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附录
顿河彼岸之战[230]
索封尼
关于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和他的兄弟符拉季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公战胜敌酋——沙皇马麦[231]的故事
都聚集来吧，罗斯的兄弟、朋友和健儿们，让我们缀词联句，欢娱罗斯大地，将悲伤抛给归西姆[232]所有的东方国家，我们宣布战胜了邪恶的马麦，并给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和他的兄弟符拉季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公[233]以颂扬。如此，我们说道：“弟兄们，我们还是用赞美的语言、当代叙事的语言来讲述关于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和他的兄弟符拉季米尔公——神圣的基辅大公符拉季米尔的曾孙们的远征故事吧。我们要讲述那确曾发生过的事情。但我们的思想在大地上奔驰，回忆着最初的那些年代，我们歌颂先知鲍扬——基辅灵巧的古斯里歌手。”
犹如那位曾用自己灵巧的手指拨弄活的琴弦，向罗斯的王公们——基辅第一位大公伊戈尔·留里科维奇、大公符拉季米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大公雅罗斯拉夫·符拉季米罗维奇唱出了赞歌的先知鲍扬，我们也要以赞歌和古斯里琴弦的暴风雨般滚滚轰鸣，给那些王公们的曾孙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和他的兄弟符拉季米尔·安德列耶维奇以颂扬，因为他们有勇敢的精神，有保卫罗斯土地和基督徒信仰的热望。因为他们的刚勇武装了理智，并用刚勇燃烧起自己的雄心，于是这两位王公充满战斗精神，征集了罗斯国土上所有骁勇的军队，缅怀着自己的曾祖基辅大公符拉季米尔。
哦，云雀，你欢乐日子的慰藉啊！请飞上蔚蓝的天空，一瞧雄壮的莫斯科城，并向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和他的兄弟符拉季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公唱一支颂歌吧！
那不是暴风雨将苍鹰从扎列斯基土地[234]吹往波洛夫的原野！战马在莫斯科长嘶，颂歌响彻整个的罗斯国土。号角在科洛姆纳[235]吹奏，战鼓在谢尔普霍夫敲响，军旗在大顿河的陡岸上飘扬。市民会议的洪钟在大诺夫戈罗德轰鸣；诺夫戈罗德的健儿们伫立在圣·索菲亚教堂前谈论着：“弟兄们，我们确已来不及援助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
仿佛是山鹰从整个北方飞来。那飞来的不是山鹰，而是罗斯所有的王公们奔向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和他的兄弟符拉季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公，他们说道：“我们的主爷，伟大的王公！邪恶的鞑靼人践踏了我们的田野，夺取了我们的领地，驻扎在顿河与第聂伯河间的美恰河[236]上。我们的主爷，让我们去夺取那湍急的顿河……为了保卫罗斯土地和基督徒的信仰，我们要在战斗中考验自己的勇敢的战士。”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对他们说：“弟兄们和罗斯的王公们！要知道，我们同出于一个家族——基辅大公符拉季米尔。我们生来不是受山鹰、白隼、黑色的乌鸦、邪恶的马麦欺侮的！”
哦，夜莺，你夏天的飞鸟啊！但愿你以自己婉转的歌喉向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和他的兄弟符拉季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和立陶宛奥里格尔陀维奇两兄弟——安德列和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以及德米特里·伏林[237]唱一支颂歌吧。因为他们都是自己国土的勇敢的儿子、战斗里的鹰隼、有经验的统帅。在立陶宛的国土上，他们：在号声中诞生，在头盔下长大，用长矛的利刃进餐。
安德列·奥里格尔陀维奇对自己的兄弟德米特里说：“我们两个都是奥里格尔得的儿子，盖季明的孙子，斯科尔季米尔的曾孙。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召集勇敢的立陶宛武士们、大胆的勇士们，让我们都跨上自己快捷的战马，去一瞧那湍急的顿河，兄弟啊，我们要用自己的头盔掬饮湍急的顿河水，我们要在鞑靼人的头盔上试炼自己的立陶宛宝剑，在回教徒的环甲上考验那德意志的长矛。”
德米特里回答说：“安德列，我的兄弟，为了罗斯土地，为了基督徒的信仰，为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的耻辱，我们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因为，我的兄弟，石城莫斯科已在咚咚地敲打，轰轰地雷鸣。但是，兄弟，那不是咚咚地敲打，也不是轰轰地雷鸣。而那在敲打的，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的强大军队，那在雷鸣的，是身披铠甲、手执盾牌的罗斯勇士们。安德列，我的兄弟，请鞴起自己快捷的战马，而我的马早已先你而披鞍待发。我的兄弟，让我们到郊野去检阅自己的军队吧。同我们在一起的，是七千名紧扎铠甲而又十分骁勇的立陶宛战士。”
阵阵狂风从海上吹来，大片大片的乌云涌向顿河与第聂伯河的河口，逼向罗斯土地；血的朝霞从云朵里出现，蓝色的闪电在乌云中跃动。击打和巨大的雷声将在顿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将在涅普里亚德瓦河[238]上轰响，尸体将倒在库利科沃平原，鲜血将洒在涅普里亚德瓦河上。
大车辚辚，在顿河与第聂伯之间响个不停，鞑靼人正向罗斯土地前进。一群群灰狼从顿河与第聂伯的河口跑拢来，在美恰河上驻足，它们嗥叫着，想要侵入罗斯国土。那不是灰狼，而是邪恶的鞑靼人来了——他们想用战争横扫整个的罗斯国土。
这时候，大雁在美恰河上嘎嘎地鸣叫，天鹅用翅膀拍溅水花。那不是大雁在嘎嘎地鸣叫，也不是天鹅用翅膀拍溅水花：这是邪恶的马麦率领自己的军队，侵入了罗斯国家。预感到鞑靼人的覆灭，飞鸟在云端翱翔，乌鸦在高声噪聒，寒鸦操着自己的言语，山鹰尖声呖呖，而狼在凄厉地哀嚎，狐狸对着尸体狺狺狂吠。
啊，罗斯的国土，你已落在岗丘的那边！
苍鹰和白隼、白湖上的鹞鹰，已经从金色的栖架上挣脱，从石城莫斯科飞上蔚蓝的天空，它们在湍急的顿河上鸣响镀金的洪钟，它们想要痛击那一群群大雁和天鹅，而罗斯英雄的勇士们则要歼击那邪恶的沙皇马麦的大军。
这时候，大公踏上了金镫，右手握住宝剑。
明丽的太阳在东方照耀，给他指示着前进的道路……
我听到了，那是什么声音？黎明前，那是什么在喊叫，什么在轰动？符拉季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公在整编、选拔自己的军队，并率领他们向大顿河进攻。他对自己的兄弟说：“大公，不要向鞑靼人屈膝！因为那些邪恶的人践踏了我们的田野，夺取了我们的领地。”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对他说：“我的兄弟，符拉季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公，我同你是兄弟，我们有久经锻炼的将军，我们有经验丰富的武士，我们胯下的战马快捷无比，我们身披镀金的铠甲，我们还有彻尔卡斯的头盔，莫斯科的盾牌，德意志的长矛，意大利的缨枪，上等的宝剑，而道路我们熟悉，渡口已经建立，战士们满怀热望要为罗斯国土和基督徒的信仰捐献自己的身躯。我们的旗帜飘扬着，在为自己寻求光荣和荣誉。”
瞧，这是苍鹰和白隼、白湖上的鹞鹰在迅捷地飞渡顿河，并痛击那一群群的大雁和天鹅。那是罗斯健儿们遭遇到鞑靼的强大的军队。在库利科沃平原，在涅普里亚德瓦河上，钢矛挺刺着鞑靼人的铠甲；宝剑劈击着回教徒的头盔，发出铿铿的声响。
马蹄下的土地是黑色的，田野种满了鞑靼人的尸骨，而又为鲜血所浇灌。大军在战斗中会合，他们踏破了丘陵和草地；搅浑了江河和湖泊；枭妖[239]在罗斯的土地上高声啼叫，好让各地都能听清；威名远震铁门[240]、罗马、沿海的卡法[241]和蒂尔诺夫，而为了对罗斯王公们表示祝贺，又由这里传到君士坦丁堡：伟大的罗斯在库利科沃平原战胜了马麦啊！
这时候，可怖的乌云紧紧地密集，闪电时时在云层中跃动，巨大的雷声殷殷轰鸣。那是罗斯的健儿为了翦雪国耻已与邪恶的鞑靼人战场相逢。罗斯战士们身上镀金的铠甲闪耀着。罗斯王公们的钢剑劈击着回教徒的头盔，铿然有声。
