目不识丁，但能背语录，从大人的腋下和胯裆下往前挤，从而出席各种批斗会。”在当时他们对那场充满悖谬革命意图的“文化运动”的内在动机虽无法理解，但那种充满狂暴激情的红卫兵表演图景与群众运动场面给他们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革记忆”。从准确的意义上说，这种“文革记忆”实际上是他们关于“文革”历史的“形式记忆”与“情绪记忆”。这两类记忆常常纠结在一起，深深植入了“第三代”诗人们的童年经验之中。“站在餐桌旁的一代”（于坚语）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于“第三代”诗人童年经验的形象表述。
回顾并审视“第三代”诗人的崛起过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对于“文革记忆”的大胆调用。在“登台亮相”之前，他们即竖旗称派，公开或秘密串联，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常闹哥们义气，为了反对“朦胧诗”群体，各流派与团体之间又结成广泛的临时性联盟联合行动。这种诗歌运动方式显然带有强烈的“红卫兵”色彩，相当程度上偏离了艺术革新的正常情形，流行在“第三代”诗人中的“打倒北岛”的诗歌口号也流露出浓厚的政治“造反情结”。在意识与潜意识的层面上，“第三代”诗人都把自己对于“文革”历史的“形式记忆”或“情绪记忆”，当作了一种合法性的文化资源进行调用。这种现象深刻地反映了“第三代”诗人身上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的非艺术心态，这也能部分地解释“第三代诗歌”中存在的排斥艺术乃至反艺术的倾向。“莽汉主义”诗人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肆无忌惮的粗暴叫骂、摧毁一切的破坏欲望与狂暴情绪，都折射出强烈的“红卫兵”心态（如李亚伟的《二十岁》《硬汉们》等）。李亚伟在那篇名为《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的介绍性文章中明白地谈及这一点并坦率地承认这一事实。“非非主义”诗人同样保留着鲜明的“文革记忆”，但他们以反抗、消解的姿态作出反应，在作品中进行对于“文革”语汇的拆解活动，与“莽汉主义”诗人对于“文革形式”直接仿效的做法大相径庭，但内在的原因基本一致。“非非主义”重要成员杨黎在他的一首名为《对话》的诗篇下，加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的“文革”语录副标题，周伦佑在诗中也直接引用“毛主席语录”，这些都是“非非主义”诗人热衷于消解“文革”词语暴力、进行语言游戏的创作态度的生动说明。
成为历史主体的内在愿望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第三代”诗人普遍陷入一种躁动不安的心态中。一方面，意识形态淡化之后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氛围，为他们的个性与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引发起的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潮，又把他们拉向平庸的生存状态之中。处于这种尴尬境地的“第三代”诗人们普遍具有一种害怕被“庸常”现实生活湮没的心态。这种心态实际上反映出他们想从历史边缘走向历史中心，从而成为历史主体的内在愿望。不过这种情况在“他们”那里却有意外的表现。“他们”中的成员似乎甘愿投入“庸常”的怀抱，其实这是那一部分诗人甘于平淡的人生态度、诗歌观念，以及个人气质的综合反应，实属例外，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比起“朦胧诗”群体来，“第三代”诗人进入历史的愿望显得更为强烈，因为个人与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对话的历史语境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很难成为“朦胧诗”群体那样的文化英雄。因而他们唯一的出路便是在艺术方面彻底反叛“朦胧诗”群体，企望在艺术方面获得全面成功，从而取代“朦胧诗”群体，成为另一类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在由《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第一次“第三代”诗群大展中，从有影响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流派，到不大为人知的团体（如“撒娇派”“色彩派”等）都竞相发表理论宣言或创作主张，内容上五花八门，标新立异，实质上宣说的只是一套私人话语。不少“流派”只由个人创建（如“生活方式”“悲愤诗人”“特种兵”“太极诗”“后客观”“四方盒子”“迷宗诗”“情绪诗”“霹雳诗”等等），反映了“第三代”诗人们强烈的话语冲动与话语欲望。他们都尽量使自己的这套话语制造得与众不同（至于是否与他们的创作相称，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合乎情理规范，则是他们无暇或不屑考虑的），以便使自己占据优势的话语位置，从而实现自己进入历史的内在目标。
进入历史的愿望在“第三代”诗人身上普遍存在，而在政治、文化环境乃至交通方面处于落后与不利位置的诗人与诗人群体身上这种愿望显得尤其强烈，因为他们被历史湮没的可能性要比别人大得多。从这种角度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地处偏僻的四川盆地的那一批青年诗人如此激烈地反对以北京为中心的“朦胧诗”群体，而且首先是由他们领导并发起了一场充满“异端”色彩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四川盆地就是“第三代”诗人的大本营。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在四川出现了那么多有影响的“第三代”诗歌流派。在这些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当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当属“莽汉主义”。“莽汉主义”诗人在写作中有意抹杀诗歌与日常生活行为的区别，把诗的面貌弄得粗俗不堪，甚至不惜进行大胆妄为、惊世骇俗的自我亵渎（如李亚伟公然宣称自己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这实际上传达了“莽汉们”担心被历史抛弃的某种绝望心态。
李亚伟曾在一首诗中发出过这样的吁求：“也许，历史是不断建造的长城/我以砖头的身份，一张严峻的方脸/加入进去，若干年后/我将用低沉的声音从苔藓里说：‘我们需要研究’”（《低音变奏》）。这种诗性表述的“研究”吁求，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表征了“第三代”诗人心理结构及精神面貌本身所具有的复杂程度。这种复杂程度通过他们的作品文本（即“第三代”诗歌）全面地反映出来。无论怎么说，“第三代诗歌”都是特定时代语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群体心理综合作用的精神产物，是一代心灵敏感的青年人精神状态的时代标志。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