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反思文学”对右派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认
——以《天云山传奇》、《灵与肉》、《芙蓉镇》为例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现代中国汉语文学，按照现行各种版本的文学史的通行说法，基本上都属于“反思文学”的范畴。“反思文学”历来是学界对“文革”结束以后、乍暖还寒的早春——新时期初期涌现出的一种以绝对敏锐的艺术眼光来重拾历史记忆、反思民族创伤的文学现象的赞誉之辞；我并不否认“反思文学”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对剖析人物的命运遭际和人生抉择做出的前瞻性努力，但通过对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清明》1979年第1期）、张贤亮的《灵与肉》（《朔方》1980年第9期）、古华的《芙蓉镇》（《当代》1981年第1期）的再解读后发现，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都完成了对右派知识分子几经沉浮的人生遭际的生动演绎，为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确认提供了鲜活的标本。因此，正确界定这些文本中右派知识分子主人公的社会身份，直接关系到对“反思文学”（包括稍前出现的、对伤痕的展示和苦难的叙说的“伤痕文学”）的艺术审美规范和政治自觉意识的重新考量，从而加深对这一阶段的文学性质的深刻认识。
一、面对历史：苦难反思与道德拯救的二律背反
重新审视“反思文学”这一文学现象，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它所产生的历史原因进行深刻的背景分析。“文革”结束之时，百废待兴，国人大多还处于一片迷茫之中。作为时代先锋的文艺家们已纷纷开始借反思途径重返社会中心，并着手重建知识分子的言说权力。因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1956）被错划“右派”的王蒙、以独幕话剧剧本《归来》（1956）成名但后来被迫中断创作的鲁彦周、因长诗《大风歌》（1957）获列“右派”的张贤亮以及当时的文学青年古华等人，在“向前看”的想象性抚慰下，与时俱进地在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家的个体精神诉求和观众的艺术审美期待中实现空前结盟，用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展现了特定时代语境下的社会历史变迁和政治文化生态。正如汪晖分析谢晋的政治伦理情节剧时所说，此时的文艺家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处境和基本姿态：“既需要面对悲剧性的历史，又需要提供历史延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1]如此一来，就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反思文学”对“文革”灾难的揭露、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往往带有极为明显的道德理想色彩和意识形态倾向。
在对“反思文学”的一些代表作品再解读时，右派知识分子主人公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凭借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忠诚就容忍和消解了从1957年夏天到1978年冬天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受难经历。《灵与肉》中的许灵均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无产阶级革命大家庭放逐，发配西北牧场劳动教养长达二十多年后才被“摘帽”，这场悲剧用“相信群众相信党”的说法就合理化解了。《芙蓉镇》中的秦书田，因搜集、改编农村“哭嫁”歌曲《喜歌堂》被定性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因和所谓的“富农婆”申请登记结婚而遭遇多年铁窗生涯，仅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这种自我暗示就清算了过去的种种不公。显然，这些右派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给予的罪与罚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道德拯救的姿态。值得指出的是：对苦难历史的反思和动用道德感情来拯救人格的畸变这两者构成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李泽厚就曾经谈到“讲历史和感情各有价值，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在历史层面上，以感情代替历史，代替政治，就会出现反理性判断，造成对历史运动的破坏；在感情层面上，则相反，如果以历史以政治取代感情，就会扑灭感情，取消感情”[2]。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儒学/儒教有着启蒙功用和现实指向，这是中国的人文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是“志于道”（《论语·述而》）的，其生命意志和人格形式都是围绕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这一“八条目”，由“内圣”走向“外王”（这一语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但并不妨碍成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命题），内心深处大都有着“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使命与梦想。