那不是原牛在库利科沃平原哞哞嚎叫，而是被击溃的罗斯王公们，大公的大贵族和将军们，以及白湖的王公们在大顿河畔的呼号。在这里被鞑靼人斫杀的有费多尔·谢苗诺维奇、季莫菲·瓦卢耶维奇、谢苗·米哈伊洛维奇、米库拉·瓦西里维奇、安德列·谢尔基佐维奇、米哈伊洛·伊万诺维奇，以及其他众多的武士们。他们都被斫死，陈尸在顿河岸上。
修道士佩列斯维特[242]——这个布良斯克的大贵族，被带至他注定要死的地方。于是佩列斯维特对修道士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说道：“与其被邪恶的人俘获，还不如就此战死！”
佩列斯维特跨上快捷的战马，他发出的呼啸声隔断了田野，他那镀金的铠甲闪闪发光。
佩列斯维特说道：“我的兄弟，现在年老的变年轻，年轻的获得荣誉，勇敢的人能一试自己的臂力，那该有多荣幸！”
他的兄弟奥斯利亚比亚修道士说：“我的兄弟佩列斯维特，我看见你身上的伤势很重，你的头颅将落在羽茅草丛，我的儿子雅可夫也会躺在库利科沃平原青青的羽茅草中。你们将为基督徒的信仰，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的耻辱而牺牲。”
这时候，在顿河沿岸的梁赞的土地上，早已听不见农夫和牧人的声音；只有乌鸦大声啼叫着，杜鹃咕咕地悲啼着，向战死者的尸体飞去。目睹周围的情景，真是又可怕、又惨凄，因为青草被鲜血浇灌，树木悲伤地垂向大地。
所有的飞鸟都唱起了悲哀的歌，一切战死的王公、贵族和将军们的妻子都伤心地痛哭失声。
米库拉的妻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大清早就在莫斯科河上，在城寨的高墙上哭泣，她说道：“我的顿河啊，你湍急的大河！我的顿河啊，你凿穿了山山岭岭，你流入波洛夫的土地，请你用自己的波涛把我的夫君米库拉·瓦西里耶维奇送回来吧！”
而费多西娅，季莫菲·瓦卢耶维奇的妻子，是这样哭诉：“我已在光荣的莫斯科城中失去了我的欢乐，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夫君季莫菲·瓦卢耶维奇还活在人世！”
安德列的妻子玛丽亚和米哈伊洛的妻子阿克西尼娅，也在大清早失声痛哭：“在我们俩看来，太阳在光荣的莫斯科城中已经暗淡无光。带着巨大的悲痛，从湍急的顿河传来关于我们亲人的消息。罗斯的勇士们在上帝指定的地方库利科沃平原，从自己快捷的战马上落地！”
枭妖在鞑靼人的马刀下高声啼叫，罗斯遍体鳞伤的壮士们不断地呻吟。
大清早，花鸡在科洛姆纳城寨的高墙上唱着忧郁的歌。那不是花鸡大清早在唱忧郁的歌，而是科洛姆纳的女人们在哭泣，她们这样说：“莫斯科啊，莫斯科，你湍急的河，为什么你用自己的波涛把我们的丈夫从我们身边载去，送往波洛夫的土地？”
她们这样说道：“大公爷啊，你是不是能用木桨把第聂伯河隔断，用头盔把顿河淘干，用鞑靼人的尸体把美恰河拦腰堵住呢？大公啊，请紧锁奥卡河的大门，使那些邪恶的人再也不来侵犯我们，因为我们的丈夫已经在战斗中历尽艰辛！”
符拉季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公率同德米特里·伏林涅茨拍马向前，他们率领七万武士从右翼直趋邪恶的马麦。德米特里追逐着邪恶人的军队，他那金色的头盔闪闪发光。钢剑劈在回教徒的头盔上，铿铿作响。
符拉季米尔对大公说道：“我的兄弟，德米特里公啊，在这艰难的时刻，你是我们的一面铁的盾牌。挺住啊，大公！对于凶恶的敌人，你和你的大军要寸土不让，毫不留情。因为那邪恶的人们践踏了我们的田野，屠杀了我们勇敢的武士。因为，我的兄弟啊，看到基督教徒在流血，实在叫人心疼。”
德米特里公对自己的大贵族们说道：“大贵族和将军弟兄们，大贵族的子弟们！这里对你们，弟兄们，不是莫斯科的蜂蜜甜酒和享有荣誉的地方。你们在这里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妻子获得一个立足之地。这里，年老的人要变年轻，而年轻的人，要为自己争得荣誉。”
于是，仿佛是苍鹰飞渡湍急的顿河。那不是苍鹰飞渡湍急的顿河，而是德米特里公率领自己全部的军队，浩浩荡荡驰向顿河。
德米特里说道：“我的兄弟，符拉季米尔公，现在让我们按尊卑长幼来干一杯蜜酒吧。这样，兄弟，我们便可以率领自己的劲旅直趋那邪恶人的军队。”
大公的军队发起了进攻。钢剑劈在回教徒的头盔上铿铿轰鸣，鞑靼人用手抱着自己的头顶。
这时候，邪恶的人们慌慌张张向后退去……旌旗猎猎地响，邪恶的人们在逃奔。罗斯健儿的呐喊响彻辽阔的原野，他们那镀金的铠甲照亮茫茫大地。因为原牛已经起来保卫自己！
这时候，邪恶的军队在德米特里的有力打击下掉转身去，在绝望中仓皇逃遁。他们的王公纷纷滚下马来，鞑靼人陈尸遍野，血流成河。邪恶的人们向四方溃散，沿着榛莽丛生的道路逃往海边。他们咬牙切齿，撕破自己的脸皮，说什么：“弟兄们，我们只能流落异乡，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儿女，再也不能抚爱自己的娇妻，而我们只有吻这青青的草地。我们再也不向罗斯进军，再也得不到罗斯王公们的贡品！”
鞑靼人的土地开始呻吟了，它为灾难和忧愁所笼罩。他们的沙皇觊觎罗斯土地的野心和狂傲无礼不见了，他们的欢乐消失了。罗斯健儿们把鞑靼的绣花布匹、战马和铠甲、犍牛和骆驼、酒、糖和珠宝都取了来，运到自己的妻子那里去。罗斯妇女们哗哗掂响着鞑靼人的黄金。欢乐充溢着罗斯大地，罗斯的光荣至高无上……枭妖被掼倒在地，到处传闻着对大公的恐惧。
射吧，大公，射向所有的土地！射吧，大公，同自己勇敢的武士们向那邪恶的回教徒马麦射去！
保卫罗斯的土地，保卫基督徒的信仰！
邪恶的人们丢盔卸甲，他们的头在罗斯的利剑下纷纷落地。他们的号角喑哑，他们的语言悲凄。
邪恶的马麦像一只灰狼，他离开自己的武士们来到了卡法城。意大利人对他说：“邪恶的马麦，你为什么蓄意要侵犯罗斯土地？因此，罗斯军队才把你打得溃不成军。你有哪一点像沙皇拔都呢。沙皇拔都曾统领大军四十万，从东到西，长驱直入，征服了整个罗斯。而上帝却为了我们的罪孽而惩戒了罗斯土地。沙皇马麦啊，而你到罗斯国土，则带领大军无数，将军就有九个，王公七十员。如今却只有九人同你逃到海边，你就是不愿同战死者在平原过冬啊。难道罗斯王公们慢待了你吗？你身边竟没有一个王公和将军。你在库利科沃平原的羽茅草上是不是酒还没有喝够呢？滚开吧，马麦，就像你离开罗斯国土时那样……”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同自己的兄弟符拉季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公和其他幸存的将军们一起出现在涅普里亚德瓦河畔库利科沃平原和尸骨成山的战场上。我的兄弟啊，当你看到基督徒的尸体像一堆堆草垛似的横陈在那里，便感到无限的恐惧和悲伤。而顿河里的血一直流了三天啊。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说道：“弟兄们，清点一下吧，看我们牺牲了多少将军，战死了多少青年。”
这时候，莫斯科大贵族米哈伊洛·亚历山德罗维奇对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公说道：“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陛下！我们阵亡了四十名莫斯科大贵族、十二名白湖大公、三十名诺夫戈罗德地方长官、二十名科洛姆纳大贵族、四十名谢尔普霍夫大贵族、三十名立陶宛地主、二十名别列雅斯拉夫大贵族、二十五名科斯特罗姆大贵族、三十五名符拉季米尔大贵族、八名苏兹达尔大贵族、四十名穆罗姆大贵族、七十名梁赞大贵族、三十四名罗斯托夫大贵族、二十三名德米特罗夫大贵族、六十名马扎伊大贵族、三十名兹维尼戈罗德大贵族、十五名乌格利奇大贵族。而被不信神的马麦斫伤的，有二十五万人。上帝宽恕罗斯国土，而鞑靼人则死了无计其数。”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对阵亡将士们说道：“大贵族弟兄们，大公们，大贵族的子弟们！这就是命运给你们指定的地方——在顿河与第聂伯之间，在涅普里亚德瓦河畔库利科沃的平原上。为了神圣的教堂，为了罗斯的土地和基督徒的信仰，你们抛下了自己的头颅。兄弟们，宽恕我吧，在今世和将来都为我们祝福吧！
“符拉季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公，我的兄弟，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土地，光荣的莫斯科城去，我的兄弟，让我们登上大公的宝座。兄弟啊，我们已经获得了光荣和荣誉。”
光荣归于我们的上帝！
《伊戈尔远征记》漫笔
