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人生瓶颈
因为这一切不是他想要的，准确地说他想要的不止这些。
在朝鲜期间，袁世凯不停地向主管他的国内领导打报告，要求回到清国温暖的怀抱，但没人理他。
没理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袁世凯的工作业绩实在太突出了。他能搞定日本人，就让他继续搞定。一来二往，袁世凯相信：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就可以在朝鲜养老了——领导赏识你，没有办法啊。
前几年我曾在一个自称是职场大师的讲座里听到这样一个观点，当时觉得很新鲜：如果你是某个部门或者某项业务的领导，工作不能做得太出色，否则你的上级就会认为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来替代你，你也就很难有再升迁的机会。
当然，这位“大师”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他只看到了表面和眼前，所以显得比较小家子气。他一定还不知道有另外一种观点：做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
既然你都是什么方面的领导了，就别老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生怕别人割了你几垄麦子。事实上当领导的不光要能力突出，扎实肯干，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放手和放权，也要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否则您很快就是袁大人的知音了。
袁世凯的苦恼正是来源于这个。由于国内方面迟迟不找人来替换他，他就只能永远待在朝鲜的职位上。
如果主管袁世凯的这位领导的记忆能力足够好，他一定能够想起袁世凯是哪年被派到朝鲜的——那是在遥远的13年前。13年！那时候的袁世凯还只有一个老婆，他满腔热血，剑在匣中鸣，他以为去朝鲜只是去打一架，顺便观个光，很快就会回来，没想到却是一张十几年的单程车票。
我爱这个地方吗？不爱。我想念家乡吗？想念。我能回到国内吗？不能。
我已经35岁了，我已经在这个穷乡僻壤服务了13年，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我在朝鲜的事业还是官职，它们都已经达到了顶峰，朝鲜国王是不会把他的王位让给我的。在这里我是老大，但是回到清国，我连上朝的资格都还没有！作为一个中年胖子，我的事业曾经辉煌过，但现在它遇到了很大的瓶颈。我需要新的舞台，我需要人生和事业的突围。我的兴趣爱好不是通商，也不是通奸，而是——带兵。去带真正的兵！除了想继续升官，袁世凯急切希望回到国内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经过30多年的洋务运动，清国的近代工业发展起来了，加上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清法战争中清国取得了军事上的实际胜利，此后朝廷也一改鸦片战争以来的懦弱之风，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和外交攻势，在国际上重振声望。这时美国刚打完南北战争不久（1865年），德国也刚完成完全的统一（1871年），全世界都在炒作“清国威胁论”，西方报纸甚至认为当时世界真正的强国只有四个——英法俄和大清帝国。
但是十几年来，袁世凯已经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在表面的繁荣和强大之下，清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内忧当然是朝政的腐败，而从外患来说，头一个威胁就是日本。他已经跟日本人打了十几年的交道，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能深切地感受到日本这个邻居的阴森与可怕。
很显然，未来的大清国需要一个有铁腕手段的军政人物，需要一种尚武之风，一种血性精神。
这就是袁世凯当年放弃科举的理由，当时他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而现在，袁世凯的感受更加强烈了。
“有些鸟儿毕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羽翼太丰满了”，袁世凯虽然不会知道《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这句经典台词，但在他看来，他就是那个拯救未来大清国的人。为了实现理想，他必须先回到国内，成为一个真正掌管兵权的将领！
袁世凯最开始的办法就是——请示。他不停地向那位主管他的领导请示报告，请求调回国。各种理由，锲而不舍，对于连一个乡试都没有考过，好歹能把字写工整的袁世凯来说，这实在是很痛苦。
1888年，袁世凯又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要求离任回国，再一次遭到无情的拒绝。从这之后，他似乎已经绝望了。不再写报告，也不再吵闹，安心地在朝鲜住了下来，找了三位姨太太，每天喝酒戏花，偶尔写个诗或者家书日记什么的，记录一下失落的心情。在一个个下着雨的早晨，袁世凯大人驻足低矮窗前，遥望帝国的方向，他想回国——可是他回不去。
袁世凯已经绝望了吗？不是的。他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亮出自己的獠牙，经常亮出的，那只是颗门牙。袁世凯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相信机会总是会有的，而这个机会是自己创造的，不能老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机会来临之前，要有恒心去等待；机会来临之时，更要有实力去抓取。
是的，时间就是牛人最好的朋友。只要平心静气，忍耐等待，上天是总有一天会眷顾到你的。那天，愿望就会实现，幸福也会到来。而在那根橄榄枝落下来之前，你必须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打点好自己的行装，磨好自己的獠牙——亮出来就要反光！
所以，在我看来，当袁世凯不再为回国而写报告时，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争取的方式，一种不再依靠别人而依靠自己的方式。在等待机会的同时，他开始了自我充电，广交朋友，学习西方军事知识，帮助朝鲜国王练兵，总之，一切都在为他的理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军政人物而准备。他没有首先让自己乱了阵脚，他过着简单而明快的日子，他相信他终究会抓住那个最后的机会！
1894年新年刚过，袁世凯的机会就来了。