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的“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到战国时期屈原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到杜甫“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再到晚清以来实学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人生而艺术”的启蒙主义和新时期的道德理想主义新启蒙，无一不是在这种立身行事原则和价值事功观念的牵引下前行。可以这么来界定，儒家的人格理想就是要求主体通过自我救渡、自我调适的方式进行道德修养，进而实现人格提升。传统文化道德绝对化、理想神圣化的伦理本位的特点，坚定了在中国实施道德拯救的信心。这种超越当下可感的现存状态的道德拯救策略，强调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人格操守的设想标杆，并以浪漫主义唤醒人们过着类似宗教信仰的、有意义的精神生活。在此，“理想不是某种更高的范本，它不可能表现为某个范本，它不是有界的无限而是无界的无限”[3]。理想无边，但道德这一精神高地需有边界，并不是至上的。道德并非万能，道德的问题用道德的方式来解决，体制的问题呢？说到底，还得靠历史理性支撑下的、对体制本身的调适和整合而非道德的力量。
从面对历史的维度来看，“反思文学”呈现出苦难反思与道德拯救的二律背反。道德的感召和拯救，已经沦为一种空洞的所指，蜕变成为知识分子一种自我保护策略。这种同时容纳对历史的反思与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下的道德拯救这一策略本身即是对传统的“入世”观念的思想认同。古老中国士文化的精神基因，也在反思的时代口号遮蔽下得以复活。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小说中的右派知识分子试图以道德伦理规范的感召来代替对民主氛围的稀缺、主体意识的失落种种问题的理性反思，这也就再次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主体。对此，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去重新做出符合历史本貌的正确界说。
二、面对现实：主体建构与民粹诉求的二元对立
接下来，我们来观照小说中右派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态度。
《天云山传奇》是比较早地直面“反右”扩大化的题材，小说通过三位知识女性的视域（宋薇的内心追忆、冯晴岚的书信述说和周瑜贞的直观感知）来把男主人公罗群描述成“纯真得像水晶，又热烈得像火”“值得尊敬的可爱的人”，一个理性和激情的诗意的化身。在担任天云山综合考察队政委期间，他注重独立思考、善待知识分子，作风和气派和前任政委吴遥这样的工农干部完全不同。虽然后来经历了右派“戴帽”、女友断交、劳动改造等人生的挫折和坎坷，但他仍然相信政治的逻辑：“有人把我开除了，但是我认为革命没有开除我，人民没有开除我，我自己更没有开除我自己。”“个人遭遇算不了什么。问题是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再也经不起挫折了。”在物质极端匮乏的乡村生活条件下，罗群一直都在思考着从天云山建设与开发到农村调查、科技与中国等现实问题，并留下大量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著述。冤案平反后，他进入了权力中心，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天云山特区党委书记。作为个体的罗群，最终重新获得话语权力和启蒙者身份，从而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略微细心的读者或许能留意到，罗群这一人物形象，实际上既是鲁迅先生指称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中国的脊梁”, [4]又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人士大夫的现代版本。
如果说罗群面对现实更多地停留在理想主义层面，民粹诉求还没那么明显，那么《灵与肉》中的许灵均、《芙蓉镇》中的秦书田在面对现实处境时则明显存在主体建构和民粹诉求的二元对立。
“反右”运动开始后，资产阶级家庭的弃儿许灵均首当其冲成了右派，发配祁连山牧区当牧马人。他曾因自己的家庭出身苦恼、绝望。在与董大爷夫妇、郭子等敕勒川的牧民们尤其是与养什么成什么的妻子李秀芝相处中，许灵均“好像融化在这群质朴的人中”。因“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意识，他宁愿定居牧场也不愿远赴美国继承父业，这就直接形成了许灵均本人对于知识精英的主观消解。透过小说情节不难理解，家庭出身问题已经成为许灵均的原罪。这种原罪意识让他在乡村生活的透明、草根道德的纯美中，把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潜在地作为一个理想的“他者”对待，在与民众的比照中否定自身，从而生发出认同民众、崇拜民众的民粹立场。
秦书田，真诚、坚毅，内心深处对生活充满热爱。他把书写标语看作是练书法；把泥塑“狗像”当成“艺术性劳动”；还能把扫街动作改编成华尔兹，苦中作乐。小说结尾处呈现的是没完没了的政治风波过后，秦书田和众乡亲已经恢复了平和、安宁的生活。历尽劫难之后，已是县文化馆副馆长的他，又重回到芙蓉镇搜集民歌。这种难以割舍的和底层民众的血缘联系是耐人寻味的：既表现出秦书田这一“老右派”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疏离与顺从的悖论姿态，又分明地流露出一种民粹指向。