如所周知，《伊戈尔远征记》是俄罗斯古代文学的杰作，俄国诗坛的瑰宝，一向被称为史诗。它是今天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所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它不仅是俄罗斯古代文学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作为俄罗斯文学主要特征的爱国主义的辉煌表现。因此，它在前苏联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远征记》自一一八七年著录成书，到现在已经整整八百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它的兴趣不仅没有减退，且有于今为烈之势。一部篇幅仅有六七百行的小小作品，竟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原因究竟何在？概括起来说，这是因为它浸透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充满对祖国无比深沉的爱，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它的艺术形式同其思想内容和谐一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本身就有着完美的艺术感染力。
这部史诗是著名考古学家、文物收藏家穆辛—普希金于一七九五年通过他的代理人在雅罗斯拉夫尔的救主寺发现的。这是一部手抄的古代文集中的一篇。这种十一二世纪的手抄本，在前苏联保存至今的只有一百种左右，而且都是用基本上摆脱了教会斯拉夫语[243]的古俄语书写的；而这种古俄语到了十三至十五世纪，便逐渐衍化为俄罗斯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穆辛—普希金发现了《远征记》，大喜过望，遂邀集自己博学多识的朋友、对古抄本研究有素的专家马利诺夫斯基、邦蒂什—卡缅斯基和著名的作家兼历史学家卡拉姆辛等共同辨识研究，终于在一八〇〇年出版了《远征记》的第一个版本，并在原文后附加译文和注释。问世后，立刻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可惜原稿却在一八一二年的莫斯科大火中烧毁。目前留下的《远征记》最古老的版本，只有当时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原稿复制本和一八〇〇年出版的印刷本。因为当时，人们对其中的一些古词语还不能辨识，或根本不理解，或不能将原稿中连书在一起的各个单词正确地分开，致使在正文中还留下不少隐晦难解甚至误解的地方。
《远征记》是一部紧密联系现实事件的富有抒情，又带政论性的艺术作品。十二世纪末，基辅罗斯已经由一个统一的国家逐渐形成一个封建割据的局面，众多的小公国兄弟阋墙、互相敌对，基辅大公统摄全局的威信日益下降，从而导致了异族的入侵。当时有一个名叫波洛夫的突厥游牧民族，早在十一世纪末就占领了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大片草原和克里米亚，并经常侵犯罗斯的南部边疆，抢劫乡村，焚烧城市，残杀百姓，破坏居民的和平生活。一一八四年，罗斯南部王公在基辅大公率领下曾联合出兵进行讨伐，并获得全胜。第二年，北方的诺夫戈罗德公伊戈尔，由于未能参加上次的征讨，为了表示自己对罗斯各王公反对波洛夫人的联盟的忠诚，便独自率领自己的亲属和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去远征，结果大败，伊戈尔等被俘，只剩下十五名战士，其余全部让河水淹死。不久伊戈尔逃回罗斯，但他的失败却给罗斯带来了新的灾难。《远征记》就是基于伊戈尔出征这一事件写成的。
《远征记》除序诗和结尾外，可分为三个篇章。首篇叙述伊戈尔远征失败后被俘和波洛夫人的入侵；第二篇描写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号召王公们团结起来保卫罗斯国土；第三篇叙述伊戈尔逃出波洛夫人的幽禁，重返祖国。但作者只是把伊戈尔远征当作引线，通过它来描绘由于国家衰微、诸侯内讧、外族入侵所引起的人民贫困的图画，同时也回忆了不久以前祖国的强盛与光荣。
史诗洋溢着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作者怀着满腔的热情描写祖国山川的壮丽与辽阔，歌颂为祖国而战的伊戈尔，但也批评他只顾追求个人荣誉，不和其他王公商量便擅自出兵的轻率行动，以致兵败后给祖国带来无穷的灾难。作者的理想人物是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强烈渴望罗斯团结统一的意愿。史诗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显然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指出：“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1856年3月5日致恩格斯的信）从而对《远征记》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远征记》一向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它不仅对俄苏文学、绘画、木刻和歌剧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它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妨先从历史典籍上看，现在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三〇七年的一个抄本，名叫《圣徒行传》。在这个抄本的最后一页有抄写人的附言，那上面就写有模仿《远征记》的词句：“内讧的种子播下了，而且芽儿已在萌动……”这说明，《远征记》从一一八七年成书之后，已经被传抄并流传开来。
深受《远征记》影响的最明显例证，是十五世纪初索封尼的《顿河彼岸之战》。这部名著无论在作品总的布局或对史料的处理上，或在作品的构思和艺术风格上，特别是在表现爱国主义激情的时候所用词汇，显然都在有意模仿《远征记》。虽然如此，《顿河彼岸之战》的文风却也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又如十六世纪的抄本《大胜马麦记》，同样也受到《远征记》的影响。在普希金和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和诗人如卡捷宁和雷列耶夫等人的作品里，我们都可以找到大量出自《远征记》的典故。此外，勃洛克在《在库里科沃平原上》里，拉夫列尼约夫及肖洛霍夫在自己的创作中，为了突出作品的艺术构思，也都援引了《远征记》中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如鲍扬、伊戈尔、符塞伏洛德、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娜等，已经成为俄苏文学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伊戈尔忠贞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这个充满诗意、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可以说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有名的妇女画廊中第一个优美的典型。
至于苏联对《远征记》的研究工作，在第一个印刷本出版以后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经久不衰。许多著名文学家、诗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都研究过《远征记》。直到目前，《远征记》已经形成一种专门学问，专门的论文不断涌现。我们中国对《红楼梦》的研究，有所谓“红学”之称，而目前就苏联对《远征记》研究所形成的势态来看，我们不妨说已经出现了“远征记学”。十八世纪学者穆辛—普希金、卡拉姆辛等人的整理、翻译、出版等工作，无疑是一项开山事业，自然应当受到后世的称颂。到了十九世纪，普希金曾专门研究过它，不仅给后人留下一份为翻译《远征记》所作准备工作的草稿，而且还为评论它的译本写过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其他如茹科夫斯基、迈科夫、梅伊、谢甫琴科、蒂钦纳等许多俄罗斯和乌克兰诗人也都翻译过《远征记》。说到十月革命后七十年来出版的新译本，那就更是难以计数了。可以这样说，没有哪一个有成就的苏联语言文学家不曾写过关于《远征记》的论著。据苏联学者估计，有关这部史诗的论著，到目前为止少说也在千种以上。根据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利哈乔夫的《〈伊戈尔远征记〉和那个时代的文化》一书附录所载，仅利哈乔夫一人有关《远征记》的学术著作就有三十九种，专论二十三篇，一般评介文章三十二篇；经他翻译的《远征记》版本就有多种，其中有韵文的，有散文的，有科学院版的，有儿童读物版的；其著述的宏富、见解的精确是苏联学术界一致公认的权威。这部史诗不仅在苏联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而且在国外也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并以其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而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承认和赞赏；有的论者甚至认为，它已经超过《罗兰之歌》和《尼伯龙根之歌》这类中世纪史诗。人们之所以如此估价的理由有三：首先，它赋有伟大的博爱精神和对于“武士荣誉”的更深刻的理解。因此，《远征记》中没有表现过那种引起无谓流血的、毫无目的的蛮勇。举起刀剑，那只是为了抵御罗斯国家的敌人、保卫自己的祖国。作者心目中只有自己的人民，只有苦于战乱的“农民”们。其次，弥漫在诗篇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表明它有着任何其他中世纪史诗所没有的深刻的政治思想性。第三，它比其他中世纪史诗更贴近生活，也就是更真实、更逼真。以《远征记》的中心思想而论，它已经超出各统治集团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表现了统括全民的情绪和愿望。它的意义已远远越过自己时代的界限。因此，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赏。
目前俄罗斯对《远征记》的研究，最棘手的是关于它的作者的问题。主要是年深日久，考证失据。在五十年代，利哈乔夫院士曾经说过：“《远征记》的作者是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亲近的人，因为他同情伊戈尔；他也可能是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亲近的人，因为他也同情斯维雅托斯拉夫；他可能是车尔尼戈夫人或基辅人。他可能是一个武士，因为他不断使用‘武士’这一概念。……《远征记》的作者也可能是罗斯劳动人民的愿望和情绪的表达者。虽然他本身大概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手工业者，而最可能还是一个武士。……《远征记》作者本人的名字，我们是无从知道了，而且任何时候也未必能够知道。直到如今，要想阐明作者姓氏的一切尝试，都无法超越最不可靠的和幻想的假定界限。”[244]
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很多，而且至今还在不断出现。但几乎仍都是一些臆测之词，并不能确指其姓名。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九七二年苏联学者雷巴科夫在《俄国编年史和〈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245]一书中，认为伊霞斯拉夫·姆斯季斯拉维奇公国的编年史作者、基辅的政治活动家大贵族彼得·鲍里斯拉维奇，就可能是《远征记》的作者。但这也只能说是雷巴科夫的设想，实际上也是一种推断，同样未提出什么有力的确凿证据。总之，关于作者的问题，恐将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
《远征记》是何时传入中国的？据苏联汉学家李福清说，一八三〇年，即清道光十年，帝俄的一个教士使团奉派到中国来，曾带来过一本《远征记》。时过一个半世纪，稽考起来可能已经不易了。就我个人所知，第一个使我们知道俄国文学中有《伊戈尔远征记》这部史诗的，是周作人，他在一九一七年写的《欧洲文学史》中对史诗有简明扼要的叙述；其次是瞿秋白，他在一九二一年写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中，也作了简要而准确的阐发。其后，我们的一些文学史家时或提及这部著作，并按照我们的习惯一般都称它为《远征记》，或叫《依鄂太子远征记》，或叫《义葛远征记》。其实按俄语书名直译过来，应叫：《关于伊戈尔远征的讲话》。我们试看《远征记》的正文，便会发现它的全部内容都采用了生动的讲话形式，这讲话是直接对那些被称为“兄弟们”的听众而发的。不仅作者，连伊戈尔的兄弟符塞伏洛德、他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也都根据自己的深切感受发表生动热情的讲话。符塞伏洛德给他那亲爱的兄弟兼战友伊戈尔讲过一番豪言壮语；雅罗斯拉夫娜哭诉着向大自然作虔诚的祝祷；而斯维雅托斯拉夫责备北方的诺夫戈罗德王公，又号召全罗斯的王公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此等等，典型而生动地体现了“讲话”这一文学样式的表现方式。
一九五四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布罗茨基主编的《俄国文学史》上卷，译者为蒋路和孙玮。这部比较翔实的教材，是使我国读者初次了解《远征记》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的第一本书，曾经对我国的俄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同年，我由于教学需要将《远征记》译成中文，并打印出来发给学生，主要是想开阔他们只靠片断引文进行赏析的狭隘眼界，使他们认识到《远征记》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真正价值。我是根据利哈乔夫院士的译文译出的，此外还参考了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〇五年的英译本。这个中译本在国内流传了三十多年，多为国内所编的文学史书所引用；但对这部史诗本身一直没有听说有什么反应。可是到了一九八二年，却就伊戈尔远征的性质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从而形成一个研究《远征记》的小小热潮。为了保存史料，也不妨略做介绍。
一九八二年，昆明师院出版的《昆明师院学报》第三期发表了刘文孝同志的一篇题为《〈伊戈尔远征记〉“爱国”辨》的文章。作者对中苏学者一向认为《远征记》是一部爱国主义作品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的主要论点是，这场战争是伊戈尔亲自挑起的。他不宣而战，很不光彩地偷袭了波洛夫人，这显然是一种侵略扩张。作者最后说：“团结并不就是‘爱国主义’。因为‘团结’有一个目的问题：是团结起来反对别人的侵略呢，还是团结起来去侵略人家？……只笼统抽象地提‘团结对敌’是不能说明‘爱国主义’的。”显然，作者刘文孝同志是把伊戈尔的远征，径直与今天的霸权主义联系起来。
自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刻引起我国俄苏文学和史学界的注意，一时议论纷纷，成为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中间的重要话题，并从而引起人们对基辅罗斯时期这一事件的浓厚兴趣。北京大学的鲍良骏同志针对刘文孝同志文章中的主要论点，写了一篇《〈伊戈尔远征记〉是爱国主义的》的论文，发表在兰州大学主编的《苏联历史》（1984年第4期）上。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罗斯人与波洛夫人的争战、史诗是否爱国主义的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使这一问题基本上得到了澄清。作者指出，苏联史学界认为，早在十一世纪南方草原波洛夫人就不断进犯和骚扰罗斯，成为罗斯安全的严重威胁。当时的波洛夫人的兵力拥有数十万之众，称霸南部草原。仅从一〇六一到一二一〇年近一百五十年间，波洛夫人对罗斯的进犯，就达四十六次之多。他们的侵扰，给罗斯造成严重的后果，基辅地区不仅人口锐减，而且广大农田也遭到破坏。有的西方史学家甚至认为，波洛夫人的入侵，乃是基辅衰落的主要原因。在罗斯人和波洛夫人之间的长达两个世纪的战争中，罗斯人自然也进行过多次的反击和征讨，但从战祸的起因看，纵观历史，真要追究“责任”的话，可以说，首先挑起事端的是波洛夫人的汗。当然，战争双方都是极其野蛮、极其残酷的，给波洛夫人带来的灾难也是严重的。但问题是，能否把罗斯王公的某一次出征，如伊戈尔的征讨波洛夫人，说成是罗斯人侵略波洛夫呢？恰恰相反，从历史的真实来看，倒不妨说，伊戈尔远征乃是出于自卫的需要。作者最后说：“《远征记》的作者强烈反对和谴责波洛夫人对罗斯的侵扰和破坏，赞扬为保卫罗斯国家而捐躯的勇士，讴歌那些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奋不顾身的人们，这同样是爱国主义思想的鲜明表现。”鲍良骏同志以确凿的史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写出的这篇文章，应该说是令人信服的。