不容忽视的是，与精英主义相对立的民粹思想在中国从未真正浮出历史地表。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这种民粹诉求却在隐形层面如影随形地出现。从蔡元培高喊“劳工神圣”口号、李大钊欢呼“庶民的胜利”，到毛泽东“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言说以及“文革”期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都是唤醒知识分子对人民的认同与眷恋的典型表现。熟悉现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并且明显偏重于“教育”和“改造”。1957年3月，毛泽东突破了195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给知识分子做出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5]的定性表述，提出了划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标准”。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 “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6]正如费正清先生指出的，对于知识分子，“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农民的态度，不是充满善意和宽宏大量的。相反，倒是有一种报复性的、反对知识分子情绪，似乎表达了一种世代积累下来对少数上等人的仇视”[7]。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想获得明确的身份，只有经由匿名的“人民大众”这条路径，别无他途。因而，“城里人反而被下放到农村以变得无产阶级化，并向农民学习有关斗争、努力劳动和生活朴素的‘无产阶级美德’”[8]。这种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关系的复杂矛盾和微妙变动，直接导致了小说中的右派知识分子在自身主体建构上，“相信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和无知识者的创造性和超卓的道德价值”, “在平民百姓淳朴而智慧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比受教育者和较高社会阶层更高尚的美德”。[9]这种精神向乡土皈依，试图从农业文明和民间社会中寻找精神资源的思路，其实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对知识分子启蒙使命的逃避，最终都无法超脱个人的经验表述与政治文化语境，只能在维护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和超越并否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的纠结中两极游走，以理想主义的乐观情怀和民粹主义的隐性诉求完成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
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摆脱群体性、目的性和工具性的束缚，不再沦为丧失了自我的附庸，才能真正地回归其独立的本体。这些刻画右派知识分子的小说文本，因其作家本人由“诗人”到“战士”的身份置换，决定了社会职责由“艺术”到“政治”的角色错位，这就导致了作家对右派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精神品格做了极为大胆的艺术处理，进而深刻地反映了反思文学审美规范的历史独特性。这一点，我们同样需要有清醒的批判理性与足够的思想认识。
三、面对自身：时代精英与落难书生的双重身份
纵观“反思文学”中右派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命运遭际，他们无一例外经历了时代精英和落难书生的双重身份。罗群，有着烈士后代的身份和延安保育院长大、苏联学习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根正苗红、意气风发的少壮派。由于对所领导的团队实行人性化管理，并和群众打成一片；同时敢于公开反对上级一些错误的做法，这就势必对另有重用的、保守得只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任政委吴遥造成压抑，势必被吴遥嫉恨、视为异端。因此，罗群后来毫无悬念地成为右派，被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深爱的女朋友宋薇也在吴遥代表的组织的压力下与之分道扬镳。许灵均，少年丧母，由弃子变成了孤儿。在党的关怀下，他长大成人，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后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定为右派。秦书田，本是县文化馆的编导，却一步步沦为“老右派”，还遭受牢狱之苦。从时代精英到落魄书生这一社会角色的骤然转变，不由地促使我们去观照这些右派知识分子在自身社会身份发生巨变时的应对方式。