北京大学的陆嘉玉同志也不同意刘文孝同志的论断，并由此感到我国的一些读者对《远征记》这部作品尚缺乏应有的认识，乃奋力译出了利哈乔夫院士的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的金言》。这篇论文中的一些卓越的见解和观点，代表了苏联学者在《远征记》研究方面的主流，它全面介绍了史诗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历史意义、人物形象、艺术特点，对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这部古代俄罗斯文学名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诗人李岳南也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世界诗库里的瑰宝，俗行文学中的珍珠》。它首先就这部民族史诗与民间文学的渊源关系加以论述，继而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对《远征记》中的大量拟人化艺术形象、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修辞格式和语言技巧加以赏析，使人耳目一新，颇有启迪。
伊戈尔远征波洛夫草原至今已有八百年。而这一事件之所以广为人知，并不是由于这一事件本身，而是反映这一事件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为了纪念它的八百周年，苏联文学界举行了规模宏大而又持续很久的庆祝活动。从一九八五年起，苏联报刊就陆续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和报道。苏联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邀请世界各国学者撰写论文，筹备出版大型纪念文集（罗宾逊教授主编）。莫斯科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的有关《远征记》史料的纪念展览已向群众开放，设立在雅罗斯拉夫尔救主寺中的《伊戈尔远征记》国家博物馆也已经正式开幕。全苏学者专家在雅罗斯拉夫尔举行了专题学术讨论会，各地的学术中心也都纷纷集会表示纪念。而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在莫斯科苏联作协“文学家之家”举行的关于《远征记》翻译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乃是这一庆祝活动的高潮。
出席这次讨论会的，除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五个国家的四十名代表外，还有苏联各共和国、各民族的代表三十余人。这是继一九八三年第六届苏联文学翻译家国际会晤后的第二次国际翻译讨论会。
开会前夕，首先举行了莫斯科美术界以《远征记》为题材所作绘画展出开幕式。开幕式由《民族友谊》杂志主编巴鲁兹金主持，然后由女诗人玛特维耶娃作了简短发言。这里展出了莫斯科市著名画家阿尔杰米耶夫、比斯季、卡丽塔、诺斯科夫、谢维斯托夫、哈尔拉莫夫等人的作品。
讨论会于二十一日正式开幕。由全苏纪念《伊戈尔远征记》八百周年委员会副主席、全苏作协理事会书记伊萨耶夫宣布开会。伊萨耶夫不仅是著名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他热情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并着重指出《远征记》这一古代诗篇之对苏联和世界文化的不朽意义，他衷心希望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能促进各国学者彼此经验的交流，最终使世界各地千百万读者都能看到这部优美的史诗。然后由著名学者利哈乔夫院士讲话。这位年高德劭的俄国古代文学专家说：“举世罕见的古文献，总是享有代表整个文化的荣誉的。而《伊戈尔远征记》则是十一至十二世纪以编年史、壁画和建筑为标志的基辅罗斯文化的辉煌表现。”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德米特里耶夫继而作了《十九至二十世纪〈伊戈尔远征记〉俄国译本评述》的报告。
三天紧张的讨论会，各国代表除向大会递交了各自的论文外，共有五十五人做了每人十五分钟的发言，然后便到基辅、车尔尼戈夫和雅罗斯拉夫尔等地参观。这些地方不仅是罗斯文化的发祥地，同时也是与伊戈尔远征有关的最古老的城市，所以特别引起各国代表的兴趣。
基辅被称为“俄罗斯城市之母”，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的基辅代表了罗斯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城市规模很大，别的且不说，光教堂就有四百余座，而教堂又是当时文化水平的集中体现，特别是那些大礼拜堂，如世界闻名的索菲亚大礼拜堂等，都是拜占庭—俄罗斯风格的艺术杰作。这些教堂的修建，自然是为了宗教，但也有它的世俗目的，如隆重地接见使节，签订条约，举行民众集会等。这些大礼拜堂多半是白石建筑物，由于建筑技术的高超，才能保留到今天，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杰作，实足以与西欧的著名建筑相媲美。
这些白石结构建筑物的外部，大多装饰着各种富丽堂皇的浮雕，有狮、豹、狮身鹰头兽、半人半马像、骑士等，工艺卓绝，雕刻十分精美，最让人惊叹不置的是，几乎一切大礼拜堂的内壁上都有色彩鲜艳的绘画。金色或蓝色底子的皇皇巨画，从上到下、从高高的拱顶到墙基部几乎画满了所有的墙壁。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顿时使人感到庄严瑰丽、美妙绝伦。这些绘画的内容虽然是宗教性质的，但它们却是热爱民间艺术的俄罗斯能工巧匠创作的，因此这种壁画都表现出俄罗斯民间艺术绚丽多彩、乐观向上的色调。据说车尔尼戈夫当时也有教堂三百多座，十一世纪的大救主寺至今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丰采。只是那些珍贵的壁画已为德国法西斯所毁，虽经精心修葺，也难得恢复旧观了。
此外，在各地博物馆参观时，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基辅罗斯时期的那些出土文物，如作战用的盾牌、钢制的头盔、长矛、马刀、宝剑、弓箭，以及代表当时手工艺水平的各种花体字手稿，镀有珐琅、黑银的精巧金银首饰，铁制品，骨刻，石刻，木刻等，所有这些工艺精湛的实用艺术，都在证明《远征记》时代的罗斯文化的高度水平，从而增加了人们对基辅罗斯时代文化的感性认识，并消除了西方怀疑派在人们头脑中所散布的迷雾，从而坚信史诗的真实性，坚信基辅罗斯时代文化非但不落后，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建筑艺术、首饰工艺等都还超过了西欧各国。
至于当时的语言艺术和文学发展的情况，据利哈乔夫院士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伊戈尔远征记〉和那个时代的文化》一书的论断认为，罗斯时代的书面作品，由于敌人的破坏和火灾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但是那些保留下来的少量抄本，如编年史和《远征记》等书面文学作品，已足以证明十二世纪的语言艺术和文学技巧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证明当时的文学不仅形成了流派和风格，而且人们已经有了对文学的需求和阅读的习惯。那时几乎每个城市，许多寺院，许多王公的宫廷都有自己的编年史。而当时文学异常迅速的发展，是与古罗斯语言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种语言具有简练灵活、词汇丰富多彩、富有表达能力等特点，它已能适应异常复杂的罗斯现实的需要，创造了丰富的政治、军事、技术术语，它可以充分体现出优美动人的演说技巧，传达世界和罗斯发展过程的复杂历史内容，译介欧洲中世纪的文学名著。古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反映了尚未遭到蒙古入侵破坏的古罗斯文化的高度发展水平，是那个时代俄罗斯人民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此外，在基辅参观时，还看到一八〇〇年印刷出版的《远征记》的第一个版本（苏联仅有67部）、谢甫琴科所译《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远征记》的精彩段落）、蒂钦纳译的《远征记》的手稿。