我们看到，罗群并没有因和宋薇这段“没有婚姻的爱情”非正常结束而太过消极，他的生命意志中始终有一个道德理想在支撑着他。当高烧不能动弹时，曾经的战友、自愿留下当乡村小学教员的知识女性冯晴岚在风雪之中用大车把他艰难地拉到自己工作的小学，组成了一个“家”。与其说他们是恩爱夫妻，倒不如说是革命伴侣。冯晴岚用近乎母爱的温情多年抚慰着“受伤”的罗群；而就在罗群平反之时，她却“油尽灯枯”了。许灵均的生命中也有一个重要的女人：李秀芝。茫茫大草原，许灵均和李秀芝，一个是政治上的穷途，一个是经济上的末路，因为共同的命运，两人先结婚后恋爱了。李秀芝的存在，让许灵均的日常生活有了亮色。“文革”结束后，许灵均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当接受农场交付的500元“补助”（实际上是“国家赔偿金”）时，他不禁痛哭流涕。李秀芝的态度则早已鲜明：“我们清清他爹可是个老实巴交的下苦人。……要是欺负这样的人，真是作孽，二辈子都要背时！”
现在，我们以《芙蓉镇》中的秦书田来做个案分析。在镇上出了名的“豆腐西施”胡玉音的婚礼上导演的《喜歌堂》歌舞现场表演会，成为他后来获罪的证据。在开除归乡、监督劳改的日子里，秦书田忍受了长期的不公正待遇，被“斗油了，斗臭斗滑了”：请求将“右派分子”换成“坏分子”，自编自唱《五类分子之歌》；批斗大会上，在被人推倒之前，自己先跪下来；为了吃上一碗饭这样基本的生理需求，众目睽睽之下，跳起了“黑鬼舞”。后来和同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胡玉音每天凌晨都在阴冷的小街上扫地，因为同病相怜，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秦书田去申请登记结婚时，已是公社书记的“运动根子”王秋赦大怒。其实，王秋赦对胡玉音早有所垂涎，于是借口黑五类不能婚娶予以拒绝，秦书田忙说：“我们、我们总还算是人呀！再坏再黑也是个人……就算不是人，算鸡公、鸡婆，雄鹅、雌鹅，也不能禁它们婚配呀！”当王秋赦得知两人已经“有了那回事了”时，他们便获刑了。“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就这么一句朴素得有些原始的话，成了他这个落魄书生的生存信念。也正是胡玉音的“以肉救灵”、孕育了下一代，秦书田才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以至“郎心挂在妹心头”。与其说秦是胡的“心伴”，不如反过来描述。事实上，胡玉音的情感表达早已超越了传统“村姑”的行为规范，明显表现出风情“佳人”所特有的人格气质。许子东在评析50篇“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时，曾指出对落难男主人公实施拯救的女人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不是纯真少女，而是有一定经历的风情少妇（外貌可以风情万种，内心却必须清纯）；第二是身处下层民间社会，文化不高，但属于群众（人民）之一分子。”[10]诚哉斯言！
实际上，《天云山传奇》《灵与肉》同样套用了新、老“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罗群、许灵均也是落难书生被女性给予的爱情所拯救，只是细节有所差异罢了！
语境决定意义。一部艺术品的真正价值，“不是由艺术本身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历史环境”。[11]“反思文学”的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审美意义，而是以其绝对敏锐的艺术眼光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真实地再现了右派知识分子深陷苦难反思与道德拯救、主体建构与民粹诉求、时代精英与落难书生这样三重矛盾中的思想尴尬，这无疑给我们留下了颇带感伤色彩的反思空间。
参考文献：
[1]汪晖．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谢晋电影分析[J]．电影艺术，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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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8.
[5]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M]∥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2.
[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M]∥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73,279.
[7]〔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M]．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351.
[8]〔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M]∥田松年，译，萧延中．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在历史的天平上．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79.
[9]〔美〕爱德华·A·希尔斯．知识分子的传统[M]∥王增进，编译．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2.
[10]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95.
[11]〔德〕T·W·阿多诺．艺术与社会（节选）[M]∥汪正龙．文学理论研究导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16.
原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