参观的最后一站是雅罗斯拉夫尔，这是罗斯托夫大公，英明的雅罗斯拉夫于十一世纪初建立的城市，也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远征记》的手稿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同时，这里还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故乡，他的故居——文学史上有名的格列什涅沃村，现今叫涅克拉索夫斯科耶的，就在离此不远的地方。据市负责人说，涅克拉索夫博物馆，不仅在市区，而且在他的乡下故居均在筹建中。代表们还参观了辉煌壮丽的先知伊利亚教堂，只见到处是灿烂夺目的壁画。画的是先知伊利亚的生平故事，这里就像俄罗斯绘画艺术的一座宝库。最后参观《远征记》手稿发现处——著名的斯巴斯寺院即所谓“救主寺”。苏联《伊戈尔远征记》国家博物馆就设在这里。参观访问的最后一个议程，即于一月三十日下午举行各国代表向博物馆赠送书籍和资料的仪式。仪式由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兼外委会主任科索鲁柯夫和博物馆负责人共同主持。我作为中国代表首先被邀发言，然后由我将诗人兼书法家柳倩同志书写的大字条幅、翻译家兼画家高莽同志和美术家张守义同志精心绘制的两幅国画一一向与会者展示，然后奉赠给博物馆，博得各国代表和来宾们的热烈掌声。
总之，三天紧张的讨论会和十多天的参观访问，使人对古代罗斯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澄清了由于自己的窳陋所形成的见识上的偏颇，尤其对《远征记》中所描写的罗斯辽阔壮丽的大自然，对《远征记》所提到的许多器物以及与人民有关的生活用品，都有了比较真实的感性认识，虽然是走马观花，但确实收获不小，可谓不虚此行。
魏荒弩
1987年初稿
1992年改定
《伊戈尔远征记》在中国
一
被中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称为“我们的导师和朋友”[246]的俄国文学，从十九世纪末便陆续地介绍到中国来。及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247]，随着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的逐渐展开，于是我们知道俄国文学史上有一颗灿烂的明珠，有一部堪与欧洲中世纪《罗兰之歌》《贝奥武甫》《尼贝龙根之歌》相媲美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
第一个将《伊戈尔远征记》介绍给我们的是周作人，他在一九一七年著的《欧洲文学史》中对史诗有简明扼要的叙述。其次，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第一个访问苏联的作家瞿秋白。他在一九二一年写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248]中写道：“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的古文，最确实而且完全可读的，要算《纪依鄂尔之役》一碑，记一一八五年依鄂尔征伐波洛夫族之役。著者大约是当时的侍卫，不但有美文的手笔，并且论述出征失败的原因，而对于王侯有所箴谏。”
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的《小说月报》（茅盾主编）第十二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上刊登的沈泽民的《俄国的叙事诗歌》，也提到了《远征记》。沈泽民是著名作家茅盾之弟，二十年代曾留学苏联；他在这篇文章里曾对《远征记》的写作年代和作者有所推断，认为它“被写成文字时期大概不是在十四世纪，就是十五世纪。这个无名的作者在开头数行中宣告他要用‘现代的体裁’——实事诗体裁——‘而不用鲍扬的体裁’的主意。可见他定是当时一个有名的诗家”。这种推断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远征记》的写作年代，多年以来国际上的学者争论很多，但它的成书断然不是在十四世纪，更不是在十五世纪。近年来经过苏联一些学者的考证，不仅问题已经明确，而且意见已渐趋一致。他们认为这部史诗是在伊戈尔事件之后不久创作的，它是根据对这一事件的崭新印象写成的，这不是关于遥远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是对当代事件的反映，而且在这种反映中使人感到作者的一颗隐隐作痛的心还在跳动。他们一般把这本书的写作时限定在一一八五至一一八九年之间，后来经过苏联著名学者利哈乔夫的考证，并提出了更有力的论据，即《远征记》的作者在列举当时还活着的王公时，指出了一一八七年死去的加里奇公雅罗斯拉夫·奥斯莫梅斯尔的名字，作者呼吁他“射死康恰克”。由此可见，《远征记》的成书当不迟于一一八七年，但是也不可能早于一一八七年。这是因为它在结尾处“歌颂”年轻的王公时，曾经提到符拉季米尔·伊戈列维奇[249]，而他正是一一八七年获释归国的。因此，不难设想，《远征记》乃写成于一一八七年。应该说，这一论断是确实可信的。
关于《远征记》作者是谁的问题，一直是个不解之谜。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国的瞿秋白第一个提出，“著者大约是当时的侍卫”；沈泽民则认为作者“定是当时一个有名的诗家”。究竟是什么人呢？似迄无定论。但近年来，苏联学者雷巴科夫根据他多年对编年史的研究，认为伊霞斯拉夫·姆斯季拉维奇公国的编年史作者，基辅的政治活动家大贵族彼得·鲍里斯拉维奇，就可能是《远征记》的作者[250]。我们认为，雷巴科夫的设想，实际上也是一种推断，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总之，关于作者的问题，正如苏联学者利哈乔夫所说：“直到如今，想要阐明作者姓氏的一切尝试，都无法超越最不可靠的和幻想的假定界限。”[251]
一九二四年，著名作家和学者郑振铎编写的《俄国文学史略》，对《远征记》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提出这样的见解：“俄国文学在启蒙时代的最初，也同别的许多国一样，包含有不少的口头传述的民众作品。这种作品，一代一代传下来，最后才写在纸上，搜集起来付印。它们的种类很多，有的是歌谣，有的是英雄故事，有的是史诗；它们的来源也很久，有一部分的诗歌与民间故事，在阿利安时代便已传述歌唱着。还有一部分是从蒙古与土耳其及其他东方诸国传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名为《依鄂太子远征记》的史诗。”[252]
无可置疑，《远征记》与俄罗斯民间诗歌有着血肉的联系，而它的作者之所以用民间诗歌形式进行创作，是因为他本人比较接近人民的缘故。因此，他在写作时所用比喻、修饰语等也都是民间口头创作中最常见的。特别应指出的是，作者所采取的那种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按其精神实质来说是与罗斯广大劳动人民极其接近的。他的作品是在外来威胁的面前热情号召罗斯团结统一，是号召罗斯人民起来保卫和平和劳动。这就是《远征记》的艺术、诗法体系同俄国民间创作紧密联系的原因所在。因此，《远征记》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口头传说、英雄歌之类，不是“一代一代传下来，最后才写在纸上”的，更不是“从蒙古与土耳其及其他东方诸国传来的”。它是事件目击者的精心创作，是一部无比完美的作品。它的艺术形式同它的思想内容的一致，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除我国老一辈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对《远征记》介绍评述外，一些从欧美介绍过来的关于俄国文学的论著也经常提到《远征记》，从而增长了我们的见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比如，贝灵在《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对《远征记》有这样的评介：“这不但是俄罗斯古代作品中顶可注意者之一，即就它来源的特性、历史的真实、叙述的灵动各方面来看，在欧洲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有些人甚至很有趣地以之与《罗兰之歌》两两对照呢。”[253]应该说，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对《远征记》的诸多评论中是比较中肯的。
又如，三十年代初曾在中国流行一时的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史》[254]，对《远征记》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美丽”而又富有“诗格”的史诗，作者特别欣赏伊戈尔的妻在城头痛哭的那个优美的情节，说它是“俄罗斯早期诗歌最好的一片”。
一九三四年，香港南国出版社出版的《红豆》第二卷第二期“世界史诗专号”，刊有默无从英文本节译的《义葛远征记》。译者在“前记”中对《远征记》做了必要的扼要介绍，盛赞这一史诗是“俄国民间文学的光辉——而且是俄国的国宝”；而在谈到史诗产生的时代背景时说道：“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中期，俄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在其也夫（基辅）。其时的上层社会，系由僧侣及武士所组成。精神文化，完全操于僧侣手里；武士以基督精神为行为之最高理想。不过，他们也还保持着未成基督教徒之前的种种观念与习惯；他们喜欢宴饮，他们喜欢行猎，他们尤其喜欢打仗。——《义葛》就是在这时候产生出来的。”至于默无的译文，则只包括《远征记》的几个精彩段落。译笔比较可信，只是它流传不广，咸不为广大读者所知。这一份不易寻得的资料，还是笔者最近才发现的。
这部英雄史诗在俄国文学史上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它不仅在苏联国内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而且还被译成了几十种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
遗憾的是，在旧中国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很难看到俄文版的《伊戈尔远征记》。即使偶然见到一些片言只语的摘引，也多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令人颇有“隔雾观花”之感，更谈不到得窥史诗的全豹了。
二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的俄苏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者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们在继承过去的光辉传统的同时，又为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整个五十年代，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在我国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中始终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很多俄国和苏联作家的文集、选集相继出版，对过去不够完备的译本，或根据原著重译，或重新加以校订，一时间形成了一个译介俄苏文学的热潮。
就在这个时期，我国的翻译工作者进一步接触到俄国的古代文学，从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七年，三年中间一连出版了三部史诗：格鲁吉亚大诗人卢斯达维里的《虎皮武士》[255]；亚美尼亚史诗《沙逊的大卫》[256]和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257]。这三部书的出版受到我国学者和读者的欢迎和重视，从而也促进了我国对俄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
笔者翻译《伊戈尔远征记》始于一九五四年，当时是出于教学的需要。所根据的原本主要是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出版、利哈乔夫院士翻译的《伊戈尔远征记》；在翻译过程中，还参考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出版、阿德里阿诺娃—佩列茨教授主编的文集《伊戈尔远征记》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一五年出版的一个英译本[258]，历时半年光景，于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将全书译完，后又经反复修订，始于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出版。这个中译本中附有苏联著名木刻家法沃尔斯基为利哈乔夫译本制作的全部插图，其中的地图和世系表是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伊戈尔远征记》复制的。全书注解共二百二十四条，多系采用原译本的注解，但也有参照其他译本的地方。最后，是译者写的一篇《译后记》，译者对史诗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历史意义、人物形象和艺术特点等，都作了力所能及的阐述和赏析。一九八三年再版时，除将《译后记》改为《译者序》外，笔者又将旧译《顿河彼岸之战》附于书末。虽然两版印数都不很多，但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史诗，毕竟在中国读者的面前展现了它的光辉全貌。
一九五七年，北京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阿·波·波戈廷的优美歌剧《伊戈尔王》的中译本，译者为陈绵和靳参。这是俄国著名作曲家波戈廷的作品首次在中国流传，因而引起我国音乐界的广泛注意。从此，我国歌唱家便唱起了“伊戈尔咏叹调”。
《远征记》中译本的出版，使我国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它的高度思想性、浓郁的抒情性和卓越的艺术技巧，正是这部俄罗斯古代文学作品至今还能强烈感染读者的原因所在。我们认为，它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那是因为：它首先赋有伟大的博爱精神和对于“武士荣誉”的更深刻的理解。因此，《远征记》中没有表现过那种引起无谓流血的、毫无目的的蛮勇。举起刀剑，那只是为了抵御俄罗斯国家的敌人、保卫祖国。作者心目中有自己的人民，有苦于战乱的“农民”们。其次，弥漫在诗篇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任何其他中世纪史诗所没有的深刻的政治思想性。同时，它比其他中世纪史诗更接近生活，它更真实、更逼真。以《远征记》的中心思想而论，它已经超出各统治集团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表现了全民的情绪和愿望。我们认为，《远征记》的意义已远远越过了自己时代的界限。所以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远征记》中译本自一九五七年在中国流传以后，它首先活跃了各高校俄国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课堂教学的气氛，开阔了学生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靠片段引文进行赏析的狭隘眼界，从而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深深认识到它正是俄罗斯文学史的真正源泉之一。于是它很快被收入高校试用教材《外国文学作品选》[259]的第一卷，作为全国各大专院校外国文学史课的辅助教材。编者选取了《远征记》中“伊戈尔远征和波洛夫人的战斗”“斯维雅托斯拉夫的金玉之言”“雅罗斯拉夫娜的哭泣”等三个精彩的段落，并在篇首“题记”中对史诗作了提纲挈领的评述：“这部史诗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作者怀着巨大的热情描写祖国山川的壮丽与辽阔，歌颂为祖国而战的伊戈尔，但也批评他只追求个人荣誉，没有和其他王公商量便擅自出兵的行动，以致兵败后给祖国带来灾难。作者的理想人物是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强烈渴望俄罗斯团结统一的意愿。”正是由于作者在史诗里体现了人民“渴望俄罗斯团结统一的意愿”，表现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和对祖国无比强烈的爱，所以才使这部篇幅不太长的作品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后来，《外国文学作品选》于一九七九年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改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广泛发行，从而扩大了《远征记》的传播和影响。
一九六四年杨周翰教授等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欧洲文学史》（上册）出版了，在其中“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一节中对《远征记》也有专门评述，持论精当，要言不烦。
一九六六年以后，由于十年内乱，我国的俄苏文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几乎完全中断。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停顿多年的外国文学的研究和出版工作。一九八〇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组编的《外国文学五十五讲》（上册）问世。该书在“中古外国文学概述”中对《远征记》的历史背景、艺术结构以及它与民间创作的关系等都作了简明的阐述。
我国于一九七八年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于一九八二年陆续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两大册。其中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的条目，简明扼要，颇能代表中国学者的一般看法。
三
《伊戈尔远征记》不仅为我国的高校师生和研究工作者所熟知，而且在我国诗人中间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他们有的对史诗极口称赞，有的甚至写成文章。比如诗人李岳南同志在研读过《远征记》以后，便写出了题为《世界诗库里的瑰宝，俗行文学中的珍珠》的专门论文。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首先对这部英雄史诗与民间文学的渊源加以论述，然后又以英雄史诗所表现的内容题材有所不同，而将世界史诗分为“创世记史诗”和“英雄史诗”，并指出前者如我国汉族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大雅·生民》和《大雅·绵》，后者如俄罗斯民族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继而，作者便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对《远征记》中的大量拟人化艺术形象加以论述和赏析。
作者写道：“雅罗斯拉夫娜满怀对远征丈夫伊戈尔的惦记和担心，站在普季夫尔的城堡上，向大风悲诉：‘你为什么让可汗们的利箭/乘起你轻盈的翅膀/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身上？’又向第聂伯河呼吁：‘你以自己的浪涛拥抱着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大摇船/直送到柯比雅克的营地。’再向太阳质问：‘为什么在那无水的草原里，你用干渴扭弯他们的弓，/用忧愁塞住了他们的箭囊？’在诗人的心目中，由于主人公身遭不幸，甚至使‘花朵同情地低下头来，/树木悲凄地垂向地面’。但是，当伊戈尔从敌人的囚禁中逃归故土的时候，在诗行中却出现了‘啄木鸟以自己的叩啄声指引通向河边的道路，/而夜莺以自己愉快的歌唱/宣告了黎明’。以上这种物的拟人化的基本构思，其源头来自万物有灵的朴素原始宗教和神话传说，例如在慕罗姆人伊利亚的传说中，就保留了许多原来的雷神配隆的神话成分。虽然在纪元十世纪末基辅大公在罗斯人民当中，大力推行基督教义，据说他曾把原来多神崇拜的雷神配隆，鞭笞了一顿沉入河中，以示独尊基督教，但是在民间仍保留了许多古老的异教礼俗、风情、节日、仪式等，这些都作为古罗斯时代云游四方的歌手、乐师、说唱艺人创作民间叙事诗、勇士歌谣及其他民间俗行文学的素材了。像《远征记》中的‘斯特里鲍格’即风神；‘卡尔娜’即号泣女神；‘热丽亚’即哭丧女神；像‘拍打着翅膀的天鹅姑娘’的形象，系采自古代罗斯民间创作中的屈辱少女的原型。从这一角度来看，《远征记》无疑是诗人的个人才能与民间集体口头创作相结合而产生出来的范例。这一‘结合’，也体现了诗人个人对传统口头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新，颇有些类似我国屈原的楚辞作品中的《九歌》《天问》和《离骚》。”
作者继而对这一观点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诗人个人才能和人民集体口头创作相结合的这一类文学作品，在我国可以称为俗文学（俗行文学），但它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同一的规律可循——即：故事情节的开展，是依照时间先后为顺序（这也不妨插入“倒叙”），往往有‘序诗’和‘煞尾’；遣词造句接近口语化，简练明快；往往借鉴民间文学中的‘夸张’‘复沓’‘设喻’‘借代’‘象征’等修辞格式和技巧，来深化主题、渲染气氛、突出形象、感人肺腑。以《远征记》为例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作者通过艺术夸张，把伊戈尔王的兄弟符塞伏洛德公描写成像古代勇士歌中的勇士，‘勇敢的野牛符塞伏洛德！……你的金盔闪耀着，你跑向哪里，/哪里就有波洛夫人的邪恶的头颅落地’。形容基辅大公的威力是‘……踏破了丘陵和山谷，/搅浑了江河和湖泊，/填平了激流和沼泽……’。‘复沓’的手法，用在描写伊戈尔的妻子惊闻丈夫战败被俘的消息，连用了三次‘大清早，雅罗斯拉夫娜在泣哭’，只是泣哭的地点有所更换而已。《远征记》中‘设喻’之处，手法更是变化多样：如‘那不是喜鹊喳喳叫：/那是戈扎克和康恰克在把伊戈尔追赶’，这是先否定然后肯定的‘迂回设喻’；又如‘人头像一捆捆庄稼铺在涅米加河畔，/人们用钢的连耞打谷，/把生命放在打谷场上，/从躯壳里将灵魂簸出’。这是‘隐喻类比’；又如借‘黑暗’来代替‘日食’，借‘未知的土地’来代替‘波洛夫草原’，借‘蓝色的海’来代替‘亚速海’。象征的用法，如‘乌云’象征进攻中的敌人，‘雷声’象征武器的击响……所有这些丰富多姿的艺术手法和修辞格式、语言技巧，不单是《远征记》，而且为世界各民族民间的俗文学所共同具备的。根据形式服务于内容的艺术规律，在俗文学、民间文学作品中，习见的那些源自口头创作的惯用语和常见手法，无非都是为了深化主题，铸造形象，提高美学价值。……《远征记》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还在于它和世界各民族的英雄歌谣、英雄史诗一样：产生它们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是一去不复返了’[260]，然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这是中国作家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对《远征记》所作的第一篇赏析文章，它不仅使我们的耳目一新，而且给予我们不少的启迪。
最近，北京大学曹靖华教授，正领衔主编一部《俄苏文学史》。参加编写者计有全国各大学俄苏文学史专家二十余人。这是我国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大型高校文科教材。这部巨著正由出版社审阅，不久便可以付印。而其中的古代部分，对《远征记》作了更加详明的介绍和述评，它肯定会在古代俄罗斯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起更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自《伊戈尔远征记》中译本问世以来，它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史诗里洋溢着的那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伊戈尔远征记》成书八百周年就要到了。虽然远征本身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真实描绘了俄罗斯人民生活画卷的伟大史诗，将永远为人们所传诵。
魏荒弩
1985年3月
附记：
为了纪念《伊戈尔远征记》成书八百周年，苏联科学院从一九八五年起就开始筹编一部大型文集。本文便是应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和文集主编鲁宾逊教授之邀而写的。这次发表，有所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